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编写各种各样的学术史成为近二十年来的流行学术操作。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各种学科由于受到西方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影响，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研究范式，并运行了近百年，其中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也存在着种种的问题与缺陷，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总结与检讨，以便完善学科的建设与提升研究的水平。从此一角度看，学术史写作的流行便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学术选择。然而，在这二十多年的学术史编写中，到底对于学术的研究提供了何种帮助，又存在着哪些问题，或者说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术史，似乎还较少有人关注。我认为，总结学术史的写作就像学术史的写作一样重要，因为及时检讨我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会使后来者少走弯路而提升学术史的研究水平。
一、近二十年学术史写作的检讨
学术史的清理其实是学术研究的常规工作，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研究，都必须首先从学术史的清理做起，否则便无法展开自己的研究。但中国学术界大规模、有意识的专门学术史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其标志性的成果是天津教育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的“学术研究指南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该丛书出版了数十种各学科的学术史“概述”类著作，其中不少著作至今仍是所在学科研究的必读书。现在回头来看这套大型研究史丛书，我们依然应该对其表示敬意，因为它的确对当时及后来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贡献与推进。总结起来说，它具有下面几方面的主要特点：
一是起点较高。作为一套大型的研究指南丛书，其着眼点主要是为研究者提供入门的方法以便能够把握本领域的基本学术状况及研究方法，因此该丛书的“出版说明”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这套丛书将分门别类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研究沿革，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对各学派或不同观点进行评介；对当前的研究动态及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还要介绍各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为了便于研究者检索，书后还附上该学科的基本资料书目及其提要和重要论文索引。这样，本书便是集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性于一身，一册在手，即可对某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览无遗，足供学人参考、咨询、备览，对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也可按图索骥，省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烦恼。
从此一说明中不难看出，该丛书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其主要宗旨是作为研究的入门书，也就是所谓的“指南”性质，学术史研究当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内容，这不仅从其书后附录的“基本资料书目”这些非学术史的板块可以看出，更可以从其撰写的方式显示出来。比如关于近代史的研究，该丛书既包括学术史性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要》[1]，同时也收进去了《习史启示录》[2]这类谈治学经验的著作。而且在体例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该丛书共收了9种著作：赵霈霖的《诗经研究反思》和《屈赋研究论衡》、刘扬忠的《宋词研究之路》、宁宗一的《元杂剧研究概述》和《明代戏剧研究概述》、金宁芬的《南戏研究变迁》、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纵览》、罗宗强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袁健的《晚清小说研究概说》等。将作为学科的古代文学理论和作为文体的诗、词、小说、戏剧以及古典名著的《儒林外史》并列，颇显体例的凌乱。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其中有两点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这就是一方面要“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对各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评介”的学术史清理，另一方面还要“对当前的研究动态及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的研究瞻望。这两方面的要求应该说是很高的，尤其是对于研究趋势的预测就绝非一般学者所能轻易做到。
二是作者队伍选择比较严格。从该丛书呈现的实际成果来看，其作者一般都具备两个条件：在某领域已经具有较大成就的学者和当时依然处于研究状态的学者。仍以古代文学为例，其中的六位学者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业绩，但在当时又都还是中年学者，正处于学术生命的旺盛期。这或许和这套丛书的“指南”性质相关，因为刚入门者缺乏研究经验，而已经退出研究前沿的年长学者又难以跟上学术发展潮流。这种选择其实也反映在上述所言的体例凌乱上，因为是以有成就的中年学者为选择对象，当然就不能追求体例的统一与均衡，可以说这是牺牲了体例的完整性而保证了丛书的质量。当然，从8种学术史著作居然有两位作者一人呈现两种的情况看，还是包含着地域性的局限与丛书组织者学术界统合力的不足。
三是丛书质量较高。由于具有较高的立意与作者队伍选择的严格，从而在总体上保障了丛书的基本质量，其中有不少成为本领域的必读著作。比如在罗宗强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的第一编，分四个小节对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历史”和“资料载籍”进行系统的介绍，使读者完整地了解该学科的基本性质与历史发展，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弄清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面貌本身，也可说就是研究的目的”[3]。自建国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一直追求“古为今用”的实用目的，从而严重影响了对于其真实内涵的发掘，当时提出弄清历史面貌的研究目的，可以说是一种拨乱反正的主张。正是由于拥有这样的眼光，也就保证了学术史清理中的学术判断，从而保证了该书的质量。
自此套丛书出版之后，便持续掀起了学术史写作的热潮，仅以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为例，其中冠以20世纪学术史名称的便有：赵敏俐、杨树增的《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4]，张燕瑾、吕薇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5]，蒋述卓等人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6]，黄霖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7]，傅璇琮主编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文学专辑》[8]，李春青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9]，等等。有的著作虽未以此为名，其实亦属于同类性质的著作，如：董乃斌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10]，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11]等，均包含有对20世纪学术史梳理的内容。还有以经典作家作品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史，如以《文心雕龙》研究为题的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12]、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13]、李平《文心雕龙研究史论》[14]等，以杜甫为题的吴中胜《杜诗批评史》[15]，以苏轼为题的曾枣庄《苏轼研究史》[16]，以《红楼梦》为题的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17]、陈维昭《红学通史》[18]等。至于在此期间以综述文章形式发表的学术史研究成果，更是难以一一列举。
与“学术研究指南丛书”相比，后来的学术史的研究无疑有了长足的进展，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更加系统而规范。比如张燕瑾等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共10卷，不仅包括了古代文学的各个朝代，而且还增添了近代、现代和当代，应该说这才是真正完整的学术史；又如傅璇琮主编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文学专辑》内容更为完整丰富，共由8种构成：《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词学研究》《中国诗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西方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应该说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全都囊括进来了，而且分类也比较合理；再如黄霖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共7卷，除了以分体所构成的“诗歌卷”“小说卷”“戏曲卷”“散文卷”“词学卷”“文论卷”外，还由主编黄霖执笔撰写了“总论卷”，对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状况与重要理论问题进行归纳与评述，从而与其他分卷一起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系统。这些大型的学术史丛书，较之以前那些零打碎敲而互不统属的研究已经显示出明确的优势。
