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的海战

直到1805年秋，为遏制法国自大革命之后推行的霸权主义，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打了多次大规模的海战，包括：“光荣的六月一日”;1794年的比斯开湾作战，格鲁瓦岛（Ile de Groix）作战；1795年第二次比斯开湾作战，地中海的耶尔斯（Hyeres）战役，圣文森特角战役，以及在西班牙附近的大西洋作战；1797年在荷兰附近海域与荷兰舰队作战；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哥本哈根之战和阿尔赫西拉斯战役；1801年在直布罗陀附近的作战，以及7月22日考尔德发动的纳克特战役；1805年的比斯开湾战役。此外，在皇家海军的支援和帮助下，英军还进行了十数次两栖登陆作战，其目的都是为了对内陆帝国法兰西展开进攻，夺取它的领土及其在海外的殖民地。登陆作战的名单包括：1793年对土伦的围攻，以及同年在印度，针对本地治里（Pondicherry）和金德讷格尔（Chandernagore）的行动；1794年的塞舌尔战役，以及击败荷兰军队、攻占南非开普敦的行动；1795年，于锡兰的亭可马里，马六甲的阿克达，东印度群岛的钦苏拉的登陆战，以及在锡兰占领科伦坡，在东印度群岛占领安博伊纳的行动；1799年，攻占黎凡特的阿卡的战役；1800年在马耳他的战斗；1801年的埃及战役。英国皇家海军还进行了几次对西印度群岛的探险，在西印度群岛，英国的属地和法国的属地比肩而立。英军还对西班牙和荷兰采取了行动，包括：1793年在佛兰德斯登陆、1794年在科西嘉登陆、1795年在基伯龙（Quiberon，早期历经了一场猪湾式的惨败），还有1799年的荷兰战役。

以上种种既证明了英国在大航海时代所取得的非凡的战略拓展，也证明了这种拓展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纳入了皇家海军（在纳尔逊的率领之下）的日常工作之中。在这个时代，战舰的航行几乎没有什么物理上的限制，就像后来使用化石燃料的机动车队一样，只受到煤舱或油箱容量的限制。英国的木制战舰，可以一直吱吱作响地向南行驶，或者以每天五六十英里的速度向西和向东行驶，可以一直保持在大洋上，而不需要接触陆地—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由于18世纪水文学和航海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终于从航海的危险中解放出来，英国政府和皇家海军对这些进步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受限于人员和物资，早些年，英国皇家海军不得不厉行节俭—根据罗杰博士的研究，当时（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皇家海军航海的成本极低，仅仅依靠烂牛肉和蠹虫钻来钻去的硬面包，他们就几乎毫不费力地控制和干预着地球表面一半以上（囊括海洋和沿海地区）的区域。从地理上看，西方国家距离太平洋可谓十分遥远，例如，从普利茅斯到东印度群岛之间有长达12000英里的距离，航行一次所耗费的时间长达200多天，但英国海军部还是可以将自己的力量延伸到那里，还包括加勒比海附近地区，南美洲海岸和奥斯曼帝国原先控制的地中海沿岸。在英国本土，聚集在白厅北端海军部大楼的风向标下的人就行使着这种权利，他们权衡的任何转变都有可能使得一支由双层炮甲板战舰组成的分队离开高地或低地，笨拙地向海上进发，这些分队或许会阻截一些荷兰商船，切断波罗的海的木材贸易，或者拦截西班牙人的金条运输船（它们通常将金条从秘鲁运到加的斯），或者在肯特山登陆，抑或阻挡入侵的法国军队。

