第4章 祖父
爷爷名锡铭，1912年出生于范县胡洼村，十九世祖，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三，享年61岁。他性格外向，乐观豁达；为人乐善好施，德高望重；对事公道正派，心底无私；对集体以社为家，克己奉公；对社会倡导和谐，乐于奉献……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影响了后人，折服了全村人，十里八村对他有口皆碑。
一
爷爷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身为农民，却思想活跃，崇尚进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战争年代，我四爷是村农会会长，他是青抗联班长，一起在支援前线战争、建设巩固后方中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爷爷经历了农村基层组织体制的每一次变革，担任过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高级社副社长，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饲养场场长、生产队队长。农村干部是不脱产的，当干部要无偿履行给老百姓办事的义务，是农民要无例外地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空闲时间处理社政、队政事务。每天天不亮就要带领劳动力下地干活。社员们出多大力，他就出多大力；社员们流多少汗，他就流多少汗。筑堤、挖河、砍高粱、割麦子、扛布袋算是最重的农活，样样件件都干在前头。1972年麦季获得了丰收，年轻人扛一袋麦子，他也扛一袋，一点也不少。每布袋麦子是120斤，对于一个身体瘦弱、年过60岁、下一年就去世了的老人来说多么不容易呀。在以工分为计酬形式的年代，劳动一天的最高分值是10分工，按付出按贡献爷爷应享受这个待遇，可是他自己坚持要9.5分。事事处处讲奉献不讲索取是受到全体社员尊重、善始善终担任基层领导职务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多以爱社如家来比喻劳动人民的精神境界，爷爷爱社胜过爱家。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蕴藏着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翻了身的喜悦焕发出无限的劳动热情。粮食丰收、六畜兴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当时农村状况的真实写照。村南打麦场上的麦秸垛像我老家的房子一样高大，是物产丰富的最好见证。1955年的冬天，麦秸垛突然失火，全社的男女老少都来救火。当时没有消防车，全靠人力扑救。人人奋勇争先，不甘落后。七八岁的我，看到的是爷爷飞奔似的挑水，不要命地出入火海，使劲地用衣物扑打火焰。作为社长，对人痛惜地说，草垛是黄牛一年的口粮，黄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拼命也要扑灭大火。大家发现，他一边的眉毛和鬓角的头发被烧焦了，衣服出现几个露棉絮的黑洞。
爷爷把牲畜当成自己的命根子。未实行机械耕作之前，牛、马、驴、骡是集体所有制的主要畜力。为了增强实力，他带人去黄河南买黄牛。坐小船返回时，一头牛失足掉到黄河里，二人惊得面色发黄，忧心如焚。因为变卖了两家的家产也值不了这头黄牛钱，自己的家事小，集体受损失事大。欣慰的是船未到北岸，牛已凫过河去。没等抛锚，两人便蹚水抓到牛缰绳，一同上了岸才松口气。牲口多了，啥问题都可能出现。20世纪60年代初，连续死了两头牲口，他心疼得一天到晚不离牛屋，请兽医、煎汤药，照顾得比对自己的子孙还周到。牲口在冬天下了犊和驹，他多次把自己的棉袄和小褥子披在它们身上。1962年又死了一头带着驹的草驴，生产队里人人痛心不已。一位近乎痴呆的老太太因没吃上肉，无动于衷地说：“下一次再死了别忘了给我留点。”一句话刺伤了爷爷的心，性格和善的他高声训斥：“你还嫌牲口死得少呀，真糊涂！”大队饲养场里喂着近百头猪和近百只羊，他以自己的爱心呵护着，白天和饲养员一起割草放牧，晚上住在羊屋里。爷爷善于抓管理带队伍。为了调动饲养员的积极性，每当集镇上唱戏演电影，自己都掏腰包买票让大家去享乐，产生很强的凝聚力。带领社员们劳动，当看到大家劳累时就停下来休息，用笑话、故事来消除大家的疲劳。他有这方面的天资，没文化不识字，却存储着讲不完的古往今来的资料，看一场戏、一场电影能牢记在心。一般说古典故事容易讲，现代的难度大，可是爷爷也能把《平原枪声》《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长篇小说分别讲几天几夜。农闲时、阴雨天听他讲故事是我村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
