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向战争
第一节 奥地利人的威胁
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对于弗朗茨·斐迪南遇刺身亡，并未表示出多少真诚的哀悼之情，那么奥地利人对于谋杀者的愤怒显而易见。约文·阿瓦库莫维奇是塞尔维亚的一名律师，小有名气，也是自由派反对党的一员。那一天，他正准备带着家人度假，刚刚跟着提行李的服务员进了蒂罗尔酒店房间，服务员就递过来一份报纸，上面写的正是萨拉热窝事件。阿瓦库莫维奇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对妻子和女儿说，这件事情肯定会对他们的祖国产生重要影响。当晚，阿瓦库莫维奇用完晚餐之后坐在休息室里，静静地听着几位客人谈论。这几位客人同住在这家酒店。其中一个人声称塞尔维亚参与了刺杀，必须承担责任。“我注意到有一个男人穿得相当体面，举止也颇有教养，狠狠说道：‘塞尔维亚有罪，必须受到惩罚。’另外三个人也跟着附和，‘就要这样！’……我后来才从门童那里得知，原来这个人是外交部的一名官员。”
在维也纳，萨拉热窝事件一开始贴上的是“波斯尼亚人”的标签，后来干脆换成了“塞尔维亚人”。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示威席卷整个帝国。在萨拉热窝，塞尔维亚人开的欧罗巴酒店遭到打砸，损毁严重，同时遭到攻击的还有一所塞尔维亚学校。德国领事写道：这座城市正在经历“属于自己的圣巴托罗缪之夜”[38]。6月30日，在维也纳，大约200名学生聚集在塞尔维亚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学生们高喊着“塞尔维亚去死！奥地利万岁！哈布斯堡王朝万岁！”的口号，并且焚烧了塞尔维亚国旗。这样的场景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反复上演。
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代办威廉·冯·斯托克在6月30日给维也纳的报告中愤怒地说：“人们在每一条街道，每一间咖啡馆里都在拿我们的痛苦大肆庆祝，幸灾乐祸。把这场悲剧说成是上帝的安排，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犯下所有罪行的正义惩罚。”塞尔维亚反对派报纸完全无视本国利益与声誉，对大公被杀事件拍手称快。约万·蒂尼奇是一名学生，那天匆匆跑到贝尔格莱德的大广场上，刚想和朋友谈论这件大新闻，却惊讶地发现同学们非但没有感到震惊，反而一个个显得骄傲无比，侃侃而谈。有一位律师十分聪明、年轻有为，高调宣称奥地利在波斯尼亚搞军事演习，早就让人难以容忍，纯属挑衅，是对全体塞尔维亚人的直接威胁，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现在就要“赴汤蹈火”，和塞尔维亚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误会令怨恨进一步加深。就在同一天，蒙特内格罗边境小镇梅托尔卡插满了彩旗，奥地利人还以为他们的邻居正在庆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简直气急败坏，直到过了一个星期才恍然大悟，原来梅托尔卡当天是在庆祝蒙特内格罗王储的生日。就这样，奥地利面对大公遇刺之后接踵而来的挑衅，真真假假，叫人难以分辨，有的无足轻重，只是奥地利人一厢情愿地想当然罢了，有的则实实在在、声势浩大。
一切战争，只要交战国在两个以上，那么让参战各方下定决心，投入战斗的动机就会有所不同，这一点在1914年得到验证。七个国家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怀着不尽相同的野心和担心。虽然，战争接下来在世界不少地方、主要是欧洲上演，各交战国都信誓旦旦地承诺攻守同盟，可是各国的作战动机显然绝非一致。奥地利在弗朗茨·斐迪南遇刺身亡之后，几乎第一时间便做出回应，兵发塞尔维亚。奥地利反应如此迅速，并不在于其领导人有多么在乎斐迪南大公和那位丢人现眼的大公夫人，而是因为这场刺杀事件给了他们一个一直以来都在苦苦找寻的绝佳借口，好和那位总爱添麻烦的邻居清算总账。
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者们相信军事行动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正道，对象不只针对塞尔维亚，还包括本国治下那帮不安分的臣民。财政大臣李特·冯·比宁斯基后来回忆道：“我们很早就决定了开战。”维也纳派驻贝尔格莱德的武官报告，此次刺杀行动塞尔维亚情报部门头子精心策划已久。虽然，维也纳方面并不见得能比当代的历史学家们找出更多证据来证明此事与塞尔维亚国王或者塞尔维亚民选政府有所牵连，可奥地利的统治者仍然认为，既然如此，那么刺杀行动就等于对奥地利宣战。奥地利陆军大臣亚历山大·冯·柯洛巴廷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总司令奥斯卡·博迪奥雷克将军也在敦促尽快采取军事行动。贝希托尔德虽然平日里总被同僚讽刺遇事犹犹豫豫、举棋不定，这一次却一反常态，表现得坚定决绝，还在6月30日私下谈到了必须和塞尔维亚“好好算一算总账”。