二是体例多样而各显特色。就本时期的学术著作的整体情况看，大致显示出三种体例。有的以介绍研究成果为主要目的而较少做理论的总结与评判，如张燕瑾等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张文勋的《文心雕龙研究史》等，张文勋在绪论中就说：“对于入史的资料，采取实录的方法，保存其历史原貌。对当时的历史情况和资料的优劣，尽量做到述而不评，以便使读者进一步研究，评价其优劣，判断其是非。”[19]当然，并非所有的成果都是有意保持实录的特色而是缺乏判断的能力，但结果都是以介绍成果为主的写法。有的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理论的总结，如赵敏俐等的《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和韩经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等。赵敏俐以“时代变革与学术演进”“文化思潮与理论思考”“格局改变与领域拓展”和“文学史的研究与撰写”[20]来概括其著作内容，体现出明确的问题意识。韩经太则直接说：“如今已是电子信息时代，相关资料的检索汇集，实际上已不再成为学术总结的难题。关键还在‘问题意识’的确立。”[21]既然具有如此的指导原则，其著作也就理所当然地采取了以问题为章节设计的基本格局。有的则以深层理论探索为学术目的，如董乃斌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并不是去介绍评判各种文学史编撰的优劣短长，而是要通过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建立自己的文学史学史，因而其关注的焦点就是：“细心地考察文学史学演进中诸种内部与外部的交互作用，实事求是地估量各种理论观念、史料工作和史纂形式的历史成因及其利弊得失，认真地探索与总结其发展规律。”[22]在此基础上，董乃斌还主编了另一本理论性更强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23]的著作，显示了其重理论总结的学术路径。
三是对于学术史认识的深化。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是相当驳杂凌乱的，如何选择与评价取决于研究者的知识构成与学术素养，即使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也会具有较大的差异。比如对于“新红学”的态度，早期的学术史多从政治的角度采取批判的态度，而近来的学术史则更多从学理的层面进行清理。比如郭豫适在评价胡适《红楼梦考证》的研究方法时说：“胡适虽然在具体进行作者、版本问题的考证中，得出了一些比较合乎实际的、可取的看法，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肯定他那实验主义的真理论和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24]很明显，这是当时对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的关注与批判。而陈维昭在评价胡适时也说：“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的最本质的错误在于无视文本的创造过程和文本的阅读的不可逆性，无视叙述行为和阅读行为的解释性。”[25]如果没有接触过新批评的文本理论与接受美学等开放性阐释新理论，作者不可能对胡适的新红学进行此种学理性的批评。从知识构成角度看，郭豫适依然在传统理论的层面研究胡适，而陈维昭则是用新的理论视角在审视胡适，尽管二人的评价有深浅的差异，但并无高低的可比性，因为那是处于不同时代的学术研究，只存在时代的差异而难以进行水平高低的对比。
指出上述学术史研究的新进展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学界不存在问题，其实在学术史研究局面繁荣的背后，潜存着许多必须关注的缺陷甚至是弊端。这种情况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大批貌似学术史研究而实则仅仅是成果的罗列，作者既未能全面搜罗成果，也缺乏鉴别拣择的能力。此类成果对于学术研究几乎毫无贡献，故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另一个是许多严肃性的学术史著作与论文，对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影响较大，但也存在着种种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就笔者所看到的学术史论著，大致存在着以下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
首先是资料的不完整。竭泽而渔地网罗全部资料是学术史研究的前提，然后才能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成果进行分析评价。然而目前的学术史著作中却很少有人将学术史资料搜集齐备的。尽管目前电脑网络的搜集手段已经足够先进便捷，但也恰恰由于过分依赖网络检索而忽视了其他检索的途径。比如目前网络数据库的内容基本上是经过授权的期刊，而在此之外却存在大量的盲点，论其大者便有未上期刊网的地方刊物成果、丛刊及论文集中的成果以及通史类中所包含的成果三种，均时常被学者所忽略。且不说那些以举例为写作方式的论著，即使那些专门提供成果索引的学术史著作，也存在此类问题。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纂的《百年明史论著目录》[26]一书，搜集了自1979至2005年的明史研究成果，应该有足够的权威性，但本人在翻检自己的成果时却吃惊地发现有大量的遗漏。其中共收本人7篇论文和3部著作，但那一时期作者共发表有关明史研究的论文20篇，也就是说遗漏了将近三分之二的论文。遗漏部分有些是上述所言的盲区，如《阳明心学与冯梦龙的情教说》[27]属于论文集所收成果，《明代心学与文学》[28]属于论著中所包含成果。而《童心说与李贽的人生价值取向》[29]、《阳明心学与唐顺之的学术思想、文学思想与人格心态》[30]、《论王阳明的审美情趣与文学思想》[31]属于增刊或丛刊类成果。但不知是何原因，在知网中所收录的8篇论文竟然也被遗漏，似乎令人有些费解[32]。可以想象，如果按照该索引查找本人有关明史的研究成果，其学术史的研究将会与实际状况有较大的出入。
其次是选择的合理性。尽管在搜集研究成果时力求其全，但除了索引类著作外，谁也无法且亦无必要将所收集到的成果全部罗列出来，也就是说作者必须进行选择，何者须重点介绍，何者须归类介绍，何者可归为存目。选择的工作需要的是作者的学养、眼光以及对该研究领域的熟悉程度。比如同样是对明代诗歌研究史的梳理，余恕诚《中国诗学研究》用了“百年明诗研究历程”“高启诗歌研究”和“前后七子诗歌研究”三个小节予以论述，而羊列荣《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诗歌卷）》却仅用“关于明诗的叙述状况”一节进行介绍，而且重点叙述“公安派的现代发现”。这种选择的不同就有二人学术判断的差异，也有是否对明代诗歌研究具有实际研究经验的问题。其实，就研究史本身看，现代学术史上的明诗研究都比较偏重一首一尾，高启与陈子龙乃是其重要研究对象。从学术的误区来看，传统的研究比较重视复古派的创作而轻视性灵派的创作。应该说二人的选择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是体例的统一性问题。就近几年来的学术史研究看，由于规模越来越大，很难由一人单独完成，因此组织队伍进行合作研究就成为常见的方式。合作研究的模式大致有两种，导师带学生与学科老师合作，或者两种模式相结合也很常见。如果导师认真负责地制定体例与审定文稿，统一性也许可以得到保障。如果仅仅是汇集众人文稿而成，就不仅是体例统一的问题，还会具有种种漏洞诸如资料不全、选择不当、评价偏颇乃至文句错讹的存在。而学者之间的合作往往会存在体例不一的问题，因为每人的学术背景、研究习惯及文章风格多有不同，难免会有所出入。蒋述卓《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是由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魏中林等同仁合著的，其主要特点是将研究的历史阶段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虽然部头不大，但却将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是一部简明而系统的学术史著作。但如果细读，还是会发现作者之间的行文差异。蒋述卓长期从事古代文论的研究，不仅对材料相当熟悉，而且对许多专题有自己的思考，所以采用“述”与“论”相结合的方式，为此他还在“80至90年代中西比较文论研究的发展”一章里专门写了“中西比较文论研究的总体评价与展望”一节，畅谈自己的看法与设想。而在程国赋等人所撰写的“专题研究回顾”部分，却很少发表评价性的意见，尤其是《文心雕龙》研究部分，几乎就是研究成果的客观介绍。这样做当然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与其因不熟悉而评价失当，倒不如客观叙述介绍，遗憾的是在体例上不免有些出入，与理想的学术史研究还有一定差距。
除了上述的种种不足之处外，同时也还存在着分析的深入性、评价的公正性、预测的先见性等方面的问题。但归结起来说，学术史的研究其实就是两个主要方面：是否准确揭示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是否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寻找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与研究空间。退一步说，即使不能指出以后的学术方向，起码也要传达与揭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二、《明儒学案》的启示：学术史研究的原则
学案体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编撰的一种写作模式，曾以其鲜明的特点长期被学界所关注。史学家陈祖武概括说：“学案体史籍，是我国古代史学家记述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独特编纂形式。其雏形肇始于南宋初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完善和定型则是数百年后。清朝康熙初叶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它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儒林传》（《儒学传》）、《艺文志》（《经籍志》），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这一特殊体裁的史书，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案主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论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33]在中国古代，接近于陈先生所说的这种学案体著作大致有朱熹《伊洛渊源录》、耿定向《陆杨学案》、刘元卿《诸儒学案》、周汝登《圣学宗传》、刘宗周《论语学案》、孙奇逢《理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徐世昌《清儒学案》等。尽管在学案体的起源与名称内涵上目前学界尚有争议，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作为学案体的代表性著作则是毫无争议的。梁启超就曾说：“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并且从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总结出编撰学术史的几个条件：