尽管英国海军部精心编织的战略网覆盖了法国舰队通往大洋的各个出口，进而使得敌人的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然而，英国皇家海军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9次全面作战，只是暂时成功地限制了这种自由而已。诚然，英国皇家海军并没有遭受失败。事实上，自上个世纪（18世纪）的第三次英荷战争以来，皇家海军从来没在明确的作战行动中被击败过。在这9场战役中，有4场是与优柔寡断的法国人的交战—分别是格鲁瓦岛作战、希布雷斯战役、阿尔盖西拉斯战役和由考尔德发动的纳克特战役—剩余的5场胜利中有3场是针对法国的盟友的，而不是对法国本身的。只有“光荣的六月一日”和尼罗河战役被认为是明显削弱了法国的实力，其他的胜利—圣文森特角、坎珀当和哥本哈根战役—分别战胜了西班牙、荷兰和丹麦，它们的作用是：在第一个战役中严重削弱了西班牙的海军实力，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战役中有效地消除了荷兰和丹麦海军的威胁。英国皇家海军从中获益匪浅—坎珀当和哥本哈根战役使得皇家海军得以在日后的战略考量中放松了对北欧国家海军的警惕—这是自17世纪荷兰海军崛起之前就一直得不到放松的紧张态势。西班牙人在圣文森特角遭受重创之后，这根反英联盟在欧洲最南端的支柱虽然没有被完全斩断，但他们的实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了。尽管在“光荣的六月一日”和尼罗河战役中，英国人都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但延续了整整12年的成功之后，在1805年的年末，皇家海军却无法在海战中游刃有余了。难道，支配海战的力量发生了什么改变？为什么皇家海军的船员和船长无法驾驭大海了？

一个传统的，但可能仍然具有决定性的答案是：英国皇家海军一直在努力赢得战斗，但这种努力被否定了。当时的海战仍然是线性战术的俘虏，它甚至令复杂一些的战略都无法实行了。事实上，线性战术也确实将战斗简化到了极点，在它的指导下，海战演变为一场阵列对阵列，侧舷对侧舷，船对船的战斗。自拿破仑战争开始以来，采用线性战术而被迫束手束脚的皇家海军才刚刚开始摆脱它的限制。线性战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有被“包抄”的危险—也就是敌军舰队的队尾与队首重合—导致指挥官不得不把所有的战舰排成连续的一列，如果成功地聚集了相等的数量，就可以至少在几何外形上与敌人相匹配。与此同时，反观陆地战争的战术则正在变得日益多样化。远程武器的发展，比如移动野战炮的技术和战术的改进，使得富有创造力和智慧的将军们可以从远处攻击对方军队的一部分，以火力削弱他们的阵形，然后对其薄弱的部分以优势兵力发动打击。18世纪中叶，腓特烈大帝就是这一技术的倡导者，而拿破仑在最近把它做得非常完美。

但是，陆地战争与海上战争在作战上的关键点是不同的：陆地上有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海面上则没有高地、屏障和障碍物。学会利用地势一直是聪明的陆地指挥官取得胜利的法宝—将它与远程射击的新战术和大批后备部队相结合之后，可以极大地增强自己取得胜利的能力—因此，陆地指挥将其系统地应用于防守战术中，正如惠灵顿在半岛战争里所展示的那样，尽量不采纳进攻策略，而把优势转移给坚守阵地的军队。

尽管海洋不能为战士们提供地形优势，它却提供了另外一些元素：风、潮和海流。特别是风，对帆船的水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黑火药战争的年代，在陆地上，只要行动一开始，就有一股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火药烟雾笼罩着战场，如果哪支军队能够占据上风处，就能获得微弱的优势（因为风会吹散他们面前的烟雾，而位于下风处的军队眼前则都将被烟雾笼罩）。在海上，顺风的一方也能取得类似的优势，而且，在海战中逆风行驶（即所谓“迎风行驶”）所导致的劣势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帆船迎风航行很困难，所以位于下风处的一方就等于将交战的主动权让给了位于上风处（顺风）的一方。而一旦丧失主动权，就意味着位于下风处的舰队要等待敌人率先发动进攻，也就是说，他们要完全听凭对手的摆布了。此外，如果战事过于激烈，且对位于上风处的舰队不利的话，他们还可以选择撤离，而位于下风处的舰队恐怕就只能坐视敌人溜走了。因此，有一些国家的海军很喜欢在战斗中占领上风处，这些国家的海军并不愿意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指一味想要获得海上决战的胜利）。

