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战计划

两大敌对国家联盟兵戎相见、一较高下，这是迟早的事情。不少欧洲人都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只是各人期望的热切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在人们眼中，一场席卷欧洲的大陆战争不是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反倒是国际局势紧张的产物，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也绝不会让人无法忍受。欧洲诸国拥有2000万常备军和后备役部队，各自已经制订方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完成兵力部署。但凡打算参战的国家都主张采取进攻态势。英国陆军1909年制定了《野战勤务条例》。条例大部分由道格拉斯·黑格伯爵起草，其中明文写道：“要想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只有一个方法，那便是大力进攻。”1914年2月，俄国军情部门向政府发去两份来自德国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讨论的是如何为两线作战做好舆论准备。意大利是三国同盟中最后一个加进来的，名义上得同德国和奥地利并肩作战，这就意味着法国人在兵力分拨上不单要考虑如何迎战德国人，还得想想怎样保卫法国的东南边境。不过，一旦战争真正开始，意大利到底会做何举动，这一点别说欧洲列强没有一个说得准，就连意大利人自己也说不清。看上去比较靠谱的说法应该是不管哪一方，只要能够满足意大利人扩张领土的野心，罗马政府就会提供支持。

在德国，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在1906年继承了前任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制订的计划。这项计划要求发动大规模进攻，横扫法国北部，包围巴黎，击溃法军，然后掉头向东，对付俄国。过去一个世纪，有关德国倘若在1914年开战，胜算几何的争论核心就在于“施里芬计划”。德国领导层之所以对发动一场全面欧洲大战充满信心，依赖的完全就是施里芬的计划，或者说得更加准确一些，胜负成败全都取决于毛奇如何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

德皇总喜欢装出一副假样子，让人以为是他一个人在治理德国——某些时候的确是他一个人在管理这个国家。贝特曼·霍尔维格身为德皇任命的帝国宰相，属于保守派里的自由分子，在努力维系日渐对立的帝国国会的同时，也在多多少少施加影响。不过，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最具影响力的人只有一个，那便是毛奇，此人手中掌握着欧洲最令人生畏的军事机器。毛奇能够成为将军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他本是一个科学家，笃信上帝，喜欢拉大提琴，对《悲伤的尤里乌斯》这样极其忧郁的曲子百听不厌。毛奇一生为人所津津乐道之处，一在于对妻子忠诚不渝，二在于对于来世、灵魂和神秘主义的东西极其痴迷，这也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和鼓励。毛奇相信自己坐着普天之下最光荣的位置，自己和自己的军队从不听命于政客，只效忠于德皇。

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部堪称德国最受人敬仰的机构，一切运作都在毛奇的指挥之下。帝国总参谋部下辖军官625人，全部在位于柏林国王广场的一栋大楼里工作。毛奇和家人就住在楼内的一间公寓里。大楼安保戒备森严。这里见不到一个秘书或文员，一切文件均由参谋人员起草。每天早上，待到清洁工离开，除伊莱扎·毛奇及其贴身侍女之外的任何女性都不得进入大楼。一旦新的动员计划准备完毕，多余的复印件都会被小心翼翼地销毁干净。总参谋部对科技设备并不仰仗：楼内见不到一辆汽车，即便是颇有势力的铁路科也只有一台打字机。要想拨打紧急电话，得去走廊上唯一的一间电话亭。大楼内部不设餐厅。由于工作日工作时间长达12-14个小时，大部分参谋人员会将午餐装在随身携带的餐盒内，在各自的办公桌前用餐。总参谋部的每一位成员都经过反复教育，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神圣精英组织中的一员，一丝不苟地严格遵守社交规则，比如说，任何人都不得进入社会主义分子经常光顾的酒吧。

毛奇本人一心想给人某种个人权威的印象，虽然这种印象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却对德国一步步走向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毛奇为人极其聪明，颇有涵养，靠着和德皇的亲密联系一步步晋升。毛奇的发迹之路还要从当年替叔叔“伟大的老毛奇”当人事行政参谋算起，后者可是1870-1871年击败法国的胜利英雄。德皇威廉二世发现自己与这位民族英雄的侄子意气相投，深信老毛奇的军事天赋一定能够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传承。不过，任命毛奇为总参谋长的决定却颇具争议，事实上甚至引起了不小震动。以前教过毛奇的一位军事教官写道：“此人将来必生祸端。”威廉二世的选择纯粹出于他和毛奇的私人关系——他发现这位将军是一位心仪的伴侣，侍奉床前，让人愉悦。上下古今，此为成为宠臣的必要条件。毛奇虽然也让人看到他有胜任军官职务的能力，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军事天赋，要么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多少机会展示自己的军事天才。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老毛奇在1890年之后一改初衷，认为欧洲的命运从今往后应该通过外交渠道，而非在战场上一较高下来决定。战争对于德国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不曾料想，他那位天资差了不止一截的侄儿从1906年开始，就口口声声说施里芬两翼合围的构想让人看到了希望，能够确保德国征服欧洲。1913年2月毛奇向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表示：“奥地利的国运并不取决于布格河，而在莱茵河。”他认为军事气球和机动车辆等新技术的出现，有助于自己对德军实行高度集中的战场控制，让德军变得更加强大，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其他一些高级军官则要谨慎得多，卡尔·冯·埃内姆[32]尤为如此。埃内姆曾经警告过，指挥调动将近300万人的大军并非易事，后备役装备有限、训练不足，在作战上很有可能难以施展。埃内姆预测在对法国发动大规模快速进攻之后，德军将逐步失去动能，难以继续前进。他的预见不能不说颇有先见之明。

