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学术随感录
一、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幸灾乐祸也好，呼天抢地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学术正在贬值。
就看你怎么理解这“贬值”两个字。如果这指的是应用学科被推到前景，而学术性更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受重视，跟经济建设没直接联系的文史哲等古老学科甚至受到冷淡，这的确很可忧虑；如果这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低下，以致学者不能安心治学，而必须盘算如何“生产自救”，这起码也不是什么好兆头；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我倒觉得很正常，既不可喜，亦不可悲。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没多少油水好捞的。前些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出书容易，惊世骇俗容易，滥得虚名也容易。一时间学术界似乎也成了“名利场”。如今又回到了“冷板凳”，这可就苦了那些没赶上趟的莘莘学子，只能“遥想前辈风流”了。
梁启超有篇名文《过渡时代论》，其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出政治上的英雄，当然也出学术上的英雄。“五四”时代能出英雄，前几年也能出英雄，如今则连“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容易，英雄似乎消失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未必学术成就不高，只不过缺乏戏剧性罢了。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来说，这无疑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不管是这几年出尽风头者，还是尚未登台表演者。沮丧归沮丧，适当调整一下心理状态，乃至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还是必要的。就好像新学期开始，小学生们必须把假期里跑野了的心收回来一样。
当然，也有人“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从来没“跑野”过。这也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儿功利心、没有一点儿虚荣心、没有一点儿狂态、没有一点儿醉意的“纯学者”，我历来敬而远之；有时甚至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或者缺乏才气故作镇定，或者出于矫情大骂葡萄酸也未可知。我佩服的是能“跑野”也能“操正步”：该“跑野”时“跑野”，该“操正步”时“操正步”。当年“跑野”时甩了一拨人，如今“操正步”还会甩下一拨人。读书做学问也真不容易。
一代诗僧苏曼殊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男主人公在热情、执着、聪慧、果敢的西化女性和娴静、高雅、温柔、含蓄的东方女性面前丧失了选择的能力，只好悬崖撒手皈依我佛。这种主题模式在现代作家笔下不断重现，只不过“五四”时候西化女性占上风，20世纪40年代东方女性占上风而已。尽管作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种选择更多的是时代逼出来的；内心深处很可能都像苏曼殊那样，在两种女性、两种生活理想、两种处世态度——借用茅盾的术语：诗歌与散文——之间徘徊。
“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也许，只好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但愿，就在不久的将来，我能把这题目倒过来再做一遍：告别“散文”，走向“诗歌”。即使那篇好文章一时难产，也不妨为这散文时代保留一点儿诗意，或者创造一点儿诗意。以免“寂寞的事业”过分寂寞，散文的时代过分“散文”。
二、“文摘综合征”
如果研究新时期十年的学术思潮，无论如何不能忽略新闻界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这种新闻“介入”（或曰“干涉”）学术研究的趋势，似乎与日俱增。在这其中，各类文摘报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学术文摘（社会新闻文摘不论）对于解决信息时代日益尖锐的生有涯而知无涯的矛盾，对于扩大一般读者的知识面，对于普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甚至对于提高学术的知名度，都是很有益处的。唯其如此，它才得到上下左右的热烈欢迎，数年间神速发展，且有方兴未艾之势。
