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与维尔纳夫的交锋

维尔纳夫（Villeneuve）并非天生的失败者，他15岁就以军校学员的身份加入了原皇家海军，在絮福伦上将麾下效力，追随其征战南北，于北美独立战争末期（1782—1783年）将英国势力逐出了马德拉斯与锡兰。此人天生尚武，他所属的德·维尔纳夫家族（de Villeneuves）居住在普罗旺斯地区的巴尔日蒙市镇，他们世代从戎，素与耶路撒冷医院骑士团交好，有一名家族成员还曾担任过骑士团团长，皮埃尔·查尔斯·让·巴普蒂斯特·西尔韦斯特（即本文中的维尔纳夫）本人亦是第91位效忠该骑士团的家族成员。

法国大革命的到来打乱了维尔纳夫原本按部就班的人生轨迹—就像所有皇家军官一样。与任何其他古老的僵化制度相同，法国下层社会积聚着不满，而且对于贵族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保护他们免受接下来的厄运，因为他们的下属要想取而代之的欲望是难以遏制的。维尔纳夫所属的旧军官团于1791年解散，并根据法令组建了一个新的机构。在这个新机构中，一些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的人并非是新面孔—皇家军队和国民警卫队的一部分成员通过某种游戏摇身一变成为了革命者—他们曾经是旧军官，而其他人则是商船船员、低级军官或是来自下层甲板的人。1793年10月，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海军委员让-邦·圣-安德尔进行了全面清洗，使在过去两年中让军官们备受折磨的随意恐吓、任意解职和偶尔使用断头台的行为全部合理化了。海军军官的名单就张贴在他们家乡的港口里，那些被怀疑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犯有罪行的军官（主要罪名是对共和国缺乏忠诚）要接受公社和革命海员的谴责，他们的前途将由全民投票来决定。其实，这项措施加快了法国海军军官和专业人员的流失，但早在1789年，训练有素的海军军官团和专业人员就已经流失殆尽了—参加革命的海军上将路易斯-托马斯·维拉雷特·德·约耶斯（LouisThomas Villaret de Joyeuse）于1794年出海时，其舰队指挥部的构成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据。虽然他本人曾经在旧皇家海军中服役过，但三年前他只是一名中尉，而指挥部中另外两名主要指挥官之前的军衔则分别是中尉和少尉。另外，在他手下的26名上尉中也有9人是来自塞尼察的商人，1人是商船水手长，1人是“海军新丁”。

维尔纳夫是这个动荡时期的“幸存者”，他有时和贵族们混在一起，有时也和平民一起为旧皇家海军提供军官学员，但他并没有追随老国王流亡或选择退休，而是在1793年宣誓效忠革命，并从自己的名字中去掉了“de”这个词。维尔纳夫参加了对土伦的围攻，并且在那里遇见了年轻的拿破仑。不久后，他就担任了一艘战舰的后备舰长，并于1794年被提拔为海军少将—这证明了当时法国海军高级军官的短缺。1796年，维尔纳夫率领了一支分舰队参与了对爱尔兰的那次失败的远征。而在之后的尼罗河战役中，由于他位于布鲁伊斯舰队的后方，距离纳尔逊的攻击点太远，所以并没有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参与战斗—他最终救出了一些己方战列舰和2艘护卫舰，并成功驶出了阿布基尔湾。虽然维尔纳夫的同僚们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是临阵脱逃），但拿破仑却用“幸运”二字来形容他—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大的赞赏了，因为拿破仑认为“幸运”也是一种军事才能。

在此后的逃亡中，维尔纳夫带领自己舰队的剩余成员前往马耳他，并在瓦莱塔要塞担任指挥官，防御叛乱的马耳他人。1800年，维尔纳夫继续在岛上加固要塞并抵抗英国人。但后来他又与沃布瓦将军签署了投降书，使该岛于9月5日成为英国领土。此后，法国海军一直在战争中保持平静，直到1804年，维尔纳夫才开始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与海军部部长德克雷斯的友谊所致的。在美国战争期间，他被晋升为海军中将，并于8月被任命为土伦的指挥官，这个空缺是因拉图什-特雷维尔意外死亡而留下的—如果不是因为布鲁瓦和甘托姆分别指挥着入侵舰队和布雷斯特分舰队，他们两人就会填补这个空缺。很显然，维尔纳夫并不适合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他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任何建树。

