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岸:钟文诗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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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2日上午10点,上海武警医院病房区。钟文半卧病床,面颊消瘦苍白,半闭着眼。我握着他嶙峋的左手,开场白简单明确——我承诺,一定会为你出版这本书。他头脑清楚,微微一笑,点点头。这是最后的告别。当天下午他昏迷不醒,直到5月7日凌晨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应该和一个诗歌事件有关。1980年秋,在北京郊区定福庄,由《诗刊》副主编邵燕祥主持全国诗歌讨论会,这是公开争论“朦胧诗”的序幕,后称为定福庄会议。在对“朦胧诗”刀光剑影的围攻中,杀出有血性的“四条汉子”,他们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钟文。那年头,我们正忙得四脚朝天,后来才听说这件事。

记得1981年隆冬,钟文在北京开会因急病住院。他穿着军用棉大衣,苍白消瘦,一副书生模样。探视时间早就过了,我们在医院门外小聚,有合影为证:钟文、顾城、杨炼、唐晓渡、牛波和我。没有会客室,也没有小饭馆,刮着西北风,冷飕飕的,谁也坚持不了多久——我们哆哆嗦嗦,互相取暖。

如果逆流而上,八十年代可谓现代诗歌的上游。那年头,四川诗人呼啸成群,集结在成都。军师钟文出谋划策,跟着摇旗呐喊,要说起来当年翟永明和欧阳江河都是他的学生。播下诗歌的种子,从成都出发,再沿铁路公路小路延伸到罕见的人迹中。

钟文在“文革”后期从上海到自贡下放劳动。他有两三百本藏书,于是亲手编写了《文学描写手册》,半公开售卖,赚了第一桶金,尝到甜头。后来从自贡到成都,摇身一变,成为成都大学的老师,他借助电大的新媒体,开了两门课,浑水摸鱼捞下金银。

1985年是转折点。他从成都到深圳,水涨船高,跻身为深圳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再往前跨一步,仅仅一步,他混进香港的金钱世界。顺着风向标,我跟着他亦步亦趋——同年春,我也下了海。我在北京昌平县踩河村飞达公司听差。业务范围除了导弹以外,主要是出口转内销,倒卖盘条,试图搅乱彩电市场,再加上所谓商演,赔本赚吆喝。据说进京还捎带一货车的臭带鱼——各种演绎版的传闻。我们忙乎了大半年,连生意的边儿都没沾上,心里倒踏实,我再回到书桌码字。

钟文曾这样写道:“我十分欣赏客家人对人的命运的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天命所归是人用什么力量也拗不过来的。”

那真是天命。1990年夏天,我在巴黎见到钟文。先通电话,约好在巴黎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我们互相打量——我失魂落魄,跟流浪汉差不多;他住在难民营,但衣着优雅,对未来充满信心。午饭后,我顺手把一个信封塞进他口袋里——这是我刚在蓬皮杜中心朗诵的酬金。四海之内皆兄弟,没的说。

次年冬,眼见着钟文的灭顶之灾,被助手卷走了大部分存款。苍天在上,居然和助手共享银行账号的签名权——他可真够糊涂的。估摸有一百多万法郎,对我来说那是天文数字。真为他着急,心里咯噔一下——看来流浪者与流浪者完全不一样。

冬去春来,接着地气缓了过来,他开始做小买卖。从山地自行车服装到丝绸生意,慢慢走上正轨。记得1993年圣诞前夜,钟文在他家约我和几个朋友小聚。我喝多了,反复唠叨这句法文“beaucoup, beaucoup de problèmes”(很多很多问题)。圣诞树的彩灯一闪一闪。是啊,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那是我的艰难时刻,其实钟文也如此。躺在他家的沙发上,我半夜醒了过来,还是重复这句新学的法文。钟文为我盖好毛毯,像哄孩子般安慰我。

那阵子,宋琳家住巴黎三区,送孩子上学,几乎每天早上都能见到钟文,互相打招呼。钟文推着小车送货,颠簸在鹅卵石路上,叮叮当当,沿着店铺门板回响。他自食其力,毫无老板的架子。

仗着腰板还算硬朗,钟文爬上小山坡,喘了口气。我算了算,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他刚五十出头,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于是从巴黎挪向上海。