如今，大概谁也说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块文摘园地。除了正牌的以“文摘”“书摘”命名的报刊外，各类专业刊物、综合性报纸也都有“文摘”专栏，再加上“零售”“批发”的学术资料、信息库、文摘卡片等，“文摘”已经成了学术界举足轻重的“第三产业”。你可以欢迎它，也可以诅咒它，但无法阻止它静悄悄然而坚定不移地插足学术研究。也许有那么一天，学术发展的趋向，不是取决于某些具有先见之明的学术精英，而是取决于各类文摘报刊的编辑。但愿这只是危言耸听。即使如此，为防患于未然，不妨预测一下，日益辉煌的“文摘事业”可能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恶果。
学者们对文摘的态度，大致是又喜又忧，又爱又怕，特别是当它摘到自己头上时。毕竟没有多少写文章的人真愿意孤芳自赏。“藏之名山”还不是为了“传之后世”？照样需要理解，需要“知音”。文摘能使你的学术观点广泛传播，把你介绍给专业圈以外的广大读者，这是“成名”的终南捷径，何乐而不为？只是经过文摘家（姑名之）处理过的学术论文，往往有违原作者初衷，或则买椟还珠，或则断章取义。其实这也难怪，文摘受制于读者，从属于新闻，代表公众愿望对原作进行“剪辑”，不免更多考虑新闻效果，考虑读者需求，而不是作者原意。大概也正因为考虑到文摘家二度创作的“版权”，文摘报刊一般只给摘者而不给作者发稿费。没稿费倒也可以理解，只是看着自己的观点不断夸张变形，以致连自己读起来都颇觉新鲜，可又不敢或不愿出面辩正，以免失去再一次上文摘报刊的机会。于是乎，学者们心里不免有点酸溜溜的感觉。
这种经过公众愿望过滤的学术文摘，好读、易懂，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就像止咳糖浆一样，能治点儿小病，味道也还不错，老少咸宜。可这么一来，苦口的良药、难读的好书，也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学术文摘很容易培养起一代学术懒汉和聊天大王。貌似博学，无所不知，实则零碎皮毛，全都浅尝辄止（这里还不算走火入魔者），唯一的好处是胆子大口气也大，谈恋爱还可以，做学问可就勉为其难了。古人笔记常有讥笑专读类书起家的“博学之士”；依我看，而今而后专攻文摘者，其“博学”、其肤浅，当在专读类书者之上。也许并非杞人之忧，如今“文化名人”也颇有据文摘做正面、反面文章者，不免令人心寒。
文摘的最直接影响，也许该算学界的风气。一时间，新闻俨然成了学术研究的总裁判。好多大学甚至规定上《新华文摘》计多少分，上一般文摘报刊计多少分，评职称时就看这个。这里不说觅缝钻营之事，就算全都秉公行事，文摘家的眼光显然不同于学者，是否上文摘报刊怎能作为评判学术论文的标准？学术的新闻化，除了促成“赶时髦”“一窝蜂”“批量生产”等时弊外，更培养了一批专门瞄准文摘的“文摘型学者”，揣摩读者（文摘家）心理，故作惊人之论，追求新闻效果，冒险做“好人”，踩线闯“禁区”，置学术信仰、学术尊严乃至一般的学术准则于不顾，怎么说“效果”好就怎么说，怎么做能“出名”就怎么做。这一点近几年已初露端倪，且也是“方兴未艾”。
文摘是个好东西，不会因为我这几句风凉话而倒闭，可“文摘综合征”即便不能治，起码也得让人们留点儿神。
三、“愤怒”与“穷”
近年来思考这近百年学术的变迁，感慨良多。一言以蔽之：这百年学界思潮迭起而成就不大，新人辈出而大家甚少。“思潮迭起”“新人辈出”是现象描述，有目共睹，无须多说；“成就”“大家”云云可就带明显的主观色彩，有个如何评价的尺度问题。跟什么比？跟明清人比社会学研究，那我们今天的成就当然大大的；如果跟乾嘉学人比小学功夫呢？古今之间实在难比。我想，要比就跟同时代的西方学界比。可这也有个“田忌赛马”的诀窍，比气功，比人才学，还是比德育研究？北大中文系主任在全系大会上提出，不跟国外学者比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而要跟英美学者研究英美语言文学的水平比，跟俄苏学者研究俄苏语言文学的水平比。这才真正具备学术的可比性。这一比可就比出了差距，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承认这一点。至于“大家”，那更是见仁见智，矮子里面也不难拔出高个儿。起码有一点，我们的“学术大家”，比起国外同等量级的学者，其著作往往矮一大截。国外的大学者，出个四五十卷的全集一点也不稀奇；而在中国呢？总不能以语言简练或深思熟虑来解释吧？一位学有所成的前辈学人再三慨叹：我们做得太少太少，写得也太少太少了。
可这怨谁？他们既不乏才气，也没偷懒。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诗穷而后工”。可从来没听说过“愤怒出学者”“学穷而后工”。也许问题就出在这“愤怒”与“穷”上，这两者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者来说，实在过于“丰富”。
治学不比创作，需要相对优裕的生活环境，相对稳定的工作情绪，还有相对丰富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等。可这百来年风风雨雨，难得过几天安生日子。1949年前是战争风云，1949年后是政治运动。算来也就这几年稍为稳定，没有大风大浪。偌大中国，倘若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觅不到，何来大学问？何况时时还有经济上的压力。读解放前的小说、戏剧，其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是知识分子的穷；开始是中、小学教员哭穷，尔后连大学教授也哭穷。解放后的小说、戏剧，似乎很少再写知识分子物质的匮乏的，不是因为已经变富，而是觉得那样写“境界”未免太低了。近几年才重新出现一批为知识分子“哭穷”的文学作品。文人多感伤情调，也不无品尝痛苦的癖好，可当文人只能为形而下的柴米油盐感伤痛苦时，实在有点儿可怜。就像鲁迅笔下那位眼前老浮现一座叠成A字的白菜堆的作家，有好题目也做不出好文章。