爷爷的头脑活跃，充满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从我记事起，就常听他讲述八路军在我乡我村守纪律做好事的事情。每天早晨在被窝里给我演唱歌颂中苏友谊、展望社会发展远景的歌曲，“正月里来正月正……”曲调婉转动听，展现出未来“铁路公路网相似，火车跑、汽车行……”以及农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画面。唱完一遍后，我总是请求“再唱唱，再唱唱”，显然三四岁的顽童百听不厌。
既有长远的美好理想，又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1973年5月，爷爷肝癌病到了晚期。一生把粮食生产作为第一要务的他，体重不足60斤。此时此刻惦念的还是集体的庄稼，向生产队班子成员了解庄稼的长势，让他们掐一把麦穗放在病榻上。农历六月中旬，春玉米穗长得像牛角，他要人从两块地里各拔一棵带穗的秸秆竖立在桌子旁。还想了解究竟，反复要求到地边看看。为使爷爷不留遗憾，我们五六个人用小床抬着将他缓缓放在高高的宅基上，老人浑浊的眼球吃力地望着绿色的田野，一种不易觉察的满足感掠过心头。
二
为了集体的事业爷爷公而忘私，付出了自己毕生精力，体现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农民特有的道德风范以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影响了20世纪中叶几个年代的人。在农村农业农民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中，爷爷是极富有人情味的一员。与村里人相处，他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最关心生活上不如他的人。村里有个从山东逃荒来的人口吃，人们不叫他名字，都喊王结巴子。他家境贫穷，度日维艰，农闲时，常常到外地以讨饭为生。爷爷在自家不富裕的情况下经常接济他。有一年，王结巴子得了重病，既无吃的，又无钱看病。爷爷送药送饭，才使他生命得以维持。20世纪60年代初，王结巴子重返山东，生活渐渐有了起色。1973年爷爷患病时，王结巴子带领一家人到莘县医院探病，见了爷爷声泪俱下，断断续续地说：“大恩人你不该有病，我愿替你受罪。”住院的消息传开后，莘县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莘县工作的邻近村人、从胡洼嫁到山东的姑娘以及与胡洼有关的亲戚络绎不绝地前去探望，爷爷感到无比宽慰。
心地善良、同情弱者是爷爷的品格。三年困难时期，我村村民的生活同全国不少地区一样朝不保夕，多数家庭以糠菜拌粮充饥。槐树叶、野菜吃得人们浮肿，棉籽皮和秕子吃得排不出大便，憋得小孩子嗷嗷哭。我家生活属于中等水平。村里约15%的家庭吃了上顿没下顿。在地里干活时，发现有不出工的，十有八九揭不开锅了。爷爷总是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揣上几个窝头送到家里解燃眉之急。不断地施舍，一方面增加了自己的家庭负担，另一方面养成了耐不住饥饿的孩子乞讨的习惯。有个八九岁的外姓小孩，每当家中没饭吃时，就坐在我家大门两边的石头上学羊叫。爷爷明情这是饿的，要么领到家中吃顿饭，要么送一些窝头、地瓜让他充饥。
以和为贵、化解矛盾是爷爷的美德。心底无私、襟怀坦荡是好管事、管成事的思想基础，构建和睦协调的邻里关系是爷爷的出发点和归宿。胡洼村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近千人，家长里短、磕磕碰碰的事经常发生。不管谁家生气吵架他都当中间人前去沟通劝解，控制事态发展，一般情况下，都能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爷爷成为村民信赖的问闲事的人。在处理矛盾时，他明辨是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方法有别。采用淡化冲突意识，劝解双方让步的方法，缓解了村内数起多年的纷争；采用制止以强凌弱、仗势欺人的方法，实现了两姓家庭的和谐相处；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胸怀，阻止争议，成全他人，至死承受着一位族人的误解。在本家也是这样，四爷爷去世早，大爷爷、二爷爷和祖父每年除夕都在一起喝年酒，哥哥醉后就向他发牢骚、泄怨气。他不争辩默默忍受，回到家大哭一场方能排解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全村人喜爱爷爷，除了他甘于奉献的精神与人品，乐观豁达的性格也是一个原因。