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十分独特的矛盾交织的时代：在衰败的颓势下存在着“中兴”的希望，对抗分裂、腐朽势力的还有持续不断的革新、振作的努力。
“安、史”大动乱之后，唐王朝依靠其百余年积累的威势，在逐渐地恢复元气。在政治上，尽管出现了藩镇割据并经常演化为局部战争，但仍维持了朝廷的统一。以元和年间的44个藩镇为例，其中真正称兵割据的也只有7个[23]。就是那些实行割据的藩镇，如长期不服朝命的“河北三镇”，形式上还是要接受朝廷的任命。这事实上反映了朝廷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权威，而权威则来自一定的实力。经济也在逐渐地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虽然中原以北一直不太安定，但由于人口大量南迁，促进了淮河以南经济的发展。从户口统计数字看，南方的一些重要州郡的人口这一时期呈现普遍上升的趋势[24]。而相对繁荣的江南地区的财源，正有力地保证了朝廷的经济命脉。建中元年（780）在宰相杨炎的主持之下，进行了赋役制度的改革，废止了久已弛坏的“租庸调法”，改行“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精神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把“均田制”下的土地税（附加劳役）改变为承认土地自由兼并的财产税。这既适应当时经济发展形势的变革，也有效地扩大了维持朝廷运转的财源。还有一个重要的、有利于维持朝廷统治的强有力的因素，就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维护统一和安定、要求复兴和改革的心态。唐王朝前期百余年的统治曾创造了经济、文化上极盛的局面，当年盛世的辉煌、君臣经世治国的业绩还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这造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意识，它反映在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无形的力量。柳宗元也是在这种意识中被培养起来的。
对于柳宗元的成长来说，自身家庭的遭遇影响更为直接。像他那样的普通官僚家庭，受到当时社会动荡和政治形势的波及和纷扰是更为严重的。在他出生前后，他的家庭一再被推到动乱的漩涡之中。这使他自幼即对社会灾难和危机有着痛切的感受。
“安史之乱”爆发时，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刚刚明经及第。柳镇生于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当时年仅17岁。叛军占领长安，玄宗逃亡四川，肃宗即位于灵武，柳镇护送母亲到故乡王屋山避难。关中、河东、河南一带正是官军和叛军激烈争夺的地区。这里几经洗劫，鸡犬无遗，饥荒连年。当地许多官僚士大夫家庭避难去南方。柳镇一家也同样汇入逃难的人群，“举家如吴”，大概因为其时他的父亲柳察躬正在德清做县令。这样柳宗元一家身受战乱之苦，度过了一段难民生活。有时柳镇甚至需要外出告贷以供给薪米之需。有一次，他骑驴外出途中，经过一个山涧，被山洪裹挟，险些丧生。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为了供养亲属、子女，常常自己节食挨饿。柳宗元后来在文章中一再提起这一段经历，可见它给这个家庭留下了多么沉痛的回忆。当时像柳宗元这样的普通士大夫和一般民众一样身受战祸之害，这是他们能够体察民艰的重要现实条件。
唐朝廷是以和安、史叛将相妥协为代价而平定叛乱的。这就留下了藩镇割据的祸根，成了后来左右朝廷命运的重大问题。以“河北三镇”为代表的跋扈强藩，依恃武力，不服朝命，力图扩大势力并建立起世袭制度；朝廷则要夺回利权，维持更高程度的政令、军令的统一。由于朝廷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和各地方镇对朝廷或自保、或依附的不同关系，造成了十分复杂的政治局面。大历八年（773），就是柳宗元出生那一年，魏博节度使（治魏州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县北）田承嗣求为相，并为安、史父子立祠堂，尊为“四圣”。这是公然对抗朝廷的信号。大历十年，田承嗣出兵尽占相、卫、磁、洺四州，朝廷命诸道兵进讨。但参与讨伐的平卢（又称“淄青”，治青州益都县，今山东益都县）李正己、成德（又称“镇冀”、“恒冀”，治恒州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李宝臣等反而和田承嗣相勾结。李宝臣更受田承嗣的离间，乘机夺取幽州范阳，并和另一个参与讨伐的节度使朱滔交战。