贝希托尔德的身边围着一群年轻的外交官，其中包括雅诺斯·福尔加什伯爵、亚历山大·冯·穆苏林男爵，还有亚历山大·奥约斯公爵。这帮人深信强硬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不失为一剂良药，足以解决帝国面临的内部矛盾。福尔加什是力主打垮塞尔维亚的主要推手。奥约斯肩负着确保得到德国支持的重任，强调维也纳做事要不顾后果，扬言道：“这么做是否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穆苏林则起草了关键的通信文书。这个“冲动的话匣子”后来骄傲地把自己比作“挑起战争的那个人”。
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亲笔致函德皇威廉二世，写道：“在波斯尼亚近来发生如此悲惨的事件之后，想必您也一定认为我们两国与塞尔维亚之间要想达成（和平）调解，避免争端，已无可能。”7月4日，贝希托尔德派奥约斯火速赶往柏林。这位外交官在抵达柏林之后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奥约斯得到承诺：无论奥地利采取什么行动，德国都将给予无条件支持——这番承诺将在日后成为一张臭名昭著的“空头支票”，也是人们认为德国要为“一战”爆发承担责任的关键所在。7月5日晚，这位奥地利特使在报告中写道，德皇声称“倘若德奥两国真的觉得有必要对塞尔维亚动武，那么如不好好把握当下的良机，他将为此感到遗憾，因为现在的局势正对我们两国有利”。
德国人敦促奥地利人加快进度，不给塞尔维亚人时间获得外交和军事支持。德国人希望维也纳速战速决，派遣哈布斯堡帝国军队占领塞尔维亚首都，待到生米做成熟饭，好让圣彼得堡无计可施。奥约斯归国之时，德国外交次官亚瑟·齐默尔曼预测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兵戎相见的可能性在九成左右。而在接下来直至维也纳递交最终通牒的几周之内，德国人看见奥地利人拖拖拉拉，不禁大为光火。帝国宰相贝特曼也让人看出在这慌乱时刻显得定力不足。库尔特·里兹勒身为贝特曼的亲信秘书兼主要顾问，看见主子被眼前的局势弄得焦虑不安，在7月6日的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难过之情：“对塞尔维亚动武将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不管战争结果如何，首相都希望能够改变现存的一切……周围全是虚幻的错觉，浓雾笼罩在人们心头。欧洲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俄国人将赢得未来。这样的担忧……压在我们心头，就像一场噩梦，变得越发沉重。”
里兹勒试图让贝特曼把心放宽，建议单走外交渠道兴许能够迫使塞尔维亚就范，当然最后也不忘加上一句，给贝特曼打气鼓劲：“如果战争真要到来，（遮掩两国之间不共戴天仇恨的）友好面纱终究要被扯掉，那么全体德国人民都会在紧迫感与威胁感的驱使之下追随阁下。胜利就是解放。”正是在这种瓦格纳式的长吁短叹和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之中，德国的政治领袖们投入了这场七月危机。走到这一步，贝特曼和德皇为国家该做的一切都做了，该说的一切也都说了。虽然，毛奇曾向德皇保证帝国军队已经准备万全，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可是有些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在向奥地利做出关键保证之前，并没有人直接征求过毛奇本人的意见。
奥约斯回到维也纳之后，德国领导人反倒表现得无动于衷起来。阴谋论者认为这纯粹就是在演戏。贝特曼也曾偷偷去过几次柏林，与军方交换意见，不过他在7月余下的大部分日子里一直待在奥德河畔霍亨菲诺的私宅当中。毛奇去了卡尔斯巴德疗养——他这已是一年当中第二回去那里疗养了。7月25日，毛奇返回柏林，正好赶上维也纳与贝尔格莱德摊牌。德皇7月6日乘船去了北海，开始一年一度的夏季游艇旅行，直到27日才返程结束。包括普鲁士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在内的一众高级军官全都放了假。各大报纸也被勒令不得发布煽动性文章，以免激怒法国人。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一切都是在演戏骗人，可是如果说德国人到了这一刻，就算知道局面压不下去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早就听天由命，他们也真的相信自己有本事将这场奥塞之战控制在局部范围之内，做这样的推断才更加符合情理。海军少将艾伯特·霍普曼性格强势，消息灵通，经过一番观察，在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当前局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既然如此，一个政治家倘若真有远大的眼光和坚定的决心，就应当好好把握，充分利用。”霍普曼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柏林有不少人与他看法相同——认为德国在这场巴尔干危机中只需付出小小成本，就能赚取宝贵的外交资本。7月16日，霍普曼在日记中写道：“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认为我们会卷入战争。”到了21日，他又写道：“欧洲是不会因为一个塞尔维亚就真的打起来的。”
