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杨刚原来的名字叫杨缤。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的翻译者杨缤就是杨刚。
杨缤是她在中学、大学用的名字，显然是家里给她取的吧（她还有一个名字是杨季徴）。但她用杨缤的名字来译书时，已经在用杨刚这名字做笔名发表文章了。这一回杨缤是她自选的，可见她也并不完全拒绝女性的色彩。
她是湖北沔阳人，却出生在江西。她父亲在江西做官，清朝时做过道台，民国后回湖北做过厅长。至于沔阳，在《三国演义》上可以看到这个地名，记得它的人未必多，但如果说它的一部分后来划出来建立了一个新县——洪湖，那恐怕就很少人不知道了，那就是《洪湖赤卫队》的洪湖。
杨刚正是有着洪湖赤卫队般的叛逆性格的。早在一九三一年，她就因为在北平参加“五一”的示威游行，被阎锡山的军警抓去坐牢，受到酷刑。直到几个月后，张学良的军队打败了阎军，阎锡山逃回山西，她才脱离了监狱。这时她只有二十五岁，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早在三年前，二十二岁的杨缤在进入大学英文系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
出狱后，她参加发起组织北方“左联”。后来又到上海参加了“左联”。她和萧乾一起，协助埃德加·斯诺编译了中国现代小说选《活的中国》，在伦敦出版。她应斯诺之邀，用英文写了一个短篇《日记拾遗》，收进这选集中。
她一面从事写作、创作和翻译，一面为党工作，虽然她一度因病退党后来又重新入党。著名国际政治评论家羊枣（杨潮）是她的二哥，羊枣就是在她不是共产党员期间得到她的帮助，走上革命道路的。
抗战前夕，她南下到了武汉、上海，继续参加革命活动，继续从事写作。一九三九年到了香港，从萧乾手上接过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在香港，她更积极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日军占领香港后，她协助文化界的朋友和国际友人隐蔽然后偷渡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区去。
她是一九四二年春夏之交从广东的东江游击区经过韶关到桂林的。这年秋天，就和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到浙赣前线和福建战区去进行采访，以一个锐气英姿的女记者的姿态出现。那是冒着很大危险的，当她们的车子朝吉安进发时，一股人正从前面如潮般往后方跑，车子进了吉安，很可能就是进了敌人的手掌，再也回不来了，但她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幸好敌人并没有挺进过来，而是缩了回去。这一趟战地的采访，使她的著作中多了一本《东南行》。
她到了桂林后，继续编《文艺》，很快就又奔波于前线，做起战地记者的工作来。后来便做了《大公报》特派到美国的记者。她一面读书，一面做记者，一面还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和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她成了中国共产党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又曾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的美洲支部。
全国解放前夕，她回到香港。然后北上天津，南下上海，再回到北京，从此就离开了《大公报》的工作，到周恩来身边成了他的一位得力助手。“在朝鲜进行开城谈判期间，夜以继日地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日常工作”。
那以后不久，她就被调去中宣部担任国际宣传处处长。一九五五年她又重新恢复了报纸工作，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负责国际宣传。这一年的秋天她不幸遇上车祸，严重脑震荡，疗养了许久。
两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她突然去世，传说是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死前遗失了一个笔记本，为此十分不安，脑震荡的后果使这不安越来越恶化。她的不安还有一个时代背景，一九五七年是大张挞伐的反右之年，空气是十分紧张的。
在这个人间，她只活了五十一岁。人到中年就结束了一生，能不哀哉？
她死后，她工作所在的《人民日报》刊出了她和冯雪峰同被撤销人大代表的消息，人们从括号中的“已故”两字才知道她的消逝。这撤销显然不是简单地由于她“已故”，而是由于她死于非命的“已故”。
后来不知道有没有过什么正式的平反，什么时候才有过平反，只是在一九八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刚文集》，看到了邓颖超的题词：“《杨刚文集》出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杨刚同志的最好的纪念。”人们这才算是舒了一口气，心头不再是那么郁结、沉重。
一九五四年，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五六年，她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直到一九五七年她结束了只有五十一岁的生命时，她都是以一个革命家的风范使人钦敬的。
在胡绳和袁水拍的《追忆杨刚》中，有这样的记述：“她生前为周恩来同志所倚重，并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在杨刚同志逝世后很久，还惋惜她过早去世，曾关心地向龚澎同志了解杨刚的情况，说杨刚是他所器重的女干部之一。”
虽说因她曾有过杨缤之名而喜，但我们敬佩的还是她的刚。她刚强而豪爽，像她说自己母亲那样，她也是直来直去的人。她的语言是直率的，笑声是爽朗的。和她在北京同过学的同事们说，她那种慷慨陈词，奋不顾身参加学生运动的英姿，真使人难忘。我们只来得及看到她在编辑部里语惊四座的滔滔雄辩，香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比许多男同事显得更有丈夫气。
在《大公报》，很容易使人想到这两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杨刚正是“无欲”的人，她常常关心别人，而不怎么顾自己。日军占领香港期间，她和朋友在街上碰见一位文化界的熟人，那人已身无分文，向她借贷，她也没有，同行的朋友身上还有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想换成“散纸”（小额的钞票）分一部分给他。到底分了没有不知道，只知道事后杨刚说，如果是我，我就把一百元都送给他。她就是这样关心别人而不顾自己的。当时的一百元的实用价值，恐怕要等于现在港币的一两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