然而，在德国与俄法不可避免终有一战这个问题上，毛奇即使不是一个狂热分子，至少也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宿命论者。1912年10月，已是64岁的毛奇说道：“要是战争终要来临，我就希望能够来得早一点，趁我还不太老，还能够把事情处理妥当。”毛奇在向德皇的报告中透露自己有信心速战速决、毕其功于一役，并且在1914年7月危机爆发之初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这位总参谋长让人最难以参透的一点就在于内心始终同时存在疑虑和担心，一旦真正开战，这些疑虑和担心将以最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毛奇的理性告诉自己，大国之间一旦发生大战，势必旷日持久，无法轻易决出胜负。毛奇有一回对德皇说过：“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国家战争。不会仅凭一场决定性战役就分出胜负，而将是一场让人筋疲力尽的长期争斗，敌人不到所有的部队被击败，是不会服输的……这样的战争我们即使赢得胜利，也将被消耗殆尽。”

可是，毛奇在1914年之前的所作所为却与他这番谨小慎微的话语完全不符。毛奇默认欧洲终将爆发大战，心态从容淡定，而诸如贝特曼和德皇在内的其他人则有时不免动摇。这位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指挥官最终在一种病态的念头面前败下阵来，这种病态是不少国家，不少时代高级将领共有的一种通病——这些人太希望向自己的政府和人民展示，自己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打造而成的武装部队有足够能力实现祖国和人民的愿望。毛奇曾向冯·比洛亲王说过这么一番话——有人说这是一段名言，也有人认为这番话令人作呕——“我从不缺少个人勇气，却缺少当机立断的力量。我这个人就是顾虑太多，太过瞻前顾后，换句话说，我就是对自己的职位太过认真负责，缺少那种抛开一切危险不顾，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能耐。”话虽如此，毛奇的举动却与其职业应有的自知之明背道而驰。他一心想为祖国赢得胜利，让人看到自己配得上这份责任，因为在大部分同僚看来，他担不起这个担子。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动员集中兵力；必须部署一支小规模牵制部队拖住俄国人，然后趁机倾举国之兵，以压倒性的力量在四十天之内打败法国，然后掉过头来，挥师东进。

奥匈帝国的作战计划要更加灵活，要么说得实在一点，其实就是一团乱麻，毫无章法。这是因为奥匈帝国无法确定究竟是与塞尔维亚单独作战——这是奥地利人一心希望看到的——还是在加利西亚边境再开辟一条战线，同俄国人和波兰人打上一仗。1914年的欧洲舞台上引人注目的奇怪角色其实不少，不过最受关注的当数康拉德·赫岑多夫。丘吉尔描述起此人来说道“这个军官皮肤黝黑、个子不大、一脸病容、身形瘦削，苦行僧般不苟言笑的脸上长着一双炯炯有神、表情丰富的眼睛”。很难想象还有谁比赫岑多夫更不适合自己扮演的角色：此人不仅毫无能力可言，还是一个极端的帝国扩张支持者，一心希望哈布斯堡王朝能够把亚德里亚海、地中海东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统统收入囊中。赫岑多夫完美诠释了老毛奇口中关于那一类最危险军官的名言：这类人不仅没有脑子，而且精力无限。赫岑多夫的妻子十多年前过世，他和母亲同住在一套房子里，不久前爱上了一位酒业大亨的妻子弗吉尼亚·冯·赖宁豪斯，简直一见倾心、痴迷不已。赫岑多夫自信倘若有朝一日，领导奥地利赢得一场伟大的军事胜利，那么凭借个人荣耀，就可以说服亲爱的赖宁豪斯和老公离婚，与自己结为连理。赫岑多夫在写给情人的信中袒露自己希望“能够打上一仗，待到凯旋，就可以冲破我俩之间的一切障碍……名正言顺地娶你做我最亲爱的妻子”。

康拉德从1906年开始就在一直要求对塞尔维亚动武。从1913年1月1日到1914年6月1日这17个月里头，这位总参谋长总共26次敦促奥地利政府开战。1914年情人节当天，康拉德致函毛奇，强调奥地利迫切需要“打破再一次套在头上的包围圈”。对于康拉德而言——其实应该是对于贝希托尔德来说——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无异于提供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天赐良机。康拉德目睹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过去三年的地区战争中是如何被那一帮年轻强硬的巴尔干国家弄得摇摇欲坠，一点一点失去领土的。他相信萨拉热窝给了奥地利最后的机会，只要能够打掉以塞尔维亚为首的斯拉夫国家的强势威胁，就能够避免落得和奥斯曼帝国的同样下场。赫岑多夫为此说道：“（像我们哈布斯堡王朝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王朝和一支拥有辉煌过去的军队是不会就这样甘心耻辱失败的。”