这次战事迁延三年，最后朝廷不得不赦免田承嗣，拒朝命者亦不责问，苟且求和。自此以后，“河北三镇”更迅速地扩充实力，魏博、成德各占七州地，淄青扩地至十五州。它们又和同样拥兵自重的山南东道（治襄州襄阳县，今湖北襄樊市）梁崇义相互勾结，形成了更为严重的割据态势。特别是“河北三镇”，境内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名为王臣，实同敌国。大历十四年，淮西（治蔡州汝阳县，今河南汝南县）军乱，镇将李希烈驱逐节度使李忠臣，后来朝廷不得已任命李希烈为节度使。这次兵变发生在中原的河南道，这是关系朝廷经济命脉至重的要害地区（后来到元和年间，淮西的叛乱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这都是柳宗元幼年时的事。
德宗李适甫继位的次年建中二年（781），柳宗元9岁，另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了。直接的起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求继袭，得到河北另外二镇和梁崇义的支持。当时德宗初即位，颇有振作朝纲的志向，不允其请，结果四镇联兵反抗朝命。朝廷出兵征讨，不久之后，梁崇义、李正己相继败死。次年二月，河北乱定。但卢龙留后朱滔和恒、冀都团练观察使王武俊继反，至十月，朱滔、王武俊、田悦（魏博镇，承嗣侄）、李纳（淄青镇，正己子）更结盟称王，推朱滔为盟主，效春秋诸侯割据故事，奉唐正朔，各置官属。十二月，淮西李希烈亦反，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出兵围郑州，东都震恐。建中四年十月，朝廷发泾原兵东征，至京师兵变，乱兵推废居在京的原泾原节度使、朱滔之兄朱泚为主。朱泚建国立号，称大秦皇帝。朝廷被迫逃亡奉天（今陕西乾县）。兴元元年（784）正月，流亡的朝廷改元大赦。王武俊、田悦、李纳去王号，但朱泚更立国号为汉，自称汉元天皇，定年号天皇；李希烈亦称帝，国号大楚，定年号武成。二月，入援勤王的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李怀光又以怨望反，与朱泚相结，朝廷更被迫再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市）。所幸有陆贽、浑瑊、李晟等文武臣僚的经营，更基本的原因是代表着统一、安定的朝廷仍得到全国大部地区的有力支持，包括东南地区财赋的支援，叛乱经过四年终得平定。这是“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和割据势力另一次大规模的较量。战乱又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而告结束。这次战火遍及关中、河南、河北和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所遭受的破坏是惨重的。
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曾担任名将郭子仪的掌书记，对军旅情形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在“建中之乱”时，他正在鄂、岳、沔三州防御使、鄂州刺史李兼处做幕僚。可能是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附近成了战场，为了避乱，少年柳宗元被送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这里是江、汉运路的枢纽，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建中四年三月，叛军李希烈曾兴兵进犯，被击退；次年一月，又遣其悍将董侍率七千人来攻。起初李兼的部队偃旗息鼓，闭门待敌；叛军拆房放火，焚烧城门。李兼亲率士卒迎敌，奋力死战，终于击退了强敌的进攻。后来在李兼死后，权德舆给他写祭文，专门说到“作藩夏口，报政献功。察廉一方，再捍大憝。以完南邦，尽殪舟师”[25]的功绩。夏口保卫战阻扼叛军进犯东南，对于决定战争全局具有重大意义。因而李兼被升任为鄂、岳、沔都团练使。柳镇作为他的幕僚，也在判官的原职上加了殿中侍御史的京衔。他写了一篇《夏口破虏颂》，歌颂这次战斗的胜利。这也是柳宗元亲身经历的战火，当时他年仅十多岁。他十分欣赏父亲的那篇纪功文字。
