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齐国图治

齐威王的雄心

战国时代来临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三家分晋，另一个便是田氏代齐。

田氏能够真正实现代齐的计划，首先自然是因为田氏的权力已经渐渐地超过了姜姓君主；其次则是因为田氏在齐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前者已经成了事实，后者还需要田氏贵族精心的经营。所以，田氏采取了这样的策略，饥荒和春耕时，用大斗借给百姓粮食和种子，秋收的时候，则用小斗征收赋税。如此，百姓人人信服，对于姜姓时代的远去，几乎没有任何的留恋。

齐国其他贵族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田氏强大，为此，他们多次打击田氏。那些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早在田成子之时，就建议齐平公施行德政，将百姓不喜欢的刑罚一事交给田氏去办。但是如此一来，他们反被田氏清除或者打压，田氏还为自己划分了一个比齐平公的管辖区域还大的封邑。齐王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

到了田和时代，时机成熟，田和便将齐康公贬谪到了海边的一座小城之中，从此以钓鱼为生。此后，齐国便正式归入了田氏的治下。周显王四年（前365），齐威王登上了齐国的历史舞台，同年，齐康公死去，死后无子，田氏从事实和名义上，实现了田氏代齐。

经历了祖辈和父辈的励精图治，到了齐威王这里，却似乎没有了当初的豪情万丈。当时齐威王刚刚即位，和赵国的赵烈侯、魏国的魏文侯一样，特别沉迷音乐。所以在齐国朝臣的眼中，齐威王不过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君主。

齐国由于君主不理政事，韩国、魏国、赵国这三个新兴的国家纷纷踌躇满志地来侵略齐国。连一向安分的鲁国也以齐国田氏擅权为由，前来侵略。一时之间，整个齐国完全呈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

整个齐国都在疑问，齐王究竟是怎么了。齐国还有救吗？齐威王元年（前356），三晋因齐丧，挥师前往灵丘伐齐。六年之后，鲁国也不甘寂寞，前来伐齐，大军一路打入阳关。又过了一年，卫伐齐，取薛陵。再过了两年，越伐齐，取甄。眼看齐国就像一块砧板上的肥肉，不断地被瓜分蚕食，齐王痛定思痛，决定改变齐国的现状，适时，齐国来了一个奇才，这个人就是邹忌。

邹忌，齐国人，《史记》上称之为驺忌子。齐威王尚未继位时，邹忌便担任了齐国的大臣。此时的齐威王立志改革，可谓思贤若渴。邹忌听说了这件事情，便鼓琴自荐，齐威王很高兴，遂任命他为相国，封于下邳，称成侯。

邹忌刚刚接手相印，淳于髡便前来拜会他，并向他提出了自己治国的五点建议。一场轰轰烈烈的、决定齐国命运的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自此之后，齐国不断地强大，齐威王也生出了雄霸天下的野心，甚至还铸造象征最高权力的鼎，向天下宣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谟克诚。其唯因齐，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

由此而观之，齐威王已经下定了决心，要以黄帝、齐桓公、晋文公等千古明君的功业来发扬乃父桓公的令名令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齐威王努力加强边防。使田盼守高唐拒赵，黔夫守徐州拒燕、南子守南城拒楚。用种首为司寇以安境内；拜田忌和孙膑分别为司马和军师，教兵习战，以谋征伐。在他看来，任何国家至宝也比不上这些人才重要。

严仲子识聂政

韩国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改革成效甚微，在战国之时，一直是最为弱小的国家。当时的韩国，在东边和魏国接壤，在西边则成了秦国函谷关大道之上的一个绊脚石。初始，三晋之地还多次联合，东征西讨、四处征伐，魏国自然很少欺负韩国，反而韩国还能够在这种联合中，获取一定的好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三晋的外部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内部的纷争也多了起来，韩国自然受到了最大的制约。

秦国要向东方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打击韩国，如此，韩国便面临着腹背受敌的窘迫境况。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也一直没有放弃扩张，周烈王元年（前375），韩哀侯率领数万大军，灭掉了春秋早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郑国，从此，韩国的疆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韩国的都城也从平阳（山西临汾）迁到郑都新郑，不久之后又迁都阳翟。

就在田魏至楚的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刚刚谢幕不久，秦国的商鞅也开始了变法，同时，在韩国，申不害成为相国，也主持了韩国的变法运动。申不害在韩国，得到了韩昭侯的大力支持，在韩国境内施行严苛的政治，虽然变法并不彻底，但毋庸置疑的是，韩国的国力就此得到了增强。只是申不害一死，韩国便遭受了更多的侵犯。到此为止，韩国疆土南有陉山，北自成皋过黄河到上党，东临洧水，西接秦国。这一地区山地很多，土地贫瘠，人口稀少。