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1914年7月对康拉德的政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战争，战争，还是战争。”这位外交大臣一心希望将1866年兵败普鲁士的耻辱洗刷干净，长吁短叹道：“这令人恶心的和平，就这样一直拖着拖着。”贝希托尔德如此强烈渴望军事冲突的到来，让他很少考虑过仗一旦真正打起来，到底该如何作战这些实际问题。多年以来，奥地利的军队一直落后于邻国，可以说已经烂得发霉。议会拒绝征收更高的税赋，这样一来也就无法获得更多财政预算，而相当一部分用得上的钱又被花在了海军身上。尽管，奥地利本国的工厂也能够制造出精良的武器，尤其是重型火炮和M95步枪，可是军队还是没钱购买足够的枪支弹药。

奥匈帝国由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组成，各族之间经常因为矛盾爆发冲突。从1911年的数据来看，每1000名奥匈帝国士兵中有267个日耳曼人，233个匈牙利人，135个捷克人，85个波兰人，81个乌克兰人，67个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45个罗马尼亚人，38个斯洛伐克人，26个斯洛文尼亚人，还有14个是意大利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军官团中日耳曼人占到76.1%，奥地利人占10.7%，捷克人为5.2%。就人口比例而言，日耳曼军官的人数要比应该的比例多了三倍，匈牙利人只有一半，斯拉夫人更少，仅占十分之一。正因为如此，奥地利军队只好按照殖民地军队的方法管理，指挥斯拉夫步兵冲锋陷阵的当然是日耳曼军官，就像英国军官领着一帮印度人打仗一样。在欧洲列强当中，奥地利是最没有资格在战场上耀武扬威的一个。康拉德只是简单地想当然，以为只要俄国胆敢掺和进来，干涉塞尔维亚，那么德国人就会出马，好好教训教训俄国人。

柏林政府一直以来都在敦促维也纳采取严厉措施，对塞尔维亚人严加管教。威廉二世和毛奇早在1912年就做出保证，要弗朗茨·斐迪南和康拉德相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可以完全依靠德国的支持”。这番话也被某些历史学家戏称为“第一号空头支票”。柏林政府对于自己许下的承诺从不遮遮掩掩。同年11月28日，德国外交大臣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克特在向帝国议会的报告中说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奥地利受到胁迫，为了保全自身的强国地位，我们就必须和奥地利站在一起。”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2月2日重提了这番旧话，声称如果奥地利人因为捍卫在巴尔干半岛的合法权益，遭到俄国进攻，“那么我们就将为保护我们在欧洲的地位而战，捍卫我们自身的文化与安全”。

1912年12月8日，德皇与一帮军事领袖在皇宫齐集一堂，召开会议——贝特曼与外交大臣哥特列布·冯·雅各因故未能出席。消息一经传出，此次会议立时成为老中青三代关注的焦点。威廉二世与帝国陆海两军的主要将领讨论了哈尔登报告中所说英国坚决维护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问题。虽然，此次会议并无记录可查，但帝国海军办公厅主任格奥尔·穆勒在会后不久的日记中写道：毛奇扬言“开战一事，越快越好”。这位海军上将随后加了一番评论，写道：“毛奇说出这样的话，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开战的最后通牒到底是单独送给俄国或者法国，还是两家一起送呢，这会让我们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站在正义的一方。”

另有三份材料可以证明穆勒所述属实，其中包括萨克森州驻柏林军事权代表的记叙。后者在11日写给萨克森州陆军大臣的信中写道：“冯·毛奇阁下希望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冯·提尔皮茨殿下希望如果真要打仗，最好就在一年之内开战，因为届时基尔运河和黑尔戈兰岛的潜艇基地都将完工。”继12月8日会议之后，德国领导人商定对全国人民发动新闻攻势，为同俄国开战做好准备。不过，新闻攻势最终并未落实。穆勒致函贝特曼，告诉了会议上做出的决定。诚然，有人对1912年的这次军事会议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持怀疑态度，对费舍尔极尽抹黑德国的论调不置可否，并不认为是德国之后调整政策导向，才加快了全面欧洲战争的到来。即便如此，德国此后的所作所为表明柏林政府对于这样一种结果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完全没有感到丝毫困惑，着实令人吃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赶在俄国1916年完成重整军备之前发动战争，德国必将赢得胜利。穆勒感到有必要向德皇汇报，让德皇知道有些高级军官由于确信战争迫在眉睫，已经把存款股票兑换成了黄金。