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个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34]
就《明儒学案》的实际情况看，全书共62卷，由5个大的板块组成：师说（黄宗羲之师刘宗周对明代有代表性思想家之评价）、有传承之流派学案、诸儒学案、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基本上囊括了明代儒家思想的主要流派和代表性人物。每一学案则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首先是总序，主要对本学案之师承渊源、思想特点以及作者之评价等；其次是学者小传，包括其生平大概及为学宗旨；其三是传主主要论学著作、语录之摘编。由此，有学者从体例上将其概括为“设学案以明学脉”“写案语以示宗旨”和“原著选编”[35]。也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将其改为“网罗史料、纂要钩玄”“辨别同异”“揭示宗旨、分源别派、清理学脉”“保存一偏之见、相反之论”[36]。这些研究对于认识黄宗羲的思想特征与学术地位均有显著的贡献，也对学案体的体例有所揭示与总结。然而，这其中所蕴含的对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启示却较少有人提及。
就黄宗羲本人在《明儒学案》的序文及发凡中所重点强调的看，“分其宗旨，别其源流”[37]乃是其主要着眼点。也就是说，《明儒学案》所体现的学术原则与学术精神，主要由明宗旨与别源流两个方面所构成，而且此二点也对当今学术史的研究最具启发价值。
明宗旨是黄宗羲《明儒学案》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但其究竟有何内涵，学界看法却不尽一致。本人通过对该书的序言、发凡及相关表述的细致解读，认为它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首先是对最能体现思想家或学派特征、为学方法及学说价值的高度凝练的概括。黄宗羲说：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38]
此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学者为学需有自己的宗旨，而且用简短的语句将其概括出来，以便体现自我的为学原则；二是了解这种学说也要抓住此一宗旨，才能得其精要，领会实质；三是介绍这种学说，也要能够用“一二字”概括出其为学宗旨，以便把握准确。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讲，如果研究对象本身宗旨明确，那当然对研究者是很有利的。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越是大思想家和大学者，其思想越是丰富复杂，如何在这包罗万象的学说体系中提炼出其为学宗旨，那是需要经过研究者的认真思考与归纳的。黄宗羲的可贵之处是他能够遍读原始文献，经由认真斟酌，然后高度凝练地提取出各家之宗旨。正如其本人所言：“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袭前人之旧本也。”[39]也就是说，提炼宗旨的前提是广泛阅读研究对象的全部文献，真正寻找出其为学宗旨，而不是将自我意志强加给对象，他之所以不满意周海门的《圣学宗传》，其原因就在于：“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门主张禅学，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40]关于黄宗羲提炼宗旨而遍读各家全集的情况，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考察，大都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从此一角度出发，可知做学术史研究的第一步便是真正从研究对象的所有成果的研读中，高度概括出其学术的宗旨与精神，让人一看即可辨别出其学术的特色。
其次，宗旨是思想家或学派独创性的体现。黄宗羲认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41]学术的精髓在于有思想的创造，而不在于求全稳妥，因而在《明儒学案》中，就特别重视“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的学者，而对那些“倚门傍户，依样葫芦”陈陈相因的“流俗”“经生”之见，则一概予以祛除。如果说提炼宗旨是学术史研究的第一步，那么辨别各家宗旨有无创造性从而决定是否纳入学术史的叙述则是其第二步。在当代学术史研究中，并不是都能做到此一点的，许多学者为了体现求全的原则，常常采取罗列成果、全面介绍的方式，结果学术史成了记述论著的流水账，其中既无宗旨之提炼，亦无宗旨之辨析。黄宗羲的这种观点，体现了明代重个性、重创造的学术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三是宗旨是为学精神与生命价值追求的结合。关于此一点，其实是与其“自得”的看法密切相关的。在“发凡”中，黄宗羲除了提出宗旨的见解外，同时又提出“自得”的看法。何为“自得”？有学者认为：“‘自得’坚持的是一种独立的政治精神，强调的是一种自由的心理意识。”并认为“自得”与“宗旨”的关系是：“在黄宗羲的视野中，只有走向阳明心学的‘自得’才可以称为‘宗旨’，否则，不是‘宗旨不明’，就是‘没有宗旨’。”[42]必须指出，“自得”固然与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密切相关，但这并非其全部内涵，而且“自得”与“宗旨”也不能完全等同。比如黄宗羲认为，王阳明之前的明代学术，“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43]。可见他们缺乏思想的创造性，当然也就没有“自得”，但并不妨碍其学说亦有其宗旨，黄宗羲曾经将明前期同倡朱子学的吴与弼和薛瑄的不同宗旨概括为：康斋重“涵养”而文清重“践履”。当然，有“自得”之宗旨优于无“自得”之宗旨亦为黄宗羲所认可，但不能说无自得便无宗旨。其实，黄宗羲所言的自得，除了具有独立自由的精神意识外，还有两种更重要的内涵。一是自我的真切体悟而非流于口头的言说，其《明儒学案发凡》说：
胡季随从学晦翁，晦翁使读《孟子》。他日问季随：“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季随以所见解，晦翁以为非，且谓其读书卤莽不思。季随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于学者，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自得之也。即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做光景玩弄耳。此书未免风光狼藉，学者徒增见解，不做切实工夫，则羲反以此书得罪于天下后世也。[44]
此处的“自得”便是由自身思考体悟而来的真切感受与认知，而且按照心学知行合一的观念，真正的“知”就包括了践履的“行”，黄宗羲称之为“切实工夫”。与此相反的是，停留于言说的表面而无体验与行动，那便叫做“玩弄光景”。正如黄宗羲批评北方王学“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45]。“迹象闻见”便是停留于语言知识的层面而无真切的体验，也就是没有“自得”。二是自我境界的提升与人格的完善，也就是心学所言的自我“受用”。用黄宗羲的话说就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此无他，修德而后可讲学。今讲学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46]在此，语录与受用、讲学与修德都是通过“自得”而联系起来的。这也难怪，心学本身就是修身成圣的学问，如果不能实现修身成圣的“受用”，便是“玩弄光景”的假道学。所以黄宗羲在概括阳明心学时才会说：“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做圣之路。”[47]
将为学宗旨的鲜明特征、思想创造和自得受用结合起来，便是心学所说的“有切于身心”，也就是有益于身心修为，有益于砥砺人格，有益于提升境界，有益于圣学追求。这既是其为学宗旨，也是其为学目标。黄宗羲以此作为《明儒学案》衡量学派的标准，既合乎其作为心学后劲的身份，也符合明代心学的学术品格。以此反观现代的学术史研究，就会发现存在明显的缺失。也许我们并不缺乏对学者思想特征与学术创造的归纳论述，但大都将其作为一种专业的操作进行衡量评说，而很少关注其是否“有切于身心”，也就是对学者的学术追求和社会责任、人文关怀以及性情人格之间的关系极少留意。我认为在对人格境界与社会关怀的重视方面也许我们真的赶不上黄宗羲。
别源流是黄宗羲《明儒学案》第二个要实现的目标。所谓别源流，就是要理清学派的传承与思想的流变。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实际操作上看，其别源流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梳理明代一代学术源流，二是寻觅明代心学学脉，三是阳明心学本身的学脉关系，四是学者个人思想的演变过程。关于黄宗羲考镜源流的业绩，贾润在其《〈明儒学案〉序》中指出：
盖明儒之学多门，有河东之派，有新会之派，有余姚之派，虽同师孔、孟，同谈性命，而途辙不同，其末流益歧以异，自有此书，而分支派别，条理粲然，其余诸儒也，先为叙传，以纪其行，后采语录，以列其言。其他崛起而无师承者，亦皆广为罗列，靡所遗失。论不主于一家，要使人人尽见其生平而后已。[48]
“分支派别，条理粲然”八个字，可以说高度概括了《明儒学案》在别源流方面的特点。黄宗羲在别源流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两点，即兼综百家的包容性和兼顾优劣的公正性。尽管他是王门后学，但并不忽视其他学派的论述，这便是其巨大的包容性；而对于他最为看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既赞誉其“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同时又指出：“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掺合，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本意。”[49]以会合朱陆的方式纠正阳明及其后学的偏差，乃是刘宗周为学之核心，黄宗羲对阳明的批评显然也受到其师刘宗周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他本人的真实看法与辨析源流的基本学术原则。
当然，学界也有对黄宗羲《明儒学案》的负面评价，比如钱穆就对黄宗羲在选取诸家言论的“取舍之未当”深致不满，并认为其“于每一家学术渊源，及其独特精神所在，指点未臻确切”。至于造成如此弊端之原因，钱穆则认为是黄宗羲“乃复时参以门户之见，义气之争。刘蕺山乃梨洲所亲授业，亦不免此病”[50]。至于《明儒学案》是否真的存在如钱穆所言缺陷，以及钱穆对黄宗羲之诟病是否恰当，均可进一步进行深入的讨论[51]。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黄宗羲别源流的原则及其依据。