韩国除了国力微小、屡受侵犯，国内的争斗也是连绵不休。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韩国濮阳的严仲子。当时韩国的相国是侠累，此人心胸狭隘，妒忌贤能，严仲子因为与之政见不合，更得到韩哀侯的器重，遂引起了侠累的妒忌，欲要杀之而后快。无奈，严仲子只能逃出韩国、四处游历，而其家人则惨遭侠累的毒害。严仲子四方打探，希望能够找出一个人帮助自己报仇雪恨。

就在严仲子四处寻访有才之人之时，齐国这边也来了一个人物，那就是聂政，此人是韩国闻名的剑客，只是因为杀了人，为了防止自己的母亲和姐姐遭受鱼池之殃，只能携二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齐国。

到了齐国，聂政以屠夫为业。此时，严仲子也到了齐国，一到这里，他便听说了聂政。于是，严仲子携薄礼来找聂政，希望能够与之结交。这样一来二去，二人便逐渐熟悉了起来。严仲子知道，像聂政这样的剑客，不可与之虚与委蛇，只有真心与之相交，才能够获取他的尊重和支持。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严仲子半点也没有提到关于为自己杀人报仇的事情。因为他担心，一旦自己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聂政便会认为自己是怀着目的才去结交他的。

终于，时机成熟了，聂政和严仲子几乎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严仲子便在家中布置了上好的酒席，邀请聂政及其家人一起来赴宴。为了表示自己对聂政的尊重，严仲子亲自驾车来到聂政住处，迎接他们三人前来。

在此之前，严仲子便打听到，今日是聂政之母的生辰，于是严仲子当即拿出了一百镒黄金，双手捧到了聂政之母的面前，为之祝寿。一见严仲子拿出了重金，聂政便生出了疑窦。莫非这严仲子真的是有求于自己？按说自己和严仲子之情义，要自己帮忙，的确不应该说个不字。只是老母亲尚在，姐姐更是与自己相依为命，自己一去不要紧，连累了家人就说不过去了。

严仲子见聂政心有顾忌，便决定坦诚相见，拉着聂政避开众人，到一个角落对聂政诉说了自己的心事。聂政听完，心中感动不已，只是情势所迫，自己并不是一个人，遂只能狠下心来，对严仲子说道：“在下能够理解你的苦心，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情谊，只是你也知道，我之所以现在身份屈辱、心志卑下，于那市井走卒之间，做个低三下四的屠夫，只是希望能够借此奉养老母，照顾好姐姐。如今老母健在，我岂敢对别人私下承诺，只希望你能够体谅我的难处，他日我没有牵挂，自然会任你驱使，为你效犬马之劳。”

很久以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了，只剩下姐姐和聂政在一起。在安葬完了母亲之后，聂政便为其服丧。期满之后，他心中的最大羁绊已经不在了。在这一期间，对姐姐的牵挂和对严仲子的歉疚，使聂政的内心如同天平的两端，不断地左右摇摆。时间越久，聂政对于严仲子的歉疚便越深厚。

严仲子是韩国贵族，在诸侯之间都极有名气。但是他丝毫不在乎自己的身份，不远千里来到齐国，屈尊纡贵和自己相交，一片赤诚。而自己却因为家中的一点事情，一再推辞他的多番好意。这样看来，自己对于严仲子的情谊，实在是太过浅薄，太过微不足道了。他的恩情，自己万死难以报答。

贤德之人因为仇恨而惶惶不可终日，到了千里之外，他却将处于偏僻的屠夫视为亲信心腹。而自己却一直默不作声，以母亲和姐姐为挡箭牌，如此，哪里是侠客的作为？是时候为了解自己的人尽一份绵薄之力了。聂政一路向西，来到了濮阳，顺利见到了严仲子。

聂政刺侠累

一见面，聂政便对严仲子说道：“以前在下因为老母在世，所以一直没有答应仲子的邀请，如今老母在在下的照顾下，已享尽天年，在下已经没有了多少牵挂。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将仇人的事情放下？一切都交给在下去办？”严仲子闻言，心下大喜，有了聂政，一定会大仇得报。

关于聂政刺杀侠累的事情，《史记》是这样记载的：聂政带着宝剑来到了韩国，直接走到了大堂之上，看见侠累正襟危坐在那里。侠累觉得心中忐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再看周围则是精装甲士，他们各自持着锋利的刀、锐利的戟，如果有人欲图不轨，定然会出师未捷身先死。