贝特曼此后时不时地表现出摇摆不定的迹象。好比他在1913年6月就说过：“战争和挑衅的话语，还有永无休止的扩军备战，这些我已见得太多太多。现在正是时候，让各个大国坐下来，为寻求和平好好努力。不然的话，局面肯定会变得不可收拾，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伤害。”话虽如此，这位帝国宰相却在激起德国战争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贝特曼在和陆军元帅威廉·冯·德·戈尔茨的谈话中向这位老兵和军人出身的知识分子透露，说自己在军费问题上肯定能够得到帝国议会的支持，想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戈尔茨回答说：“既然如此，那么军队最好赶快把采购清单呈报上去。”“是的，”这位帝国宰相说道，“不过您如果开口要一大笔钱的话，就得让别人看到您把这笔钱很快花出去——您得打仗！”戈尔茨高兴地连连称是。贝特曼先是习惯性地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可是，即便是俾斯麦在1875年也没有选择先发制人。”贝特曼非常清楚那位铁血宰相晚年极力敦促德国应该停止战争。戈尔茨不无嘲讽地说道：“俾斯麦之前已经打赢了三场战争，他说这样的话当然轻松。”贝特曼是促使帝国国会通过1913年军费开支的重要推手，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将让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与此同时，从1912年12月召开军事会议开始，直到1914年8月大战爆发，这19个月内，对发动一场欧洲大决战表现出强烈兴趣的德国军事将领可不止一位。毛奇只不过是其中最招人耳目的那个罢了。1914年5月，帝国陆军军需主任格奥尔·冯·瓦德西伯爵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自己一方面对于德国当下的战略前景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也对今后长期作战感到忧虑：“德国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在不久的将来遭到敌人进攻，但是……德国不仅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管这个理由是什么——避免战争，而且，更重要的是，得在今天抓住机会，迅速赢得一场欧洲大战的胜利，这个机会对于我们德国和三国同盟来说还是十分有利的。只是，情况很快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还有大量历史文献证据证明德国领导人愿意在1914年开战，而不是像近些年提出来的那些假象所说的那样无动于衷，等着接受其他情况。

协约三国和同盟三国倒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三个盟友当中都只有两家下定决心，共同作战。这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善意的表示，也让军事合作成为可能——不过，军事合作这种事情绝对谈不上板上钉钉、有什么保证可言——这种合作会比法俄之间的合作多那么一点点，英国在这方面也会做得少那么一点点。俄国人心里清楚不管仗怎么打，自己都得应对从波兰发起的进攻，因为那个突出部无险可守，北西两面都受到德国威胁，南面则容易遭到哈布斯堡帝国的进攻。在俄国人看来，动员之后能够以多快的速度部署兵力，代表着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守住波兰，而俄国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保住边境。

俄国人早在1900年就订出了计划，在东普鲁士对德国发难的同时在加利西亚进攻奥匈帝国。俄国人虽然在1905年打过退堂鼓，可到了1912年还是重新回到了原先定好的计划上，此后一直坚持不改。要知道，俄国人对于占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加利西亚一直颇有兴趣，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喀尔巴阡山地区赢得一条新的稳固的山区边境。俄国人有两个备选方案。第一个方案被称为“G计划”，旨在针对德国将大部分兵力部署东线做出应对，不过这一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另外一个方案被称作“A计划”，在1914年付诸实施。按照该计划要求，两个集团军向东普鲁士境内推进，作为进攻德国本土之前的必要步骤。与此同时，另外三个集团军对奥地利人发起主要攻势，把对手赶回喀尔巴阡山。

法国为了对付德国，打算实施自己的“第17号计划”。该计划虽然由霞飞最后完善，却远不如毛奇的安排那么具体，要知道施里芬甚至为大规模进攻法国该走哪条路线画了草图。反观法国总参谋部，虽然也曾预想到了之后该如何深入德国，却只是设计了针对德军的军事行动而已。“第17号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如何解决边境后方部队集中时的后勤问题，丝毫没有涉及作战时间安排，也没有制定明确的领地目标。比计划本身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与信念，法军总参谋部将此视为救星，热情饱满地大力提倡。霞飞在制定的《1913年军规》中明文写道：“法国陆军要回归传统，从今往后，只知进攻，别无二心。”“17号特工”是柏林政府在巴黎最好的情报来源。此人是个奥地利人，人称施鲁加·冯·塔斯滕菲尔德男爵，成日游手好闲，在巴黎街头的林荫大道闲逛，手里相当一部分情报都是靠着在社交沙龙里交际厮混得来的。“17号特工”向毛奇透露——这一回他的情报是正确的——霞飞打算将主攻方向集中在战线中路的阿登山区。

这位法军总参谋长其实是一个搞技术，而非玩谋略的人。由于总是一脸严肃，自打儿童时代便得了个绰号，叫作“霞飞老爹”。德国情报部门虽然对霞飞的评价是工作认真负责，却判断此人应变过于缓慢迟钝，面对类似施里芬侧翼合围这样出人意料的先发进攻时无法有效应对。不过，法国政界人士对霞飞倒是颇为认可，这是因为霞飞与他的不少同辈不同，没有政治私心。法国的政客们还发现霞飞为人直率，这放在法国政坛可算是件稀罕事。传闻阿加迪尔危机[33]爆发之际，时任法国领导人约瑟夫·卡约在这位总参谋长刚刚上任的时候，问过对方这样一个问题：“将军，人们说拿破仑只有觉得有七成把握打赢战争时才会开战。我们现在有没有七成把握？”霞飞的回答短小精炼：“没有，总理先生。”