喜欢说笑话，搞笑料，制造活跃气氛，走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他的笑话多是触景生情，信手拈来。20世纪50年代，我家盖泥土房，垛墙班的人凉水热水啥都喝。大家给爷爷干活都要他烧热水，他答应说：“烧哩！”等了吃顿饭工夫不见送热水，便问他：“热水呢？”他又说：“烧哩！”半个时辰过去了还不见热水，又催问热水在哪里呢？他仍然说：“烧哩！”“你光说烧哩烧哩到底啥时候烧开？”这次用手指着水桶说：“这不是在筲里吗？”爷爷偷换了二者的概念，骗得大伙捧腹大笑，说：“可叫你这个三哥‘坑’苦了，你不给烧水，俺自己烧。”大家在盆盆罐罐里找到十来个鸡蛋，还有一斤挂面，每人来了一碗鸡蛋挂面汤，乐得像梁山好汉智取生辰纲一样开心。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60年后的今天，村上人还津津乐道。胡老汉无儿无女，老两口过日子，与爷爷是好友。70多岁的老伴去世了，胡老汉挺痛苦。爷爷决定分散分散他的注意力，以免悲伤过度。按习惯摔盆子不是孝子不用围棺材转三圈，直接用脚跺碎就完了。爷爷架着胡老汉转，第一圈没反应过来，再转第二圈，到第三圈时老汉醒悟过来了，哭丧着脸说：“这是啥时候呀，你还给我闹哩。”前来参加发丧的人群也被逗得哭笑不得。
三
爷爷的道德人品性格，村上赞誉有加，对子孙后代的舐犊之情更使我没齿不忘。
爷爷在生活上无私地倾注自己的爱，祖孙深情得到无可辩驳的印证。我与爷爷在一起的岁月吃穿住的条件是艰苦的，一年吃不上几天细粮，爷爷总是像一位老农自足地说：“哪能把白面当饭吃啊。”到后来我考上大学，天天馒头大米感到梦想成真了。爷爷每次赶集赶会从没空过手，总要买些包子、烧饼、油条、花生、梨糕之类的食品缓解孙子孙女馋嘴的渴求。吃饱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得到舌尖欲望的满足，爷爷享受的是精神上的快乐。每当爷爷赶集时，我们一迎就是龙王庄村头。过年想得更周到了，除了家庭所需，连孙女的头绳红花、孙子的灯笼鞭炮都是爷爷张罗操办。1965年，我在聊城一中上学时做了个小手术。他骑车到二百里外的学校护理，每天都给我买肉、蛋补充营养，他却一口也舍不得吃，至今回想起来内疚于心。在精神上的关心更胜于物质上的照顾。上初中时，我无端地受到不可名状的委屈。爷爷发现了我情绪上的变化，把我拉到怀里问怎么回事。我慢慢给爷爷磕了个头，说：“我不想活了。”话音刚落，爷爷“啊”的一声哭起来，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顺着消瘦的脸颊滚落在地。我们紧紧地抱着，无声的语言制止了我的莽撞之想。
爷爷无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孙子、孙女、曾孙、曾孙女一视同仁。常在吃饭时，四个孙女无意按年龄大小顺序坐在堂屋的墙基上，爷爷高兴地说，真像大人给你们排了队。吃完饭，小孙女钻到怀里捋胡子，大孙女爬到后面捶背，老二、老三挎在左右两边挠痒痒，好一派含饴弄孙之天伦乐趣。有了曾孙曾孙女爷爷越发地高兴了。曾孙很小就很胖，爷爷下晌后啥事不干先抱一会儿再吃饭。他告诉孙媳，我在家时再给他换尿布，让我看看他的小光腚。一边摸，一边说：“真像一头小洋猪。”生产队上工需听队长敲铃作信号，第一遍做准备，第二遍正式出工。为了能和孩子多玩会儿，敲第一遍铃时，左手抱着曾孙子，右手拎着曾孙女，让他们听完铃声再送回家，然后再带领社员下地干活。去世前一个月很少进食。亲戚朋友给他送些点心饼干类的算是好东西了，可他吃不下，放在条几上，让奶奶分给小孩吃，并一再嘱咐：“别光叫傻子（他对曾孙的爱称）吃，让他姐姐一块吃。”
对子孙后代的疼爱与信赖是统一的。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他不在身上带钱，也没有放钱的柜子，茶几头上就是放钱的地方。一大群孩子没有拿钱的，急需用钱时便开口向爷爷要，这一美德传承到今日形成习惯。我结婚后的第二年分了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四个妹妹、我和爱人立了三个灶分别做饭。父亲在外村当教师很少回家，多半由母亲领着妹妹生活。奶奶是我继祖母，以后怎么过？爷爷在咽气前向孙媳做了交代：“你婆婆住前院，咱们住后院，以后让你奶奶跟你做伴吧。”我爱人说：“爷爷你信任我，就放宽心吧。”爷爷满意地抿了一下嘴。