黄宗羲之所以重视“分其宗旨，别其源流”，是他认为明代思想界最为独特的乃是学者之趋异倾向，也就是表达自我的真实见解与学术个性。他说：“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每久而一变。……诸先生不肯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虽浅深详略之不同，要不可谓无见于道者也。”[52]从横的一面，同一师门的宗旨可以分化为数家；从纵的一面，时间长了必然会发生变化。学术的活力就在于这种差异性和变动不居。这些不同派别与见解也许有“浅深详略之不同”，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不肯重复前人的陈词滥调而勇于表达自我对“道”的真知灼见。所以他反复强调：“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53]何为“懵懂精神”？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人云亦云，就是“倚门傍户，依样葫芦”的迷信盲从。只有那些“竭其心”的有得之言，尽管可能“醇疵互见”，却足以成家。黄宗羲所要表彰的，正是这些所谓的“一偏之见”“相反之论”。黄宗羲此种求真尚异的观念，是明代心学流行的必然结果，是学者崇尚自我和挑战权威精神的延续，所以他才会如此说：“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厥美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54]思想的创获来自艰辛的探索与思考，犹如开山凿道之不易。而如果使所有的学者均纳入同一模式的思想，就只能导致“焦芽绝港”的思想枯竭。学术的多样性乃是探索真理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因为“学术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55]。坚持思想探索，倡导独立精神，赞赏学术个性，鼓励流派纷争，这是黄宗羲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思想启示。
自黄宗羲之后，以学案体撰写学术史者虽然不少，但能够与其比肩者却绝无仅有。且不说清人徐世昌《清儒学案》和唐鉴《清学案小识》这类以堆积资料为目的的著作，它们既无宗旨之精炼提取，又无学脉之总体把握，即令是今人钱穆之《朱子新学案》、陆复初之《王船山学案》、杨向奎之《新编清儒学案》、张岂之之《民国学案》等现代学术史著作，虽在思想评说、范畴辨析、问题论述及资料编选诸方面各有优长，但在学脉梳理及论述深度上皆难以达到《明儒学案》的高度。
在文学领域的学术史研究中，有两套丛书近于学案体的特征，它们是陈平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教育出版社）和陈文新主持的“中国学术档案大系”（武汉大学出版社）。前者共拟出版20种研究论集，自21世纪初至今已基本完成；后者动议于十年之前，如今也已出版有十余种。从编写目的看，二者都重视文献的保存，都以选择优秀成果作为主体部分，这可视为是对《明儒学案》原著摘编方式之继承。从编写体例上，“文存”由导论、文选和目录索引三个部分组成，“学术档案”则由导论、文选、论著提要和大事记四部分构成。导论相当于《明儒学案》的总论部分，但由于是针对一代学术而言，不如《明儒学案》的简要精炼。目录索引与大事记是受现代学术观念影响的结果，故可存而不论。至于论著提要则须视各书作者之学术眼光与概括能力而定，就本人所接触的几册看，大致以截取各书之内容提要而来。如果以黄宗羲的明宗旨与别源流的两个标准来衡量这两套丛书，它们显而易见是远远没有达到《明儒学案》的水平。因为文选部分尽管通过选优而保存了名家的代表作，却必须通过每位读者自己的阅读体味来了解其学术特色。“学术档案”的情况略有改变，其选文之后附有作者生平、学术背景、内容简介与评述、作者著述情况等，但大多是情况介绍而乏精深之论[56]。至于别源流更是这两套丛书的短板，就我所接触到的导论部分而言，只有王小盾在《词曲研究》的导论中简略提及了任二北的师承关系及台湾高校的注重师承传授，其他著作则盖付阙如，似乎别源流已经被置于学术史研究之外。当然，在此需说明两点：一是在此并没有责备丛书主持人和各书作者之意，因为其他的学术史著作也都没有关注此一问题；二是别源流的问题之所以被现代学术史研究所遮蔽，是因为学术研究中的师承观念与学派意识逐渐淡化，从而难以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案例与内容。但又必须指出，学术研究中师承观念与学派意识的缺位并不能完全成为学界忽视该问题的借口，因为寻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同样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将留待下节展开论述。
三、学术史研究的三个层面：总结经验、寻找缺陷与提出新的学术增长点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明儒学案》是中国历史上的经典学术史著作，所以应该对其进行认真研究，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但是，学案体毕竟是古代的产物，面对更为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就不必从体例上再去刻意模仿这样的著作，而是要吸取其学术思想与撰写原则，从而弥补当今学界学术史研究之不足。就现代学术史研究看，我认为有三个层面的内容必须具备并对其内涵进行认真的辨析。
首先是总结经验。其实也就是通过对学术研究过程的清理使读者明白前人提出了何种观点，解决了哪些问题，运用了什么方法，取得过什么成就，存在过什么教训，等等。既然是学术史，就需要具备“史”的品格，也就是必须写出历史的真实内涵，包括历史现象的真实反映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关联性的揭示。其实，黄宗羲所归纳的明宗旨和别源流两个原则正是反映真实与揭示历史关联性的精炼表述。需要指出的是，《明儒学案》只是明代儒学发展的学术史，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因此其主要目的便是总结提炼各家的主要思想创获以及学派之间的关系。而现代学术史所面对的研究对象要更加丰富，因而对其历史真实内涵的把握与关联性的揭示也更为复杂。
就现代学术史写作的一般情况看，学界大都采取纵向以时间为坐标而分期叙述，横向则以地域、学者或问题作为基本单元进行分类介绍。此种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结构方式乃是学术史写作的主要套路，基本能够承担学术经验总结的叙述功能。但也并非不存在问题，因为无论是以作者为基本单元还是以问题为基本单元，都需要经过作者的筛选与拣择，那么什么能够进入学术史的叙述框架就成为作者所操持的话语权力，不同立场、不同眼光、不同标准，甚至不同师承与学派，就会有理解判断的差异，争议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于是，便有了学术编年史的出现。编年史的好处在于以编年的方式将与学术相关的内容巨细无遗地网罗其中，能够全面展示学术发展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学术编年史的写作目前还仅限于中国古代，而且也只有梅新林等人的《中国学术编年》这一部书。能否用编年史的方式进行现代学术史的写作，当然可以继续进行讨论与实验，但可以肯定的是，编年史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传统的学术史研究，因为突出重点几乎和展示全面同等的重要，否则黄宗羲以突出主要学脉的《明儒学案》也不会受到学界的广为赞誉了。
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学术史的编写体例，而是对于明宗旨与别源流的把握是否到位。从明宗旨的角度，存在着一个突出主要特征与全面反映真实的问题。无论是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流派还是一位学者，其学术研究都会存在这样的矛盾。作为学术史研究，就既要抓住主要特征以显示其学术观念、研究方法及研究结论的独特贡献，又要照顾到其他方面以把握其完整面貌。比如在研究民国时期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时，人们自然会更多关注受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影响较深的那些学者，以探索中国现代学术史是如何从中国传统的文章观念而转向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学术操作的。但是同时又不能忽视，当时还有许多学者依然在运用传统的文章观进行研究。那时既有刘经庵只把诗歌、戏曲与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纯文学史》，因为作者的文学观念是“单指描写人生，发表情感，且带有美的色彩，使读者能与之共鸣共感的作品”[57]。但也有陈柱收有骈文甚至八股文的《中国散文史》，因为作者的文学观念是“文学者治化学术之华实也”[58]。从当时的学术观念看，刘经庵是进步与时髦的，但从今天的学术观念看，陈柱也未必没有自己的道理。如果从提供历史经验上看，二者都有其学术价值；如果从展现历史真实上看，就更不能忽视非主流声音的存在。从别源流的角度，目前的学术史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更大。尽管现代学术史上真正形成学术流派的不多，但却不能忽视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分化，甚至一个学者也会有学术思想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学术思想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其研究对象的选择、学术方法的使用以及学术立场的改变等等变化。只有把这些变化过程交代清楚了，才能从中总结学术研究与时代政治、环境风气、研究条件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历史经验，同时也才能把历史发展的过程性梳理清楚。无论是在所接受的学术训练的系统性上，还是所拥有的研究条件上，我们的时代都要更优于黄宗羲，理应在明宗旨和别源流上比他做得更好，但遗憾的是在许多方面黄宗羲依然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楷模。
在总结历史经验上，目前的学术史研究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误区，这便是对于历史教训的忽视。几乎所有的学术史在写到“文革”十年时，都用了“空白”二字来概括本时期的特征，而内容上更是一笔带过。有不少学者甚至在处理建国后十七年的学术史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从成果选优的角度，这样做当然有其道理，因为你无法在此时找到值得后人学习与参考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方法。然而，学术史研究不同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上没有价值的东西未必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上也毫无价值。学术史研究中要淘汰和忽略的是大量平庸重复、缺乏创造力的书籍文章，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倚门傍户”“依样葫芦”的低劣制作，而不是缺陷和错误。因为从学理上讲，历史乃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时间链条所构成的，如果失去其中的一个链条，哪怕是一个有问题的链条，也将会破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一位新诗研究专家在谈到自己的研究经验时说：
在撰写《中国新诗编年史》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面对20世纪的新诗，只是从艺术和诗的角度进入会感到资源十分匮乏，像新民歌运动、“文革”诗歌等，20世纪很大一部分新诗作品并不是艺术或诗的，但如果站在问题的角度加以审视，其独特和复杂怕是中国诗歌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相比的。我力求这部编年史能更多地包含和揭示近一个世纪新诗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问题的复杂性。[59]