也就是说，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在与英国海军的对战中，都遵循传统放弃了下风处。但这种战术并不适合英国皇家海军，因为皇家海军存在的理由就是取得胜利。事实上，英军舰队一直在迎风前进，而且，英国的指挥官通常也会致力于将战火燃烧到敌人防线内。但是，他们并非总能果断地打败敌人。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英国人试图违反海战的混乱本质，而为其强加秩序—尽管这种行为的动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也导致了所谓“过度组织”，也就是导致了将秩序本身当成了目的。这种现象被称为“形式主义”，迈克尔·刘易斯教授（英国海军历史上战术分析的先驱）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的出发点是观察到，人类在缺乏灵活自主性的情况下，就只能求助于最易于传递的信号系统。因此，在某个舰队参加战斗时，单个舰长的自然倾向是寻找最近的敌舰并集中火力向其攻击。然而，除非在一条“战线”上有规律地排列，否则几个发起攻击的船长很可能会选择同一个目标，这样，或许能对受害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却无法摧毁整支敌人舰队。在17世纪，特别是在与荷兰的战争中，皇家海军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避免这种趋势，并增加单一船只的战斗力。第一种战术叫作“双舰”（Doubling）的战术，是利用一群船只与敌人战线的前部（前锋）或尾部重叠，试图包围并歼灭这些敌军阵营中的弱者。第二种战术被称为“聚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集中攻击敌人战线迎风一侧的部分即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第三种战术被称为“突破”，一群战舰从迎风面穿过敌人防线上的一个缺口，然后发动进攻。“突破”战术，从长远来看，是解决帆船作战战术难题的正确途径，但它必须等待信号技术的革命才能运用。随之而来的还有海军旧思维方式的瓦解，根据这些旧思维，除了最“正规的”线性战术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旁门左道。

线性战术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主要是它可以预先安排，然后凭借海军纪律严格执行。早在1691年，英国就颁布了一套作战指令，将“一线对一线”作为海上作战的首选方法。当170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时，这条指令更是以八年内不得更改的形式重新发布。到了1744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它成了永久的战斗指令。然而，在军官们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他们就完全背离了这个教条。一位皇家海军军官—宾格（Byng）因此遭到了“杀鸡儆猴”（pour encourager les autres），他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输掉了米诺卡战役（1756年），而是因为他违反了永久战斗指令，因此，军队别无选择，只能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进而送到了行刑队。

然而，事实经验已经充分证明，长期战斗指令所规定的“一线对一线”这种作战方式在现实当中不仅没有，而且即使有也达不到发明这种战术的人想要达到的效果。这种战术，简而言之，一支进攻舰队要逆风排列成三条队列：前锋、中队和后队，以便与敌人的下风线相重合。舰队司令一发出信号，领头的那艘船就要掉头向敌人冲过去，后面的战舰也相继跟随它行动。然而，由于能见度方面的差异—船长们沿着一条线分布，不容易看到中间升起的信号旗—因此，他们是先后接受命令的，而非同时接受命令。排在第二队的船只有在看到领头的船转弯开始之后才开始跟着转弯，以此类推，整条战线都是如此。其结果是，早在最后一艘己方战舰到达预定位置之前，第一艘战舰就已经在敌人的炮口之下了，长久指令的目的就是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现实中，三个队列的指挥官通常都是在各自为战的……战斗会变得支离破碎，这给了敌军指挥官逃跑的机会，如果他发现自己的前锋或中队遭受过大的压力时，他就会停止行动，顺风逃走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结果，英国人与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间的海战就是如此。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皇家海军都是按照海军部的作战指示行动的。包括巴弗勒战役（1692年），马拉加战役（1704年），亨利角战役（1778年）和切萨皮克湾战役（1781年），都是严格按照线性战术进行的，它们让英国人在名义上成为了当地水域的主人，但结果却是只取得了毫无意义的战术胜利。特别是切萨皮克湾海战，甚至成为了一场战略灾难。其结果是，康沃利斯的军队在约克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只能投降，从而使得英军在与美国殖民地的战争中落败。后来，康沃利斯颇有“后见之明”地让人们了解到英国海军部和它的水手们是如何让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的，而他们作为海员和勇士的卓越表现本该让他们取得成功的。