在维也纳，贝希托尔德7日告知奥地利内阁“即便我们对塞尔维亚开战可能引发大战”，德国人仍然没有对于采取过激措施给予足够支持。就在当天，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特使乌拉第米尔·吉斯尔男爵在维也纳参加完会议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从外交大臣那里带来了明确指令：“无论塞尔维亚对（尚在起草之中的）最后通牒作何回应，都必须撕破脸皮，坚决开战！”唯有匈牙利总理大臣伊斯特万·第萨伯爵对“欧洲大战的悲惨后果”表示担忧，建议谨慎行事。第萨告诉尤里乌斯·安德拉什伯爵，杀害大公的是一小撮目无法纪之徒，不该因为一小部分人犯下的罪行就迁怒于整个国家。第萨直到7月中旬还在坚持自己的看法。
相比之下，奥地利陆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却在不断敦促采取行动，发动入侵。奥约斯伯爵在大战结束之后写道：“今时今日，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当时有多么相信德国人实力强大，相信德国军队战无不胜，正是这些才让我们打定主意，一心以为一旦对塞尔维亚动武引发欧洲大战，德国肯定会在更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
不少奥地利军人不仅毫不担心可能与俄国开战，反而将这次摊牌视为天赐良机，正好彻底铲除泛斯拉夫主义的威胁。沃尔夫冈·海勒是总参谋部的一名参谋官，他在7月24日的日记中提到自己有绝对的信心，塞尔维亚肯定会拒绝维也纳的最后通牒，唯一担心的只是俄国人恐怕不会如此轻易上钩——“除非我们实施‘攻俄计划’，否则无法真正赢得胜利。只有当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斯拉夫）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只对塞尔维亚开战，却不将这个国家从地图上彻底抹去，将毫无意义。打什么所谓的讨逆战争毫无价值，纯粹是浪费子弹。南斯拉夫问题必须得到彻底清算，这样才能让全体南斯拉夫人紧密团结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之下。”海勒的观点在当时的奥地利王公贵族、军事将领，政坛人士和外交官员当中可以说大行其道、颇有市场。
于是乎，一场奥地利人与塞尔维亚人的战争在劫难逃。可是，一场巴尔干半岛的局部战争难道真的注定要演变为一场席卷欧洲的灾难吗？塞尔维亚真的值得让人伸出援手，从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裁定的命运当中解救出来吗？诚然，塞尔维亚的所作所为极不负责，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不容争议。可是，单单以此作为证据，就把这个国家定义为流氓国家，就要亡国灭族，这听上去又显得言过其实。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是因为自身的虚弱无能，才会如此躁动不安，才会为了惩罚“埃皮斯”及其同党，悍然发动一场战争，那么哈布斯堡帝国的邻居，那个国力强大、蒸蒸日上的德国竟然也会为了这么一点蝇头小利，不惜甘冒全面大战的危险，这就着实让人匪夷所思了。
问题的答案看来不止一个。首先，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和同时代的不少人一样，将战争视为实现国家野心与展现国家力量自然而然的手段。毕竟，普鲁士在19世纪后期就先后三次采用过这种成本低廉的方法。德皇威廉二世麾下帝国海军办公厅主任格奥尔·穆勒曾在1911年向他的主子说过：“战争在所有罪行当中并非最恶的一个。”正是这样的想法左右了柏林政府的思路。德皇及其主要顾问低估了自己的国家，没有意识到德国凭借经济与工业发展，同样可以获得统治地位，完全无须与他国兵戎相见。德皇及其大臣以为只有靠着在战场上兴兵动武，才能赢得霸权，其实大错特错。
然而，偏执与妄想恰恰是那个时期德国人在心理上最显著的特征。国内，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国外，三国协约在军事上咄咄逼人，使得德国人以为本国的战略地位远未逐步加强，反而正在不断削弱。不少德国银行家与实业家病态地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正在绞杀德国的贸易。柏林驻维也纳大使起初还试图平息奥地利政府的怒气，谁料德皇在大使报告上竟然批了这么几句话：“谁给你的权力，让你这么做？简直愚蠢之极！”德国人知道沙皇势必将塞尔维亚置于俄国的保护伞下，因为尼古拉二世之前早就承诺过要这么做。可是，毛奇与贝特曼·霍尔维格坚持己见，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二人坚持将俄国视为实实在在的威胁，如果与尼古拉二世的军队注定有此一战，那么不如趁早动手。1914年5月20日，这位总参谋长在从波茨坦到柏林的路上，对同坐一列列车包厢的外交大臣雅高说道，俄国只需几年工夫，就将赢得这场军备竞赛。如果说赶在俄国人赢得优势之前先发制人，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同法国，也就是毛奇预料之中俄国的盟友同时兵戎相见，那么这位总参谋长已经为此制定出了一份详尽的计划，并且口口声声承诺有信心赢得胜利。