对于身外的“穷”，谁都诅咒；对于身内的“愤怒”，却颇多赞赏者。尽管从王国维、梁启超开始，就不断有人呼吁“为学术而学术”，而这个世纪中的绝大部分中国学者，还是倾向于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而学术。这个“学术以外的原因”，可能是相当崇高圣洁的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良知或者政治功利，等等。学术以外的思考多了，就像作家们习惯于在某一特定政治环境下自愿放弃文学一样，学者也习惯于自愿放弃学术——为了那个学术以外的更高目的。后人可能觉得他们学术观点的转变不可理喻，甚至以为是政治投机。其实不见得，只不过他们真诚地希望“经世致用”，而不甘于“为学术而学术”而已。这百年中，不断有人主张科学救国、学术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当然不可避免地一次次失望。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壮举，慢慢地由真诚的追求演变为被嘲笑的对象。因为，只有政治救国，才是真正的金光大道。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不断有批判只搞学问不问政治的学者的作品问世，而且大受赞扬，比如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曹禺的《明朗的天》。其实，要求学者时刻关心政治，这才真正是时代的悲剧，就好像要求政治家时刻关心学术是同样的悲剧一样。
文人谈武，武人谈文，而且谈得津津有味，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要不专业分工不明确，要不各自本职工作没有搞好需要别人帮忙，要不全都不务正业越俎代庖。倘是业余爱好，那又另当别论，不失为一种雅趣。只是，此类雅趣，并非人人需要。如果要求学术进步，除了让学者不必整天哭穷外，还必须创造一个允许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治学的环境——当然，各学科性质不同，各学人志趣不同，还会有许多人关心政治时事，但这不应该成为衡量学者的标准。如此，才能杜绝借学术阿世，借学术骂街，或者被迫放弃学术“扛大包”之类的“怪现状”，中国学人才有希望跟国外同行一比高低。
四、关于“学术语法”
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遗憾的是，眼下这种不成文的“学术语法”，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讲“语法”、讲“规范”、讲“常规建设”，不被扣上落伍保守的帽子，起码也给人缺乏才气的印象。“天马行空”“横空出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潇洒得很，可非常人所能学得。况且，我有点怀疑，如今这种蔑视“学术语法”的洒脱劲，是否真的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新时期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创新成风。不断有“权威”被宣告已经死去，不断有“新星”被预言正在升起，想来学术界应是“日新月异”；可又常听圈内人抱怨“不过尔尔”。大约“日新月异”是事实，“不过尔尔”也没说错——面上该说能说的话都说了，面上能做该做的文章也都做了；至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则还刚刚展开。就好像部队已经集结，作战计划也已经拟好，可这时报捷又未免早了点儿。
倘是做“战前动员”，能鼓动士气就行了，虚一点儿无所谓；倘是“进攻”，则还是扎扎实实步步为营好。也许正是基于此，有人曾预言，前几年出尽风头的“学术新秀”们任务已经完成，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这大概是针对他们中大部分人后劲不足，有些人仍然沉醉在前两年的“剧场效果”中，还习惯于“踩浮水”吧？这一代学者是以“不守规矩”“反叛传统”登上舞台的，一时间居然也杀出个新天地，颇令长辈瞩目。可似乎也养成这么一种蔑视“语法”的特殊心态。如今进入了常规建设阶段，愿不愿意讲“学术语法”，能不能接受这种“语法”的约束，很可能将决定他们这几年苦苦探寻得来的“思想火花”，能否凝聚成更有价值的“理论形态”。
据说，当代学术界没有权威崇拜，只有反权威的崇拜。着意处处反权威，颇令人怀疑其“权威心态”。这姑且不论。落笔为文，到处重起炉灶，希望一切推倒重来，一切从我做起，这可不大可取。不断颠倒时论，不断拨乱反正，折腾过来又折腾过去，图个热闹而已。其实所谓创新之作，十句话也有八九句是人家已经讲过的，而这已经了不起了。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前人和同代人的研究成果，而不标榜“无一字有来历，无一字有出处”，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也可以少费许多口舌。如今学术界重复无效的劳动太多，谁写文章都想从三皇五帝论起，再来个“全新”的理论体系，而不愿引证同行的研究成果。因此，文章老长老长，其中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有创见，余者古人今人早已有言在先。这是不讲“语法”之一。