后见之明还让我们看到，海军在18世纪进入了一种高速发展状态，而陆军直到大约200年后才会行驶上这种“技术快车道”。因此，当时对于海军战术管理上的困难，没有其他的先例能够提供解决办法；在马拉加战役爆发210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西线的欧洲军队会发现，他们所发出的炽热火力会令自己在战场上的旧战术失效。也许正是由于英国人对海上作战的认真态度，他们很快就认识到：打破僵局的办法在于制造一种能把机动性和火力结合起来的机器。他们将这一概念描述为“陆地战舰”，直到后来，当一辆原型车真正制成后，才将其命名为“坦克”。

诚然，“陆地战舰”—坦克彻底改变了陆地作战的性质，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们并没有成为一种决定性的武器—要发挥其作战效能，尤其实现其强大的火力，就需要辅以大量后勤补给品，比如弹药和燃料等，还需要进行“实时”联络。其中，前者是通过机械化运输队提供的，而后者是通过无线电来实现的。与此同时，这些能力将个别的“陆地战舰”转变成了真正的“陆地舰队”，以实现在有利的地形上进行攻击和防御，这与海军自17世纪以来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几乎相同。

后见之明也使我们看到，尽管外表古色古香，“风帆战舰”实际上是一种惊人高效，高度发达，甚至是一种颇为“现代化”的武器，它的设计者赋予它们持久作战的能力—这是最广义上的“持久”，风帆战舰时代结束后，造船工程师们就再难将自己的作品赋予这种特性了。例如，“风帆战舰”采用的是逆风行驶的方式，这种风是恒定的，或者说几乎是恒定的，没有成本，不受外界干扰。它可以携带几乎所有船员和船只本身所需的补给—易于保存的食物、水、木材和绳索—航行数月。例如“胜利”号战舰，可以储存足够的饼干、牛肉和清淡啤酒—水手的主食，可以为850名士兵提供四个月的给养和足够的弹药，这些补给甚至可以使用足足三年。当然，在海上，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必要的维护工作—例如修理船帆和“安装”索具才能达到这种持久性。另外，自从1760年有人发明了一种可靠的天文钟以来，测位就无线电一样精确。除非发生罕见的特大火灾，否则发生小火灾时的损失控制通常都在船员的能力范围之内。最重要的是，一艘风帆战舰的进攻潜力是巨大的：如果瞄准得好、时机把握得好，一艘二等或三等战列舰的一次横冲直撞，就可能会彻底击溃对手，使其无法抵御登船或展开进一步的炮击。

为展现风帆战舰所搭载火炮的强大力量，我们最好将其与现代陆军的炮兵进行一番对比。1815年，由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要在滑铁卢开战，当时他们携带着366门6磅（1磅约0.45千克）重的大炮进入了战场。炮兵部队需要在一个“大炮公园（即炮兵阵地）”里开炮，需要拖曳大炮的马9000匹（每门6匹），运送弹药的马车5000辆；每天每匹马需要饲料20磅，共计45吨—这些供应品也必须以额外的人力和畜力来收集和运输，这是一笔沉重的开销。相比之下，纳尔逊的特拉法尔加舰队共有27艘船，共计安装了2232门大炮，其中最轻的也是12磅炮，最重的则是68磅炮。在海上，仍然需要人的力量来搭建“炮兵阵地”，每2门大炮至少需要12个人，因此整支舰队大约需要14000名炮手（通常风帆战舰不需要两个侧舷同时开火，因此将炮手集中到一侧即可），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每人约3磅—由于陆地作战不需要运输淡水，而淡水又是海上必备的物资，因此这里还需要加上8磅淡水。至于调动整个炮兵部队及其人员的动力（不包括发给他们的军饷），则是“免费的”。总之，纳尔逊的舰队的火炮威力是拿破仑大军的整整6倍，而纳尔逊的舰队每天的固体和液体的消耗只有70吨。简而言之，纳尔逊的舰队每天移动的火炮数量是拿破仑大军的6倍，而且火炮的口径要大得多，但只需要后者五分之一的后勤成本，并达到了5倍于后者的速度。

