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盛世气象

朱元璋的“经济奇迹”

一、朱元璋的困境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草根的开国帝王，朱元璋一生不停地在创造奇迹，他的帝王生涯里最低调却意义深远的一个奇迹，当属经济奇迹。

这个奇迹有多奇？可以先瞧瞧大明朝开国时那惨淡的经济状况。

元朝九十七年失败的统治，诸如乱发纸币等政策，几乎都是搜刮多、建设少。国家连年闹灾，元朝统治的最后二十五年，大规模的蝗灾就有十九次，大饥荒十五次，水旱灾五十九次，可谓天灾人祸齐集。十七年惨烈的元末农民战争，其战斗密集程度之高，过程之惨烈，波及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只说百万人规模的城池攻防战，就有高邮之战、洪都之战、平江之战等，昔日繁华的城池，几乎都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至于战争范围，更是空前扩大。红巾军的北伐一直打到辽东，南方的福建等省更是内乱频频，而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两位枭雄争天下的主战场则是传统经济区长江流域，大江南北，几乎都给打烂了。

即使与之前几大封建王朝相比，也可看出明朝此时局面有多难：唐朝开国，虽然也历经战乱，但一个事实是，唐之前的隋朝后期，固然倒行逆施，横征暴敛，但隋王朝自身丰厚的钱粮储备，还是成了后来唐王朝开国治天下的家底。接下来的北宋，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得到的是一个历经后周两代帝王苦心经营初显繁荣的国家，更何况当时五代诸国中，如南唐、后蜀等国，自身经济基础也不差，这些全都给北宋的繁荣打了底。元朝一统天下，先有忽必烈在北方的苦心建设，后又全盘接过南宋的富庶家当。要论开国的本钱，比明王朝此时更惨的恐怕也只有两汉王朝。

如果就经济条件来说，无论人口还是土地，两汉开国的局面都不比明朝好多少。所以无论西汉高祖刘邦，还是东汉世祖刘秀，开国后的第一件事都是休养生息搞发展，就算边境上匈奴闹得欢，也都打落门牙忍下这口气。

但就这点说，明朝却比两汉还要难：两汉尚且还能忍一口气，求个和亲，争个和平环境，而明朝，却连这条都没得争。

看看明朝的历史年表就知道，朱元璋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大明王朝的统一战争并未真正结束，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大军还正在浴血奋战。一直到这年七月，明朝才攻克元大都，驱逐元王朝，随后又一路北进西讨，发动对元朝残部的征伐，相继收复山西、陕西、甘肃各省并招抚收服青藏。这期间双方在北方进行了多次十万人以上规模的大会战。一直到洪武五年（1372），北方才暂时太平。一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才平定云南，彻底扫平南方。然后洪武二十年（1387），明朝收复辽东。换句话说，仅完成国家的统一战争，大明王朝就断断续续用了二十二年，更何况与元朝残余力量即北元王朝的对峙，更是用了朱元璋一生。

这就是明朝此时的困局，一个经济疲敝的江山，没有和亲妥协的可能，却要在支撑长期战争的同时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稳定。仅此一项，便是艰辛的任务。而要开创盛世，奠定伟业，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这个难上加难的事，明王朝却办成了，三十年的苦心经营，明朝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两手抓两手硬，不但统一江山，追亡逐北，横扫北元，更缔造了一个足以笑傲青史的“GDP成就”：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王朝的耕地总数达到八百五十万顷，比宋朝的最高数据多三百多万顷，更是元朝最高数据的四倍。国家是年的税粮收入高达三千二百万石，是元朝最高数据的三倍。全国人口根据后世的估算，接近六千七百万人，突破了此前中国历史的人口最高纪录。国家财政储备方面，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记录，各个州县的府库都粮满仓，甚至存到“红腐不可食”，政府富得流油。老百姓的生活又如何呢？有当时民歌可以佐证：“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开国时期经济贫困、民生凋敝、内忧外患、战火不息的明王朝，历经三十年治理，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经济繁荣、生机勃勃的国家，这就是朱元璋缔造的大奇迹——洪武盛世。

二、移民建设，两腿走路

“洪武盛世”这个奇迹，朱元璋是怎么实现的呢？

历代封建王朝，打完天下后治理天下，方法基本一脉相承，简单说就是四个字：休养生息。

所谓休养生息，字面意思就是全天下都休息：朝廷爱惜民力，轻徭薄赋，勤俭节约，经济慢慢恢复。

但明初经济困顿之深，不是省点儿零花钱就能解决的，大量劳动力的减损和土地荒芜，仅靠轻徭薄赋的自然恢复更是远远不够。就像一个遭受重创的伤者，如果要想恢复健康，休息和护理固然重要，强心针有时候更是必须打。

强人朱元璋面对的问题同样如此。于是朱元璋就像当年白手起家的时候一样，从登基开始，便运筹布局，以其精准的眼光和坚忍的胆略，为大明王朝的肌体打入了三支重要的强心针。

第一支强心针，是风险最大的一针，历史上称为“洪武大移民”。“洪武大移民”，即明初开始的移民垦荒运动，也就是为解决明初各地地荒劳力少的难题，利用中央集权的行政能力，将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整体搬迁移至人少地区定居。

