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将哥舒翰

面对叛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帝国之锁”的防卫工作却是由一位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老将负责，他就是哥舒翰。

哥舒翰作为一名老将，在指挥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曾有“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的美誉。但哥舒翰好饮酒，且饮酒无度，醇酒美人时时相伴，以至身体虚弱。天宝十四年二月，在入朝面圣的路上，行至土门军的哥舒翰因为洗澡突然中风，昏迷很久方才苏醒。之后，他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回京以后，只好闭门不出。

唐玄宗为何选择一位已经半瘫痪的老将来守卫重中之重的潼关，甚至还让他出征攻击叛军呢？莫非武功赫赫的大唐再无可用之将了？

安禄山突然举起反旗，一举占领河北之地。此时，唐朝军事部署的特点是“守外虚内”，内地根本没有一支可以阻挡叛军的部队。唐玄宗仓促布置防御，由于均田制败坏，常年对外征战，关中府兵早已被破坏；骑等募兵制中央军，由于兵员素质问题，战斗力早已衰落。

此前，高仙芝得到皇帝赐予的禁中钱，招募了关辅新兵，外加原有飞骑、骑及朔方、河西、陇右等兵，计5万人，出镇陕县。但封常清洛阳失守，高仙芝撤往潼关后，李隆基接受不了这样严重的挫折，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诬陷，派人将封常清、高仙芝斩首示众。就这样，朝廷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大将，为后面的惊天祸患埋下了伏笔。而新一辈名将郭子仪等人，要么陷入与叛军的死战，要么必须防守要地（晋阳），根本无法抽身。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隆基非常计较城池土地的得失，并不关心军队的损失情况。伟人曾经说过：“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么浅显的道理，边关将领都懂，为何唐明皇不懂？

个中原因，其实上文已经提过。安禄山的15万精锐大军，一路所向披靡尽得河北州郡，而唐王朝此时在内地却没有多少可用的军队。岭南的部队无法回调中原；安西、河西的精锐兵力薄弱，外加路途遥远更是难以指望。而且，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战争会持续八年之久。之后，西域唐军被尽数调回，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西域力量真空，导致唐朝失去了对西域和中亚的控制。由于缺乏兵力，唐明皇对丧失城池变得十分敏感。

在如此局面下，哥舒翰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同时，唐玄宗还命令以田良丘充任行军司马，马军指挥王思礼、步兵指挥李承光等人担任副将，领军20万，赴潼关拒敌。因身体原因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哥舒翰遂委任行军司马田良丘主持大局。田良丘不敢独断专行，就让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偏偏王思礼和李承光素来不和，常常争执不下，不肯好好配合，致使军中号令不一。哥舒翰忧心战事，为了尽快增强新军战斗力，不得已加大训练力度，但统军“严而不恤”，导致唐军士卒不满，士气低落无斗志。幸运的是，依托潼关天险，唐军尚可一战。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讲，古代的首都很难防守，最好不要使都城面临守城战。最佳的方案是拒敌于门外，即利用关隘地形，将敌军彻底阻挡在京畿重地外。因为封建王朝的都城所在地需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农业发达，能够承载一定人口；同时，水陆交通要方便，利于人员和物资的流通。所以，古代都城多地处某一平原的中心地带，又多临近河流，水陆道路网密集。封建国家京畿之地的一个重要功能便是作为统治根基，以相对优势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压服”地方。

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为：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沃野和以晋阳为核心的河东之地。一处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李家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的根基，一处是李渊起兵前就苦心经营的大本营。从军事上看，关中同时是北方防线和西方战线（与吐蕃等势力争夺西域要道）的大本营；晋阳则是唐王朝北方防线的两大关键支撑点之一（另一个关键支持点就是安禄山所盘踞的范阳，即今天的北京），更是关中势力插入山（崤山）东的一支楔子。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讲，关中与河东两地也是互为表里的：失去关中的河东势力难以独支，还会多面御敌；失去河东的关中不但东出无门，还要防备黄河沿线，疲于奔命。

虽然中宗以后唐王朝在财政上越来越依赖南方，然而，作为财赋重地的江南却不能称为其根基—江南的财赋有赖运河漕运，易被切断，且不能动员强大且忠心的军队支援中央。更何况李唐王朝没有设立足够强大的行政中心统御江南。世上虽有“扬一益二”之说，却是根据商业繁华程度而言的，而不是政治地位。

