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策略研究:基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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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彰显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绩斐然,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32] 这个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断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

一 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大大增强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综合国力。或者说,一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源于该国的硬实力。综观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历程,虽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一个没有间断的历史进程,但几次大的传播高峰无不是发生在中国国力强盛、疆域广大的盛世时期。比如汉唐盛世、蒙元时期、康乾盛世等,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对外传播时期。国力强盛的国家在世界上自然会有更大的影响力,更容易吸引世界的关注,激发人们了解学习的兴趣和欲望,从而为其文化传播奠定良好的基础。

当前,中国恰恰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机遇期。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科技大国、军事大国和综合国力大国。尤其是经济实力方面,自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远超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的十八大初期,我国经济总量高于日本22630亿美元,到2015年底已高于日本近60000亿美元,同时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另外,我国经济增长不断获得新的驱动力。新一代技术革命重塑新经济,以“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为代表的数字、网络、智能产业茁壮成长。新技术、新模式催生新体系、新业态,基因工程、无人机、超材料等大批企业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开放、自由、共享、便捷的众创空间正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政府和市场的推动下得以结合与实现。[233]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000亿斤。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南海岛礁建设积极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234]

此外,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也取得重大进展。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美国、德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打造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努力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对外开放的总抓手和新引擎,助推我国外向型经济水平稳步提升。“截至2015年底,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额约占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投资建设了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000个;货物出口年均增长6.5%,明显快于全球主要经济体。”[235] 进一步的开放融合,使中国一步步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

与此同时,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军工实力以及中国制造的实力也获得大幅提高。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步伐加快,集群式、抱团式“走出去”增多,涌现了一批大型投资合作项目。2015年,中国高铁走出去项目收获颇丰。匈牙利至塞尔维亚铁路塞尔维亚段正式启动,不仅代表着中国国防力量、综合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中国将有更强大的力量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近年来我国在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把脉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坚定走和平与发展道路、不称霸的诚意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拉动和贡献,让世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中国将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和软实力也会越来越强,这无疑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打下良好基础。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世界认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成就的取得,大大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迅速从世界金融危机中脱身、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应对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中高速稳定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关注与讨论。“中国模式”最早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首先提出。他在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调查报告中将中国经过艰苦努力、大胆实践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称为“北京共识”。乔舒亚·库珀·雷默并没有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探索直接定义为“中国模式”,他只是从中国的主动创新、大胆实验、循序渐进的改革等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分析,从而为学术界留下了较大的探讨空间。紧随其后,2004年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发表文章,称赞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改革是明智之举;同年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分析中国模式是依据中国国情制定出的正确决策;2004年12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发表长文《远东问题》,分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国际意义。2005年以后,国际社会各大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持续高涨,有增无减。英国《卫报》《泰晤士报》、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先后开辟专栏讨论中国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德国《商报》等国际媒体都先后推出中国专题,热议中国的快速发展。[236] 此后,伴随中国在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中展示出的体制优势,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讨进一步升温,《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中国世纪》等几十种研究中国崛起和中国问题的专著相继问世,一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际社会各种媒体关注度最高的话语之一。

总体上看,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热议,是歧见纷呈。推崇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的跨越式发展,这些成就是值得肯定的。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解决某些关键性的发展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这种成就绝不因中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失去其光辉,相反,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确做得很出色”。[237] 大多数极力推崇中国模式的学者都非常肯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并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称为“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讲,这也算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的一种理论阐释,对于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以及国内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以及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极力反对使用“中国模式”这一说法,认为所谓模式就是固定成型的,其内部构型也是相对稳定的。而中国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来就没有固定的路子,所以说,中国根本没有形成所谓的固定模式。

还有部分学者主张,谨慎对待“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这种观点,“他们承认中国的发展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模式,但主张不要直接说出“中国模式”。在他们看来,长期以来,现代化发展模式不只是一种发展道路,它蕴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中国模式作为与西方模式相对的东西提出来,对世界各国而言,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挑战西方价值的价值。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多次发文强调,中国方面切不可夸大“北京共识”,甚至也不能接过来使用这个概念,因为如同“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也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所以,必须区别“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虽然出发点都是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但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其意义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把中国的经验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就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不接受任何其他的“共识”,也不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来指导自身的改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领导者现在强调的是“和而不同”,追求发展模式和经验的多元性,而“中国模式”只侧重于总结中国的自身经验,用以解释中国取得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但“北京共识”则更进一步,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238] 由此看来,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北京共识”,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及其经验的总结,都未必准确。尤其是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他们总是喜欢在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下来认识中国模式,极易误解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