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拿破仑对维尔纳夫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点评（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羞辱）:“即使他不是一位道德上的懦夫，也是一位心理上的懦夫（Pohron de tete）。”拿破仑认为维尔纳夫的意志已经开始逐渐崩溃，这一点是有证据的，而这些证据则来源于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由维尔纳夫的舰队司令或他的亲密同僚们撰写的一系列报告和公文—这些最终都传到了拿破仑那里。然而，对于一个最终鼓起勇气在战斗中面对当时最伟大的海军将领，然后选择自杀，或者“被自杀”的人来说，这或许是同僚们的一种卑鄙的嫁祸行为—他们试图以此来让自己逃避责任。1805年8月，当西印度群岛之旅结束时，维尔纳夫写信给海军部部长德克雷斯，字里行间的描述似乎都暗示着他的精神即将崩溃：

大人，阁下对目前的情况有何看法？陛下的宏伟计划，我看不出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我请求您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所遭受的绝望和我所处的可怕境地的了。陛下把这一项伟大的任务托付给了我，我却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风的玩物，在这片未知的水域里，用六分之五的水手们驾驶着这些船。而且，这些船只的装备状况也不佳，我们自身也缺乏合作和情报共享。哪怕仅仅遭受最轻微的损害，我们也有可能会犯下无法弥补的罪孽，并导致舰队分散或被破坏，从而使我们沦为欧洲的笑柄。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其实并非敌人……因此，这个计划……并不能给我们在布雷斯特的舰队带来成功、荣耀和有利的机会。最后，那位英勇可敬的盟国海军上将[西班牙人格拉维那（Gravina）]也不知所措，只有绝望地跟着我，这是我的责任，我将尽可能保持与盟友之间的团结—否则很可能会影响陛下的计划。总之，还是停止吧！除了灾难、混乱和无用的表演之外，我们什么都得不到，而且还有可能会永远破坏我们与盟友之间的关系。

对“灾难、混乱和无用的表演”的恐惧，并不是激发维尔纳夫的先辈在十字军东征中为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而战的那种情绪，也不是传说中的罗兰（Roland）在隆斯沃利斯（Roncewalles）山口作战时所怀有的那种情绪。然而，这种恐惧从战役一开始就出现了。当时的舰队指挥官之一，劳瑞斯顿将军（“莱弗·维芬”号的舰长）于8月22日向拿破仑明确表示：

自从我第一次来到土伦，（就渴望）与海军上将（维尔纳夫）和睦相处。鉴于目前的形势，我给海军部部长写了封信，为的就是让他知道这一点，并对他产生影响……陛下知道，当我们第一次出海的时候，我对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在部长回信之前，他似乎很感激，这或许是他担心会受到责备。但在那之后，他又恢复了那种傲慢、冷淡和冷嘲热讽的态度，既不愿接受劝告，也听不进去任何建议……这支舰队需要一个真正的男人，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指挥若定，备受部下信任和依恋的海军上将……船长们已无心做事了，人们甚至不再注意那些已经发出了两三个小时的命令了。纪律已经完全松懈了……此刻需要做出决断了……这次令人感到羞耻的巡航并没有让我感到灰心丧气，我准备重新开始一次更大胆的航行—不过这次航行需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只有这样我才不会亲眼看见海军的名誉扫地。