姑且不论这位总参谋长在1911年是否真的如此谨小慎微，他在此之后都变得越发自信。霞飞相信只要有了俄国的协同合作，法军就有力量，更加重要的是有了斗志去战胜德国人。霞飞此举可以说是犯下了一个1914年全欧洲所有军人都会犯的错误——太过相信人的勇气的力量，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法国人将这种勇气称为“斗志”——也就是胆量——和“干劲”，军事训练中强调取胜的信念高于一切。法国陆军虽然准备了大量75毫米快发野战炮，却对榴弹炮和重型火炮不闻不问，认为与进攻的作战原则毫无关系。虽然，战事发展最终会让人看到75毫米火炮和“斗志”并不能构建起有效的作战体系，可回到1914年夏天，霞飞和绝大多数同僚却以为仅凭这些就能够构建起有效的作战体系。

至于法国人对德国人作战意图的评估，法国军情二局的情报官员们可以说严重低估了德军的整体实力。法国人没有料到毛奇会将后备役和常备军部署在一起，还以为毛奇会调派22个师去对付俄国人，事实上毛奇只用了仅仅7个师。诚然，法国人准确预测到了德国人会尝试两翼合围，却由于错误地低估了敌人兵力，因此在地域范围上做出了误判。法国人原以为德国人只能从比利时的某个角上打进来，而非横扫整个比利时。按照霞飞的估算，德军如果集中在北部和南部，那么毛奇的中路势必成为薄弱之处，法军在此推进，将有机可乘。在这一点上霞飞犯下了大错。

法德指挥官都严重低估了对手的能力。虽说，作战双方精心制定的动员与部署计划并不能成为1914年开战的理由，可是如果两军将士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进攻作战原则上存在根本缺陷，那么这两大强敌也许就不会那么不顾一切地投入到战争中去了。所有国家在进行评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日本人的重要影响，后者1905年面对俄国人的机关枪，最终赢得了进攻的胜利。每个国家得出的结论都认为日本人的胜利说明只要充分发扬精神斗志，就能战胜现代科技。

1914年初夏，热情高涨的英国爱国人士正在翘首以盼6月的到来，他们将在这个月迎来滑铁卢战役胜利一百周年纪念。爱国人士打算利用这一纪念日好好庆祝一番，庆祝在过去一百年里，英国军队再也没有在西欧的土地上流血牺牲。话虽如此，英国人早就小心翼翼地制定好了应急方案，打算再一次在西欧的土地上挥洒热血。英法两军的参谋官对话始于1906年，英国到了第二年还同俄国签订了协定。然而，当俄国人1912年看见一家英国造船厂开始为土耳其人建造两艘战列舰时，却有理由怀疑自己的这位新盟友到底安的是何居心，要知道这两艘战列舰代表着对沙皇黑海统治地位的致命威胁。英国外交部面对来自圣彼得堡的质问，回答含糊不清，声称英国无权干涉私人商业合作。与此同时，还有一支英国海军代表团在帮助土耳其人打造舰队，而李曼·冯·桑德斯正在帮着训练土耳其陆军。

贝特曼·霍尔维格1908年有一次和劳合·乔治共进晚餐。这位宰相大人吃着吃着突然提高嗓门，连连摆手，痛斥敌人正在组成“铁圈”，企图包围自己的国家：“你们英国和法国抱团，还跟俄国拉帮结派。不过，你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互相喜欢对方，而是因为都讨厌德国！”贝特曼此言差矣。英国之所以遵守协约，与其说是为了拉拢俄法做盟友，共同对付德国，倒不如说是为了让英国自己减少一个敌人。人们看得越发清楚——至少百姓心里明白——那个让英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的庞大帝国正在日渐成为经济和战略上的沉重负担，而非财富的来源。俄国在中亚的实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大博弈”，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开支去应对。英国1898年与法国在上尼罗河流域的法绍达展开对抗，让骨子里藏着的妒忌与敌意又一次苏醒萌动[34]。20世纪头十年里发生的这一切与其说是一场三国之间的攻守同盟，英国从中扮演着一个忠诚伙伴的角色，倒不如说是两场平行发展的缓和好戏。