然而，风帆战舰这种“高度先进”的战争武器的威力会受两个相互关联的外部因素的制约：贯穿整个18世纪的海军信号系统的僵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当时海军指挥官的头脑僵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战略上，他们能够脱离固定的供应点；在战术上，他们能够为关键的进攻点提供火力支援。但是，他们既无法在接触敌人的时候使用所谓的“权宜之计”，也无法在敌方战线上寻找有效的“压力临界点”。18世纪的海战，不夸张地说，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地上的战斗。它们的特点是：同样预先对战术进行限制和安排；同样的“侧翼对侧翼”交战规则；一旦行动开始，同样缺乏“实际控制”；同样未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尽管幸运的是，人类没有付出同样的惨痛代价。例如，N.A.M．罗杰已经证明，在18世纪英国人所选择的10次单船行动中，总伤亡人数仅为64人，即每次平均6.4人，这可以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伤亡人数。进入19世纪之后，“光荣的六月一日”，以及在圣文森特角、坎珀当、尼罗河、哥本哈根和特拉法尔加等地进行的重大战役，总共只夺去了1403条英国人的生命，这在当时的船员总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如果在严守所谓的预定战术之下取得的战果不佳，那将领们还能侥幸生还（从自己人那里），尽管对于一个志在胜利的海军将领来说，这几乎不能带给他什么安慰。18世纪的几位英国海军上将，包括宾格在内，冒着职业生涯终结甚至是身死名裂的危险进行了试验，他们所采用的新战术更有可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但是，关键的战术技巧直到18世纪末才因一次偶然的交战而被发现。1782年4月12日，罗德尼在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附近的德格拉斯指挥他的舰队对抗法国人，但却在相反的方向遭遇了敌人。也就是说，双方航行的目的是要经过对方的舰队，而不是拦截对方。这时，风向突然发生了变化，英国人处于上风位，被迫向法国人不断逼近，罗德尼没有像以往一样靠岸，而是让自己的舰队一队队地穿过法国人的防线，从后面包抄了他们，并击溃了其中几艘战舰。这场“圣徒之战”是自17世纪以来，皇家海军取得的第一次显著胜利。然而，卓越人物的榜样本身并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皇家海军的作战程序。尽管线性战术在海军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但这场战斗本身太古怪了：英国人第一次从法国的下风处靠近，而且两支舰队都没有按照传统的队形进行交战。导致这次相遇的是天气的变化，而不是上级的命令。战后，罗德尼获得了很大的荣誉，这场战斗本身也被深深镌刻在皇家海军领导层的脑海之中。甚至在16年后，当亚当·邓肯海军上将于1797年10月11日在离荷兰不远的坎珀当击败荷兰舰队时，也曾以类似的形式重新组织过战线。在那里，是环境而不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导致邓肯放弃了正统战术。由于担心吃水较浅的荷兰舰队（追击目标）即将逃入自己无法进入的沿海水域，他向船长们发出信号，让他们按照舰队已经采用的追击队形进攻。这一临时战术达到了它的目的。英国人确实成功地以“双纵队”的形式突破了荷兰人的防线，把他们从安全地带骗了出来。然而，随之而来的激烈战斗却使战胜的一方和战败的一方付出了同等沉重的代价，而且毫无疑问，对一位急于维护自己职业声誉的海军上将来说，这样的教训不会在以后重演了。

