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综论

20世纪的先秦诗歌研究，经历了由古典到现代、由经学治诗到文学治诗的历史转变。在此过程中，围绕着现代治诗范式的构建，有矛盾冲突，也有探索寻觅，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学术景观。进入20世纪后期，先秦诗歌研究又面临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再次出现学术上的激荡奔突，带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进入21世纪。

一、五个历史阶段

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0年到1919年，即20世纪的前二十年。这是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奠基期，同时又呈现出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征兆。以经学为本位的治诗方式虽然还作为主流而延续，但其内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一些属于现代性的因素。

第二阶段，从1920年到1929年，即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十年是先秦诗歌研究由古典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期，所出现的是现代治诗方式确立之前的学术奔突和探索。许多来自域外的方法、理念，在此期间纷纷在先秦诗歌研究中进行运用，加以试验，同时，清末今文的疑古思潮与进化论、实用主义等西方观念汇合，对传统治诗方式形成猛烈的冲击。从2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现一批具有现代治诗方式雏形性质的先秦诗歌研究著作，预示着新的治诗阶段即将到来。

第三阶段，从1930年到1949年，即20世纪中叶之前的二十年。这是先秦诗歌研究的繁荣昌盛期，也是现代治诗范式确立的历史阶段。按照现代的理念、方法研究先秦诗歌，在此阶段已经趋于成熟，并且推出一批代表性的成果。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贯通，经学传统与现代性的融合，在此阶段变得水到渠成。这二十年是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辉煌期，那些代表性著作所达到的历史高度，在20世纪后来几十年罕有超越其上者，是一批学术经典。从40年代后期开始，先秦诗歌研究明显地向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靠拢，同时苏俄主流意识形态的有些理论，也开始运用于先秦诗歌研究领域。

第四阶段，从1950年到1978年。这个历史阶段较为漫长，是社会学方法治诗居于主导地位的阶段。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期间，先秦诗歌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无研究可言，处于冰封期。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中国大陆先秦诗歌研究，社会学治诗方式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注重的是阶级分析、人民性、现实主义等问题的探讨，并在学术实践中加以贯彻。社会学治诗出现粗糙型和精细型两类，前者具有鲜明的庸俗社会学的特征。这个阶段真正把先秦诗歌研究向前推进的成员，是那些绕行于社会学治诗之外，专注于训诂考据和文献整理的学者。至于海峡两岸从神话切入研究先秦诗歌的流派，则属社会学治诗的旁枝别脉。

第五阶段，从1978年到1999年。这二十年是先秦诗歌研究的复兴期，由解冻而进入复苏。20世纪后二十年的先秦诗歌研究，出现的是前所未有的极其热闹的景象，研究队伍的规模、推出学术著作的数量，都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种方法争相登场亮相，新知旧学呈现为胶着状态。一方面，先秦诗歌研究向古典和现代治诗方式回归；另一方面，也经历着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阵痛。先秦诗歌研究在此阶段推出的标志性成果，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带有集大成性质的学术巨著，或是为先秦诗歌研究作历史总结，或是对学术公案进行评判。另一类标志性成果是带有创新性的学术精品，把先秦诗歌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的境地。同时，这二十多年也是学术泡沫频繁形成而又迅速破灭的时期。浮游于诗歌表面的走势，造成先秦诗歌研究格局的严重失衡。

先秦诗歌研究在20世纪的阶段划分，与朝代的更迭不存在整齐的对应关系，不是以改朝换代为主要标志。清朝灭亡于1911年，但是这一年没有成为划分先秦诗歌研究阶段的界标。第四阶段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不过是偶然巧合。在此之前的40年代后期，社会学的治诗方式已经崭露头角，与五六十年代先秦诗歌研究的主流派血脉相连。五个阶段的划分，其根据是百年先秦诗歌研究的历史进程，是它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各异的走势和特点。