可是聂政不是普通人，他除了有过人的胆色、冲天的侠气，其剑术更是当世一流。所以在司马迁的记述中，聂政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地便走上了台阶，那些护卫还没有反应过来，聂政便将侠累刺杀了。

大堂之上，顿时乱作一团，无数侍卫蜂拥而来，要为侠累报仇，岂料聂政的剑术太过高超，三下五除二便有数十人倒在了聂政的剑下。眼看聂政就要杀出重围，却不料外面来了更多的人，纷纷持着刀枪剑戟与聂政拼杀。最后聂政放弃了，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敌人的重重包围。他已经完成了刺杀侠累的任务，对严仲子已有交代。于是他有了必死的决心，为了不让敌人认出他，他决定毁坏自己的面容。

聂政挥剑向自己的脸上绞去，直到面容模糊才罢休，同时在看了这个世界最后一眼之后，聂政割除了自己的一双眼睛，握在手中捏成一团，最后再挥剑破开自己的胸腹，气尽而亡。

在聂政身死之后，韩国朝野震动。只是聂政的面容已毁，无法辨识，于是韩国便贴出告示，声称只要有人能够告发杀死侠累的人的身份，便以千金相赠。但是数十天过去了，韩国没有查到蛛丝马迹。

终于，这个消息传到了聂政的姐姐聂荣的耳中，她抽泣地说道：“这个人应该不是别人，很可能是我的弟弟，严仲子了解我的弟弟，莫非自己的猜想是真的？”于是，聂荣草草地收拾了一下行囊，便动身前往韩国都城。

到了聂政停尸之处，发现那个人正是自己的兄弟，聂荣当即趴在了尸体之上痛哭失声，口中念念有词：“这就是我的弟弟啊。”

身为一个剑客，就要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勇气，所以聂政选择了这条不归路。为了不连累姐姐，聂政不惜毁坏自己的面容，凄惨至极。聂荣想，如果自己还不知道感恩，选择明哲保身，则会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于是，聂荣高喊三声“天哪”后终于因为过度哀伤，步聂政的脚步而去。

聂政之死，加上其姐姐的大义凌然，让这对姐弟成了乱世之中的一对奇葩，一时之间天下闻名。大家都认为，聂政固然侠气冲天、剑术超凡，但其姐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他的姐姐并没有隐忍的性格，所以最终二人都死在了韩国的集市之上。

围魏救赵

周显王十五年（前354），魏国上将军庞涓率领魏武卒攻打赵国。赵国形势危急，于是向齐国求救。此前，虽未经过会盟，但魏国已隐隐有了霸主的地位，若任由庞涓这么打下去，万一将赵国吞灭，再整顿兵马收服韩国，重复当年三晋合一的盛况，那么齐国也就不用再做统一天下的大梦了，直接向魏国俯首称臣算了。

所以齐国这次必须出兵救赵，问题在于该选谁作为此次出征的主将。齐威王想到了孙膑，他是“兵圣”孙武子的嫡脉子孙，家学渊源，相信有他出战，定然能够狠狠地教训魏国人。

不过孙膑却推掉了主将一职，他说：“我是受过刑的废人，如何能做主帅？”齐威王无奈，只好命田忌挂帅出征，而孙膑做了田忌的军师。主帅田忌想要驱兵入赵，寻上庞涓率领的魏武卒主力一决雌雄。但是他的想法被孙膑否定了：“丝线缠作一团，想要解开它，就不能不顾头尾，胡乱撕扯；两伙人打起架来，想要止戈劝和，就不能跃上战场亲身搏斗，这只会使事情越来越乱。假如能够找到纷繁乱象背后的要旨，再认清和控制形势，自然而然就能将矛盾解除，达到我们的目的。如今庞涓率领魏军的精锐苦战在外，那么留在魏国的大梁城戍守的必然都是些老弱病残。我们不如批亢捣虚，迅速挺进大梁，同时派人北上，将大梁被围的消息放给庞涓听，那么他必然放弃攻打赵国而回兵自救，如此岂非解了赵国之围？”

孙膑的做法和象棋中的以攻对攻的路数是十分相似的。只不过下象棋时是“先下手为强”，快上一步就能够取得主动，把对方将死。而齐、魏之间的斗争却是“后发先至”——相较于魏国攻打赵国的国都邯郸，齐军围困魏国的都城大梁明显在行动上落后于魏军——后来者占据主动，因为齐国是博弈双方（赵、魏）之外的第三国。