这是就文学史研究而言的，其实学术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站在学术价值的立场看“文革”或十七年，固然是研究史的低谷甚至“空白”，但站在总结教训与探索问题的立场上，也许包含着繁荣期难以具备的研究价值。比如说建国后一直以极大的声势批判胡适的新红学，可是新红学所确立的自传说与两个版本系统的学术范式却始终左右着《红楼梦》研究界，最后反倒是新红学的主要成员俞平伯对新红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颠覆性的看法。这其中所包含的政治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到底有何价值？又比如在所谓“浩劫”的年代，许多学者辍笔不作或跟风趋时，钱锺书却能沉潜学问，写出广征博引、新见时出的百余万言的《管锥编》，这是他个人例外呢，还是其他人定力不够？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人文学科研究中，闭门造车固然封闭保守，趋炎附势肯定丧失品格，那么在社会关怀与学术独立的关系中学者到底如何拿捏才是恰当？这些都是研究学术中的重大问题，也是至今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此一角度讲，对于历史教训研究的价值绝不低于对于研究成绩的表彰。可惜在这方面我们以前的关注实在太少。
其次是寻找缺陷。所谓寻找缺陷就是检点现代学术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其中大到研究范式的运用、研究价值的定位、学术盲点的寻找，小到某个命题的把握、某一材料的安排、某一术语的使用等等。在目前的学术界，无论是对学术史的研究还是当今的学术批评，往往是赞赏多而批评少，总结经验多而寻找缺陷少。究其原因，其中既有水平问题，也有学风问题。但是对于学术史研究来说，寻找缺陷的意义绝不低于总结经验，因为寻找不出缺陷就不能提出新的学术路径，也就不能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水平。
其实在学术史研究中确实还存在着很多需要纠正的弊端与不足，就其大者而言便有以下数种。
（一）研究模式的缺陷。比如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模式是建立在西方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学理基础上，从根本上说是西方近代以来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这种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以逻辑的思维与证据的原则作为其核心支撑，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叫做言之成理与持之有故。没有这样的研究范式，中国的学术研究就不能从传统的评点鉴赏转向现代的理论思辨与逻辑论证，也就不能具备现代学术品格。然而，这种理性主义思潮基本是以自然科学为依托的，所以带有浓厚的科学色彩。其中有两点对现代学术研究具有根深蒂固的负面影响，这便是生物学上的进化论与物理学上的规律论。表现在历史研究中，就构成以文体创造为演进模式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理论，而表现在研究目的上则是寻找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规律，诸如唐诗繁荣规律、《红楼梦》创作规律、旧文学衰亡规律等等。直至今日，这种研究模式依然在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而左右着学者的思维方式。其实，自然科学的理论在进入人文学科领域时，是需要进行检验和调整的，否则就会伤害到学科自身。因为文学史研究不能以寻找规律为研究目的，他必须以总结历史上人们如何以审美的方式满足其精神需求作为探索的目标，然后才可能对当今的精神生活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同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线性进化理论也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日益丰富的生活带来人们更为丰富的情感世界，于是也就需要更多的文学样式与方法来满足其精神需求，那么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就只能呈现为文体如滚雪球般的日益复杂多样，而不是进化论式的相互替代。不改变这种研究范式，我们只能依然沿着冯沅君的老路，把诗歌史只写到宋代，而永远找不到明清诗文研究的合法性来。
（二）流派研究的缺失。学术史研究是对学术研究实践的描述与归纳，这乃是学界的常识。从此一角度说，现代学术史研究中流派观念的淡漠与研究的弱化似乎是必然的。黄宗羲《明儒学案》在别源流方面之所以做得足够出色，是因为明代思想界学派林立、论争激烈，从而保持了巨大的思维活力，黄宗羲面对如此活跃的学术实践，当然将流派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特色。清代缺乏这种思想活力，建国伊始便禁止文人结社讲学，当然也形不成学界的流派。研究清代的学术史，似乎也理所当然地写不出《明儒学案》那样的著作。那么，现代学术研究是否也可以因学术流派的缺少而走清人的老路，自动放弃流派的研究？这里又是一个误区。学术研究实践中流派的缺乏只能导致经验总结的缺位，因为没有这样的实践当然无法去归纳与描述。然而，正因为研究实践中缺乏流派的意识与现实，学术史研究才更应该去指出这种致命的缺陷。因为思想创造的动力来自于流派的竞争，学术研究的活力也来自于流派的论争，因此缺乏流派的学术研究是没有活力、没有个性的研究。作为学术史的研究，理应去发掘学术史上珍贵的流派史实，探讨流派缺失的原因，并强调形成新的学术流派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就此而言，学术史研究不仅仅是学术实践经验的反映与总结，也应该肩负起纠正学术研究弊端的重要职责。
（三）人文精神的缺失。自现代学科建立以来，追求科学化与客观化一直成为学界的目标，这既与科学主义的影响有关，也与建国后政治时常干预学术的政治环境有关，更与研究手段的日益技术化有关。学术研究的这种科学化倾向也深深影响了学术史的研究，使得学术史研究不仅未能纠正此一缺陷，反而变本加厉地强化了这种倾向。其实，以人文学科的研究属性去追求科学性与客观性，本身就陷入一种尴尬的悖论。反思一下中国的历史，哪一种重要的思想流派不具备经国济世的人文关怀？拿最为后人所诟病的强调思辨性的程朱理学与偏于名物训诂考证的乾嘉汉学，其实也并不缺乏社会的使命感。理学固然重视修身，但《大学》的八条目依然从格物致知通向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乾嘉学派固然重视名物的考证，但其大前提依然是“反经”以崇尚实学的济世胸怀。从现代史学理论看，科学性与客观性受到日益巨大的挑战，正如美国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所言：“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60]无论从历史的事实还是学科的属性，人文学科的研究都应该拥有区别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特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面对20世纪以来日益严重的科学化与技术化倾向，学术史的研究并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本来是最具有情感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学科，如今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变成了靠数理统计与堆砌材料以显示其客观独立的冷学科。我曾经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技术化倾向及其缺失》一文中说：“如果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既缺乏理性思辨的智慧之光，又没有打动人的人文精神，更没有流畅生动的阅读效果，而只是造就了一大批头脑僵硬的教授与目光呆滞的博士，这样的古代文学研究不要也罢。”[61]不过，要真正纠正这种人文精神的缺失，尚须整个学界的努力，尤其是学术史研究的努力。
以上三点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学术史研究中寻找缺陷的重要，至于更多更具体的研究缺陷，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而重要的是学术史研究者需要具备挑剔的眼光与批评的勇气，将学术史研究视为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而不是表彰优秀分子的光荣榜。
其三是提出新的学术增长点。从近二十年所呈现的学术史研究成果来看，其主体部分大都是对已有成果的介绍与评价，一般也都会在最后有一部分文字表达对未来的瞻望，但对于现存问题的检讨就要明显薄弱一些。正是由于对现存问题的分析认识不够具体深入，因而对未来的瞻望也大多流于浮泛，更不要说提出新的学术增长点了。其实，未来瞻望与提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不是同一层面的内容。未来瞻望具有全局性与宏观性，表达了学术史研究者的一种愿望或理想；提出学术新增长点则是对下一步研究的观念、方法与路径的认真思考，因而必须与当前的研究紧密衔接。
就《文心雕龙》的研究看，目前已出版三部学术史著作，可以将其作为典型个案以讨论提出学术增长点的问题。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的导论部分设专节“《文心雕龙》的未来走向”，提出了三点努力的方向：一是面向世界以弥补西方理论之不足，二是面向现代以建设新的文学理论并指导创作，三是面向群众普及以扩大影响[62]。这是典型的理想表达，基本都是在“实用”的层面，与专业研究存有较大距离，也就未涉及学术增长点问题。张少康等人撰写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在其结语“《文心雕龙》研究的未来展望”中，设有六个小节：1.发展史料与理论并重的研究；2.从文化史角度看《文心雕龙》；3.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4.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研究《文心雕龙》；5.让“龙学”研究走向世界；6.培养青年“龙学”家，扩大和加强《文心雕龙》的研究队伍[63]。在这六个小节中，前三个方面是对已有研究特点的总结与强调，后两个方面是一种希望的表达，真正属于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乃是第四小节，作者要求《文心雕龙》范畴研究要与实际创作乃至其他艺术领域结合起来，不能就理论而研究理论。李平《文心雕龙研究史论》在其绪论部分的第四节“‘龙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尽管所用文字不多，但在行文方式上却颇有特色，即作者已将学术增长点的提出与未来瞻望分两段文字写出。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继续研究思想、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二是做好总结性的工作，三是应加强对港台及海外《文心雕龙》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工作。而在瞻望部分则提出：一要培养后续力量，二要更新理论方法，三要创造良好学风，四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李平的好处是思路清晰，大致将学术建议与理想表达区分开来。其不足在于提出的建议较为浮泛，反不如张少康的意见更有针对性。之所以会出现思路清晰而建议浮泛的矛盾，乃是由于作者尚未发现研究中存在的深层问题，比如他认为《文心雕龙》研究现存问题是：1.成果数量减少；2.成果质量下降；3.研究队伍后继乏人[64]。这些问题当然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却均属现象描述，并未深入至学术研究的学理层面，当然难以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了。