子孙前程有个好归宿是爷爷终生的愿望。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城乡之间的差别悬殊，姑娘找对象的标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一干二兵三工人，誓死不嫁庄稼人”。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无不希望自己的儿孙脱离农村跳过“龙门”。爷爷也想让我们找个工作，像县城或者乡镇的脱产人员一样，八小时上班，每月有三四十块钱的固定收入，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他也把自己融入理想生活之中，到那时，将穿上丝绸衣裤，用儿童车推着后代的后代漫步在树荫下、柏油路上、花园中，吃上供应80%的细粮，这就是爷爷的幸福观。当事情出现一点苗头，他就欣喜若狂。1971年，我和爱人在济源“五三一工程”搞三线建设，爷爷认为这也近乎当工人。10月份从老家特意来看望我们，见到我已当上连队的文字秘书，更是打心眼里高兴。我工作忙，没时间陪他游山观水，一个人便上山玩，回来时还拿着一大串熟透的柿子呢。在王屋山医院，给他做了脖子上的肉瘤手术，解除了多年的心理负担，回家后逢人就说孙子治好了脖子上的病。从去“五三一工程”上班到民兵师解体，是他心情最痛快的时期。
跟随爷爷生活26年，几乎没惹他生过气，唯一不高兴的一次也是发生在我的发展前途上。1964年，我考上聊城一中，学了两年高中课程，因搞“文化大革命”失去升大学机会，于1968年毕业回乡。受20世纪60年代初董嘉耕、邢燕子等中学生在农村大有作为的影响，对于在家务农也没太大的失落感。一次爷爷躺在床上，我坐在床沿谈起今后的出路。爷爷坚持让我寻机会找个工作，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说在家干也一样。爷爷以亲身经历苦口婆心地劝导我，我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无可奈何地扭过头去不说话了。当被实践折磨得狼狈不堪时，方体会到爷爷当时内心的痛苦。当时反驳爷爷，是用冰水激冷了他火热的心。后来他继续启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农村一直当干部吗？目的是有一个好的政治背景，说不定能创造一个你参加工作的机会，至少成不了累赘。”情真意切的话语让我惭愧，催我奋进。我择机而行，找工作无门路，就去搞副业（打工），把挣到的200元钱一分不留地放在爷爷的病床上。现在看这些钱微不足道，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因为一个劳动力干一天的工值是一毛钱左右，一年收入不足40元。爷爷不收，说日子长着哩，你们留着花吧。我拿出100元买了棺木，30元支付了买药欠的账，5元为他买了个大西瓜，剩下的65元用作衣料和发丧的钱。恢复高考制度后我考上大学，毕业到油田工作，子女各得其所。每年春节都把爷爷、奶奶、父亲及列祖列宗的牌位请到家中供奉，照应了宋朝诗人陆游说的“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句话。
四
不可医治的肝癌映衬了爷爷一生的悲壮。几个月前还能扛120斤布袋的人，半年后突然病倒了，不敢想象这是真的。爷爷是个“铁人”，在患肝癌以前，任何病都不当一回事。年幼时，春节放鞭炮炸伤了眼睛，眼珠红肿得像个大红枣，照常玩耍。因为兄妹多，大人也没给他治疗，眼睛坏得越来越厉害。一天晚上，突然听到“啪”的一声，眼球爆裂了，爷爷疼得死去活来，可他一直忍着不吭声，从此失去一只眼睛。爷爷自己一生不看病不吃药，感冒时，架起车子推上两车土，出出汗就算治疗了。春天爱烂嘴，嘴唇红肿之后就流脓血，撕块白纸粘上再抹点香油完事，照常吃热饭不怕烫。喝面条给他盛第一碗，五六口人的碗还没盛完，他就把热饭喝完了。经常烂嘴跟吃热饭有直接关系。他从不把病痛当回事。一次，用镰刀削陀螺哄我玩，不小心削掉一块肉，他一点反应也没有。鲜血染透了陀螺，他笑眯眯地说：“这下不用买颜料了。”
1973年春节之后，爷爷感到身体不适，但没放在心上。他的饭量越来越少了，这引起父亲的关注。听说台前的医院善治这种病，父亲就带着爷爷坐车去了台前。做检查的费用没带足，父亲当天返回筹措。爷爷听到光检查就要花不少钱，到哪里弄去，索性不看了，第二天一个人步行回到家，一头倒在床上再没有站起来。台前距胡洼60多华里，身体健康的人走下来也需近一天的时间，身患重病的人走完这么远的路，需要何等的毅力，忍受何等的痛苦啊！
父亲逼迫着爷爷到莘县住了院，近一个月的治疗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只好回家自己调理。麦收前我搞副业回来，没进屋父亲就对我说，你爷爷的病治不好了。我急切地进去一看，病床上躺着一位皮包骨的老人，胸部肋骨被恶性肿瘤顶得高高隆起。此状给我当头一棒，灾难为什么降临到全村的大好人头上？爷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给我说过，与亲人悲痛诀别有三个高潮，一是咽气，二是成殓，三是入土，其他时候可以控制，这三个环节无法把握。我的情感怎么来得这么快呢，“爷爷”二字还没喊出来，就跑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放声哭了三声。之后赶快回到爷爷的跟前，安慰他说：“咱有钱了，请最好的医生，买最好的药也要给你把病治好。”爷爷眼眶里充满了热泪。从此，我用心陪伴到他去世，40多天一刻也不愿离开。
