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文革”的潜礁暗流中，有周总理保驾护航

物质条件差还好克服，真正大的压力是“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文革”中，知识分子是被“改造”的对象。最早搞东方红一号卫星可行性论证和带队去苏联考察的赵九章，在“文革”中受迫害自杀；搞卫星方案论证的钱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了；新调来的孙家栋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因为出身问题也“靠边”了。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出，按巴黎公社的原则，由群众投票，选举业务班子。他们规定，从科学院选两个，七机部来的选两个，谁票多谁当业务班子的组长。结果，我票数最多。这个组长我当也不是，不当也不是。当吧，没有正式任命；不当，工作没人去做。无奈之下，我便当了这个组长。可有的人觉得我这个组长不是任命的，一些保密文件不给我看。在钱学森帮助下，我才能看到文件。当时，我本人的老家被抄了，爱人到干校“改造”去了，来帮忙看孩子的老母亲也因为出身问题被“清理”出了北京，我的两个孩子也只好跟着一起离开了。有类似遭遇的人很多。负责研制《东方红》乐曲播放设备的刘承熙因为“社会关系复杂”，在调试设备的时候，进不了保密车间，只能坐在门外，我们在里面调试，出了问题找他商量，然后再回去做。发射的时候，不仅不允许他到发射现场，而且还被送去干校进行“改造”。

研制东方红一号时，“四人帮”是跟周总理对着干的。周总理负责领导卫星研制工作，他们就幸灾乐祸地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为此，周总理和我们都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当我们讨论卫星发射方案的时候，有人提出，运载火箭第一次上天，万一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卫星唱着《东方红》乐曲掉下来了，那不就是“红太阳落地”了吗？这样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交代，尤其是在政治上。为此，有人提出研制一个过载开关，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就接通电源，唱《东方红》乐曲，若达不到则不唱，免得造成重大政治影响。但是又有人提出，过载开关也是第一次上天，谁能保证不出问题？要是出了问题，该唱又唱不了怎么办？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难倒了，连钱学森也做不了主，只好请示周总理。最后，周总理拍板，去掉了这个开关。

此外，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每个人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卫星上每个仪器上也都贴着毛主席像。但卫星是有重量限制的，并且贴着像章影响散热，掉下来就变成多余物了。然而，当时没人敢随便把像章拿下来，我们只好请示周总理。周总理说，你看我们这儿也没有那么多毛主席像，科学家要按科学办事，既然不需要，那就拿掉。所以，最后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并没有贴毛主席像章。

在酒泉基地，经过精心的准备，技术阵地测试完毕，卫星和运载火箭已经对接，水平放在运输车上，正当准备转运到发射阵地时，我们接到通知——回北京到人民大会堂给周总理汇报工作。当时的习惯是，汇报工作之前都要念《毛主席语录》，总理特意说，你们不用念了，直接汇报吧。听完汇报，总理问道，上天之后能不能准确播放《东方红》乐曲，会不会变调？我只能老实回答，凡是想到的，地面能作的试验我都作过了，就是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总理说，你们工作做得很细，但要写个报告，经政治局讨论后才能转场。我一听连忙说：“总理，来不及了！”他问为什么来不及，我说：我让研制蓄电池的人作了四天四夜横放的试验，蓄电池中的电解液不漏，再久了我就没有把握了。总理便用责备的口气说：“为什么不多做几天？”我说：“我们搞总体的同志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总理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搞总体的人，要像货郎担子和赤脚医生那样，走出大楼，到第一线去，把你们的要求原原本本地告诉人家，人家不就会做了吗？汇报回来我们马上赶写书面报告，任新民负责写火箭的一级、二级，杨南生负责写火箭的第三级，卫星的部分则是由我来写。白纸黑字，心里总有些犹豫；考虑再三，那份报告的结论我当时还是写得很肯定。因为我想，如果我们自己对产品质量都不敢肯定，那怎么能要求中央尽快批准发射呢？既然我们所作的一次次试验、一项项工作是有把握的，还留余地干什么？我们很希望这一颗星早日打到天上去。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把报告交上去了。最后中央批准了，在四天之内转场了。受了周总理的批评，我心里虽然有点儿委屈，但周总理的教诲我终生铭记在心，并一直按照他的要求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