维尔纳夫不适合担任高级指挥官，无论是从能力上还是从心理上来看都不合适—西印度群岛追逐战显然对他的心理造成了重大打击，而另外两份文件也证实了这一点。第一份文件是在维尔纳夫的旗舰“布森陶尔（Bucentaure）”号上举行的战争会议的会议记录，他的西班牙参谋长—埃斯卡诺（Escano）在同一天，也就是10月8日做了记录。“战争委员不会作战”—虽然有一句箴言是这么说的，但是战争委员会也不会刻意在战友之间煽动仇恨，然而，这却是维尔纳夫所允许的。埃斯卡诺记录道：“法国人用他们民族所特有的‘热情’表达了各种意见。”马贡（维尔纳夫的舰队指挥官之一）记录道：“参谋长（埃斯卡诺）用软弱无力的口气反驳了刚才发言的法国人；敏感而一丝不苟的加利亚诺（Galiano，一位西班牙将军）在试图让法国人收回这几句话的同时，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了，而在场的军衔最高的西班牙将军—格拉维那则站了起来，要求对要不要作进一步讨论进行投票。” 很难判断盟友之间的相互指责针对的是哪一方，维尔纳夫允许各方表达意见，而投票就是他下放权力的结果—但这是为了让舰队留在港口—而且权力下放本身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维尔纳夫未能在这个关键时刻体现出他的领导能力。然而，正如维尔纳夫半心半意地向他的舰长们发出的行动宣言所展现的那样，他显然欠缺足够的领导力：

我们的舰长将从这个港口出击，鉴于敌人的所处的位置和所拥有的兵力，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舰队出海的那一天，就意味着战斗的开始……我们将满意地看到，这支舰队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决心和勇气，而这些决心和勇气将确保我们获得成功。我们要报复敌人对我们的旗帜的侮辱，并且在海上击溃英国人的残暴统治。我们的盟友将在我们的身边战斗，在加的斯的城墙下，在他们的同胞面前。皇帝在注视着我们。我们所进行的伟大战争的初衷也保证了这一天的到来，对我们各自的君主的军队来说，这一天都是光荣的，在此，我保证所有勇敢的人都能在这一天获得荣耀。

维尔纳夫的行动宣言中的每一句话都流露出了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它所表达的希望是半心半意的，它试图唤起的情感是不温不火的，它发出的行动呼吁（尤其是含蓄地暗指拿破仑所压抑的不快）是暗讽，而非鼓舞人心的。难怪劳瑞斯顿渴望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来领导这支舰队，也难怪他认为，纳尔逊的存在，给维尔纳夫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这是维尔纳夫失控的根本原因。维尔纳夫看到的是困难，而纳尔逊看到的则是机会；维尔纳夫会以恶劣的天气和船只受损为借口，而纳尔逊却只看到每天要克服的挑战；在维尔纳夫畏缩不前的地方，纳尔逊想尽一切办法继续作战；在维尔纳夫认为将要失败时，纳尔逊却坚信自己会获得胜利。纳尔逊的那一分著名的备忘录揭示了他和维尔纳夫的不同之处（这份备忘录是纳尔逊于10月8日书写的，与维尔纳夫9月28日的通告相对应）—这就是著名的“纳尔逊宣言”。

“纳尔逊宣言”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意图陈述。“我已经下定决心，”纳尔逊从实质性段落开始写道，“航行的秩序就是战斗的秩序。”接着，纳尔逊详细分析了战争该如何进行，并对结果做出了非常有信心的预测：“如果敌人的主力突然转为向风而行，那么英军舰队要想俘获敌人战舰，就必须位于他们的下风处；如果敌人因疲惫不堪而背风行驶，英军舰队就必须前后夹击敌人，才能取得战绩。在这两种情况下，一旦敌人与我们近战，那么我们毫无疑问是会取胜的。” 这份备忘录取代了他早些时候在西印度群岛航行时写的另一份备忘录，其中有一句话让他麾下的船长们毫不怀疑他的意图：“英国三军统帅的职责，首先是率领舰队与敌人作战—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作战（我的意思是尽快让他的船靠近敌人）；其次，要继续集中兵力，不要分散，直到战斗取胜为止。”9月29日（也就是维尔纳夫写完他那软弱无力的通告的第二天），纳尔逊麾下的船长们登上了位于加的斯附近的“胜利”号 —纳尔逊在吃饭时向他们简明扼要地说明了那些表达自己精神和意图的文字。“当我向他们解释‘纳尔逊宣言’时，”后来，当纳尔逊写信给埃玛·汉密尔顿时，在信中说，“这就像一声惊雷，让有些人流下了眼泪。所有人都表示赞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宣言是如此新颖、如此独特、如此简洁。’从舰队指挥官开始，我的宣言又被重复了一遍，尤其是那句‘一旦敌人与我们近战，那么我们毫无疑问是会取胜的’。阁下，和因受到你的鼓舞而充满信心的朋友们共处一室，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体验啊！”

