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安史之乱”后连续动乱的中衰形势之下，朝廷上下也曾有持续不断的振作和改革的努力，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因此又鼓舞起人们对于“中兴”的期望。这也是当时现实的重要方面。这对柳宗元思想观念的形成也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朝廷在经济上的改革措施还是相当富于成效的。“安史之乱”后，朝廷直接统辖的区域已大为缩小。加之生产破坏，军费又剧增，造成物资匮乏，物价腾贵，朝廷财政更是入不敷出。著名理财家刘晏（715—780）自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二十年间充任主持财政的度支、盐铁、转运等使，并一度为相。他施行了改良漕运、改进盐法、平抑物价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整顿了经济秩序，扩充了财源。这对于维护朝廷的威势起了重大作用。在他之后，另一位理财家杨炎为相。时值德宗新继位，颇有振作之志。他建议把大盈内库的财物拨归政府财政部门管理，避免财物混乱、宦官利用来中饱私囊。接着到建中元年（780），在他的主持之下，施行了“两税法”。这是适应当时经济形势变化实际状况的变革，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朝廷税收、缓和社会由于赋役制度混乱所加剧的矛盾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税法的实施，更是中国封建制度由前期向后期转折的标志，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27]。
政治上同样存在改革的努力，并对于遏制颓败之势起着作用。德宗李适本人早年参与平定“安史之乱”，亲经戎阵，对现实矛盾有相当的了解。即位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荦荦之大者，除经济上施行了“两税法”外，又如前述不允成德镇传子世袭之请，这引起了连续几年的与藩镇的战争，虽然终于以妥协结束，然其初衷是要压抑强藩、树立朝廷的权威，而且最后也还算保持了朝廷的威望。其他如代宗死时，以名将郭子仪为冢宰，而接着就分其过重的兵权、财权，以其副将李怀光等为节度使，分领其任；又宦官王驾鹤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朝命夺其神策军知兵马使职；如诏山陵制度从简，将内廷财货退归左藏，处罚出使受贿的宦官，纵驯象、出宫女，等等，都意在加强中央威权，改革行政的弊端。“建中之乱”之终于得以平定，也与朝廷的新气象鼓舞了人心有关。史臣称赞德宗早期的行政说：“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28]只是伤叹其有始无终而已。一般认为唐德宗一朝行政过于因循苟且，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不但即位初年颇能振作，敢于和联合起来的强藩对抗；并且在以后的贞元二十年间保持了基本安定的局面，积累了朝廷的实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对于以后宪宗朝和藩镇的斗争是产生了长远影响的。
德宗任用了一批奸臣，如窦参、卢杞、裴延龄等，但也任用一些贤臣。后一类人中陆贽可为代表。他一时间也成为朝廷革新意志的象征。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人。江东陆氏是两晋以来的巨族，但到了陆贽时门第已经衰微，他的祖父陆齐政、父亲陆偘都只做到县令。他进士出身，是典型的文人官僚。如果说中唐时期推动经济改革的是职业化的行政官员，那么政治上富于革新意识的则多是出身庶族的文人。他在德宗甫即位的朝廷中任翰林学士，这本是备内廷顾问的文学之职。时两河用兵，他分析形势，预测将发生内变，不久果然发生了“泾原兵变”。后随德宗出狩奉天，用命于艰危之际，随事进谏，策划事宜，行在诏命多出其手。其时外廷有宰相主持政务，而他居中参赞，时称“内相”。据说他所起草的德宗《罪己诏》传行天下，感动士卒，对动员群众抗敌是巨大的鼓舞。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正显示了文人官僚的特殊身份和所可能起的作用。乱定之后，他受到卢杞的诋毁，加之他言辞激切，形势变化了，不再为德宗所喜，终不得为相，以母丧去职。服满入朝，权兵部侍郎，仍为翰林学士。贞元七年（791），正拜兵侍，知贡举；八年，窦参获罪被贬，始为相。十年，以上书陈裴延龄奸诈，被免为太子宾客。次年，裴诬陷其煽动军心，被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虽然屡遭贬抑，但前后在朝十余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致其进退升降可卜朝廷的气候。而他十余年能和权奸抗衡，也由于他所代表的革新派在朝中有一定的势力，并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得到德宗的信任。
陆贽勇于论谏，提出不少改革主张。他的议论根据正大，特别是指陈民隐、揭露时弊，感情深挚，言词痛切，只是他所提出的具体做法往往在实际中因过于理想化而难以遵行。例如他有名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揭露民间疾苦相当深刻，但他在指出两税之弊时想改变“以资产为宗”的纳税方式，又主张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显然是违背当时经济发展形势的。他针对京西北地区的军事形势，建议罢防秋兵，统一指挥，奖励“屯田”，这在当时外有吐蕃侵逼、内部强藩林立的情况下，也是书生之论。这都充分地显示了他的文人本色。但重要的是他表达的改革要求和他的实际努力是有着巨大影响的。他提出“知本乃能通于变，学古所以行于今”[29]。他的“本”和“古”就是儒家的仁爱之道和君臣纪纲，其中最为突出的观念就是关心民生疾苦和重视民心向背。他对德宗一再地陈述：“理乱之本，系于人心……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30]“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31]他从这样的大道理出发，极其痛切热诚地表达了改革的意愿，并对这种改革的前景充满信心。他所代表的这一思想潮流比他实际执政的作为、比他所提出的改革具体设想，意义和作用都更为重大。
贞元年间的科举也选拔出一批人才。这也是当时政治上值得注意的成果。这其中，陆贽也作出了突出贡献。“贞元七年，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者十余人。”[32]陆贽以兵侍的身份知举（本来这是礼部侍郎的职责），朝廷显然是看中他的文才，这也是“文学之士”得到重用的表现。而帮助他考选的梁肃正是一位古文家。这一科进士23人，其中后来在政治上登显位的有李绛、王涯、崔群等，文坛上知名的则有韩愈、李观、欧阳詹等，时称“龙虎榜”。所谓“众望不惬”，是指涉及这一榜的政争。当时陆贽与窦参相恶，参从子申，嗣虢王则之从父甥也，申与则之潜结中书舍人、知制诰吴通玄兄弟，为参共倾陆贽；则之令人造谤书，言贽考试举人不公，招纳贿赂。德宗知之，罢窦参知政事，寻贬郴州司马，牵涉人员亦被贬官。这表明这次贡举除了牵连到人事纠纷外，还有政治斗争的背景。陆贽选士侧重在推举“文学之士”，实际是在为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准备人才。扩展而言之，元和九年、十年顾少连是以户部侍郎知贡举，他本人也是进士出身，也是以翰林学士的文学之职而得进用，他同样注重提拔“文学之士”。后来柳宗元在给他的儿子顾十郎的信中说，“大凡以文出门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33]，其中就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元稹（明经）等人。贞元年间科举进身的一批人，构成了一个时期文人官僚的主体，其中不少人成了元和时代的干才，有些更成了改革派的主力。这也应算是贞元一朝的政绩，影响还是相当深远的。后来顺宗即位，主政的革新派立即下诏启用贬在忠州的陆贽，是有多方面缘由的。
总之，柳宗元成长的贞元二十年间，是社会矛盾正在深化、极其复杂的时期；然而在沉闷、因循的低迷政治局面之下，朝廷特别是文人官僚阶层中又正在不断地进行着变革的努力。改革势力在思想上、人事上都在积蓄着力量。柳宗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培养出来、准备在未来实施变革的积极分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