圣徒之战和坎珀当战役清楚地表明，只有在公海上进行机动作战，一支舰队才能彻底打败另一支舰队。这是一种充满危险的战术：当进攻舰队不是以舷侧，而是以脆弱的船头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之下时，这种长时间的逼近，可能会让己方在采取任何反击手段之前就被敌人猛烈的炮火摧毁。而且，穿越敌人的防线需要最熟练的船只操作。一旦舰队穿越敌人的防线并占领下风处后，舰队的重新“集结”还要求海军上将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有效的信号系统。

尽管如此，纳尔逊的脑海中一定还是存留着一些对“圣徒之战”的发自内心的欣赏。再加上他对英国海军信号系统的最新进展所带来的潜力的把握，由此产生的智慧结晶催生了特拉法尔加真正的原创战术。其中，信号系统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皇家海军的信号系统，就像依赖于它的战术编队一样，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海军上将们在自己座舰的前桅、主桅和后桅位置上依次升旗，以此来传达他们的意图；这些“旗语”，就像中文汉字一样，都是表意文字。除非其他船只的信号员把旗帜的升降顺序熟记于心，否则他们无法破译。要记住少量的旗语是很简单的，但是，在短时间内让一个人变聪明却很难，这直接限制了能够被快速理解的旗语的数量。因此，海军将领们不得不继续使用简单的命令，即使他们希望改变路线和行动所发出的指令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人们做出了努力，试图研发一种从表意文字系统转向字母信号的方法，其中的佼佼者是1780年的海军上将肯彭菲特。但直到1800年，这一努力才被合理化。1803年，英国最伟大的海军将领之一—霍姆·波普汉姆（Home Popham）设计了一本真正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信号书。1805年9月初，英军舰队收到了50本新出版的《词汇信号手册》，其中指定了10面彩旗，把代表数字1到0或字母A到K的彩旗用在了一根桅杆上（其中，I和J同为9号—被计算为一个字母）。根据索引，还可以发送和接收3000个预先编好的句子（从0到999、从1000到1999和从2000到2999，这三个系列由一个单独的指示器进行区分）。因此，任何向海军上将发出的建议，甚至是想法，都可以利用如下步骤迅速传送和接收：在桅杆上升起信号旗，信号员用望远镜观测信号旗，再把《词汇信号手册》上的适当页数翻出来以进行破译。举个例子，著名的特拉法尔加信号—“英格兰要求每人恪尽职守”，句子的前8个单词分别用3面旗子进行8次托举，“责任”用7面旗子进行4次托举。还比如，在战斗中“胜利”号曾4次发出“让所有船只安全驶向预定阵位”的命令，根据信号手册的第307页，这条命令可以利用升降一面彩旗来进行发送。

望远镜发明于1608年，并在18世纪中期得到了广泛应用，从而将旗帜的精确识别距离扩展到了至少1英里的范围（天气晴朗时）。在当时，进行舰队内部通信所无法克服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如何领导中队和后队，因为旗舰通常位于舰队的正中心，在很多位置上很难对其进行观测。然而，这一困难可以通过以下办法来解决：