激发纳尔逊灵感的地方更多地来自他戏剧性的个性和非凡的性格，及他的外表和他的服役记录。尽管纳尔逊的大多数海军同僚与法国和西班牙海军指挥层全部是一个年龄段的人，但是，维尔纳夫对他的水手们，甚至也包括他的军官们的悲惨暗示—缺乏航海时间和战斗经验，根本不适用于皇家海军，正如纳尔逊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

纳尔逊的自述写于1799年，也就是尼罗河战役之后，这本书既是自传的精彩摘要，也是皇家海军在他有生之年的简要行动记录—同时还有力地驳斥了那些说他性格“自私”和“喜欢自吹自擂”的指控。简单地说，纳尔逊在与叔叔萨克林船长一起出海后不久，在12岁的年纪，他就参加过北极探险，还到过印度。之后，纳尔逊又作为一名中尉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1794年，他参加了科西嘉岛的战斗（导致一只眼睛失明）。此后，他在1795年参与了三次征战地中海的行动，以及1796年对意大利北部和1797年对加的斯的封锁。后来，他又在圣文森特角战役中参加了战斗，同年在特内里费登陆行动中失去了右臂。1798年，他指挥并赢得了尼罗河战役，随后又指挥了被派去保护尼罗河的分舰队，以及参与了挫败法国入侵那不勒斯的行动（就是在那里，他遇见了爱人艾玛·汉密尔顿）。

“从我的生活经历中总结的一条教训是，” 纳尔逊写道，“在任何职业中，毅力和坚持都可能得到回报。” 他最著名、最杰出的功绩之一是取得了尼罗河战役的胜利，但他只是把读者引向了“印刷物上的叙述”—也就是公开出版物对他职业生涯的一般评论，纳尔逊提出“困难和危险只会更增加我取得目标的欲望”，这是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名言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境中的简洁表达。

纳尔逊在这份文件中的谦虚—当然，惠灵顿曾回忆起他和纳尔逊的唯一一次会面，并证明后者有时也会表现出令人尴尬的傲慢—事出有因：纳尔逊曾获得了一个“海盗”的坏名声，尤其是在他领导的舰队于圣文森特角袭击了圣何塞号和圣尼古拉斯号之后。然而，纳尔逊最合适的头衔其实是一个船舶和舰队的管理大师，正如他在尼罗河战役期间的狮子湾大风暴后对自己的旗舰和其他军舰进行的卓越改装所证明的那样。纳尔逊有演员的天赋，既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又能吸引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投入（这是一个更困难的任务）。纳尔逊还是一位革命性的战术家，不仅因为他曾经决定冒险进入尼罗河阿布基尔湾浅滩，还由于在三年后的哥本哈根战役中，他再次做出了一个类似的关键性决定—这些都标志着他是一位杰出的创新者，不凭借这些优秀的品质，纳尔逊是无法取得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的。

尽管纳尔逊的一生非同寻常，但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他手下有许多军官在意志品质和战斗经验上其实和他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在与他军龄相同的人物中，科林伍德曾在地堡山、在光荣的第1舰队，指挥船只于1800—1802年和1803—1805年不断封锁着圣文森特角和大西洋。哈迪曾于1793—1806年在地中海服役，在圣文森特角作战，还参加过尼罗河战役和哥本哈根战役，并且因为捕获法国护卫舰“造反”（Mutine）号而在皇家海军中扬名—他后来被赋予了分舰队的指挥权。弗里曼特尔自1793年起就担任船长，曾在科西嘉岛和特内里费战斗过，他在1795年缴获了敌方炮艇，在1796年缴获了一艘敌方护卫舰，并在哥本哈根战役中指挥一艘战舰作战。

