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列宁国家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列宁的国家学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是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客观实际紧密相连的。列宁的国家学说产生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就是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也随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列宁的国家学说就是在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推动下丰富完善的。

一 帝国主义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一场改变世界面貌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革命，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无论在技术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应用和普及、发动机的改进、炼钢技术的革新、化学工业的发展等新技术的出现和革新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和德国无疑是这次工业革命受益最多的两个国家。1859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只有18.8亿美元，而到了189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14.7亿美元；德国在19世纪末的最后30年里工业生产总指数也增加了约2.7倍。其他国家如俄国、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十分迅速，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两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随着生产力的变革，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经营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生产技术和产品结构更为复杂，生产设备更加大型，消费和生产需求不断增加，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寻求合并和扩张以应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于是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超大规模的垄断组织，如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托拉斯等。垄断组织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的结果，它的出现也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垄断组织的发展不仅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繁荣总是伴随着危机而来。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致使工业产品的增长超过了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价格下跌和生产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失业率的上升和实际工资的减少。资本主义为了解决危机而不得不加重对本国工人阶级和海外殖民地的剥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抢夺殖民地的矛盾也因此加剧。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新形势，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加强国家机器，强化国家的统治和镇压职能。英国于1872年设立了内政部，加强了中央集权，完善了军事警察组织；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采取了改善民兵装备、增加民兵数量、建立更多军火库、扩编海军等措施来加强国家机器；德国在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更是将国家的镇压职能发挥到极致。在这个时期，强化了镇压职能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在镇压本国工人起义、瓜分殖民地和抢夺世界市场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列宁因此判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这个时期，与垄断资本主义同样引人注目的另一个时代标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崛起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依靠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创造了空前的高额利润。但是，随着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工人组织的不断加强，资产阶级的这一模式受到了诸多的限制，于是资产阶级不得不选择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这些镇压常常伴随着血腥与暴力：1875年在宾夕法尼亚镇压矿工的罢工中19名罢工领袖被判处死刑；在1877年的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政府甚至调动了军队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造成300多人被杀害、1000多人受伤、数千工人被捕的结果；1886年在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罢工中，警察向人群开枪、扫射和毒打罢工工人，造成200多人死伤。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及其残酷性。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还是不断向前发展着。

德国从19世纪70年起，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都表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德国工人在俾斯麦政府“反社会党人法”的限制下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斗争。正如列宁所说：“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11]《反社会党人法》没有收到俾斯麦政府所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之后，德国工人罢工的规模更加宏大，1891年2万名鲁尔矿工罢工，1892年2.5万名萨尔区矿工罢工，1896年德国总共发生了500次左右的罢工。法国在1905年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在里姆斯的总罢工中，有1.5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在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同样很高，1905年成千上万工人参加群众大会，为俄国工人募捐。1912年，英国矿工具有较高组织性地参加了大罢工，迫使企业主和政府做出让步。欧洲的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瑞典、荷兰等国的工人阶级也纷纷发动了具有政治斗争性质的大罢工。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及在政治上的成熟，无产阶级政党也在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中成长和成熟起来。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转向机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了分裂从而转入低潮。但是，战争开始之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很快认识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战争只是资产阶级为掠夺更多资源和财富的手段，而为战争付出高昂代价的却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因此，从1915年开始，西欧各国又相继出现了人民的反战斗争和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欧洲各国的革命形势再次出现。

二 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俄国1861年改革开启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从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逐渐融入世界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必定会创造大量的无产阶级，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相比，工作条件更艰苦，工作时间更长，而工资却更微薄，伤亡事故也时常发生，除此之外工人还得时时面对失业的危险。工人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可言，没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工人没有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官方的机构为工人发声。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俄国工人所处的条件使他们丧失了最普通的公民权利。俄国无产阶级在19世纪末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就相当于英国、法国等国家在19世纪中叶的水平。在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压迫下，俄国的无产阶级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的几次大罢工使劳动群众意识到自身的痛苦处境。除了具有革命性较高这个优势外，俄国无产阶级还有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集中程度高、组织性较强。到1913年，产业工人达到350万人，其中40%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工作，这便有利于开展工人运动。