从以上这些学术史著作写作经验的总结中，可归纳出以下关于提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一些原则：第一，学术增长点的提出范围应该是专业的学术问题，而且必须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所谓针对性，乃是建立在对前人学术研究中所存留问题的清醒认识之上的。没有对前人研究缺陷的发现与反思，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学术增长点。第二，提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必须对于当前的学术发展大势具有清醒的判断与认识，任何学术的进展与转型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就拿《文心雕龙》研究来说，它理应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甚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紧密关联。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必须首先借鉴西方的理论方法才能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而西方理论方法也会留下与中国古代研究对象不能完全融合的弊端。因此，近二十年来的学术转型就是要回归中国文论本体，寻找到适合中国古代研究对象的理论方法。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几十年来一直运用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去解读归纳刘勰的文章观。如此研究，可能会导致越精细而距离刘勰越远的尴尬局面。从专业研究的层面讲，所谓国际化、世界化的提法都是与此学术转型背道而驰的。《文心雕龙》首先要解决的乃是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的问题，此一点不解决，《文心雕龙》研究不可能走出误区。第三，新的学术增长点的提出必须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对于那些无法实现或者过于高远的希望，最好不要在学术增长点里提出来，因为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和研究水平的提升。比如要解决《文心雕龙》研究中以现代文学理论观念比附刘勰文章观的问题，仅仅倡导回归中国本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提出回归的具体方法与路径。我曾经在《文体意识、创作经验与〈文心雕龙〉研究》一文中提出，对于像“神思”这一类谈创作构思的理论范畴，最好能够结合中国古代相关的文体和刘勰本人的创作经验进行讨论，方可能揭示其真实的内涵。我认为这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基本路径，因为刘勰的理论观点是以其自我的创作经验和熟悉的文章体裁作为思考对象的，离开这些而妄加比附就会流于不着边际。如果用以上这些原则来衡量目前的学术史研究，可能大多数成果还不够尽如人意。
总结经验、寻找缺陷与提出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是学术史研究互为关联的三个基本层面。尽管由于学术史写作的目的、规模与专业的不同，或许会在三者的比例大小上多有出入，但如果缺乏任何一个层面，我认为就不能称得上是严肃的学术史研究，或者说就会成为对于推动学术研究发展起不到应有作用的学术史研究。
四、学术史研究者的基本条件：学术素养与研究经验
目前学界关于学术史的研究存在着两种流行的误解。一是认为学术史研究的价值低于专业问题的研究，二是认为学术史研究相对比较容易。而且二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许多学术的混乱。比如博士论文的选题，近年来许多人都选择了研究史、接受史及影响史方面的题目，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但重要原因之一乃是认为学术史研究较之本体研究相对容易一些。就目前所呈现的成果而言，学术史类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确显得较为浅显易做，很多人也以此取得了学位。但我认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依然不宜选研究史方面的题目，原因便是其选题动机是建立在以上两点误解之上的。讨论学术史研究与专题研究价值的高低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不同性质的研究所体现的价值是完全无法放在同一层面比较高下的。专题研究从解决某领域的学术问题上是学术史研究无法相比的，而学术史研究对于学科的自觉、观念方法的总结与初学者的入门等方面，又是专题研究所无法做到的。从这一角度说，两类选题的难易程度也难以一概而论，专题研究需要的是研究深度，而学术史研究需要的是综合系统。因此，我一直认为博士论文选题不宜选择学术史方面的题目，原因就是博士生最重要的目标乃是对专业研究能力的培养，这种培养当然也离不开学术史的清理工作，但其主要精力要放在文献解读、问题发现、论题设计与系统论证上。而且博士生属于刚入学术门径阶段，他们无论专业修养还是学术眼界，都还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使其无法写出真正合格的学术史论著。我想借此说明的是，学术史研究并不是什么人和什么学术阶段都可以随便涉足的，它需要具备应有的基本条件。这个条件包括学术素养与研究经验两个方面。
先说学术素养。所谓的学术素养简单地说就是学养，也就是长期的学术积累所形成的专业知识、认识能力、学术视野以及学术判断力等等。因为在从事学术史研究时，研究者必须要面对两类强劲的对手，一类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一类是学术实力雄厚的学界前辈或同仁。学术史研究者必须要具备与之接近的学养，才有资格与之进行学术对话并加以评说。所谓学术研究的对象，就是指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批评家等等，他们无论在思想的深邃性、知识的丰富性乃至感觉的敏锐性上大都是一流的人物。如果学术研究者要判断其他学者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评说是否合适到位，首先自身必须对这些历史人物有基本的理解与认识，否则便只能人云亦云。比如说《文心雕龙》一书，历来被称为体大思精的中国古代文论名著，研究这部著作的论文已有四千余篇，论著数百部，其中存在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如果要做《文心雕龙》的学术史研究，需要什么样的学养呢？这就要看作者刘勰拥有何种学养才能写出《文心雕龙》，我们又需要何种学养才能阅读和认识《文心雕龙》。罗宗强曾写过一篇《从〈文心雕龙〉看刘勰的知识积累》的文章，专门探讨刘勰读过什么书，构成了什么样的学养。文章认为，刘勰几乎读遍了他之前和同时的所有经、史、子、集的著作，并能够融汇贯通，从而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思想体系与敏锐的审美感受力，所以能够对前人的著作理解准确、评价精当。其中举了关于刘勰“折中”思想的例子，学界对此曾展开过学术争议，先后发表了周勋初的《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中”说述评》[65]、张少康的《擘肌分理，惟务折中——论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66]、陶礼天《试论〈文心雕龙〉“折中”精神的主要体现》[67]、高华平《也谈“惟务折中”——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68]等论文，或言崇儒，或言重道，或言近佛，各执己见，难以归一。罗宗强在详细考察了刘勰的知识涉猎与思想构成后说：“我以为周先生的分析抓住了刘勰思想的核心。我是同意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其他学者的分析在结论之外，实际上接触到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现象。诸种思想在刘勰知识积累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交融形成了他自己的见解。正因为此一种交融，才为学术界对《文心》的许多理论观点做出不同的解读提供了可能。”[69]我想，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史修养，是无法对学界的不同观点做出这种圆融的评判的。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大家，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杜甫，儒释道兼通的苏轼，以及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等等，都不是可以轻易对其拥有发言权的。既然对研究对象没有发言权，那又有何权力对研究他们的学者说三道四呢！
学术史研究者除了要面对历史上的各种大家之外，他还必须同时要面对学界许多实力雄厚的一流学者。以一人之力要去理解、论述和评价众多学有专长的研究大家，其难度可想而知。在此一层面，不仅学术史研究者需要具备雄厚的专业基础，更需要具备现代的各种理论素养以及对于不同学派、不同领域以及不同研究方法的相关知识。要读懂一本著作，不仅需要弄懂其学术结论的创新程度与学术贡献，更需要了解其所运用的学术方法以及背后所支撑研究的学术理念。这就是学界常说的，阅读学术著作和论文，要具有看到纸的“背面”的能力。凡是真正做过研究的人都清楚，要真正了解掌握一种研究理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要去理解把握各种理论方法与学术流派？比如说，在现代学术史上对于胡适学术研究的评价争议甚大，除了其中的政治因素外，对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思想的理解也有直接关系。胡适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大潮中，其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也试图将中国的乾嘉之学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结合起来，并用之于研究实践中。陈维昭《红学通史》就专列一节谈“新红学”的知识谱系，认为胡适学术思想的核心是“以‘科学精神’演述乾嘉学术方法，以‘自然主义’‘自叙传’去演述传统的史学实录观念”。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才会有如下评价：“胡适所演述的传统学术理念有二：一是实证，二是实录。实证以乾嘉学术为代表；实录则是传统史学的基本信念与学术信仰。实证的‘重证据’的科学精神有其现代性。但是‘实录’显然是一种违背现代史学精神的陈旧观念。”[70]这样的评价不能说可以被所有人所接受，但起码它是一种学理性的分析，是真正的学术史研究，比前人仅从意识形态角度的否定更令人信服。而要进行如此的评价，则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古代小说专业研究的素养，而且还要具备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修养以及把握当代史学理论的进展，同时还需要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具体过程。我们必须明白，凡是在学术上取得突出成就与影响巨大的学者，肯定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如果对其缺乏认知，则对他们的研究评论无异于隔靴搔痒。