这个办法并非朱元璋首创，在中国古代史上也不罕见，秦汉时期就有皇帝用过，比如秦始皇开发河套，汉高祖至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多次迁移中原地区的大族到关中地区居住等。但和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相比，之前的历次移民运动，都可谓小巫见大巫。

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对象比较固定，主要是人口稠密的江西、江南、山西三地。但移民的目的地，范围却极其广大：往东到辽东，往北一直到内蒙古地区，往西一直到甘肃地区，往南甚至一度到了云南南部地区，覆盖范围之广，可称历史之最。

至于移民的次数和规模，放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可以说庞大到恐怖：从明朝开国前，迁移苏州百姓到凤阳开荒算起，朱元璋在位时期，仅《明实录》和《明史》中记录的大规模移民，就有十三次之多。前后迁移的人口，有数字可考的，加起来有一百六十万之巨。学者陈梧桐在其著作《明史十讲》里提到，真正的数字很可能突破三百万人。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

后世很多史家说到这里，就开始诟病朱元璋，说这场史无前例的移民运动给百姓带来惨重的苦难。但必须看到的是，持续三十年、前后十余次的移民运动，固然制造了无数家庭的分离，可相较于中国历代几次重大的“政府性工程”，诸如秦长城、隋大运河之类，明朝这场规模更加空前的迁移运动未曾酿成类似前代的变乱，仅此一条，就足以值得后人正视。

而且一个后世正史都承认的事实是，在从头至尾的整个移民过程里，政府对于移民的待遇允诺，几乎每一条都完全兑现，税减了，路费发了，安家费有了，背井离乡的移民们，在全新的家园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从此开始了新的拓荒。强人朱元璋治下的大明朝廷，以其高速的效率和强力的执行力，完成了空前的人口迁移。

随着十数次人口迁移的完成，大明王朝的人口布局和劳力分布，逐渐发生了改变，诸多原本荒芜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劳动力，经济开始高速回升。对于明朝经济的复苏乃至中国的人口版图布局，甚至缩小地方经济差距、促进民族融合，这件事都影响深远。

但就明初的经济困局来说，这一支强心针，显然远远不够。

于是，在大规模移民的同时，朱元璋又紧接着打了第二支强心针，这支针按照现代的说法，叫公共设施建设。

比起“洪武大移民”百万人的迁移规模来说，朱元璋的公共设施建设力度，也是同样强大。

但从操作难度说，这件事同样不是闹着玩，技术含量高，执行细节烦琐，风险更大，当时最近的反面教材就是元朝灭亡，所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个闪失就会出大事。

公共设施建设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财政实力，也就是政府的经济实力是否承受得起。二是可行性，必须抓最紧要的地方进行建设，避免做无用功。三是执行力，好政策得落实到位，上至技术构思下至工程进度，所有细节都要抓。

而朱元璋的做法，套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话就是：“有多大荷叶，包多大粽子。”

朱元璋的水利工程，从打天下的时候就开始修，早在至正十八年（1358），他就设置了专门负责水利的营田使，负责人就是其麾下的名将康茂才，从那以后，每打下一块地盘，就修一处水利，确保了辖区内的农业生产和军用供给。

等到明朝开国后，水利工程更成了朱元璋治国的头等要事，他登基第一年就下诏：民间凡是有关于水利事务的奏疏，必须立刻奏报。但执行起来，却是循序渐进。开国的头几年，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富庶的江南和淮西地区，比如先于洪武元年（1368），修和州水堰二百多里，五年后，又大修嘉兴、松江地区水利，动用民夫万人，不但疏通水路，更开上海胡家港一千二百多丈，打通海运要道。

随着明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日益稳固，水利工程项目扩展到全国，广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都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然而，这些水利工程并不是盲目地修，而是和此时明王朝诸如移民、屯田之类的大动作息息相关，哪里开荒种地，配套的水利工程就立刻跟上，种到哪儿修到哪儿，生产和灌溉无缝对接。

朱元璋的苦心并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明朝的水利工程成果取得了极其惊人的成就：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王朝修筑塘堰40987处，河流4082处，堤坝5048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朱元璋一辈子修了那么多水利工程，但对于这条主干道，态度却极其慎重。洪武时代明朝的北方物资供应还是以屯垦为主，海运补给为辅，大运河这条南北大动脉的完全恢复是明成祖朱棣时期的事情。

水利工程的全面铺展，也为明初开始的垦荒热潮推波助澜。经济的复苏增长，从此开始加速。

除了兴修水利外，朱元璋终其一生，还大力整治大明朝的公共交通，修治了连接各省的驿道，并设立了完备的驿道管理和考核制度。被翻修得焕然一新的江山，也因此而重新连成一片。