这里值得详细说明的是：很多封建王朝均源自乱世中的某个割据势力，历经残酷的统一战争后从诸多势力中脱颖而出。对成功的割据势力而言，其根据地必须满足以下几个要求：粮食产量充足、人口充足、手工业发达。这三者的关系不但是递进的，更是互补的。这几个要求反映在地理上，就是一个适合农业发展的平原地区：农业发达，就能支撑足够多的人口，组建用于统一战争的军队；剩余劳动力充足，手工业才能发达，才能为军队提供兵器装备；经济发达后才能发展文化，为国家提供人才。但仅拥有一个平原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地利：保证该政权的兵力不会为漫长的防线羁绊，面临外敌时疲于奔命；能够将更多的军力投入统一战争。

这个根据地也就是封建王朝统一后的京畿之地。就认同感与忠诚度而言，京畿之地才是其最大的依仗。比如，刘邦建都长安是因为关中之地，朱棣迁都北京不只是出于“天子守国门”，更多还是因为北京作为自己的封地，经过多年经营后已心腹遍地。

战国七雄中的秦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依山河之险且有强兵。而齐国与韩、魏则是一个先天条件不足的反面例子—国境线缺少地利可用。孙膑曾言，齐国的战略应为“必攻不守”，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攻势防御，将战争限定在己方可以接受的地域。

俗话说“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话从军事角度来解读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控制中原之地，就有了战胜其他割据势力的军力。要知道，中原地势平广，乃四战之地，民力充足、物产丰富。得中原者得天下—“得中原”并不是“得天下”的必要条件（反面的例子比如王世充、朱温、李存勖），而是某一割据势力自身有能力“得天下”的充分条件（比如隋末李唐灭王世充）。

因此，当敌人兵临都城时，帝国中央机动军团往往已遭重创。无论是皇帝、朝廷官员，还是一般百姓们，内心都充满了恐惧，很容易在敌方武力恫吓下丧失坚守的信心，或弃城逃跑，或投降以避免遭到屠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敌人已至京师城下，则京畿富庶之地将遭到严重破坏。比如西周末年犬戎入侵，因为丰镐王畿已彻底成为战区，无法给予中央政权在财力与人力上的支持，周平王不得以东迁洛邑。

要想守住这样的政治经济要地，核心在于守住周边作为防卫支撑点的城市与关隘。且守城的核心思想不是闷守—守城要诀是使敌人丧失继续围攻下去的能力与决心。这就需要大量杀伤敌方人员、消耗敌方物资、破坏敌方士气；同时也要减少己方在这方面的损耗。因此，守城的一切安排与行动都必须围绕这个任务来进行。消耗敌方物资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寻找和破坏敌方的储备。

出城逆袭的目的是主动去破坏敌方营地中的军需储备，限制敌方在己方领地中的抄略行动。与多数人的印象相反，除非深入不毛之地，进攻方在战区内消耗的物资大多依靠抄略获得，而非依靠后方输送。当进攻方大部分物资需要依靠后方输送时，则到达了军事上的“进攻顶点”。铁路公路运输发达的现代，大部分人均难以理解古代在技术条件的制约下，物资（尤其是粮食）在转运途中的消耗是多么巨大。随着运输距离的增长，运输效率会急剧降低，十八日行程需要的运粮民夫和士兵比为1∶1，二十六日行程是2∶1，三十一日行程则是3∶1。《秦汉军队后勤保障问题研究》一书中对陆路转运粮食的情况做了比较清楚的论述：正常情况下，路途中消耗的粮食与运抵粮食的比例在30∶1左右，而在某些情况下—汉武帝远征漠北，这一比例甚至达到190∶1！如此巨大的消耗，使得几乎所有兵书都有同样一句教导：“因粮于敌。”

杀伤敌军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对方进入己军陷阱—发挥己方的有利地形，例如城中的瓮城或者城外适合伏击作战的地域。进攻方遭受极大损失后军心动摇，不得不放弃围攻。南北朝时代的玉璧之战就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战国时代墨子和公输班的攻防演示也是这种态势的模拟。冷兵器时代，首都通常无法坚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守方没有信心对进攻方造成足够的损失—中央重兵集团已被歼灭，无可战之兵—且自身在经济、政治上的损失过大。

同时，守城成功也依仗野战部队的存在。短促反击需要有能野战的精锐部队，敌军围攻失败后撤退之际也需要野战部队追击敌军。攻守结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大抵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守城最初的目的就是节省守备所需兵力，充实野战军团，使之可以运用在关键场合；利用地利的目的也在于此。

综上之言，守卫封建帝国都城的重任，必须交给位于都城纵深之前、处于防卫线上重点、享有地利的军事重镇。位于首都之前的军事重镇在历史上有很多，而且一个首都对应的军事重镇并不只有一个：函谷关之于咸阳，潼关之于长安，大同、山海关之于北京，京口、采石之于建康，河阳、虎牢、新安函谷关之于洛阳，扬州之于南京。这些军事重镇都需要重兵固守。如果没有这些重镇，则需要许多机动兵来防卫京畿地区，北齐、北宋国防失败就在于此。