癌症的后期是剧疼的，肝癌尤甚。周总理在麻醉药品和镇静剂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对身边人员说：“我痛得实在受不了，可不可以让我哼哼几声啊？”可见吞噬人体细胞、榨干浑身血肉的癌症何等残酷无情。爷爷疼痛厉害时把头扭到里面，嘴里咬着被单，一声也不喊。20世纪70年代初，对于癌的认识还不普及，农村更是一无所知。现在有杜冷丁针剂可止痛，那时农村连药片也不知道服。今年，我父亲的一个学生患肺癌，其儿子是亿万富翁，家境阔绰，治疗条件优越。晚期的痛苦逼他说出这样的话，为人不能太有钱了，受罪受到孩子让我多活一年时间。怪不得不少病人都想着安乐死呢。爷爷也有寻死的动作，他用牙咬过胳膊，咬过自己的舌头。父亲和我寸步不离，常用筷子别住牙齿才避免咬伤。
爷爷一生为别人付出多，自己的事想得少，即使到了生命垂危之际也不想给别人找麻烦。去世前一个月基本上不吃东西了，十天八天大便一次，每次都由父亲或我携抱着去厕所。他认为当着儿媳、孙媳、孙女的面不方便，担心因自己的病招来苍蝇别人不舒服，让人制作了两个和尚用的马尾拂子进行扑打。生怕身上的异味刺激别人的鼻子，就令孙媳为他洗头。农历六月，天气炎热，他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对我们说：“我不行了，别在屋里烧纸。”想的还是怕别人热得受不了。
病倒在床，亲戚邻居好友来看望的不间断，大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向他告别。我二爷来探视，不由自主地说：“总觉着你得操办我的事哩，没想到你走在我前面了。”两人相对流泪，我搀扶着老人走出屋门。当月中下旬爷爷进入昏迷状态，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天他剧疼难忍，认为自己不行了，竭尽全力说：“快抬小床来。”意思是为了不让孩子花钱，死后放到小床上埋了就行了。父亲决定，棺材已做好，破例抬进屋让他看看吧。同时，父亲又穿上他的送老衣。见到这些，爷爷说了一句话：“这得花多少钱啊。”
农历七月初二下午，爷爷的心脏停止跳动。撕心裂肺地哭喊，再没唤醒长眠的爷爷。一则噩耗从我家传出，一种悲伤的气氛笼罩着礼仪之邦的古老乡村。我第一次品味到悲痛欲绝的含义，第一次产生少了顶梁柱的失落感，第一次听到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惊天动地的哭声。一批批男宾为他施十二排大礼，一群群女眷为他焚金烧银。同村张姓媳妇号啕大哭，嗓子都哑了。胡姓的老太太说：“咱庄上的大好人死了，真叫人心疼。”生产队社员都来料理后事，全村的人停工为他送殡，大队破天荒地为他举办了追悼会。悼词对爷爷的一生评价情真意切，发出向他学习的号召激荡人心。
爷爷的精神永存！
启示与传承：
家庭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通过对集体克己奉公，对社会乐于奉献，对事公道正派、心底无私，对人乐善好施、悯济世穷的记述，在爷爷身上折射出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反映民族特征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奋进态度和施仁布义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为形成和规范我门家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爷爷去世40年了，其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脑海。爷爷以德传家，子孙得以继承。在油田机关工作，大家说我是个“好人”；郑州大学读书，同学们说我“德高望重”；与家乡人交往，说我“在胡洼没有一个人说错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倘若有些爷爷的影子，都是人格道德行为传承的结晶。化爷爷的遗愿为现实，走的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这条道路，动力之一来自爷爷，我没有辜负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