贝特曼天生是一个官僚，而非领袖。劳合·乔治后来回忆起自己1908年访德研究健康保险法时曾与贝特曼有过几次谈话，如此评价道：“他这个人虽然挺有意思，却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一个聪明、勤奋，也很明事理的官员。不过，他并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并未让我觉得好像遇见了什么非常强大、有朝一日能够改变命运的人。”贝特曼同样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尤其是在战和的利弊问题上摇摆不定。1912年，贝特曼访俄归来，对俄国国力蒸蒸日上的迹象深感吃惊，第二年就开始大声鼓噪着要挑起战端，先下手为强。1913年4月，贝特曼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大谈斯拉夫人与条顿民族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并且警告维也纳，只要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开战，俄国肯定会掺和进来。不过，这位帝国宰相赶上脑子稍微好使的时候，又会承认武装冲突的确会带来危险。1914年6月4日，贝特曼就对巴伐利亚公使说过：保守派幻想通过一场战争，就能够让自己重掌国内权威，打垮令人讨厌的社会党人，这种想法简直荒唐。“一场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会让社会民主党人的势力大大加强。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懂得和平有多么珍贵”。战争，贝特曼接着还说，能够随随便便就让某些人丢掉王座。
贝特曼的判断能力并没有因为独处有所提高。久病的妻子在1914年5月去世，留下他一个人将闲暇时间消磨在柏拉图的希腊文原著上。贝特曼在政治上几乎找不到一个朋友，尤其是在帝国议会当中。毛奇根本就没有功夫搭理贝特曼，因为对毛奇来说，自己职业生涯成败与否，完全掌握在主子德皇一人手中。这位帝国宰相在七月危机中一开始还以为找到了机会，如果在外交上有所举动，就能重塑个人权威与声誉。贝特曼是鼓励德皇支持奥地利的幕后推手，在到底给主子看哪些电报通信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挑剔，这样才能显出自己是多么沉着镇定，目标坚定。贝特曼相信不管圣彼得堡做出怎样自认为合适的回应，德国都应该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完全不用担心惧怕。
贝特曼、德皇威廉二世，还有毛奇，三个人就这样在相互纠结与制约当中做出了关键决定。德国在积极鼓动奥地利人进攻塞尔维亚，身在柏林的这三位主要角色从未做过任何努力去控制事态发展，避免扩大成为一场灾难。正因为如此，这三个人才要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承担罪责。诚然，如果说三人在七月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处心积虑，企图加速欧洲全面战争的到来，这种说法也许有失偏颇。可是，正是德国人对这样一个结果普遍笃信不疑的宿命论思想，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场全面大战的发生。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是数百万产业工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在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爆发之后发表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讲话，说道：“每个国家都将进一步武装自己，迎接战争的到来。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开口说道：‘哪怕落得个痛苦的下场，也要好过这样没有结果的痛苦下去。’（有的国家也许还会说）‘如果拖得再久一点，我们可能会比现在更加弱小，而非更加强大。’接着，灾难就会发生；接着，欧洲就将开始实施大规模动员计划，动员1600万甚至1800万人，这些人都是不少国家的精华，就这样被最致命的杀人武器武装起来，走上战场，相互厮杀。资产阶级的世界啊，你们的黄昏到来了！”