当然，这些人都是纳尔逊的左膀右臂，哈迪和弗里曼特尔几乎是纳尔逊“兄弟乐队”中最亲密的成员。但是，在参加特拉法尔加战役的英军舰队中，很多地位较低的人也有类似的出色服役记录。比如安德鲁·格林—“海神尼普顿”号上的一位海军上尉，他参加了纳尔逊1793年围攻土伦的行动，1794年的科西嘉岛战役，以及1795年霍瑟姆上将对抗法国人的行动—就在那一年，他不幸被俘，然后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侥幸逃脱，之后又在一场围城战和一场海战中苦苦支撑并幸存了下来。后来，格林参与了哥本哈根战役，并在1805年年初指挥船只袭击了西班牙护航舰队。塞缪尔·伯吉斯，一名“王子”号战舰上的上尉，他在“光荣的六月一日”是随舰队出征的海军军官候补生，在1794年和1795年抓获了私掠船，还参加了讨伐荷兰的瑞格远征队，并在1801年与一艘法国船只进行了夜间对战。托马斯·科尔比，“雷霆”号战舰的上尉，参加过1797年与荷兰人的坎珀当战役，于1796年在爱尔兰附近与法国人作战，1804年又在印度水域与法国人作战。约翰·欣德马什，“月亮女神”号护卫舰的船长，在尼罗河“光荣的六月一日”中，他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1799年，他曾率军占领那不勒斯的堡垒和加埃塔，在1801年，他曾在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和直布罗陀行动，同年又因俘获一艘私掠船而受伤，并在1801的亚历山大战役中再次受伤。

这些人比特拉法尔加海战时双方舰队中的绝大多数军官都更有经验，但也并非特别突出的例子。纳尔逊麾下的军官们大多至少有一部分服役记录与他们相同。例如，在“胜利”号战舰上的17位同等衔级的军官中，有10人至少参加过一次作战行动，包括一位曾在尼罗河两岸和哥本哈根长期服役过的人。特别是在“斯巴达卫队”号（一艘74炮战舰）上，6个上尉中的4个曾参与过作战行动；在“战神玛尔斯”号（同样是一艘74炮战舰）上，6个上尉中也有4个曾参与过作战行动；在“敏捷”号（也是一艘74炮战舰）上，5个上尉全部参与过作战行动；在“雷霆”号（还是一艘74炮战舰）上，4个上尉也全部参与过作战行动。

再看看对手，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没有可以与英军相媲美的，拥有大量作战记录和长期海上服役记录的军官团。不过，法国海军的高级军官，在革命和封锁时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知道如何在海上航行和作战的。杜马罗尔（Dumanoir）曾担任过纳尔维夫麾下一艘护卫舰的舰长，参与过1798年的远征行动，并在1801年于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展开的作战行动中担任二把手。马贡，舰队第二指挥官，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于欧洲和西印度群岛水域作战。科斯莫-克里乌列林（Cosmao-Keriulien），“冥王”号的船长，曾在西印度群岛服役，并参加过与考尔德的战斗。还有“勇猛”号的军官安费尔内，曾于1782年在西印度群岛参加过“圣徒之战”。在西班牙的指挥官中，格拉维那的战斗经历可以追溯到1782年的直布罗陀大围城，当时他负责指挥一艘炮艇。阿拉瓦也是如此，当时他担任副手。还有西内罗，第三指挥官，曾在“圣文森特角”号上当过舰长。

但是更多的西班牙和法国军官—其中更多是法国军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是从商船队招募的或从下层甲板中提拔的—与他们的英国对手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严重缺乏战斗经验和海军航海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怎么长期在海上待过。而英国的普通海员和联合舰队的海员之间，也几乎没有可比性。在法国，依据圣安德烈六号法案，海军曾于1793年开除了大量海军水手和炮手（多达5400人），理由是他们构成了所谓“海上贵族”，这对共和海军的作战能力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且这一点并没有因为重新组建舰队的努力而得到纠正。法国海军培养有才能的海员的方式与英国不一样，其中民船海员的比例太高了，皇家海军对他们的评价不会比“新手”和“旱鸭子”高多少。为了弥补这一弱点，法西联合舰队的法国组成部分拥有大量身穿制服的士兵。他们是从劳瑞斯顿将军的司令部派过来的，其中有1800人来自第2步兵团，1800人来自第16步兵团，1150人来自第67步兵团，还有120名陆军炮兵也上了船。尽管这些军人会在战斗中尽职尽责，但他们毕竟不是水手，甚至也不是海军陆战队员，他们无法像纳尔逊的船上那些纪律严明的海军士兵那样有效地战斗。西班牙水手的素质更低，“牧民和乞丐”是维尔纳夫对他们的描述—这是西班牙落后兵役制的产物。根据维尔纳夫的计算，西班牙船员中的六分之五都是通过兵役制强征过来的。炮手，是西班牙船上最优秀的人，但他们也缺乏经验，而且受陆军炮兵指挥。