明王朝打下了这一支强心针后，效果立竿见影。交通的恢复与延伸，不但提升了政府行政的效率，更连通了工商业往来。

三、两道诏书，惠泽千秋

上面两支强心针，之所以打得如此顺利，与朱元璋打的第三针有关，这一针与其说叫强心针，不妨说是活力针。为大明王朝乃至中国古代史注入新活力的，是他在位时期的两道看似不起眼的诏书。

第一道诏书是载于《皇明诏令》中的《正礼仪风俗诏》，其中有话：“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意思是佃户见了自家的地主，无论年龄大小，要行小弟见兄长的礼节，如果双方是亲属，那么不论地主与佃户的身份关系，都要行亲属的礼节。

第二道诏书发布于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五月，朱元璋给工部下诏，命令“在京工匠上工者，日给柴、米、盐、菜”，又规定“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这两段诏书的意思连起来是：在京城服役的工匠们，在干活的，每天都要补助柴火米粮和油盐蔬菜，没有在工作的，虽然不发这些东西，但他们也可以干别的营生，不要因此拘捕他们。

两道诏书，第一道讲的是佃农见主人的礼仪，第二道讲的是工匠在京城干活的津贴。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放在封建社会，却都是不简单的大事。因为这两道诏书对应的，是之前元朝关于平民的两个底层制度——佃农制度与匠籍制度。

佃农制度，也就是佃户和地主的关系制度，这制度发展到元朝，已严苛到极致：元朝的佃户，差不多就是地主家的奴隶。《元典章》里明文规定，地主和佃户之间，要行严格的主仆之礼，甚至地主打死了佃户，也不过是打板子赔钱了事（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所以元朝统治的九十多年间，没有土地的佃农过的就是非人的生活。

朱元璋这样一改，情况就不一样了。原本是尊卑有别的主仆关系，这下成为“少事长”的兄弟关系，虽说还是地主高，但地位一下子拉平了。再想拿佃农当牲口使唤，法律首先就不答应。

而且朱元璋不是搞形式，接下来规定：地主如果打死了佃农，照样杀人偿命，打板子赔钱都没用。如果地主想要佃农替自己服劳役，那没问题，但得给佃农劳务费，法定价格是“须出米一石，资其费用”。拿着佃农当奴才，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的“好日子”，至此到头了。

与第一道诏书比，第二道诏书的影响同样极其深远：给工匠们发津贴，看似小事，触动的却是之前元朝手工业的重要制度即匠籍制度。

所谓匠籍制度，就是将全国的工匠们编订成专门户籍，入籍的工匠，便是匠户，一个工匠不入籍，就等于没活路，如果入了籍，不但一辈子干这营生，而且子子孙孙，世代都要干。

元朝实行匠籍制度，主要为了用工方便，要干个什么活，直接按匠籍抓人。干活的工匠，不但路费要自理，来京城的生活费要自备，而且干活也没酬劳，只有一些粗劣的食物，且绝不允许其间做别的营生糊口，抓到就是重罪，命运极其悲惨。

明朝初建时也沿用了这一制度，工匠们的命运随着改朝换代依然悲惨。直到洪武十一年的这份诏书，一切才开始改变：给工匠们发津贴，数额虽不多，但日子总算好过了。更重要的改变，在这事儿八年之后发生了：洪武十九年（1386），明王朝正式规定，各地匠户每三年上京服役一次，每次不超过三个月。这样一来，工匠们终于不需要常年服徭役，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家的营生。又过了七年，即洪武二十六年（1393），法令再次修订，按照工匠们工种的不同和路程的远近，重新编订服役时间，这些轮流服役的工匠，便被称为“轮班匠”。而在皇宫内府服役的工匠，更可按照工种每月领工钱。这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演进，却堪称匠籍制度的重大突破。

说重大，是因为这样的突破不止工匠们拿钱多了，自由度大了，服役期短了，最重要的是其身份的演变。朱元璋身后，在明朝永乐年间，工匠们终于有了更大的自由，服役也有工钱拿，而且服役以外的时间，更可以自主从事营生。按照《明会典》里的话说，就是“自由趁做”，他们有了自由。

佃农有了身份，工匠有了自由，这便是朱元璋一生执政中另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原本被紧紧捆绑在元朝等级制度上的草根，从此可以在新的王朝自由地舒展，佃农们可以挺起腰杆干活，工匠们更不会被强迫劳动，而是有了更多创造的机会。仅从两个事实，便可窥见这个成就的意义：1．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农民开垦新荒地的数量，几乎每年都是滚雪球般增长，明朝建国的头十二年，即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十三年（1380），明朝的新垦荒地就达到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而洪武二十六年的耕地数目，更是洪武元年的四倍还多。中国古代史上再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农业腾飞奇迹。2．明朝的手工业，在经历了洪武时代的累积后，特别是陶瓷、丝绸等行业，一反元朝时代的粗糙形象，重新焕发出生机。比如陶瓷业，洪武元年一片废墟的景德镇，到洪武晚期，已重新成为陶瓷重镇。制作工艺方面，永乐时期的锥拱、脱胎，宣德时期的镂空，这些明朝独创的新技术，今天依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而这一切，毋庸置疑，正来自洪武时代不起眼的改变所激发出的强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