身在圣彼得堡的萨佐诺夫深知自己的国家和法国多么需要英国的一臂之力。他在1913年12月31日的信中写道：“两军交战，胜负难料，本是兵家常事。更何况（法俄）两国即便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也很难给予德国人致命一击。可是，一旦英国也加入进来，那么这场争斗对于德国来说也许就在劫难逃了。”正因为如此，这位俄国外交大臣才会对伦敦“在政策上优柔寡断、扭扭捏捏”感到愤怒不已，将这种姿态视为严重阻碍，无法威慑对手。不过，英国人对俄国由始至终不冷不热。不少民主派强硬人士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国家要和一个贵族统治的专制国家牵扯在一起，更加糟糕的是还要和这个专制国家手下的巴尔干仆从交际往来，就感觉颜面扫地。回到巴黎，1914年7月危机即将爆发之际，《费加罗报》的拉蒙·雷库里看见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迪子爵正要步入“奥赛码头”，于是赶紧上前采访。伯迪在同僚当中外号“公牛”，正为欧洲局势前途未卜感到忧心忡忡，答道：“你们相信俄国人吗？我们可不信，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信！”伯迪接着又说：“对于塞尔维亚人我也是这么个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英国一想到要掺和到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的扯皮当中去，就感觉不舒服。”不仅如此，不少英国人，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英国人，不管打什么仗，只要一想到和法国站在一起，顿时就没了兴致。回想1904年罗斯伯里男爵的保守党同僚对英法协约表示欢迎的时候，男爵就曾愤愤不平地说过这么一段话：“你们统统错了。这样做意味着到了最后要同德国人开战！”威灵顿公爵的侄孙女、老妇人朗兹伯勒1914年对作家奥斯伯特·西特维尔说道：“我怕的可不是德国人，而是法国人！”

不信是相互的。法国总统普因加莱之所以下定决心要跟俄国拉拢关系，成为军事盟友，主要原因就在于担心有朝一日，战争打响，英国人届时恐怕不会和法国站在一起。法俄两国倒是签订了双边协议，承诺在遭到攻击时互相支援，可英国对于这样关系紧密的拉帮结派毫无兴趣，只是表示了一下良好意愿，举办了几轮陆海军参谋人员的会谈。关于可能对法派遣英国远征军的首次讨论于1908年12月举行。皇家防务委员会在1911年8月23日召开专门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阿斯奎斯和丘吉尔。会上花了很长时间讨论欧洲一旦有事，英国可能被迫介入的问题。某位现代历史学家指出，此次会议“为英德之间的军事对抗定了方向”。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有些不着边际，因为没有人比阿斯奎斯更加清楚，自己的党派和议会是多么不愿做出承诺，卷进欧洲大陆的纷争里去。

首相在皇家防务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语气严肃地写道：“一切和政策有关的问题都必须留待内阁定夺，向来如此，现在亦得如此。对这些问题做出预判，根本就不是陆海军军官应该插手的事情。”某位高级参谋官对此非常生气——此人就是亨利·威尔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和法国结盟的具体协定。政府极不情愿授权总参谋部处理最终合作的事宜，可是除了这个，我们什么也没有干。”威尔逊的怨气看上去不无道理。外交部主任亚瑟·尼科尔森在1914年8月提醒外交大臣格雷注意：“您已经答应过（法国大使）康邦先生不止一回了，如果德国发动侵略，您会站在法国一边。”格雷答道：“我是说过，不过康邦他什么书面记录也没有”——这样的回答足以让人明白为什么法国人总是指责英国人表里不一、搞两面派，这并非偏见，确有道理。

有位近年来专门研究“一战”的历史学家指出，阿斯奎斯领导之下的文职大臣和军事将领们自从1911年开了那次会议之后，就“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制订作战计划中去了”。英国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肯定采取了一些预防步骤，还制定出了应对方案，好比将牛津大学考试学校指定为医院所用。话虽如此，可要把这些举措视为“满怀热情”，似乎不大说得过去。英国在加入三国协约的过程中，与一切决策有关让人感觉最不同寻常的一点就在于——这一点已经在1911年皇家防务委员会会议中有所体现——英国政府虽然一方面承认确有可能卷入欧洲大陆战争，另一方面却打算只动用少得离谱的兵力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按照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他在19世纪80年代那会儿还是一名年轻的骑兵军官，和同僚当时都明显意识到就凭英国陆军那一点微薄兵力，和欧洲大陆的对手比起来简直无足轻重。“任你是如何好战的陆军军官，还是动辄喊打喊杀的参谋人员……这些人哪怕处在最乐观的阶段，也不会相信我们小小的陆军会被再次派往欧洲作战”。15年过去了，虽然，哈尔登对英军进行了体制改革，可这支军队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来看依旧兵力薄弱。1913年《陆军评估报告》对于一旦欧洲开战，英国陆军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只字不提。英国远征军之所以会被当作假定存在，原因就在于根本没人说得清楚这支军队究竟会被部署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大家心里想着兴许是在印度，没准非洲，要不就是中东。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英国人在历史上是如此荒唐，这种英国式愚蠢多少个世纪以来，甚至包括21世纪在内，都在一直不断重复上演——首先，在战略上摆个姿态，做做样子；接着投入一小股力量，权当表示一下善意；最后全然不顾这一点儿兵马根本无法满足当前的军事需求。诺斯克里夫勋爵[35]自1907年开始，就一直在自己的《每日邮报》上疾呼招兵买马，要让英军在兵力规模上与欧洲大陆列强不相上下。可是，勋爵的一片苦心鲜有人响应。人们之所以指责阿斯奎斯政府办事不力，尤其将矛头公然对准时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子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二人采取的政策让人明显觉得，一方面承认英国在欧洲全面战争爆发之际不大可能保持中立，因为德国赢得欧洲霸权的结果对于英国来说断然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又拒绝采取恰当而实在的措施去参与到这样一场斗争中去。