托马斯·曼[39]在笔下写道：德国的知识分子在高唱战争的颂歌，“就像在互相比赛一样，唱得豪情万丈，仿佛这些人自己，还有德国人民——知识分子不就代表了人民的声音么？——除了与这么多国家为敌，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看不到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一面”。有些保守派人士对1912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爱不释手。书的作者是一位将军，名叫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书名叫作《德国：下一仗该怎么打》（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作者在书中宣称德国“有责任开战……战争是具有第一重要性的生物本能……没有战争，那些低等腐朽的民族就会轻易阻碍健康新鲜生命的成长，世界的没落就将接踵而至……上天赐予了我们权利去征服，去占领”！伯恩哈迪虽然并未得到毛奇赏识，被毛奇斥为“一个只会白日做梦的蠢货”，可他的这本书却在英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人进行了强烈抨击，其中就包括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不过，英国舆论之所以哗然，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祖国把所有征服和占领该干的事情，早就已经干完了。
仗是大家都想打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宿命论的论调在哈布斯堡帝国要更加明显。1914年3月，颇具影响力的军事刊物《但泽军报》宣称，国际局势很少像今天看上去这样严峻。巴尔干半岛战乱不断，意大利1911年吞并利比亚，这些都只是前奏和序曲，“一场大战即将到来，在不可避免地等着我们。我们看到今天的军备竞赛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再是维持势力均衡的一种手段，相反已经变得丧心病狂、毫不掩饰，都在为战争抓紧准备，而战争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就将到来”。《但泽军报》同时着重提到俄国还需花费数年功夫，才能完成战略铁路网络建设，而这对于实现快速动员必不可少，因此提前开战“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将是极其不利的”。文章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失去主动权之前先发制人最符合奥地利及其盟友的利益：“今天，胜利的天平倒向我们。可是，天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是这样！迟也罢，早也罢，流血牺牲终将到来。所以，让我们抓紧时机。我们有这样的力量——我们需要的只是决心！”
7月14日，贝希托尔德伯爵主持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会上就帝国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做出决定。康拉德提出开战时机的问题，考虑到正值农忙收割季节，动员后备役兵员恐引发经济困难，因此希望将开战时间推迟到8月12日之后。外交大臣拒绝了推迟开战的提议，对这位陆军参谋长说道：“外交上我们拖不了那么久。”言下之意，协约国保持和平的压力维也纳方面恐怕难以承受。德国大使得到消息，贝希托尔德的幕僚正在对送给贝尔格莱德的最后通牒进行文字措辞上的修改，好确保贝尔格莱德方面肯定拒绝接受。
西欧各国并未对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这场口水仗给予足够关注。《泰晤士报》7月3日在王室和社会版面上发布消息，声称：“家庭佣人问题是当前最为严重的问题。为了帮助改善现在的状况，《泰晤士报》几个月前便制定计划，由女性专家帮助夫人小姐们挑选既能干又可靠的仆人……”16日的《泰晤士报》在第二条社论中讨论了欧洲局势，敦促塞尔维亚应该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一事主动展开调查。该报最后得出的结论相当轻率，认为无论是动用武力，还是威胁使用武力，都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外交接触中起不到任何有效作用：“任何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的企图都将对欧洲和平构成新的威胁。我们相信，奥皇陛下和他最足智多谋的顾问们对这一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两天之后《泰晤士报》外国版面的头条新闻是一条和墨西哥有关的消息，唯一一条关于欧洲的消息标题是《塞尔维亚人怕了》。7月17日，劳合·乔治在面向伦敦商界的一次讲话中谈道：“虽然我们在外交事务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一片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但有些乌云似乎已经散去。”劳合·乔治强调自己有信心，欧洲的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自从事发，英国政坛与新闻界——不管怎么样，新闻界此时关注的焦点在于北爱尔兰危机——都认为如果真要为了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吹胡子、瞪眼睛这么一点小事大动干戈、付诸武力，简直匪夷所思，实在不值。