学养是任何一个专业研究领域都需要具备的，但作为学术史研究的学者，需要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与学术视野，因为他会面对更多的一流研究对象与一流学者，如果不能具备相应的学养，就缺乏与之进行交流的资格，更不要说去评价他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一流的学养，就不会是一流的学术史研究者。也正是在此一角度，我认为刚进入学术门径的年轻学者不宜单独进行学术史的研究。
再说研究经验。所谓的研究经验，是指凡是要从事某个学术领域学术史研究的学者，应该对该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研究体验及成果，尤其是对本领域的学术理念与学术进展有较为深切的把握与体会。研究经验与学术素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术素养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主要体现为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能力与概括能力。研究经验则是对某研究领域的熟悉程度与参与过程，主要体现为对于本领域学术重点与研究难度的深刻认识，尤其是对于其学理性与前沿问题的把握。之所以要求学术史研究者拥有一定的研究经验，是由下面两个主要原因所决定的。
第一，只有拥有研究经验，才能将该领域中有创造性的成果与观点选择出来并作出恰当评价。比如唐代文学的研究，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依然会有大量的成果不断涌现。目前学术界最大的问题，也是学术史研究的最大难度，乃是对于重复平庸研究成果的淘汰，以及对于有创造性成果的推荐。这些工作都不是仅靠一般的材料是否可靠与文字论证水平的高低可以轻易识别的，而必须对该领域具有长期的沉潜研究的经验，才能沙里淘金般地识别出那些有贡献的优秀成果。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明宗旨的环节，有无宗旨可以靠学养去提炼概括，而宗旨之有无独创性则要靠所拥有的学术前沿领域的研究经验来加以辨认。关于此一点，可以从目前学界名人写序这种现象中得到说明。现在的学术著作序言近于学术评价，可以视为是该书最早的学术史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真正评价恰当者却寥寥无几，溢美之词倒是比比皆是。更严重的是，在以后的学术史研究中，许多缺乏研究经验者又会以这些“学术大佬”的评价为依据，去为这些著作进行学术定位，从而造成积重难返的学术虚假评价。为什么会造成此种“谀序”的现象？其中除了人情因素之外，我认为作序者缺乏该领域的研究经验乃是主因。当年李贽曾讽刺其论争对手耿定向是“学问随着官位长”，现在则是学问随着职称长或者叫学问随着年龄长，以为成了博导和大佬就什么都懂，于是就到处写序。殊不知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离开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而去评价其他学术著作，自然不能真正认识该书的学术创获。但“学术大佬”毕竟是有学养的，可以驾轻就熟地说一些虽不准确但又不大离谱的门面话，于是似是而非的序言也便就此诞生。缺乏研究经验的学术史研究就像名人作序一样，看似头头是道，实则言不及义。
第二，只有拥有研究经验，才能真正了解该领域的学术难点，并提出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按照上节所言的学术史研究的总结经验、寻找缺陷与提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三个层面，缺乏研究经验的学者在总结经验层面或许可以勉为其难地进行操作，但一旦进入第二、三层面，就会陷入茫然无知的境地。比如关于明代诗歌史的研究，明清两代学者始终处于如何复古的讨论之中，而进入现代学术史之后，依然在沿袭明清诗评家的传统思路，围绕复古与反复古的论题展开论述。岂不知明诗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几乎所有人都在按照一个凝固的标准也就是唐代诗歌的标准来衡量明诗创作，而忽视了自晚唐以来产生的性灵诗学的实践与理论，明清诗论家视性灵诗为野狐禅，而现代研究人员也深受《四库全书提要》以来传统观念的影响，只把性灵诗学观念作为反复古的一端加以肯定，而对其建设性的一面却多有忽视。其实，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从中国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关联性看，性灵诗学都是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价值，是以后应该大力加强研究的学术空间。我想，只有真正从事过明代诗歌研究的人，才会具有这样的体验，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才能开辟出新的学术研究空间。其实，岂但明诗研究如此，看一看目前的几部诗歌研究史，几乎都将叙述的重点集中在汉魏唐宋，而到了元明清的诗歌研究多是略而论之，草草了事。我们不能说这些学术史的作者缺乏学养，而是缺乏元明清诗歌史的研究经验。因为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这些领域从事专业的研究，所以无论是在对该时期诗歌史的价值判断，还是研究难度，都不甚了了，当然会作出大而化之的处理。因此，在我看来，要成为合格的学术史研究者，既要有足够的学养，又要有足够的研究经验，而且经验比学养更重要。
在目前的学术史研究中，情况相当复杂。从作者身份看，既有著名学者领衔的大型学术史写作，也有专题研究者在科研项目、学位论文研究中的学术史梳理，更有一些初学者无知者无畏的试笔之作；从成果形式看，既有多卷本的大型丛书，也有各领域的专门学术史论著，更有形形色色的综述、述略及史论的论文。这些研究除了低水平的重复之作外，应该说对于各领域的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贡献。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真正需要的学术史是：研究者需要具有明确的学术原则与研究目的，他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应对各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学术贡献及发展过程作出了清晰的描述，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方向偏差、理论缺陷、不良学风及学术盲点进行了清楚的揭示，对将来的学术研究中可能解决的问题、采用的方法及拓展的新空间进行明确的预测，从而可以将当前的研究提升至一个新的层面。而要实现这样一种目标，学术史的研究者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学术素养与研究经验。
五、中国诗歌研究史：学术史写作的新实验
“中国诗歌研究史”是我们承担的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重点项目，从2005年立项至今已有将近九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学界已经出版了余恕诚的《中国诗学研究》（2006）和黄霖主编、羊列荣撰写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诗歌卷）》（2006），如今再推出这样一套诗歌研究史的著作，其意义何在？难道是因为它有220万字的巨大规模，从而对学术史的梳理更加细致而具体吗？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与贡献，理应由读者和学界去评判，而不是由作者饶舌。但是，在此有两点还是有必要事先作出交代。
首先是本项目不是一个孤立的课题，而是互为补充的三个重点项目中的一个。它们是“中国诗歌通史”（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研究史”和“中国诗歌研究资料汇编”（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中国诗歌通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用11卷的篇幅描述了中国诗歌从先秦两汉至当代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了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中国诗歌研究资料汇编”是选编20世纪的优秀诗歌研究成果以及全部学术成果的目录索引。“中国诗歌研究史”则是对于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经验的总结，尤其是学理性的探讨。按照黄宗羲学术史的撰写原则与模式，“中国诗歌研究史”的重点在于“明宗旨”与“别源流”，即对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的主要发展线索与重要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详细的梳理与介绍，当时所设定的目标是：“第一，结合时代变化和社会思想变化，以中国诗歌研究范式的演变为经，侧重于对学术理念、理论内涵与研究方法的发掘，整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诗歌史的研究过程；第二，采取广义的诗歌概念，写出一部包括词曲等各种诗体在内的系统完整的中国诗歌研究史；第三，打通古今与中西，以最新的学术视野，站在21世纪的学术高度，从学理性上总结中国诗歌研究从古代走向现代、从单一封闭走向中西融合的历史进程。”至于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可由读者进行检验。三个项目中的“中国诗歌研究资料汇编”则相当于黄宗羲的论著言论摘编，其目的是保存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的优秀成果与论著出版发表信息，同时读者也可以借此来检验诗歌研究史的提炼与评价是否准确。三个重点项目的完成既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一个阶段工作的小结，也是我们个人学术研究的阶段性交代。