相比之下，英军海员则是他们所属行业的大师。其中有些人是无意中学会了这些手艺的。事实上，从18世纪中叶起，英国就一直在海战中锻炼自己的船员。按1805年的说法，每艘皇家海军战舰上至少有一半的船员是训练有素的。然而，人们对“强征入伍”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记者所描述的关于皇家海军的骇人画面，以及所谓的绑架行为，比如一部分沿海居民和村民从家里和工作场所被皇家海军绑架的行为，都为大众提供了想象空间。其实，皇家海军并不是这样运作的。一直以来，皇家海军的征兵部门都严格限制强征入伍的海员数量。1805年，如果把渔民和码头工人都算成是商船船员的话，英国大约拥有300000名海员。其中，有120000人在海军中服役（大约有一半是志愿者），虽然绝大多数是英国公民，但也有少量外国人。比如“胜利”号上就有8%的船员是外国人，其他战舰上的比例还要更大一些。如何提供足数的人员，让征兵部门感受到了压力。然而，他们通过一个新的方式—“配额”海员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人由内陆各地负责提供，通常是通过让未成年罪犯在海上服役来代替监禁。“配额”海员不熟悉大海，但可能愿意学习如何在海上航行。然而，反对“配额”的人通常都是熟练的海员，他们认为强制征兵是一种对自身职业的危害。N. A. M．罗杰—一位研究18世纪海军的学者—最近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志愿者，英国海军更喜欢招募强征入伍者，因为不情愿的受害者往往会毫无抵抗地屈服于压迫。拿破仑战争的需要所带来的压力的增加引起了海员们的不满，这种不满在1797年的4月和5月达到了顶点，甚至还引发了一场“起义”。然而，这场“起义”其实是一场罢工（为了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不是一场叛乱，那些人明确表示，如果法国人出动，他们就会起航。后来，尽管敌人进行了更多的煽动，但由于暴动带头者所表达的不满已得到了满足，所以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反抗。

因此，纳尔逊的船员都是同时期素质最高的海员。而且与同样大小的商船相比，军舰的海员数量是非常多的（平均来说，军舰每2吨的排水量就需要1名海员，而商船每10吨的排水量才需要1名海员），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工作的需要，其次是商船常常不需要对航速进行控制，而是随波逐流。实际上，战舰上的人虽然多，但却各司其职，并不相互影响。例如，当船长下令张帆和收帆的时候，一些人就要爬上桅杆，在高空执行任务，但当战斗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他们就会到甲板下面去。因为在那时候，船舶的操作就简化到了极其简单的程度。海战不能在恶劣的天气下进行，因为那时候大炮无法瞄准，船只也无法排兵布阵。相反，如若天气允许进行炮击和跳帮登船，那些原本非必要的船员就需要在船舱内站岗或操纵索具了。

因此，正如一个拿破仑时代的海军老兵塞缪尔·里奇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每个任务都有去完成它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一艘船其实就是一套‘由人构成的机器’，每个人都是一个轮子、一条带子或一根曲柄，一切都按照机械师的意愿，以惊人的规律性和精确性移动着—在无所不能的船长的领导下。”不过，虽然有些人只承担一个任务，但有些人却至少要承担两个任务：同时在火炮甲板，以及船帆和索具室工作，船头和船尾的人大都需要负责这些工作。还有所谓的船上力工，他们干着最不需要熟练度的工作，有时要在船上打扫卫生，有时还要兼职做弹药手—一份只需要展示肌肉力量的工作。船上其余的人都是高级或低级的专家，他们包括军官、技师、海军陆战队、枪炮专家、工匠和“游手好闲的人”，之所以会出现“游手好闲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被指派任务而已，关键时刻他们就是“救火队”，哪里需要就要被派往哪里。