在朝廷逃亡奉天时期，柳宗元的家庭并没有离开长安。可以设想沦陷中的这一家庭所经受的苦难，特别是骨肉流离的痛苦。柳宗元后来在为二姐写《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提到这样一件事：“先公自鄂如京师，归[26]。其时事会世难，告教罕至。夫人忧劳逾月，默泣不食。又惧贻太夫人忧虑，绐以疾告。书至而愈，人乃知之。”这里是说柳镇从夏口出差到长安，来往正经过李希烈叛军盘踞的地区，回去后一时没有消息，使这位年仅十二三岁的姐姐（崔氏比柳宗元大两岁）忧虑万分。白居易有一联诗：“田原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他比柳宗元年长一岁，多年之后对战乱流离之苦仍记忆犹新，写出了当时离乱家庭的典型感受。韩愈也有同样的经历。在这一时期，出身于这个阶层的文人们大都有同样的遭遇，这对于形成一代人的思想意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建中之乱”的结果也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朝廷固然无力完全削平藩镇，但藩镇也无力取代朝廷。人心所向显然在朝廷一边。这也是柳宗元等人通过实际经历可以体会到的。
中唐时期朝廷的“外患”（除了藩镇的跋扈外，还有真正的“外”患即回纥和吐蕃的内侵，此不具述）和“内忧”是相互关联的。朝廷暗弱，政出多门，使它难以聚集起和藩镇斗争的足够力量；强藩的跋扈又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而这所有衰败和腐朽的现象，无例外地都不利于像柳宗元那样的庶族出身的普通士大夫。
“安史之乱”后，宦官参政、统军逐渐制度化。这是关系朝廷命运的一大毒瘤。肃、代宗朝的李辅国、程元振都恃功骄横，专权干政；鱼朝恩更曾典禁军，从此宦官掌握了兵权。但是在当时，对这些人，朝廷仍然有办法处置他们。而越往后发展，宦官结成了更紧密强大的集团，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势力；特别是当他们和某些藩镇勾结起来的时候，就成了左右朝政的一大力量。这种势力和柳宗元那样的庶族官僚在观念上和利益上必然是相对立的。柳宗元的许多文章涉及宦官问题。他对这方面的危害有相当深刻的认识。而后来“永贞革新”的失败，宦官的破坏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是典型的文人官僚，长期游宦四方，历职内、外。他有学问，有见识，富于正义感，政能文才都很杰出，是相当典型的盛唐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他长年屈沉下僚，对实际生活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对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也有着切身的体验，写过不少抨击权奸、抒发愤懑的诗文。前面已经提到，他任职夏口时已加殿中侍御史的京衔；到德宗贞元四年（788），入朝为真。殿中侍御史是执掌刑法纠察的机关御史台的属官。次年，他参与审理已故陕、虢观察使卢岳遗属分财一案，与权臣窦参相冲突。原来卢岳病死，其妾裴氏有子，卢妻分财不给裴氏子，裴氏上告朝廷。柳镇的朋友穆赞当时任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负责审理这一案件。其上司御史中丞卢佋是宰相窦参的党羽，而此时窦参正受到德宗的信重。卢佋偏袒卢妻，胁迫穆赞给原告定罪。穆赞持正不允，卢佋就诬告他接受裴氏贿赂，将他逮捕下狱。穆氏兄弟四人，均以士行刚直著称，和柳家是世交。穆赞的弟弟穆赏上诉朝廷，依例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推按。刑部出面的是员外郎李觌，大理寺是大理卿杨瑀，御史台则是柳镇。他们不顾权奸的淫威，平反了这次冤狱，因此也就得罪了窦参。窦当时即意图报复。然而三司会审的案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又有大臣赵憬等从中斡旋，窦参等人的阴谋暂未得手。到第二年，终于借故把柳镇外贬为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东）司马。当年柳镇已52岁。柳宗元送父亲到蓝田，柳镇愤慨地说：“吾目无涕。”这是柳宗元的家庭直接受到权奸的迫害。这一个别的事件颇能表明当时的政治生态。两年后的贞元八年，窦参得罪贬死，柳镇才被昭雪，官复原职，但在第二年就去世了。这样，对于柳宗元来说，当时天下的大势、朝廷的暗弱、权奸的跋扈等等，都关系着其切身的利害，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身外之事。
唐代兴盛时期的文人们，充满高昂的理想精神，怀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走向社会，走上朝廷；但到了柳宗元时代，则已不存在这样的环境了。这一代人往往自幼就流离于战乱中，面对的是充满坎坷艰辛的仕宦之路，现实的实际斗争给了他们教育和锻炼，使他们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