法国1911年至1914年先后经历了七届政府更迭，此后长期政局不稳，一直忙于处理零乱琐碎的国内事务，约瑟夫·卡约的妻子亨丽埃特射杀《费加罗报》编辑加斯顿·卡尔梅特一案便是其中之一。总统雷蒙·普因加莱和临时总理勒内·维维亚尼7月16日一早搭乘“法兰西”号战列舰，从敦刻尔克出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总统与临时总理声称要将此次出访当成一次度假旅行。普因加莱后来写道“自己是带着和平幻想起航的”。船上的无线电设备相当简陋，海上航行期间，二人发现竟然处于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境地：“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起了浓雾，仿佛把欧洲的海岸藏了起来。”
法国代表团于20日抵达彼得霍夫宫的栈桥码头，受到俄国皇室成员以及尼古拉二世手下几位大臣的欢迎。根据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的报告，他听见沙皇在等待接见来访的法国客人时说了这么一番话：“我简直无法相信（德皇）居然想要打仗……如果你像我一样了解德皇……（就知道）他这个人装出这副样子完全是在演戏！紧要关头能够指望英国帮忙，还是这个对我们更加重要。除非德国人昏了脑袋，否则是绝不会同时进攻俄、法、英三家的。”宾主双方首先客套了一番，普因加莱随后请塞尔盖·萨佐诺夫谈谈他对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看法。根据总统的回忆录记载，这位俄国外交大臣表现得极其不屑。从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传来消息，警告奥地利人似乎有可能采取过激行动，可是消息过了好几天还没有送到圣彼得堡。在随后举行的晚宴上，帕莱奥格洛随着访问深入，也变得越发兴致高涨，情绪激动，写道：“女人脖子上挂着的珠宝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有钻石、珍珠、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黄宝石，还有绿柱石，应有尽有，美不胜收。”这一幕也成了欧洲旧统治阶级志得意满，享受平静安逸生活的最后盛景。
勒内·维维亚尼属于英国人心目中那种理想的正儿八经的法国人形象——说话口齿伶俐，为人难以捉摸，容易感情用事，冲动随性，时不时会按捺不住脾气，口无遮拦，冒出几句污言秽语来。此次访俄期间，维维亚尼脑子里显然更多想着的是国内的事情，而非外交事务——他一方面担心卡约那件案子到底审理得如何，生怕乱哄哄的法庭上万一冒出一些令人尴尬的证据来，自己面子挂不住，另一方面还得牵挂着自己的情妇、法兰西喜剧院的一位女演员。随着消息从巴黎传来，普因加莱变得越发没有耐心，无法坐等欧洲危机出现什么解决之道，而维维亚尼似乎只在乎巴黎又有哪些闲言碎语、小道传闻。维维亚尼说了，塞尔维亚这件事情既然明摆着要有个结果，急着回家也就毫无意义。
普因加莱对三国协约可谓满腔热情，带头和俄国人商讨起了对策。他在日记中用夸张的笔调辩解道：“我已经承担起了维维亚尼应该承担的责任，担心他有些犹犹豫豫、胆小怕事。”帕莱奥格洛注意到“每次主动开口的总是普因加莱。过不多久，就只剩他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了。沙皇虽然只是默默点头，可脸上的表情表明发自内心地认可，散发出来的是信任和同情”。虽然，这位大使的话不见得句句属实，可在谈话气氛双方意气相投这一点上倒是没有说错。
换作今天，我们会把这次会晤称作“法俄两国首脑峰会”。可是，要想对这样一场会谈做出评价，可以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会议记录留存下来，与之有关的政府公报也少之又少。几位主要当事人日后写的回忆录对于当时到底谈了什么，多在闪烁其词，甚至也许有意欺瞒。普因加莱和萨佐诺夫都声称谈的只是一些笼统的事情，因为二人对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布最后通牒一事一无所知。这个说法很可能并不属实，因为俄国的密码破译人员已经破解了维也纳的外交通信。沙皇的总参谋部也已完全掌握了哈布斯堡帝国的计划与军事动向。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是奥地利情报首脑，有同性癖好，在1913年自杀身亡。此人是圣彼得堡安插的特工网络中最为有名的人物。俄国人虽然从一名间谍手中以10000卢布的价钱买到了德国陆军1905年的模拟作战方案，对于德国人打算在西线发动大规模两翼合围的作战计划已经没有疑虑，可手头有关德国的情报相比之下确实要少很多。