直到今天,国内学界关于“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讨论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大多数学者持一种谨慎的肯定态度。本章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和研究,重点也不是探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恰当与否,而是通过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讨论,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替代模式,这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和价值导引。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风景独好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经济普遍低迷,国际金融危机余波仍在,许多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在各国制度模式的较量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日益彰显,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风景这边独好”。何以如此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239] 一句话道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总结过去90多年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经验,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从而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具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建立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其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关于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学界意见纷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秦宣认为:“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要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进程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要用发展和动态的眼光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240] 马福运、徐贵相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了社会主义,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既坚持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又在引领中国进步中不断发展,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既坚持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立场,又紧紧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既坚持理论创新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实践,又以理论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实践,具有丰富的创新特征;既紧紧而准确地顺应时代潮流,又敢于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41] 还有学者从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学者们分析的角度不同,但都强调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以及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逐步探索建立了一整套制度体系。

从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在实践中得到印证。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国家日益强盛,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其一,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到2006年已经达到21万多亿元,增长了57.5倍,从2010年至今,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现在中国的粮食、棉花、肉类、钢铁、煤炭、化肥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都排在第一位。[242] 此外,中国在航天、高铁、水电站、核电站、运载火箭、核武器、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等方面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其二,大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们生活上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1978年,中国仅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有2亿5000万,占总人口的30%。到2006年的时候降至2148万人,仅占我们总人口2.3%。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表明:“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不仅如此,2007年和1978年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几十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133.7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物价因素以后,二者平均每年都增长7%。这些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243] 其三,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大中小学生数量世界第一;政府先后在农村和城市推广了免费义务教育,2007年又开始实施师范大学生免费教育试点,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第一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猛,中国医生数量世界第一;国家还斥巨资改造和新建乡镇和城市基础医疗设施。在社会保障方面,赤贫人口大幅度减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其四,民主法治建设取得较大的进步。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缺乏基本自由,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生活,都被计划经济牢牢束缚着,法治建设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之后,人民逐渐获得了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利获得保障;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民主政治有所进展,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事业在曲折中前行;人大、司法、监察、审计等的独立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一系列全方位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突破和成就,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有效功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44]我们也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不断彰显,必将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强大的制度支撑。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的发展之路以及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积累了经验,越来越被广大发展中国家称道,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热议。无论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作何评价,这一世界范围内的大讨论,本身就足以彰显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首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积累了经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取得的成就向世界昭示: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西方一条,任何国家都可以从本国国情出发,开创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2016年9月3日,来杭州参加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指出:“中国的发展历程证明,正确的改革可以在减贫、就业、收入增长等方面迅速产生成效,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启迪性。”他还强调:“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从速度还是规模上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可以预见,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继续超过世界大多数国家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规模和重要性也将继续增加。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以传统制造业、出口、投资驱动转型升级为创新、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驱动。认识到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使中国拥有巨大机遇。”[245] 事实胜于雄辩,尽管中国的问题也很多,但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现代化之路并非只有西方一条,各国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转型。

其次,中国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经验之一。我们有两千多年的统一历史、统一的语言,而且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这一点要比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在某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上要优越得多。比如,近年来,在应对重特大灾害过程中,中国在防灾减灾救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全社会的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明显提升。“同时,中国在人道主义援助事务中也积极承担责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15年尼泊尔地震后,中国是最早抵达尼泊尔提供援助的国家之一。此次救援是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的最大规模的海外救援行动,不仅提升了中国国际形象,而且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一致性。”[246] 再比如,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相继投资四万亿修建高铁,使中国目前的高铁长度全世界第一,就连英国、美国等国家都要借鉴中国的高铁建设经验。而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想要在几个城市间修建一条轻轨,论证了20年,至今还停留在纸上。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益冲突太多。航空公司、旅游行业、沿线与其他地区居民的分歧难以协调。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制度优势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既能正确认识自己,也能正确认识他人。所谓正确认识自己,就是客观全面地了解本国的基本国情和条件,包括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禀赋条件;也要了解过去和现在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等等。所谓正确认识他人,就是对世界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的国家作出系统分析,并对本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可比性、差异性、互补性等作出客观判断。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本国和其他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和相对价格,或者说对不同国家的相对比较优势及其阶段性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一正确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中国能够正确认识自身的比较优势,制定正确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方略。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经验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