他和一个法国人在西湖边聊天,谈起职业选择。他说,如果我现在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做商人。为什么?因为教授在智力与能力上的挑战越来越小,中国的教授是很平淡,甚至很中庸的一种职业(自然科学另当别论),我们这一代人中大量的是人云亦云的抄书匠,如此而已。商人不一样,做商人在智力和能力上是对人的潜能的巨大挑战,成功与失败每天都在考验着他们,所需要的能力远远不是读书抄书这么简单。他们面对的世界非常之大,因为这一切,我情愿去做一个商人。

看来天命不可违。九十年代末,钟文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从巴黎搬到上海,成为欧罗福国际集团远东区总裁和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如果野心像深渊,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1999年夏天,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咖啡馆,钟文和一个法国的中国通喝白兰地抽雪茄。中国通说起一笔生意,涉及法国电力公司,打算把法国的几个火力发电厂,低价甚至无偿拆迁到别的国家或地区,当然针对的是第三世界。假如只花一欧元,可买下一座法国火力发电厂——这是多大的诱惑,做生意堪比赌博,而梦想却比金钱远大得多。

再说,法国人一点儿都不傻,他们早就准备取代火力发电厂了,顺便给中国送去厚礼。钟文当然也不傻,中国能源需要的是时间差。

盘算小九九,一步一步向前推演——从法国电力厂拓展到全球绿色能源计划——这是钟文梦想的王国,但想想都后怕。硬着头皮,他与美国通用(GP)、英国石油(BP)和日立等公司的老板们一起合伙共谋,相当于“八国联军”。看来他是站在深渊边随时准备跳下去的人。

规避商业机密,钟文几年后在香港跟我闲聊,谈到他的庞大计划,我听着都犯晕——除了诗歌的逻辑,还有金钱的逻辑,加在一起,他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冲向风车。再加上文牍的逻辑,他沿着字里行间跋涉,终于获得联合国的正式批准。自称为“历史性的文件”,却需要全球绿色联盟计划的先决条件。他想得美,紧紧抓住一纸公文,喜极而悲。

2002年冬天,我陪母亲去上海和苏州小住。我被镇住了:钟文快成了上海滩的老大。他的坐骑是美洲豹(Jaguar),据说是上海头一辆,从英国直接运过来的。司机小张戴着白手套,毕恭毕敬。他派头可大了——无缝流线后背发型,皮鞋锃亮,意大利手工西服,加上淡淡的男用香水。他周旋于官商之间,茫茫然,目光不太容易对焦。

顺手,他把上海作协那栋小楼(巨鹿路675号)包租下来,先让文学靠边站。他还开了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餐厅,高朋满座。我把外甥女介绍给他,担任英文翻译。当然了,我和母亲也蹭车沾光,包吃包住。坦率地说,在上海待了三天,我东闻闻西嗅嗅,估摸是被那股男用香水味儿熏着,在上海迷失了方向。

2006年秋,世界的舞台转换,我和钟文相聚在纽约。他刚见过通用公司的老板,前不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会谈,为了绿色能源和绿色美元而干杯,据说还登上了报纸。我们请了一个学中文的美国小伙子专程陪同,钟文在新大陆实地考察。

在纽约,落叶飘飞,就像日子那样任意挥霍。我们住在曼哈顿西中区的小公寓,他蜷缩在小沙发里,感叹人生,生意无常,看来还是平头百姓,平起平坐。问了问我的难处,他顺手写下一张支票,捐了两千欧元。后来他半开玩笑问我,是否背后骂娘。没这回事儿,我应道,钱多钱少,都得感谢金主们的支持。

我2007年8月从美国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次年夏,钟文到香港出差,在尖沙咀马可波罗酒店下榻。他身体虚弱,闭上眼说话,像生病的大鸟。据他说是一种怪病,译成“运动神经阻碍症”。我问他,倘若闭上眼谈判,和那些大老板们怎么周旋?他摊了摊手,苦笑,无可奈何。

每隔一阵他专程到香港,陪模特夫人和两个孩子住同一家酒店,紧挨着“购物天堂”的海港城。我们俩先在餐厅聊天,接着家人搂着大包小包,我们一起吃顿晚饭。钟文闭着眼,他夫人目不转睛,停在某处,和橱窗的模特差不多。