法俄代表团很可能就巴尔干半岛危机进行了深入交谈，并且达成一致，决定共同采取强硬路线。普因加莱认为德国人只是虚张声势，说道：“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对德国人表示出和解姿态，德国人总是恶语相向。反过来，每次只要我们表现强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强硬被视为是一招妙棋，相当管用，有力地影响着1914年7月危机中列强的行为举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普因加莱此次圣彼得堡之行让萨佐诺夫坚定了开战的决心——在英国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看来，萨佐诺夫是一个“让人失望、摇摆不定的家伙”。法国大使馆有一回举行国宴，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对法国总统说了一番话，语气措辞像极了另一边的康拉德。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危机加剧，俄国正赶上农忙收割的季节，可能会在兵力动员上面临很大困难。法国总统之所以在回忆录中对与这种突发状况有关的谈话记上一笔，表明在他和萨佐诺夫看来，巴尔干半岛局势要更加严重，而不像两个人后来嘴上说的那么简单。
不过，法俄一致商定，即便俄国需要像上一次巴尔干危机那样采取预防性动员，双方都要就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做出强硬回应，但又不要让自己背上促使欧洲大战爆发的罪名。这样说不难理解。沙皇肯定对于打这样一场大仗毫无兴趣，沙皇手下的将军们明白如果到了1916年再同德国人兵戎相见，自己的军事位置会稳固得多。在奥地利的最后通牒送达之前，俄国驻巴黎、维也纳和柏林的大使，连同俄国陆军军需主任，军中性格最为强硬的尤里·丹尼洛夫将军都不在岗，这无疑进一步表明圣彼得堡无意激起对手的敌意。关于这些会议唯一能够确信的就是沙皇亲自提出在1915年访问法国。法俄两国代表团随后乘船沿涅瓦河而上，观光旅行，途中经过造船厂，新建的战列舰就停泊在厂内，工人们却在罢工闹事。尼古拉二世赶紧解释，声称这一幕其实是德国人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试图借机破坏这次国事访问。普因加莱听了后耸了耸肩，说了一句：“纯粹自作多情。”
法国总统一行21日接见了驻圣彼得堡的各国大使，还和大部分使节说了一堆老掉牙的套话。各国大使身着绣有金线的制服和齐膝的短裤。其中，德国特使表达了意愿，期待能与自己的法国妻子夏天晚些时候拜访法国。英国大使是乔治·布坎南爵士，用总统的话来说，“一脸冷冰冰的样子，挺着个大肚子，说起话来彬彬有礼”。英使表示了对于欧洲局势的担忧，建议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直接对话。普因加莱回答大使，认为事态照此发展将会非常危险。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次谈话让我感到相当悲观。”哈布斯堡帝国大使弗雷德里希·斯扎帕里的话让这位法国总统感到更加不安。总统回忆道：“此人给我的印象是奥匈帝国打算让全体塞尔维亚人承担（在萨拉热窝）犯下罪行的责任，很有可能想把这个小小的邻国好好羞辱一番。如果我一句话都不开口，他会以为我们法国容忍率先动武。我只好回答说塞尔维亚在俄国是有朋友的，这些俄国朋友听到您讲这些话肯定会相当吃惊。其他地方也会有人和他们一样感到惊讶的。”
根据帕莱奥洛格的记录，斯扎帕里冷冷地对普因加莱说道：“总统先生，我们奥地利是绝不可能容忍一个外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策划阴谋，反对我们自己的！”据说总统当时敦促欧洲各国务必保持谨慎，接着说道：“只要拿出一点点善意来，塞尔维亚这次的事情就能够轻易解决。不过，这件事情也可以很容易变得不可收拾。塞尔维亚在俄国有许多非常热心的朋友。俄国还有我们法国这个盟友。有太多复杂的事情让人担心！”斯扎帕里鞠了一躬，再也没有多说一句便径直退了下去。按照帕莱奥格洛的记录，普因加莱对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格洛说道：“我对刚才的谈话很不满意。奥地利大使显然得到了指示，什么也不肯谈……奥地利肯定留了一手，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萨佐诺夫必须硬起来，我们必须给他支持……”帕莱奥格洛的这番记叙虽然并非原话，还是应该捕捉到了总统讲话的语气。
巴黎发来的电报报告说德国正在为奥匈帝国提供支持。按照维维亚尼和普因加莱的说法，二人一致认为这听上去似乎是在虚张声势，借此增加塞尔维亚方面的压力。话虽如此，两位法国领导人还是觉得手头信息太少、时间拖得太久，感到惴惴不安。此后不久，德国人便开始干扰法国外交方面的无线电通信。柏林政府在这场七月危机中采取这种手段，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仅凭这一点就完全不值得同情，勿论在与其他国家沟通交流时不断撒谎诡辩。如果德国真的希望看到和平的结果，就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把法国领导人蒙在鼓里，不让对方不知道事态发展，也不会在自己掌握的情报上面遮遮掩掩、谎话连篇。