二、五代治诗学人

20世纪的先秦诗歌研究者，依其所处时代先后及在研究史上的地位、作用，可分为五代，是由五代学人薪火相传而组成的学术梯队。

20世纪第一代学人生于晚清，在20世纪初乃至更早就致力于先秦诗歌研究，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刘师培和王国维。他们是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奠基者，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宗师。他们学术活动的巅峰期，与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第一阶段相对应，先秦诗歌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在20世纪前二十年推出。1910年，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问世，他对先秦诗歌的研究基本未再持续。在此之后的十年，刘师培、王国维成为活跃在学术前沿的第一代学者的领军人物。第一代学人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均能继承清代朴学的治学传统，在训诂考据方面颇有建树。同时，他们又能放眼世界，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作为先秦诗歌研究的借鉴。章太炎所治的是古文经学，他的先秦诗歌研究，是古典经学治诗的历史终结。刘师培出入于今古文经学之间，继承并发扬清代扬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在体系、框架的构建方面，奠定了现代治诗方式的雏形。同时，对域外文化的借鉴，也显得更加自觉。王国维是由古典经学治诗向现代治诗方式转变的关键人物。他对出土文物、古文字的充分利用，他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在先秦诗歌研究领域都独领风骚，远远胜于前代。随着章太炎、王国维逐渐淡出先秦诗歌研究领域，以及刘师培的逝世，第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期已经完成。

20世纪第二代学人的代表是梁启超、胡适。梁氏生于19世纪后期，年齿与第一代学者相近，但他真正进入先秦诗歌研究领域，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于胡适，则是1917年从美国返回后，开始频繁接触先秦诗歌。梁启超、胡适主要从事先秦诗歌研究的时段，与先秦诗歌研究的第二阶段相对应，是这个时期引领学术风气的人物。两人都有游学海外的经历，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使得他们担当起颠覆传统治诗方式，引领学界向建立现代治诗范式迈进的角色。1929年梁启超逝世，胡适的先秦诗歌研究此时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样一来，他们引领学术的时代也就随之结束。尽管这个历史时期只有短暂的十年，但是，现代治诗范式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确立，梁、胡二人有鼓吹推动之功。

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第三代学人，由一批大师级人物组成，主要有刘永济、刘大白、俞平伯、游国恩、姜亮夫、闻一多、朱自清、于省吾等。除刘永济、刘大白年齿稍长，其余均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基本上与20世纪同龄。其中俞平伯、游国恩、姜亮夫、朱自清等，均与前两代学者存在师承关系，姜亮夫相继师事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第三代学者是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中坚和主力，是现代治诗范式的确立者，并且使之不断完善，最终走向成熟。这批学者镕旧学与新知于一炉，在前代学者的基础上开拓进取，均有自己的建树，推出一大批先秦诗歌研究的传世之作，其中有许多学术经典。第三代学人引领先秦诗歌研究的时段，从30年代中后期一直绵延到90年代，去掉中间的“文革”十年，仍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从70年代后期到世纪末的先秦诗歌研究的第五阶段，真正推出集大成之作和标志性研究成果，推动学术向纵深发展的成员，主要的仍然是第三代学者。他们在训诂考据、文献整理、体系建构等方面的成就，总体上不但超越前两代学者，也是第四、五代学人在20世纪末未能企及的。

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第四代学人，多是20世纪50年代从大学毕业者。他们学术活动的主要时期，与先秦诗歌研究的第四、五两个阶段相对应。即从1950年到20世纪结束，中间十年因“文革”而中断。在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梯队中，第四代学人所处的地位比较微妙。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特殊的政治气候所造成的学术环境，使他们的学术空间受到挤压，很难有所作为。而20世纪后期的学术复兴，由于第三代学人在引领风气，再加上第五代学人的崛起，他们仍然缺少充当学术研究主角的机会。严格说来，第四代学人在20世纪诗歌研究中，所发挥的是桥梁作用。

20世纪先秦诗歌研究的第五代学人，出生在4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多数具有研究生学历。“文革”十年造成他们学养方面的早期欠缺，改革开放形势提供了弥补的机会，但在总体上仍然无法与前几代学人比肩而立。这代学人的先秦诗歌研究始于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而达到高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继承已经确立的现代治诗范式，并力图对它进一步加以完善。而相当一部分成员所从事的研究，则是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尝试。至于后现代治诗范式最终是怎样一种形态、应该通过什么途径、采用哪些方法加以运作，对于第五代学人而言，他们无法在20世纪结束之际给出答案。