这里不得不提到日后发生的一个特例，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北京保卫战。当时，作为中央直属机动军团的三大营精锐尽数葬送于土木堡，文人出身的兵部尚书—于谦临危受命，他以北京城中留守的守备兵力和各地陆续赶到的援兵，成功守卫了大明京师北京，阻止了“靖康之耻”再度上演。

己方精锐尽丧，敌方得胜之师凭锐气直抵京师城下。纵观历史，这样的形势可以被称作无法挽回的危局，但于谦和他背后的明朝做到了。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其中的原因。

从战略上来看，北京外围长城防线据点的坚守，虽然未能阻止瓦剌骑兵的进攻—也先大军绕过宣府、大同防线，紫荆关失陷，但为于谦调集兵力、组织北京保卫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于谦利用这段时间整顿来自土木堡的溃兵，征募新兵，部分重建了在土木之变中被歼灭的三大营，转运了通州的粮食（这一点相当重要），在北京城内外均建立了防守阵地；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紧急征调援军勤王。

从战术角度而言，北京保卫战也体现了于谦对兵法的灵活运用：在德胜门外，利用民居建立以火力陷阱为主的防御工事。于谦先派遣小股骑兵佯败诱敌。也先中计，亲率大批部队穷追不舍。等也先军进入埋伏圈后，于谦一声令下，明军开始反击。神机营火器齐发，铅弹和羽箭如飞蝗般地射向敌军，明军前后夹击，也先部队大败而归。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等将中弹身死。

之后，也先转攻西直门，明军利用城墙上的火力奋力将其击退。瓦剌军又改为进攻彰义门（又名“广安门”）。于谦命令守军堵塞城外的街巷，在重要的地带埋伏火铳手、短枪手，又派兵在彰义门外迎战。明军前队用火器轰击敌军，后队由弓弩压阵跟进，击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于谦的守城思想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主动派出小队精锐骑兵阻止瓦剌骑兵在京师劫掠物资，同时重视新式武器的作用。在防御布置上方便火器发挥优势，强化了火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于谦在防卫北京城时，并没有采用死守城池的策略，而是重视城下野战，在火力配合下，以野战大量杀伤敌军。总体上，这极大地消耗了敌军的人员与物资，并在士气上打击敌军，深刻揭示了守城作战的原则。

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北京城本身就是作为长城防线东线重要据点而建立的，城市建设也是围绕防御展开的，即“天子守国门”。当然，在林立的城楼与厚实的城墙下，北京城防不是没有缺陷的。通州顺义是防御整个京畿之地的“羽翼”，羽翼一去，北京则成一座孤城。

相对而言，瓦剌大军虽然兵临城下，但他们并没有彻底瓦解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通州等地尚在明军的控制下。这里提一个反例，山海关大战后的李自成立即放弃北京、逃回陕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丧失了野战集团，京畿之地并未归心，自然不敢守城而战。

至于天宝十五年的潼关之战，其前期战略态势更类似北京保卫战。当时，安庆绪攻潼关不克，叛军被哥舒翰困在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佑将老弱病残屯于陕郡，欲诱唐军出关弃险野战。五月，玄宗听闻叛将崔乾佑传出的谣言—“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于是遣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

哥舒翰上书表奏，劝诫道：“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所要表达的意思只有两个：敌军兵力空虚的消息是虚假的；潼关的唐军现在战斗力很差，只能防守，无法进攻。

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他们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

数月后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时，他的重要谋臣李泌也曾给出过类似的研判：叛军猖獗必不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华人寥寥，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中原人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财物全部送回自己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因此，平叛的方略应该“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他反复告诫肃宗“无欲速”，要着眼于长久，目的是要把叛军赶出老巢，一网打尽，不留后患。

这一判断与潼关失陷前李光弼、郭子仪谏言中的策略不谋而合。实际上，出潼关收复洛阳等地这一战略，还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首先，如果能收复洛阳，关中则会安全很多，不用担心叛军会随时破门而入。其次，收复洛阳可以将战线拉平，震慑不安分者。但问题是，当时的战略态势和军事基础无法实现以上两个目标，这也是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乃至李泌所一直强调的。

可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却被宰相杨国忠否定了。因为杨国忠怀疑哥舒翰坐拥大军于潼关，想联合太子的势力一起对自己发难。杨国忠的这一判断，可能来自于他与军队系统势如水火的自我认知。被叛军势力和朝廷将领共同嫉恨的臣子，杨国忠算第一人。