普因加莱23日在“法兰西”号的迎宾甲板上举办了一场晚宴。虽然，撑起了雨篷，可一场暴风雨还是扫了宾客们的兴致，俄国皇后和几位公主都被淋得浑身透湿。不过，让总统感到不悦的却是自己的海军军官竟然在当晚的节目安排上毫无新意。总统抱怨当晚晚餐的手艺还不如一个厨娘。不过，法国代表团在几个小时之后动身离开圣彼得堡之际却信心满满，自信访问不仅取得了圆满成功，并且进一步确认法国对俄承诺不变。的确，我们虽然在这方面还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可维维亚尼之所以让人一看就觉得不自在，很可能是因为担心总统在许愿承诺的时候不知会夸下怎样的海口。普因加莱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德国人在这段关键的日子里费尽心机，让自己得不到信息情报，原因就在于德国人害怕如果不这样做，俄法两国有可能策划出一个比较靠谱的和平方案，抢得先机。虽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可奥地利人推迟时间，直到确信法国总统代表团已经远远驶离俄国海岸，到了公海，才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这是不争的事实。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直到次日才陆续得到业已送达的奥地利最后通牒的节选内容。
令人诧异的是，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二人从7月14日开始，直到25日，在此期间竟然完全没有收到来自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的任何急电。究其原因，其实是公使病了。与此同时，帕莱奥洛格在圣彼得堡一个劲地催着萨佐诺夫“硬起来”。在那段日子里，各国大使一个个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大人物，既要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有时甚至还要唱主角。帕莱奥洛格为人捉摸不定，他并不害怕刀兵相见，相信军事实力的天平现在还是朝向俄法一边倾斜。不过，有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仍然想要证明此次圣彼得堡首脑峰会应当受到谴责，是在背后不怀好意、鬼鬼祟祟的搞名堂，这一点还是让人看不明白。
俄国的确是在和德国激烈竞争，争夺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和通往黑海的必经之路，此言不假。可是，后面这件事情对于1914年事件的影响仅仅在于这场争斗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敌意与猜疑。沙俄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推迟摊牌。7月份在圣彼得堡，法俄这两个加入了三国协约的国家讨论的并非两国应该如何在军事上先发制人，而是怎样合理应对奥地利的率先发难，因为对手一举一动的背后显然有德国人在撑腰。无论是说俄国会默认塞尔维亚就这样被人占领，还是说巴黎会丢下圣彼得堡孤军奋战，不施以援手，这两种说法永远都说不过去。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之所以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却双双拒绝就此收手，那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有本事打赢这一仗。
奥地利人最终下定决心，不顾贝尔格莱德对维也纳提出要求的回应，悍然兴兵入侵塞尔维亚。这个决定是7月19日在贝希托尔德宅邸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出的。第萨伯爵之前是唯一一个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现在也已妥协，接受了外交大臣的方案。匈牙利的舆论变得和奥地利一样狂热起来，开始对塞尔维亚人大肆抨击。穆苏林男爵是奥地利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起草人，日后不无骄傲地谈起自己“像打磨宝石一样字斟句酌”，这样“才能用雄辩的谴责之词震惊世界”。最后通牒发出的前一天，通牒草案被送到柏林。德国政府既没有打算修改措辞，也无意缓和语气，只是事后编了一套谎言，声称通牒公布之前从未见过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最后通牒于7月23日晚6点送达贝尔格莱德，对塞尔维亚在哈布斯堡帝国制造恐惧和谋杀予以谴责。通牒指控“黑手会”参与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这一条在绝大程度上所言不虚。不过，第5条和第6条要求授予奥地利人充分权力，让奥方在塞尔维亚国内进行调查与仲裁，这两点意味着交出主权，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妥协接受的——当然，维也纳根本就没有指望塞尔维亚会这样做。贝希托尔德的火箭就这样发射升空，飞向了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