硬要一切从头做起，硬要颠倒时论，那也并无不可；只是最好不要马大哈，充内行，过多的常识性错误总令人怀疑其论述的科学性。观点可以讨论，但论据必须准确，论证必须严密，起码要能够自圆其说。如今学术界才子多，名士也多，颇有以“不拘小节”为。“大家气派”的代名词者，公然为“常识性错误”辩护。出点儿差错难免，但并非“应该”，理直气壮则让人莫名其妙。这是不讲“语法”之二。
至于剽窃别人研究成果，或则改头换面以欺世盗名，这更是大大地不讲“学术语法”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抄”作“借鉴”“引用”解可以，作“抄袭”解则欠佳。北大教师讲课，不大敢讲尚未成文的最新科研成果，因不止一次发生过创造者倒成了“抄袭者”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反正天下不乏捷足先登的“快手”。据说，如今学术会议上发言也得留一手，或则声明本文已被某杂志录用，以备另一种“梁上君子”。
其实，这些都是“学术语法”的ABC，只要受过一点儿专业训练的都懂得。只是如今学术界也流行“痞子气”，据说是与“贵族气”“学院气”对着干的，自然更有“现代”色彩。于是，不讲“语法”居然也成了一种时髦，“病句”因而也就肆无忌惮地横行学术界了。
人生不妨打打醉拳，可会喝酒不等于就会打醉拳。说到底，醉拳也得讲“语法”，并非只是由着性子颠来倒去。人生当然也难免耍耍花枪，可花枪不能实战，这点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可别一听喝彩头就大，拿生命当儿戏。
处处讲“语法”，不敢越雷池半步者，未必就是好学者；可一点不讲“语法”，“病句”连篇的，大概也不会是好文章。
五、“不靠拼命靠长命”
大学毕业那阵子，老师私下里半开玩笑半当真地传授了“治学秘诀”，那是老师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这“十字箴言”道破了很简单，大白话一句：“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据说这句至理名言的两位创造者，晚年都真的很有学问，成了学界泰斗。当初少年气盛，只把它当玩笑话，如今想来，还可真值得细细琢磨。
这句话怎么理解都行，诠释余地很大。粗者看到了活命哲学：只想长命，自然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浅者看到了懒汉思想：不想拼命，安安逸逸玩儿学问；俗者看到了沽名钓誉：同代人死光了，就你学问大；智者看到了……智者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想提供另一种解法。说不上什么抢救“合理内核”，本来就是一句大白话，合理或不合理的“内核”都是诠释者强加上的，“版权”——还有责任——都大半属于诠释者。
君不见，多少“未来的大家”英年早逝，成为千古遗恨。如今这种生活条件，再来个“拼命三郎”，不早逝那才怪呢。从蒋筑英、罗健夫，到张广厚、董泽清，面对着一朵朵过早飘逝的“蒲公英”，报纸一次次呼吁，人们一次次痛心疾首。不过就我看来，起码在近期内，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不会有真正的大幅度改善。如果知识分子不少拼一点命，不加强一点自我保护意识，那么，还有更多早逝的英才等着新闻界去报道。我想新闻界总有因兴趣转移或者忙不过来，而把这源源不断的早逝的英才忘记了的一天。人们现在还只忙于抢救五十岁上下的“中年”，还没有时间考虑三四十岁的“中年”；十年以后，这抢救的任务大概不会减轻多少。这批“生在红旗下”，养在经济困难时期，成长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而今成了各学科新秀的“老三届”，健康情况甚不乐观。什么华发早生、什么心力衰竭，朋辈中屡见不鲜。
每当听到又一个朋友病倒的消息，心里总不是滋味。说来我们这代人也真不容易，从泥土坑里钻出来，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尘，走进大学教室，坐下来，到现在也不过十年时间，学术界已经不能不承认这代人的能量了。至于在这种拼命加班、补课中，到底催生了多少白发、种下了多少病根，那真的只有天知、地知、你（丈夫或妻子）知、我知了，倘若我们这代人也来个“英年早逝”，我想学问肯定做不大。本来起步就晚，何堪归去得早？历史从来是算总账的，不管你动机如何、态度如何、客观条件如何。即使只从学术发展考虑，我也劝我的同代人悠着点，别太拼命了。
当然，这是基于我对学术研究特点的基本理解。治学不比文学艺术创作，不只需要灵感、才气，还需要大量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有二三十岁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却很少有二三十岁的大学者。越是研究古老的学科，成名就越晚——单是把前人留下的遗产稍微清点一遍，就必须花去多年工夫。因此，“多快好省”这口号，在学术界是颇为忌讳的。拼命三郎，精神固然可嘉，可是否也像程咬金那样希望三板斧解决问题？倘若三板斧解决不了怎么办？不外两个办法，一是落荒而逃，自认倒霉；一是另选一个弱的，以保证三板斧奏效。