俄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俄国工业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高的集中化水平，但是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村仍然保留着许多农奴制的残余。农民问题是近代以来一直困扰沙皇政府的大问题，历任沙皇或多或少都有过实行农民改革的想法。但是，俄国的农民制度就是沙皇统治的根基，一旦大刀阔斧地进行农民改革，势必会威胁沙皇的统治，威胁既得利益阶级的地位。然而，不改革只会导致农民问题日积月累并最终爆发，因此历任沙皇都小心地权衡农民改革的利弊，但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把问题继续留给继任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农民的境遇愈发糟糕，他们遭受着农业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比如，税收负担。俄国的工业大部分是靠沙皇政府举借外债而兴建起来的，为了偿还外债利息，沙皇不得不向农民征收重税。此外，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农奴制的残余，农民依然没有充分的人身自由，没有公社的允许他们不能随便离开公社，许多农民在20世纪初还得支付1861年的赎身钱。不满情绪在农民中间与日俱增。

社会普遍的不满总要通过一定的途径释放出来。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工人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到变成全国性的潮流。到了20世纪初，整个俄国陷入混乱之中。工人持续不断地游行和罢工，学生不断地罢课抗议，农民暴动更加频繁，而沙皇尼古拉二世始终信奉独裁专制制度才是维持国家稳定和进步的保障。沙皇政府的保守主义与人民大众渴望改革的矛盾随着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利而被彻底激化了。1905年1月，大约有20万工人和群众聚集在冬宫前，请求沙皇改革以摆脱国家和人民的困境，为了表示对沙皇的忠诚和爱戴，人们还恭敬地唱着“上帝保佑沙皇”的歌曲。然而，面对变革的潮流沙皇选择了消极的应对，沙皇政府调来军队残忍地朝着手无寸铁的人民扫射，当场打死数百人，这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流血星期日”。沙皇的仁慈形象在人民的心中彻底坍塌了，专制制度的罪恶顿时暴露无遗。罢工迅速转变为武装起义，在革命的压力下，沙皇不得不做出让步以维持其统治，沙皇允诺成立杜马，赋予公民更多权力。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由于其天生的软弱性并且害怕继续革命会危害自身利益，便认为沙皇的让步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到1907年后，革命逐渐退却并失败了，沙皇得以继续掌握国家政权。

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大多数人都认为革命不会再来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立刻把1905年以来积蓄的所有问题重新展现出来。沙皇政府想通过战争扩大自己的疆土，从而重新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然而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自然缺乏战斗的信心，他们只希望有和平、土地和面包。战争的失利和沙皇政府的无能使情况变得更为糟糕，饥饿造成的骚动促使危机迅速爆发。1917年3月8日，工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而这次口号比1905年时要响亮得多，“打倒沙皇”“打倒专制制度”成为起义人民的口号和奋斗目标。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士兵也加入起义中。到了3月13日，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占领了首都，攻下了冬宫，逮捕了沙皇的大臣。此时，远在前线的尼古拉二世已经无力挽回局面，只能宣布退位。

在二月革命期间，彼得格勒工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机构，成为民众和工人阶级起义的指挥中心。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政权机构——杜马委员会。从苏维埃实际掌握的权力来看，苏维埃完全可以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但是当时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奉行妥协投降主义的政策，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建立。但是，好景不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几个月后立刻发动了镇压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七月事变”，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政权全部落入资产阶级手中。

在革命中，列宁一直致力于探索国家的问题。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他越来越认识到国家政权才是革命的关键问题。资产阶级迫切地希望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不是为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是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国家就变成这个阶级谋利益的工具。资产阶级很清楚这个道理，但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或者因为没有考虑这么长远，或者因为受到资产阶级鼓动家的欺骗，或者因为受无产阶级内部机会主义思潮的错误引导，而无法认清国家政权对于革命的重大意义。列宁指出：“正是在革命中，我们随时会遇到看不清真正的政权在哪里这种情况。”“1917年3、4月间，人们不知道实际的政权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苏维埃手中。”[12]因此，弄清楚国家的问题，不仅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广大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具有最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列宁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且结合俄国的实际形成了系统的具有俄国特色的国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