其次是本书作者队伍的特殊情况与独特的编撰模式。正如上面所说，本项目是与另外两个项目互为支撑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是同一个作者群体。尽管在研究过程中也曾有个别的调整与变动，但其主体部分始终保持了完整与稳定。在此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作者群体是完全符合上述所言学养与经验这两项学术史研究者的必备资质的。从学养上看，几乎所有的撰写者与主持人都是目前活跃在学术研究前沿的成熟学者，其中许多人是各领域的国内一流学者，具有各自鲜明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与学术背景，并都拥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我想，这样的学养保证了他们的学术眼光与判断力，有资格对其研究对象的成果进行学术分析与评价。从研究经验上看，这个作者群体与《中国诗歌通史》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学术史研究乃是和相应历史段落的诗歌史研究交替进行的。从2004年“中国诗歌通史”立项到2012年最终完成，曾经召开过9次编写组的学术研讨会，每次都会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同时也会对诗歌研究史的各种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应该说各卷负责人都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都始终处于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都对各自领域中的学术进展、难点所在及创新之处了然于胸。在诗歌通史的写作中，有过许多新的想法，也遇到过种种困难，更留下过些许遗憾，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留待学术史的研究中去重新体味与总结。我想，此一群体所撰写的学术史，虽不敢说是人人认可的，但都应该是他们的真切体验与学术心得，会最大限度地避免空虚浮泛与隔靴搔痒。如果说在学术史研究中经验比学养更重要的话，广大读者不妨认真听一听这些学者的经验与体会，或许不至于空手而归。
在这将近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尽管夜以继日地学习与工作，潜心地进行思考与研究，但数十人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这样三套著作，不免陡生白驹过隙的焦虑与感叹。作为个人，用了十年的时间思索，对于学术史研究才有了上述的点点体会，而且还很难说都有价值，真是令人有光阴虚度的感觉。
左东岭
2014年8月12日完稿于北京寓所
[1] 陈振江：《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 中国史学学会《中国历史年鉴》编辑组：《习史启示录：专家谈如何学习近代史》，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 罗宗强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4]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 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6]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8]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0]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黄山书社，2009年版。
[1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7]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8]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 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0] 赵敏俐等：《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21] 韩经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22] 董乃斌等：《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2003年版，第26页。
[23] 董乃斌等：《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4] 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25]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百年明史论著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27] 张晶主编：《21世纪文艺学研究的新开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8] 傅璇琮、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9] 《朱子学刊》第8辑，1998年。
[30] 《文学与文化》第1辑，2003年。
[31] 《文艺研究》1999年增刊。
[32] 这8篇文章是：《耿、李之争与李贽晚年的人格心态巨变》（《北方论丛》1994年第5期）《禅学思想与李贽的童心说》（《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从良知到性灵：明代文学思想的流变》（《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从本色论到性灵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内在超越与江门心学的价值取向》（《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李贽文学思想与心学关系及其影响研究综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20世纪以来心学与明代戏曲小说关系研究综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3] 陈祖武：《学案再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35] 朱义禄：《论学案体》，《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6] 李明友：《一本万殊》，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199页。
[37]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38]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39]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
[40]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41]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
[42] 姚文永、宋晓伶：《“自得”和“宗旨”——〈明儒学案〉一个重要的编撰方法与原则》，《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43]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9页。
[44]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
[45]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6页。
[46] 黄宗羲：《黄梨洲先生原序》，《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47]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9页。
[48]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49]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9页。
[50]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51] 已有学者撰文指出，钱穆此论并不恰当，认为其原因在于：“由于钱穆的学术思想由‘阳明学’逐渐转向‘朱子学’，其在晚年对阳明学多有指摘，故批评黄宗羲守阳明学门户，对《明儒学案》的评价由大加赞赏转向多有贬斥。”见张笑龙《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之转变》，《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52]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
[53] 黄宗羲：《黄梨洲先生原序》，《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54] 黄宗羲：《黄梨洲先生原序》，《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55]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
[56] “学术档案”各书体例不甚统一，选文后有的是情况简介，有的则是对选文的学术评价，如王炜的《〈金瓶梅〉学术档案》的每篇选文之后都有一篇学术导读，就该文及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进行评价，应该说是基本达到了“明宗旨”的要求。
[57]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58] 陈柱：《中国散文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59] 刘福春：《还原历史的丰富与复杂》，《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60] 〔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61] 《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62] 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0页。
[63] 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7—596页。
[64] 李平：《文心雕龙研究史论》，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9—21页。
[65]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6] 《学术月刊》1986年第2期。
[67] 《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68] 《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
[69] 罗宗强：《晚学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70]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