一想到从“八国联军联合国全球绿色联盟”到环保利用焦炉煤气零污染燃气轮机、绿色美元,直至不夜城高档橱窗、英意晚餐菜单、侍者表情、模特脸色,我就烦透了,再也不想去那鬼地方了。但为了友谊干杯,怎么办?我提出唯一的条件是,钟文本人到我家吃顿便饭。他终于来了,喝红酒加上家常便饭,他突然睁开眼睛,谈天说地,聊到深更半夜。

2012年春,我在香港中风,后来赶到上海,在一家针灸诊所治疗。当天晚上,虽有严格医嘱,还是忍不住跟钟文通了电话。他惊呼,非得赶到酒店过来看我,哪怕只待一个钟头。

我们在大堂咖啡厅小聚。钟文是半个盲人,我是半个哑巴,同病相怜,但还挺乐呵——在真实的处境中,这才是坚不可破的友谊。

这是人生的转折之年。他从巅峰滑到低谷,公司倒闭,跟老婆离了婚,把别墅也卖掉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好歹捡了条命,终于回到书斋中。

那年,几乎每个月我都去上海治疗。钟文是美食家,听说我要过来,总是由他安排当晚请客,派司机接送。凶猛的美洲豹换成老掉牙的面包车,司机小张也变成老张了。一旦公司倒闭,钟文反倒眼睛亮了,就像打开了窗户。

摘下商人的面具,他是个乐观又充满好奇的人,对上海几乎所有的细节无所不知。当年他是里弄的穷孩子,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那得有多么强大的能量和原动力啊。他目光时而温柔时而狡黠,就像老顽童。他每次请客,往往更换不同的老餐厅,好像为上海感到自豪。钟文每次抢着买单,手头拮据,而我心里清楚,他在乎的是内心的骄傲。与此同时,他反复查看账单,估计多年被人坑骗。

自2012年起,钟文沉溺在书斋中,通读那些大部头的艰深原著,尤其是现当代哲学,写下百万字的笔记。从商人转换成诗歌评论家,他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引起诗人和诗歌读者的瞩目。他从小热爱文学,算得上童子功,加上过目不忘,浸染其中,这五年下了功夫,他厚积薄发,最终留下正果。

我相信能量守恒定律,生命也是如此,钟文的身体每况愈下。三年前他身上奇痒,住了两个多月医院,被抗生素灌饱了,看起来止痒了,但最终引起肾癌,相当于一连串连锁反应。幸好人有一颗心,却有两个肾,等于备胎,他的另一个肾被切除了,他活了下来。手术很成功,我专程前往祝贺,打开一瓶法国红酒,为生命干杯。

看来各有各的人性的弱点。钟文坚信西医对生命更有效,特别是三甲医院著名医生加上美国药。他用尽最贵的美国药,病况有所好转,但无形的病毒潜伏下来。

记得三年前,我和毅伟到他居住的“罗马花园”单元小聚。我坦率地说:“你是个文人,当不了商人。”他就像犯错的孩子,搓搓手,点了点头。就在前天晚上,我们在一家粤菜馆吃晚饭。毅伟问钟文,你最近怎么突然消失了?钟文交代,他和两个法国华人合伙,一起到柬埔寨倒卖房子,为了挣快钱,结果被黑帮绑架,抢劫一空。他绘声绘色,包括不少可信的细节,我们全都信了。后来才知道,钟文在山西厂方欠巨债,被拘一个月,因年老病衰放了他一马。转眼连面包车也卖掉了,司机老张也失业了。

时光流转。钟文曾师从上海真如庙住持方丈妙灵法师。据说他捐了七十万,翻建这座小庙。讲起他的经历与磨难,妙灵法师没说什么,只写了四个字:无得正观。

钟文写下的《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的经商自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他在结尾处写道:“读经以后使我很为开悟。俗世的得失观,过分强调了金钱的作用,于是人就产生了很多错觉和不良习惯。世上常常是贪心所起的假象,对钱的贪心越大,假象就越大,贪心越大,执着就越厉害,如此的恶性循环,会让人大吃苦头。”

临终前,面对病榻上的钟文,我握着他的手,应下唯一的承诺,终于如释重负。

这一年多来,我随身带着他的书稿旅行,但几乎不敢触摸,就像难以愈合的伤口。虽说友谊为重书为轻,可难上加难——钟文的书稿庞杂无章,多是笔记或未成稿,再说也不是我的行业。幸好找到关键的人物孙晓娅教授,她认识钟文,也喜欢他的文章。孙教授和学生们共同合作,花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终于编成了这本书。

北岛

2018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