三、两次思想解放

伴随时代的政治变迁，20世纪的先秦诗歌研究，经历过两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始于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尽管这两次思想解放前后相距六十年，但是，对于先秦诗歌研究而言，它们所产生的效应却有某些一致的地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目标是推倒旧文化，建立新文化。《诗经》作为经学的重要典籍，成为主要的颠覆对象之一。当时学术新人提出的重要纲领，就是把作为经学典籍的《诗经》，还原成为文学作品，恢复它的历史本来面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去掉经学对《诗经》的曲解和掩蔽，毛《传》、郑《笺》首当其冲，遭到彻底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先秦诗歌研究所产生的一个正面效应，就是向文学本位的回归，从经学桎梏中解放出来。7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同样把向文学本位回归作为重要的目标。针对五六十年代社会学治诗的流弊，先秦诗歌研究在80年代出现向文学本位回归的走势，艺术分析的强化、审美理论的运用，都是坚持文学本位的具体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先秦诗歌研究领域产生的另一个效应，就是多种研究方法的争相登场，尤以域外传入的方法影响最大。进化论在19世纪末已经传入中土，“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它的接受更为自觉，运用得也愈加广泛。除此之外，杜威的实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西方文化人类学，各种方法竞相运用于先秦诗歌研究领域，出现20世纪第一波方法论热潮。7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同样掀起方法论热的狂潮，在规模和声势上远远胜过第一次。不但与文学相关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原型批评、文化人类学等方法运用于先秦诗歌研究，就是与文学相去甚远，根本不搭界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方法，也把先秦诗歌研究作为自己的试验场。这两波方法论都是对先前占主流研究方法的冲击和颠覆，“五四”时期方法论热要颠覆的是传统的经学治诗，70年代末兴起的方法论热潮则是要改变社会学治诗的一统天下。

两次思想解放对先秦诗歌研究所产生的效应，还体现在推动新的研究体系的建立。先秦诗歌研究的现代范式，它的雏形出现在20年代中后期，30年代则是现代治诗范式的确立期。为这一进程作出贡献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引。第一波思想解放所引进和催生的新的理念、方法、体系，为现代治诗范式的形成和确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使它得以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时，这次思想解放也促进先秦诗歌研究的转型，即由现代型向后现代型转变。由社会学治诗方法的一统天下，变为各种研究方式竞相登台亮相的形势，表面上是研究格局的变化，实际上酝酿的是研究范式的转变，即由现代型向后现代型的过渡。先秦诗歌研究由古典型向现代型过渡，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有三代学人参与其间。由第二波思想解放而引发的学术范式的转型，到20世纪末经历了二十余年，参与其间的也有三代学人。这个转型的真正实现，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尚要有几代学人的参与。

两次思想解放对先秦诗歌产生的效应，也有不尽相同之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使得先秦诗歌研究在一段时间里通人泛论型著作剧增，而专精型学术著作偏少。第二波思想解放也产生了同样的效应，20世纪后二十年的先秦诗歌论著，通人泛论型依然占绝对优势。第一波思想解放导致通人泛论型著述剧增，但是，这种势头持续的时间很短，总共不超过十年。从20年代后期开始，先秦诗歌研究专精型著述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发挥引领学术风气的作用，从而使得现代治诗范式得以确立。第二波思想解放所催生的通人泛论型著述，在数量上远远超过20年代，并且经久不衰，愈演愈烈，绵延三十年而无消歇趋势。与此相应，专精型著述所占比例很低，尤其在第五代学人那里，拥有的份额更少。这种情况决定了后现代治诗范式的确立尚需时日，它必定跚跚来迟。

中国在20世纪出现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以批判的方式发端，但是，它们对先秦诗歌研究所产生的效应并不相同。第一波思想解放带有疑古过猛的弊端，出现否定传统文化的偏向，甚至怀疑屈原其人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同时，这种怀疑精神也孕育出具有独立思想和追求真理的先秦诗歌研究者，产生一批学术大师，留下大量学术经典。第二波思想解放直接针对“文革“十年的文化浩劫，以及此前厚今薄古的倾向，由此而来，尊古信古取代了轻古疑古。先秦诗歌的研究者多是怀着敬畏的心理解读文本，而缺少前代学者的那种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因此，学术上的因袭多于创新，缺乏内在的活力，从而使得先秦诗歌研究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思想解放应是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对于先秦诗歌研究而言，需要的正是这种富有活力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