1．按照《信号手册》中所规定的做法来进行操作，即位于中心位置的战舰重复旗舰的旗语，并适当区分旗语的来源。

2．旗舰由护卫舰护航，在队列之外重复使用旗语，尽量使全舰队都能看得到—在与特拉法尔加海战同时代的一场海上战役中，皇家海军就是这么做的。

3．采用平行纵队。使第二列纵队的船只可以清楚地看到舰队指挥官的旗语，从而有机会重复这些命令，以使位于纵队后方的船只也能接到命令。

正如迈克尔·霍华德爵士于1986年在著名的罗斯基尔纪念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心理变化”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他观察到，对重大技术变革的心理接受程度通常取决于受到触动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在精神上的飞跃。在20世纪初，“受到触动”的人是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与意大利海军工程师库尼贝蒂，他们抓住了利用光学、推进剂化学和冶金技术的进步研发出新型大炮的机会。新型大炮与新型炮弹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舰炮的准确性和威力，从而创造出了使用统一口径主炮的“全重型火炮型”（All-big-gun）战列舰。同样，在19世纪初，纳尔逊也抓住了信号技术发展的机遇，通过对下级船长的适当再培训，令帆船舰队拥有了在海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力量—其成果就是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纳尔逊的特拉法尔加舰队拥有众多有经验的信号军官，这些人曾参加过不少战斗，尤其是弗里曼特尔—他先后担任“海神尼普顿”号和“轰鸣”号的信号官—他参加过哥本哈根战役，以及先后在“阿迦门农”号和“布莱登”号护卫舰上担任信号官的菲比上尉—他参加过尼罗河战役。这些人在作战行动中都充分感受到了纳尔逊的个人魅力。若说舰队里的其他人没有亲自接触过这位海军将领的话，那这些信号军官则已在他的教导下生活了十年，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参战。9月28日，纳尔逊在给英国海军部大臣的信中写道：“船上的军官们忘记了我作为总司令的身份，他们热情地欢迎我……这些情绪一过去，我就把先前制订好的进攻计划摆在他们面前。我高兴地发现它不仅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还被清楚地理解和贯彻了。”纳尔逊在给汉密尔顿夫人写的信中，也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含蓄态度写道：“有些人可能怀有不同的心思，但大多数人肯定都对我的命令非常满意。”

事实证明，这支舰队里并没有所谓的“各怀心思的人”。事实上，甚至没有一个人对纳尔逊的命令产生过些许怀疑—船长们，甚至是脾气暴躁的科林伍德（纳尔逊的老战友），都渴望成为他的门徒。9月29日，纳尔逊在“胜利”号上宴请了舰队中一半的船长，第二天晚上又宴请了另一半船长，以便向他们展示自己的计划。在动身去地中海之前，纳尔逊已经在他的英国故乡默顿向他的老战友济慈船长描述了这一计划。在那里，他在花园里散步时解释说，“按照旧体制安排几支舰队作战，一天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旧体制”的意思是让舰队在前方迎风排列，从一个侧舷到另一个侧舷，用大炮的火力来决定胜负。因此，纳尔逊打算把他的舰队分成两列纵队，让这些船并肩作战。“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立刻攻击他们，从领头的船开始，攻击敌人三分之一的战线。你觉得怎么样？我会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将使敌人感到惊讶和困惑。他们不会知道我想做什么。这将带来一场混战，而这正是我想要的。”

船长们对纳尔逊直接向他们说明这些意图，表现出了一致的热情。当纳尔逊于10月9日将该计划作为正式命令分发给他们时，没有人表示异议，也没有人要求澄清或解释：

英军舰队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尽管在舰队司令的旗舰附近只有2—3艘船，但哪怕20艘敌舰也难以威胁到它；英军舰队的后备队必须等上一段时间才能采取行动，在不与交战部队混在一起的情况下，这可以令舰队的阵型更加紧密，从而让英军舰队可以攻击敌人的任何薄弱部位，或援助他们自己的船只……在一场海战中，没有什么比团结更令人有胜利的把握了；无论是敌人的桅杆，还是敌人的船舱都将被炮弹摧毁，我满怀信心地认为，在敌人的先头部队成功击溃我们的后队之前，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然后，英军舰队中的大多数人将准备好迎接他们的新航线，或者在敌人试图离开的时候追击他们。

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自17世纪英国皇家海军与荷兰人展开史诗般的战斗以来，英国皇家海军从未有意尝试过这样作战。胆小的人会警告说，如果计划失败，这也将成为一个反面教材。新的战斗指令可能会降低获胜的机会，但是它们也能让人铭记在海上作战中得之不易的大量经验，而这些是不容忽视的。此外，纳尔逊不能向他的船长保证自己的计划会奏效。他以前从未指挥过舰队在公海上行动。在尼罗河和哥本哈根，他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这些都是在受保护的水域与停泊的船只作战的结果。因此，纳尔逊是在“赌博”，是在黑暗中策划一条道路。是他的自信支撑他度过了行动开始前的等待时间，是他以一名战士的声誉让他的船长们相信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