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明朝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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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铁腕反贪,真的失败了吗?

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近乎铁腕的反贪手段,全国的官场上,几十年里血雨腥风,对贪官污吏的惩处方式极度凶残。但后人的一句吐槽,也是随之而来:你朱元璋这么拼命反贪又怎样?不照样失败了?

那么问题来了,朱元璋的反贪,真的失败了吗?

是不是失败,得先明确一件事:朱元璋为什么要反贪?

这句话的背后,是至今很多嘲笑朱元璋的人没有看到或是刻意无视的真相:草创的大明王朝,贪污腐败的状况,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通常来说,新生的封建王朝,吏治都会相对清明,为什么偏偏明朝到了这个地步?首先就得说说之前那个刚灭亡的元朝。那个堪称中国古代史上空前腐败的王朝,别看已经被打回到草原上,但贪腐的流毒却依然蔓延:元朝腐败的基层吏治,在明初的农村越扎越深,大批元朝时就耀武扬威的衙门小吏,依然钻着各种空子狠捞钱,甚至就连朱元璋派出去的知县,都曾有过被当地小吏捆绑吊打的经历。

但比这更严重的,是明初开国团队的迅速腐化。作为一个以农民起义起家的草根政权,明初这些苦出身的开国功臣,在得到了权力高位后,迅速腐化,全在忙着甩开膀子捞钱,甚至和地方土豪劣绅勾搭连环。中央各级高官,也是比赛钻国家空子,比如著名的大明宝钞,每次发行都被中央衙门私自截留一百多万,浙江百姓每年的摊派赋税更多达七百种。各省送交中央的税粮,竟然闹出了还在路上运输就被沿途官员瓜分光的笑话。初建的大明王朝,短短几年,就迅速腐化成贪腐王朝。

如果单看这几年明王朝的吏治,莫说未来的几百年社稷没影,亡国都绝非危言耸听:明朝建国的头三年,各地仅军户就逃亡四万多,大大小小的农民暴动三百多次——全是腐败惹的祸!

这样一个前朝贪腐流毒深入骨髓,甚至又在疯狂滋生的局面,如果坐视不理,那就将重演之前一千多年里各种农民政权短命败亡的历史悲剧。好不容易天下一统的中华大地,极有可能陷入新一轮暴乱。于是,朱元璋果断做出了选择:刮骨疗毒!


比起这被无视的反腐原因,同样被妖魔化的,是朱元璋的反贪措施,许多人在津津乐道朱元璋残忍的反腐手段时,忽略了他的另一个影响历史的创举:制度先行!

在对举国贪官污吏举起屠刀前,朱元璋费尽心思,创立了一套明朝特色的官员监察制度:每一个新任地方官,都要拿到一本《授职到任须知》,里面写了地方官任内应该做的各种工作与注意事项,每一条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覆盖整个官场的考察模式,以及能够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监察御史制度,从洪武三年起,有条不紊地建立起来。元朝时漏洞百出的官场制度,终于被安置在朱元璋特制的监察铁笼里!

然后,就是朱元璋的雷霆手段了,世人常诟病他近乎严苛的反贪政策——贪腐六十贯钱就扒皮塞草的酷刑。但如果参考元朝初年的物价的话,六十贯钱已经是非常高的标准。在一整套监察体制建立以后,明朝官场的暴风整顿,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展开。从洪武五年起,陆续有贪腐分子落马,到了洪武九年时,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全国落马的官员总数突破万人,以反贪名臣韩宜可的奏报为证:各省的驿道,几乎都被押送犯人的囚车堵住了。而凤阳地区的农田里,更有大批白白胖胖的犯人在含泪劳动——全是正劳改的贪污犯!

很多人都在诟病,朱元璋的反贪,是否会反出冤案,但是,只要参考过元末明初的腐败状况,就知道这其中绝大多数落马官员,都丝毫不冤:地主勾结地方官,用烧红烙铁逼迫农民分摊税粮的凶残场面;国家公章可以随便用,乱盖章分公款的雷人现象;基层小吏勾搭连环,架空地方官的恶劣风气。而唯独与之前历代王朝反贪不同的是,朱元璋这次采取了绝对零容忍的策略,在前朝反贪里可以从宽权宜的罪名,在他这里没有丝毫转圜——贪腐,就要付出代价!

洪武十八年,横扫了举国腐败分子的朱元璋,又朝着元朝以来另一个痼疾开刀——地方豪绅勾结官员。这个下刀处选在了此恶政的重灾区——江南。一场郭桓案,不但刨出了贪腐四千万税粮的户部侍郎郭桓,更是顺藤摸瓜,把江南豪门勾结朝廷官员偷税漏税的黑账全查了个清楚,整个江南地区三万多人犯罪!大明由此追回了大量税款,更叫百姓免于沉重负担。只要参考下明末年代,江南东林党勾结朝中重臣偷税漏税,活活害死明朝的教训,就知道朱元璋这一刀杀得有多狠!

比起这些知名的“残暴”事,相对被忽视的,是朱元璋“温柔”的一面:对清官的奖励政策。

与严惩贪官相对应的,就是朱元璋对清官的表彰。只要地方上涌现出廉洁清官,朱元璋会极力表彰,给予优厚的赏赐,有时还有奇葩的表彰方式:每三年一次地方官进京述职,他都会给各位官员赐宴:凡是考核表现优秀的,坐着吃香喝辣。表现普通的,那就得站着吃,没吃两口就腰酸腿痛。但这还不是最惨的,门口还有一群考核差的,排队在那里候着,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直到宴席结束,饿得眼冒金星,才能离开。

而且这还不算完,大明每个村的村口,都有旌善亭,哪个官员做出了好业绩,立刻就写上,回家探亲时除了赐米赐绸缎,还专门派乐队鼓乐开道,保证红遍全国。至于犯错的官员就惨了,就算能逃过死罪,犯过的错也要写到各村另一个亭即申明亭上。而且家门口上也要写明犯罪事实,专供过往群众参观。

正是在这样的重手整肃下,明朝诸如移民兴修水利等建设,才能在清明的吏治环境里火热展开。这一伟大成就,就连清朝人编修《明史》时也给予高度评价:吏治澄清者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