格雷常常被人描绘成一个性格温和、彬彬有礼的人，时常就1914年大战将至发表一些哀国忧民的感叹，话说得动情到让人听着都觉得不大像他，平时还会就观鸟钓鱼写一些美文。52岁的格雷虽然早年丧偶，但个人生活并不像同时代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枯燥乏味。爱情生活虽然比起同僚劳合·乔治来要拘谨得多，却也一直丰富多彩。最近有位作家写了一本有关格雷生平的传记，指出格雷育有两个私生子。同时代的人当中有一些颇看不起格雷。艾尔·克罗爵士是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外交官，平素酗酒无度，尽人皆知。此君就把格雷唤作“一个蠢笨无能、性格软弱的傻子”。还有一回，由于格雷总是习惯沉默寡言，劳合·乔治于是得出结论，说外交大臣这个人外表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之所以不愿开口，反映出来的不是性格有多强势，而是软弱。格雷既不会说一门外语，也不喜欢在国外生活，虽然算得上极聪明的一个人，却属于见识狭隘之辈，常常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

即便如此，格雷仍然在1905年至1916年间一直打理英国的外交政策，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私人兴趣和爱好。劳合·乔治写道：“大战爆发之前的8年里面，内阁在考虑外交事务上花的时间简直少得离谱。”阿斯奎斯政府对待外交事务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道德自负，一副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样子，尤其让德国人感到不悦。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不无讽刺地说道：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倘若发现自己的利益竟然和全人类的利益相同，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个更让他感到快乐，“而且就算达不成一致的话，他还会竭尽全力，去创造一致”。有一次举办一场晚宴，好几位政府阁僚都到场，诺斯克里夫爵士用轻蔑的口气说道：就连英国的报纸编辑都比内阁大臣们对外交事务了解得多。大使馆一等秘书对外交大臣如此评价道：“爱德华·格雷爵士属于这么一类人，这种人既是天生如此，也是习惯使然，希望在法官的座席上找个位置坐下来，高高在上地把自己的同胞好好审判一番。当然，在此之前，他是不会给自己的同胞任何机会，搞清楚审的究竟是怎么一桩案子。”

诚然，这番话属于典型的恶意嘲讽。不过，亨利·威尔逊1911年与各位大臣就作战方案谈过一次，之后写道：自己“对于格雷和（时任陆军大臣）哈尔登把握局势的能力并未留下什么印象。格雷在两个人当中显得更加糊涂，也更加粗心。这个人不单对于战争意味着什么毫无概念，更让我吃惊的是，居然连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不想知道……这是一个无知、自负而且软弱的人。任何一个国家，哪怕只比葡萄牙大那么一点的国家，像他这种人都不适合当外交大臣。”萧伯纳对格雷深恶痛绝，把对方描绘成“从头发尖到脚趾头，都像一个骄横狭隘的容克……而且喜欢撒谎”。萧伯纳的这番批评无疑与1906年发生在埃及一个小村子里的争议事件有关。村里当时因为军官是否有权打鸽子，引发争议，英国人最后的回应方式极其粗暴[36]。

如果说这样的话属于萧伯纳式的夸张，那么格雷的秘密外交无疑是专横粗暴的——那个年代的英国处理外交事务向来如此。1904年8月，佩尔西勋爵代表执政的保守党，对下院有关新近结成英法协约的问题做了一番回应，口气还蛮有一些贵族气派：“对国际条约中是否存在秘密条款进行推断与猜测，这是一项公共特权。这项权利能否得以保留，取决于官方是否保持节制。”不过，阿斯奎斯在1911年9月5日致函格雷，提醒这位外交大臣注意，授权允许英法两军总参谋部进行对话存在风险。阿斯奎斯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格雷，类似霞飞将军和菲尔霍姆上校之间那样的对话，在我看来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谈到英国可能提供援助的部分。考虑到当下的情况，我们不应该鼓励法国人，让他们产生某种类似的错觉，做出错误的计划。阿斯奎斯。”

话虽如此，首相面临国内的棘手难题堆积如山，却在外交事务上给了格雷几乎完全的自由，不能不说糊涂。这位外交大臣自以为可以就英国在战时提供支援一事，向法国方面做出保证，无需向全体内阁或者下院有所交代。这种做法不仅与现代民主施政理念背道而驰，甚至就连那个年代的标准都达不到，可能只有1956年英法串通一气，入侵埃及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毕竟后一件事更加说不过去。格雷之所以喜欢偷偷摸摸、秘密行事，原因在于他心里清楚自己从议会那里得不到任何授权。七月危机期间，格雷希望英国能够与法国并肩作战的想法远远走在了绝大多数政府同僚和英国民众的前头。

