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重重

大军团能与易北军团形成合力，根本原因还在于联军自身。别看联军一直推进迅速，风光无限，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步调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在总统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他的总司令米哈伊尔·库图佐夫（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Голeни́щeв-Куту́зов）之间存在信任危机。库图佐夫是在1812年战争最紧要的关头，取代不受俄国权贵普遍信任的巴克莱·德·托利（Michael Andreas Barclay de Tolly），执掌俄国军队的。他虽然在军队内威望极高，但与沙皇之间关系紧张，两人时常存在观点分歧。在1812年冬、1813年春是否向中欧推进的问题上，两人意见不一。库图佐夫认为自己完成了拯救俄国的使命，打垮了拿破仑的大军团，后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力量再威胁俄国，接下来俄国需要的是休息和恢复，而不是立即去中欧遂行“伟大的事业”。他的观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俄国将领与贵族的看法。尽管对俄国军队的责任感使他继续在总司令职位上发挥作用，但他的精神状态与1812年秋冬时相比已有很大不同。为了督促和监视这位总司令，贯彻自己的意志，亚历山大一世派遣自己的宠臣、36岁的彼得·沃尔孔斯基公爵（Пёт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олко́нский）出任参谋长。库图佐夫对这位过于勤勉的空降大员头疼不已。

此外，在俄普高级将领之间，甚至俄军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歧。2月28日，俄普同盟条约签署的次日，普鲁士中将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来到位于卡利施（Kalisz）的俄军司令部，协商下一步作战计划。来不及庆祝盟约达成的联军高级将领分裂成速进和缓进两派。以维特根施泰因为首的少数俄军将领和大部分普鲁士将领认为，应该趁拿破仑尚未返回德意志，全力追歼欧仁亲王所部法军，夺取尽可能多的德意志领土，以煽动和促成更多德意志诸侯倒向联军，壮大实力。速进派中还分裂出一个狂妄的分支，即间歇性精神不正常的普鲁士骑兵将军格哈德·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他宣称要攻入图林根地区，直接挑衅拿破仑的新军团。大部分俄军将领都站在了缓进阵营。他们显示出一种低迷的情绪，认为俄国军队数量不足，休整不充分，哪怕加上普鲁士军队也不占充分优势，而战线愈深入德意志，离俄国就愈远，后勤和维持交通线的压力就愈沉重，所以他们反对在有力援军到达之前深入德意志腹地，认为退据维斯瓦河一线或在易北河一线以逸待劳才是最好选择。

当然，所谓俄普联军，主导权还是在俄国一方，俄军总司令即联军总司令，拥有最终决定权。那么库图佐夫怎么看呢？这只“北方老狐狸”对两派意见均嗤之以鼻。他充分意识到，不深入德意志腹地，就无法巩固与普鲁士的联盟，并将使相当一部分在观望的德意志诸侯彻底倒回拿破仑的怀抱，以他们的人力、物力填补和供养法国军队，与俄国军队为敌；但是，如果放任部队无限制向德意志腹地推进，问题也是致命的。当前，拿破仑正在德意志南部组织新军团，联军若要确保通往波兰的交通线和迎战拿破仑的良好阵位，就必须攻入和控制处于德意志腹地南部的萨克森，这样也能避免萨克森倒向拿破仑。而北德意志地区，尤其是普鲁士的首都柏林，也是必须夺取的。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一支比现有实力更为强大的联军，否则就可能被占据内线优势的法军各个击破。于是，他同意了由“西方兵圣”、普鲁士少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提出的折中方案：在南北两军并进后，北路军不在马格德堡与易北军团多作纠缠，及时转入萨克森腹地与南路军会合，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备战拿破仑的军团。

普军第1军参谋长沙恩霍斯特（1755—1813）

普军第1军军长、普军实际总司令布吕歇尔（1742—1819）

这一方案实际并未得到完全贯彻。正如前文所述，维特根施泰因只顾眼前功勋，率领北路军猛攻法国易北军团，深入马格德堡一带，迫使拿破仑的新军团提前行动。而库图佐夫自己一味注重休整，南路俄军预备队的出发时间一拖再拖，远远落后于普军和俄军前卫。这不仅让普鲁士将领心怀不满，还使得力量更加分散。若非拿破仑骑兵不足，未能及时楔入联军空隙，库图佐夫担忧的一幕就会上演了。

然而库图佐夫没能再见到他的老对手：4月18日，他因病离队，10天后就离开了人世。“老狐狸”的离开使得联军司令部出现了权力真空。亚历山大一世狡猾地选择了年仅44岁的维特根施泰因接任总司令。后者在先前的作战中积极进取，又会讲德语，与普鲁士将领们关系不错，同时资历与经验皆不足，并不具备驾驭最高指挥权的手段，实际让拒绝退缩的沙皇本人掌控了军队。在得知拿破仑已经抵达前线并聚集庞大数量的军队之后，沙皇宠臣、参谋军官卡尔·冯·托尔（Karl Wilhelm von Toll）少将分析认为，拿破仑可能指向阿尔滕堡或莱比锡。他建议联军在阿尔滕堡（莱比锡以南48公里处）周围集结，与法军开战——若是拿破仑直扑阿尔滕堡，两军正好正面交锋；若攻击莱比锡，联军则可以侧击其右翼。这一建议立即获得沙皇的批准。

软弱、缺乏意志力的维特根施泰因屈从了沙皇的要求。4月26日，他进驻林德瑙西郊，重组了司令部，开始贯彻新方针。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资历和组织问题，他指挥不动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Алeкса́ндр Пeтро́вичТорма́сов）和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Михаи́л Андрéeвич Милора́дович）两位上将，只能通过沙皇自己的司令部去传达“建议”。更糟糕的是，细化方案最后提交沙皇时，沙皇突然离开司令部去见自己的妹妹，于是托尔将军不等沙皇批准，独断起草命令下发。

命令下达后，新司令部内直接闹翻了天。沙恩霍斯特坚决反对该方案，他牢骚不断，要求将战场东移至莱比锡与德累斯顿之间，并采取防御。克劳塞维茨也趟了浑水，提出了更为前出的防御方案。只有远在阿尔滕堡的布吕歇尔原则上认可该方案——精神过度兴奋的他急于同法国人交战。

普军第2军军长约克（1759—1830）

就在维特根施泰因一筹莫展之际，通过托尔的信使，对联军司令部动向保持监视的亚历山大回来了。他在关键时刻介入了争端，一面厚颜无耻地批判维特根施泰因的计划（大方针是沙皇自己的意思）存在严重问题，一面让参谋长沃尔孔斯基通知这位名义上的总司令必须立即修改命令。

事实上，大的方针无从修改了。29日夜幕刚刚降临，维特根施泰因就判断法军的目标是莱比锡。现在，只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即可。新的集结地点是莱比锡以南29公里处的博纳（Borna）。他命令联军右翼由克莱斯特中将、约翰·冯·约克（Johann David Ludwig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中将、格雷戈尔·冯·贝格（Gregor von Berg）中将统率的3支军队，穿越法军推进面南下；左翼的布吕歇尔从阿尔滕堡北上；中路费迪南德·冯·温岑格罗德（Ferdinand Freiherr von Wintzingerode）中将所部俄军将尽量迟滞法军的推进，使左右两翼部队能及时就位，以达成侧击法军的目的。

就这样，无论法军还是联军，都在福祸参半、仓促应对的状态下进入战场了。战斗的胜负，要看临场发挥以及神灵眷顾与否了。

联军三线部队指挥官、俄军将领温岑格罗德（1770—1818）

俄军第1军军长贝格（1765—1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