安禄山起兵造反的原因之一，就是与杨国忠有尖锐的政治矛盾，他们是打着“诛杀杨国忠”的名号攻城略地的。唐王朝平叛军将领也对杨国忠充满怨恨，不止因为其主政时期削弱军方势力，大肆插手军队内部，也因为他是导致高仙芝、封常清之死的间接凶手。最后，哗变的大唐禁军完成了叛军和朝廷将领们一直以来的愿望—杀掉杨国忠。马嵬驿之变，表面上是一场士兵哗变，实质上是太子李亨，宦官李辅国、高力士等策划的一场争权斗争。李亨自天宝五年（746年）遭到李林甫和杨国忠打击后，极为孤立。杨国忠任宰相后，太子又连遭倾轧。安禄山叛乱时，玄宗本想让太子李亨接替皇位，由于杨国忠及其姐妹反对而未成。后来，朝廷打算“弃京幸蜀”。如果到了蜀中，李亨在杨国忠势力的控制下就更无出头之日了。因此，太子李亨主谋除掉了杨国忠。

在潼关失陷前的那段时间里，与太子李亨的政斗，也使杨国忠非常担心哥舒翰会与太子联合。其实，杨国忠一直与哥舒翰非常要好。可哥舒翰在驻守潼关之初，以假书信使安思顺获罪被杀，家人流放岭南。哥舒翰的这种阴狠毒辣，让素以为了解其行事作风的杨国忠，感到前所未有的意外和惊恐，生怕自己成为其下一个目标，导致两个人关系破裂。杨国忠的恐惧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哥舒翰的部将个个做梦都想杀掉杨国忠，经常劝哥舒翰除掉他。比如，哥舒翰的部将王思礼就曾计划在潼关诱杀杨国忠，甚至劝哥舒翰效仿七国之乱时汉景帝诛杀晁错，直接以潼关大军勤王长安，要求唐明皇下诏诛杀杨国忠。只是，哥舒翰认为这样做会成为安禄山第二，并不答应罢了。

因此，杨国忠出于自保，决定误导唐玄宗，强令哥舒翰出关。他劝说唐玄宗：“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玄宗轻信谗言，便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史书称唐玄宗多次下诏，“使者项背相望”，与宋高宗赵构发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行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这些都是史书交待了的原因。各方势力逼迫唐军轻出潼关，背后还有十分深刻的经济原因。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唐太宗时，高级文武官员仅642人，唐高宗初增至13465人，唐玄宗时又增至17686人。官员数量的增长意味着，长安城的官员家属数量也呈几何增长；府兵制破坏后，护卫长安城的十几万中央禁军全靠国家财政拨款；大军在陇右、河西等地与吐蕃抗衡，也需要大量粮饷；加上天宝年间达官贵人普遍生活奢靡，导致一年输送进关中的数百万石粮食依然不够消耗。

关中粮食消耗的急剧增长，使得唐王朝越来越依靠从关中以外地区输送来的钱粮物资。潼关与风陵渡在经济与财政上的意义就愈发重要，毕竟古代输送物资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水运（罗马帝国的维持就仰仗了地中海便利的水运条件，隋炀帝开大运河也不光是为了享乐）。

那时，漕运是将粮食集中于洛阳附近的含嘉仓，然后陆路运送至关中。安史之乱前，漕运主走汴河线，经开封入黄河再转渭河入长安。安史之乱后，紧急启用经汉水上溯转旱路入长安的线路。唐德宗建中削藩时，这两条线路遭到藩镇兵力的直接威胁，唐王朝的命脉差点被掐断。幸亏唐军不久就夺回徐州控制权，西线梁崇义也被消灭，局势才迅速朝唐朝有利的方向好转。

唐朝长江以南的财货通常先聚集于扬州城，再由扬州运送至开封以北。从扬州到开封，淮河以南的线路比较安全，淮河以北的线路因三天两头遭遇兵乱而面临被掐断的危险。幸亏从淮河到开封河道密布，有很多条水路可以走，如果主干线汴河被掐断，唐军通常会紧急开挖或启动别的应急方案。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叛军将唐军压制在潼关内，切断了漕运物资经洛阳至长安的通道，大量物资只能转道秦岭，大大增加了运输难度和成本，也造成输送到长安的物资急剧减少，这让整个大唐朝堂十分担忧。不仅皇帝想尽快收复洛阳，恢复原有运输途径，朝中大臣们也迫切希望打通潼关交通线。这才是哥舒翰被迫出潼关的根本原因。

再说一句题外话：日后，张巡死守睢阳的意义也在于此。大运河北上干线必过睢阳，谁能控制睢阳，谁就能掌握大运河。安史叛军为了掐断唐王朝最重要的财源，不惜代价多次围攻睢阳。占领睢阳不但能够能掌握大运河，还能进入江南之地，彻底改变与唐王朝在经济上的力量对比。如果叛军更有实力、内部更团结、懂得治理民政，很有可能形成新的“东西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