不过，我们很难就此轻下断言，认为正是因为格雷既没有在最后几年的和平日子里把这件事情向英国民众公开，也没有明确警告柏林政府英国不会永远保持中立不变，才要为开战背负重大责任。德国人一直在沿着为1914年设定好的道路前进，既没有料到英国会真的进行干涉，也没有把英国陆军放在眼里，因为这是一支他们看不上眼的军队。虽然，英国在全球商船运输方面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也有能力实施海上封锁，但德国人之所以没有在由此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面前退却，是因为他们打定主意，速战速决。事实上，即便换了另外一个人来当外交大臣，在英国参战的问题上采纳其他观点，阿斯奎斯政府无论采取何种举措，都不大可能避免欧洲大战在1914年爆发。

筹备之中的英国远征军就自身规模而言，装备已经算得上相当精良。不过，兵力不足还是反映出了英国人不愿意在陆军上花大手笔，毕竟皇家海军已经耗去了四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支出。亨利·威尔逊1910-1914年担任军事行动处处长时就调侃过“我们的那支陆军实在是小得可笑”。威尔逊不无嘲讽地说道，欧洲大陆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军事麻烦可言，我们英国的解决办法永远只有一个，就是6个师。话虽如此，可这样的局面政府上下都能接受，而政府的政策又反映了民众的情感——海军才是深受英国人民爱戴和珍视的。相比之下，无论常备军还是本土防卫义勇军[37]都招不到足够人手，参军服役的热情在农村和威尔士地区尤其低下。

威尔逊在拉拢与法国的军事关系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英法两国的军事关系要比绝大多数英国士兵希望的更要近乎，这一点也是内阁所不知情的。威尔逊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能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大串，看待事物常常反复不定，做起事来往往不顾后果，前后五次没能通过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威尔逊一直以来都是征兵制的倡导者。他把本土防卫义勇军里的那些兼职志愿兵形容为“英国最优秀，也是最爱国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想努力干出一点名堂来”。1910年，威尔逊当时还在英国陆军参谋学院当院长，就断言欧洲必有一场大战发生，认为英国若是审时度势，唯一的胜算就在于和法国结盟，联手抗德。有位学生斗胆进言，指出只有“那帮搞政治的人干出什么愚不可及的蠢事来”，才会导致全面冲突爆发。此言一出，不禁惹得威尔逊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愚不可及的蠢事’不正是你们马上将要看到的么？”伊舍子爵后来回忆道：威尔逊要学员归队时“必须带着一种（大战）大祸将至、迫在眉睫的感觉”。首相在向维尼西娅·斯坦利提到威尔逊时，说他这个人“是个恶棍，虽然令人讨厌，倒也聪明”。首相的话似乎说到了点子上。威尔逊的确是一个恬不知耻的阴谋家，凡事都要插上一手，甚至不惜为威胁叛乱的北爱尔兰新教徒提供支援。不过，话说回来，差不多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英国陆军才开始制订计划，准备向欧洲大陆派遣部队。这份计划被称为“W.F.计划”（“With France”Scheme），即《与法国并肩作战计划》。

1911年，威尔逊从格雷那里征得同意，由自己出面同英国各大铁路公司联系，制订一个方案，以便战时能够将部队各单位运送至各个港口，并且制定出了一份合适的时间表。同年7月末，劳合·乔治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讲话，声称无论与德国产生任何争端，英国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法国一边。威尔逊成了准备兑现承诺的英国第一人。1913年，威尔逊一年之内先后七次访问法国，同霞飞及其幕僚会晤，承诺英国将在动员后的13日之内派遣15万人，在阿拉斯至圣康坦一线与康布雷之间作战。这样的设想虽然不切实际，有一名英国高级军官却为此创造了一份军事协定。威尔逊坚持认为，英国远征军规模虽小，但在道义上贡献重大。他在这一点上大大低估了德国的潜力。即便如此，威尔逊当时虽然只是一名准将，却发挥了非比寻常的影响力，令阿斯奎斯有所触动，即使不必坚决执行，至少也得好好考虑向欧洲大陆做出的军事承诺。这一点似乎让人看到威尔逊身上带有某种政治家般的审慎，而非战争贩子的味道。

与此同时，在1914年举行的英俄海军参谋对话当中，英方讨论了俄军在波美拉尼亚登陆时，英军为俄军提供支援的问题。这本是所有武装部队都喜欢的那一类战争博弈游戏，不想消息被一位俄国外交官泄露给了柏林，德国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三国协约的偏执敌意。遗憾的是，在波美拉尼亚登陆的作战方案缺乏可行性。英国皇家海军为了准备最终决战，将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了海上封锁之上，却对封锁在外交层面可能引起的复杂后果并未给予充分考虑。一如英国人制定过的所有作战计划一样，这一次的计划同样在规模上有所限制，在内容上缺乏连贯，在政治上也没有动力想把计划做大。欧洲大陆诸强都在盼着有朝一日兵戎相见，这样的心理也让列强的期盼最终成真。可是，这个近海的岛国却还在想着还是让那几个大陆国家赶紧自相残杀，这样兴许会更加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