当时，在一艘一级战列舰上，“游手好闲的人”通常包括值班船长和下士（负责纪律），军械师和他的三个助手，帆船制造者和他的四个助手，四个“货主”（负责存放货物），两个会计，一个水手长，若干炮手和木匠，一个海军军官候补生的管事，若干船长的清洁工，三个外科医生的助手，五个海军上将的仆人，两个船长的仆人（船长和大副都有自己的仆人），三个船员的厨子，一个吹横笛的乐手，一个敛缝工人，一个店员。

一级战列舰的军官团，除了船长之外，还有不少各种军衔的军官，通常包括八名上尉、三名陆战队军官，以及18名海军军官候补生（未来的军官），还有准尉（包括航海师）和他的六个助手（他们可能晋升为军官），以及外科医师、牧师和管事各一个；在不属于军官的甲板底层海员中，炮手、木匠和水手长的地位较高—后者还要负责维护该舰的风帆和索具。

从古代开始，炮手、水手长和木匠就是一艘船的“常备”船员，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得留在船上—不论是在海上，还是在港口中。船上的织物和基本装备 —大炮、桅杆、索具和风帆—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权利来获得好处，其中许多行为被认为有暗中挪用政府财产的行为。据说，来自荷兰坎珀当的胜利者—邓肯海军上将在“埃德加”号上对他的水手长约翰·伯恩说：“不管你做什么，伯恩先生，我希望并相信你不会从船头取下锚去卖掉。”这对一个“常备”船员在船上所能获得的地位，以及他可能取得的权利而言，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启示”。

“常备”船员通常都是从下层甲板的精英中选拔出来的。尽管他们常常遭受种种涉嫌贪污的指控，但我们仍将看到，忠实的水手以及不成比例的水手长，他们将在特拉法尔加英勇地战死。那些委任军官，包括上尉、海军军官候补生，以及越来越多的船长的幕僚，都来自上流社会，他们通常具有在海军中服役的传统。纳尔逊是一位海军上尉的侄子；安德鲁·金和布莱—“胜利”号战舰上的上尉，分别是一位海军上将的兄弟和儿子；乔治·达夫船长，在指挥战舰“战神玛尔斯”号的时候阵亡，他的儿子当时就在船上担任海军军官候补生，他的另外两位兄弟也分别在“战神玛尔斯”号上面担任大副和一级志愿兵，后者也受了致命伤；在“贝里岛”（Belleisle）号战舰上有四名军官是海军军官的儿子，另一名军官有三位兄弟在海军服役；在战舰“拉斯姆格”号上面，有两个军官也分别有三个海军军官兄弟；“斯帕提亚特”号和“阿喀琉斯”号战舰都是由海军将领的儿子们指挥的；“非洲”号由一名海军上尉的儿子所指挥，“快刀”号则由一名中尉的儿子所指挥。

1805年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对于所有在船上服役的军官来说，在奉献精神和“航海传统”方面，他们是根本无法与英国对手相匹敌的。许多英国军官，单看他们的家庭背景，似乎与航海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他们大部分是医生、牧师和律师的儿子，有土地的绅士的儿子所占的比例很小，而只有极少数是贵族家庭的儿子。但是，无论他们个人与航海之间的联系有多么微弱，英国海军军官的身体还是被他们国家的航海传统所“浸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1793年和1815年之间进入皇家海军服役的军官之中，有四分之一实际上是海军军官的儿子，另有八分之一是陆军军官的儿子，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海军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两栖部队。剩下的八分之五，无论其背景如何与海洋无关，他们也是英国社会的成员，他们在日常生活的脉搏中感受着大海的律动，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靠商业为生，并且相信一旦失去海洋，他们的自由也将随之消亡，除非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以捍卫自己的国家。那么，他们是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