孙膑的做法不仅是聪明的做法，还是唯一能够取胜的做法。若按着田忌所想，驱兵入赵，那么齐军长途奔袭，到达邯郸城外时必定已是疲惫不堪，而赵军由于困城日久，也不是生力之军。这时候，齐、赵虽能够夹击魏军于城下，但他们要面对的可是吴起一手训练出来，几十年未尝败绩的魏武卒，那时鹿死谁手也就难以知晓了。

进军大梁则不然，“攻守之势易也”，变成了齐军以逸待劳，而魏军则是劳师远征。有心算无心，有准备对没准备或少准备，魏军定然会吃败仗。

果然，这一切全让孙膑给算中了。风风火火赶回来的魏军，在通往大梁城的必经之路桂陵遭遇了齐军的伏击，全军覆没，只有庞涓一个人逃出生天，衣衫不整、落魄如丧家之犬地回了大梁城。

马陵之战

失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上将军庞涓，就算他在战场上取得再多的胜利，人们都只会把他当作孙膑的手下败将。庞涓在等，等着再次与孙膑在战场相遇，然后将他击败，用他的鲜血来洗刷那个黥在他脸上、刻在他心里的“败”字。

只可惜孙膑并不是庞涓，他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个人的私仇而四处征战，让那些年轻的兵士为了他而死在空旷、冰冷的战场。事实上，即使孙膑有这个心思，最终也未必能够举兵伐魏，他在齐国的影响力也远远比不上庞涓在魏国的影响力，因为聪敏有决断的齐威王并非那个糊里糊涂、毫无主见的魏惠王可比，所以庞涓这一等就等了十三年。

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十三年前尚为死敌的赵、魏两家现在和好了，还汇兵一处，一起进攻韩国。赵、魏联军兵强马壮，他们齐声在韩国都城新郑外面叫骂。于是韩国人向齐国求救。

关于救还是不救的问题，齐国朝堂分为三种意见。其一以相国邹忌为代表，他们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必蹚三晋这浑水；其二以大将军田忌为代表，这一派多是热血蓬勃、渴望立功的军官，他们主张立刻发兵救韩，彰显国威；其三只有一个人支持，那就是“军师”孙膑。孙膑既不同意邹忌等人见死不救的短视行为，也不同意让田忌等人立刻发兵。

孙膑对齐威王说：“臣以为，救韩之事势在必行，否则没有了韩国的牵制，魏国将更加骄狂难伏，而赵国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内政不稳，所以根本没有能力抵挡魏国的铁甲雄狮。到时候，十三年前那种时刻担心魏国称霸天下的噩梦就要重新上演。不过，若是过早地出兵救韩，那么齐国的子弟兵就要在战争最残酷、最容易牺牲的时候投入战场。”

若说孙膑是俞伯牙，那么齐威王就是知音钟子期。所以当苦候宫门外等待消息的韩国使节再次朝见威王的时候，齐威王只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地看着韩使在那儿干着急。就这样，在韩使在新郑和临淄两城往返数次之后，齐国终于答应出兵，因为韩国国君已经做出了决定：击退赵、魏联军后，韩国会做齐国的附属国。

齐国于是出兵，主将仍为田忌，而孙膑仍任军师。这一次，孙膑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他和庞涓之间的恩怨。

孙膑的办法和十三年前一样，还是趁着魏国精锐纠缠于韩国之际驱兵“直走大梁”。不过庞涓这次已经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早就盯着这边的情形，所以齐军刚刚越过魏国的边境，他就率着统御多年的魏武卒急行军往回赶。包括田忌在内，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庞涓这次还会上当吗？孙膑却充满信心。

一路追来，庞涓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齐军留在身后的土灶越来越少：第一天还有十万个土灶，到了第二天就只剩下五万个土灶了，而第三天，庞涓只发现了少得可怜的两万个土灶。

“胆小的齐军终于开始溃逃了吗？吃不得苦的齐国人啊。孙膑，你这次就要毁在你的这帮老乡手里了！”于是，庞涓舍弃步履缓慢的重甲步兵，只带着数量有限——当然高于齐军的“两万人”——的轻装精锐继续穷追。

黄昏时候，当他们走到马陵道，庞涓突然意识到事情有所不妙。马陵道是一个狭窄的山谷，两旁是危岩险隘。“难道齐军会在此处埋伏？”正踌躇间，有兵士报告在前面道上发现一段巨木，好像还给剥了树皮，非常奇怪。