以此类比学界，当然有失公允；不过“欺软怕硬”和“短期行为”，似乎也算当今学界的通病。只凭才气，速战速决，但求立见成效，有谁愿意专啃硬骨头，从艰苦细致乃至琐碎枯燥的基础研究工作做起？愿意做十年后、二十年后见成效的研究工作者，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多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哪儿阻力小往哪儿跑，这也是学界赶时髦成风的潜在原因。所谓立大志向，做大学问，不问一时得失，只求大器晚成，不管叫“放长线钓大鱼”也好，叫“吃小亏占大便宜”也好，于公于私都有好处，都应该提倡。就这一点而言，学界的“拼命三郎”未免短视了点，也未免太急了点。
不拼命才能长命，长命才有可能做大学问；但不等于说长命者学问必大，可以养生坐等。说实话，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要他不拼命几乎是不可能的，那种责任感、那种学术良心、那种生活趣味，有时候是不可理喻的。既然很可能说了等于白说，不妨加重语气以警醒“痴迷”，起码让他们理解长命的“重要性”，稍稍放松过分紧张的工作心态和生活节奏。至于有人借此口号而一味“颐养天年”，那也没什么可惜：本来他也不是做学问的料，你不说，他也不会拼命。
补记
清人阎若璩也曾感叹：“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
六、学问不等于人生
一个废寝忘食读书做学问、不逛公园不看电影、连约会谈恋爱都不忘带上英语单词本的书呆子，十年前是小说、戏剧、电影歌颂的对象，如今则成了嘲讽的目标。这样纯而又纯的学者今天固然还有，但数量定然相当可怜。尽管可能被讥为“迂腐”“缺乏生活情趣”，可我还是觉得这种把学问等同于人生的人可敬可佩，而且颇为羡慕他们内心的充实。他们当然也有痛苦和烦恼，但那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成功来治疗，而不像自我分裂的现代人一样，成也痛苦败也痛苦，干也烦恼不干也烦恼。
十年前，我们会因为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格拉宁的《奇特的一生》而激动得浑身发抖，而今则只会付之一笑。还不只是年龄增长缺乏激情的缘故，最根本的是对学术的崇高感表示怀疑，不大愿意再做祭坛上光荣的牺牲。做学问辛苦，这谁都知道，问题是这辛苦的劳动是否有意义，总不能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学术进步”而贡献毕生精力吧？也许，对终极意义的追寻，本身就没有意义。可人活着总得有个精神支柱，叫一个不信学术的人全心全意搞学问，也实在有点残忍。这几年文科学子纷纷告别学术研究，有经济上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学术信仰的幻灭：“这劳什子，到底有什么用？”真正告别学界的也还好，最苦的是那些拿不起放不下永远徘徊于学界内外的青年学者。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留在寺庙则不信念经拜佛，反出山门又不愿托钵化缘。
本文无意论证哪一门学问的永久价值或崇高意义，而只是想做点自我心理治疗，平静平静骚动不安的心灵，于治学于人生或许都不无好处。
我以为，作为一名学者，大可不必执着于如何提高学问的地位，而是把学问从生活的目的降为“手段”。不是为了学问而活着，而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而做学问。这当然不够崇高，可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更实在些。既然一个人的气质、志趣都更适合于当学者而不适合于经商、从政，那么，就当学者好了。至于学者之所以千方百计地读书做学问，就好像经商的千方百计赚大钱，从政的千方百计当大官干大事（至于当大官是否真的就能干大事，那是另一回事）。如果学者有幸提出一个新理论或出版一部学术著作，那不过像木匠打了一个好书柜、医生治好了一个重病号一样，当然会很高兴，可说不上特别崇高。不同之处只是，医生不好意思在他治愈的病号身上盖印，学者却在著作上署了名。
不再在学问与人生之间画等号，而只把做学问作为一种职业工作，这样可以解决很多人内心深处学问与人生的矛盾。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不只体现在这些学术论文上；追求的是成为有学问有情趣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学问的“机器”。这样一来，学问以外的兴趣，不只是一种调节精神的休息，而且是人生中同样很有意义的部分。
既然做学问也只是一种职业工作，那么，一旦兴趣转移或干不下去，调个工作，从政去或者经商去，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谈不上什么“堕落”或者“不贞”。“清高”云云可以休矣。学界中不乏本不宜于治学而又苦苦撑持者，要是他们肯脱下长衫，到别的领域去闯闯，也许更有出息。所谓“人才流动”，我想应该包括这种精神上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解脱。
（此六则短文，撰于1988年7、8月间，分别刊于《瞭望》周刊
1988年第30期、33期、37期、38期、44期，
以及198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