庞涓举起火把，一步步走到那段巨木之前，隐隐约约感觉剥下树皮的那一块地方好像刻有字迹，移近火把一照：“庞涓死于此树……”还未读完，耳朵里已经灌满了箭矢破弦之声，那些跟着他南征北战的兵士一个个倒了下去。眼见败局已定的庞涓，最后愤愧自杀。

庞涓战死，随他而来的魏武卒精锐也所剩无几，魏国这个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大国就此衰颓下去。

魏惠王拒孟轲

魏武侯二十六年（前370），魏武侯去世，由于魏武侯生前没有指定太子，为了争夺国君之位，公子瑩与公子缓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角逐。最后公子瑩胜出，是为魏惠王。在魏惠王争夺国君之位期间，韩、赵等国曾试图分裂魏国，终因意见不合，计划破灭。

掌握国家大权后，魏惠王依仗国家实力和军中大将，多次打败秦国。而秦献公为了祖上基业坚持抗击魏国，尽管败多胜少，还是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秦献公死后，接替他掌管秦国大政的是秦孝公。为了打败魏国，掌握大权后的秦孝公颁布求贤令，不惜以重金高位寻觅能人辅助，以增强国家的实力。这时，商鞅来到了秦国，秦国经商鞅变法后，日益民富国强，并且多次将魏国打败，秦孝公很欣慰。

接连被秦国打败几次后，魏惠王知道魏国的国力已经逐渐衰弱，而其他国家在魏国衰弱的时候却越来越强，形势不容乐观。既然秦国变法后国力越来越强，魏国也不妨照此方法，于是魏惠王积极发布求贤令，以卑辞厚礼招纳贤才。

魏国招纳贤才之时，秦孝公已经死了。失去了秦孝公的保护，变法中一再触犯贵族利益的商鞅顿时成为众矢之的。新任国君乃当时被商鞅羞辱的太子，他对商鞅早已恨之入骨，因此即位后他立马要将商鞅治罪。失去靠山的商鞅只好逃到魏国，魏人却因恼恨商鞅奸诈，不肯收留。

曾经的魏惠王有眼无珠，致使商鞅这样一个也许会改变魏国命运的人才流失。若干年后，魏惠王仍然不能破除常规，又一次与商鞅失之交臂。上天抛给魏国两次机会，魏惠王都没有把握住，实在令人惋惜。

因为不敢破除常规，魏惠王招纳的都是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人才，例如孟轲。孟轲是儒学大师，儒学强调的是仁政，缺乏攻击力，这种主张在治世可以稳定人心，乱世却无法成就大业。

战国时期，各国兼并战争不断，这时最能发挥作用的思想是法家思想。秦孝公重用法家人物商鞅，短短十多年就使疲弱的秦国一跃而成强横的大国，令诸国国君心生艳羡。

召见孟轲时，魏惠王先诉说了一通屈辱的历史，接着回想昔日的魏国与现在的差距。魏惠王的意思是，他无德无能，到了晚年，军队屡次受挫，结果太子被俘，主将战死，国家一蹶不振。而后问道：“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不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

孟轲听魏惠王如此说，便答道：“大王您为何张口就要利益，有足够的仁义不就够了吗？如果一国的君主只说为国家谋求利益，大夫只说为自己家谋利益，而士民百姓所说的也只是怎样让自己获得利益，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这个国家就会面临危险。懂得仁爱之人就不会抛弃亲人，忠义之人自然会将国君放在心里。”

孟轲重视仁德，讲求正义，如果不是处在纷乱的战国，凭借他的才气一定会获得明主的赏识，一展胸中韬略。然而，此时的战国却不需要这样的人才，孟轲生不逢时，才大难为用，真是可悲。

战国是讲求实力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抵抗外来威胁，进行自我保护，那么无论将儒学做得多好，都不会获得长久的发展。遭遇多位国君拒绝后的孟轲说话不再咄咄逼人，而是给魏惠王留了一点点情面。孟轲的意思是，身为国君，不应该一味追求利益，而要讲求仁义道德。因为国君是百姓的表率，如果国君是追名逐利之辈，大夫必然是；如果大夫只管追求利益，百姓学习大夫，也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如果人人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只为自己，不管他人死活，社会秩序一定会失调，国家必然大乱。如果国家发生暴乱，国君之位就无法保存。

孟轲的话并不合魏惠王心意，所以魏惠王没有接受孟轲的建议。

魏惠王早年英明神武，为国家开疆辟土，何等风光；到晚年，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被后进商鞅赶超，与其说是性格使然，不如说是历史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