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要知中国事[32]

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人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景汉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景汉先生1895年出生于北京通州，1917年留学美国，先后在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出任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D.Gamble）创办的北京社会调查所干事。1925年发表《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和《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从1926年起，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其间，1928年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开始在定县长达七年的实地调查，并在1933年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和《实地社会调查方法》。1949年到辅仁大学任教，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成立辅仁大学社会调查研究室，兼任主任。1953年担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1954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兼任调查研究室主任。1960—1978年先后到北京劳动学院和北京经济学院工作，1978年调回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底，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并将全部著作权和藏书资料委托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6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李景汉先生一生著述颇丰，是中国社会学的先行者，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

编辑出版李景汉先生文集，首先是兑现一份承诺，了却先师郑杭生教授未了的遗愿。

先师196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于1984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聘请李景汉先生为顾问。接受李景汉先生的委托，先师承诺编辑出版李景汉先生的系列作品，并在1986年正式出版了其代表作之一《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我在1989年进入师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有幸获得先师赠送一本。

在中国人民大学从学生到成为一名教师，我与先师相处二十多年，尽管他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非常繁忙，但我多次听到他关于编辑出版李景汉先生文集的打算。在一次搬迁办公室之后，他曾指着很多成捆的资料说，那些都是李景汉先生委托的，一定要挤出时间进行整理。

2003年，先师曾经重启定县（1986年撤县改为定州市）调查，已经有一些整理出版计划了。可是，时如流水，人生难料，2014年先师因病驾鹤，离我们而去。在整理先师办公室和藏书时，我特别关注了李景汉先生委托的所有资料，嘱咐一一装箱留存。从那时起，我们就想尽快组织出版李景汉先生文集，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也不负李景汉先生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的嘱托和厚望。

进一步说，编辑出版李景汉先生文集，也是出于一种推进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自觉。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三重挑战：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以科学思想为指导，接受社会实践检验。一代代学人在其学术生涯中以不同方式回应着这些挑战，推动着中国社会学的不断发展。

认真研究前辈们的学术思想，不仅是了解学科发展过程之必需，也是坚持社会学正确发展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之基础。先师郑杭生教授一再强调，社会学学科的基础建设离不开论、史、法三个部分，即理论建设、学术史研究和方法总结。但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学科如同其他不少学科一样，对于学术史的重视还有不足，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学史整理、分析和发掘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体现在专业人员和研究成果有限上，而且体现为社会学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缺失和短板。

自改革开放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相比数量众多的其他研究成果而言，中国社会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屈指可数的。进入21世纪，情况有所改观。郑杭生和李迎生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2000）、杨雅彬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下册，2001）、阎明的《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2010）等，都是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李培林等人主编了《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下册，2009）,《费孝通全集》（全二十册，2009）、《孙本文文集》（2012）以及吴文藻、潘光旦、陶孟和等前辈著作也相继出版，这些都是深化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厚植中国社会学发展基础的重要努力。我们编辑出版李景汉先生文集，可以说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我们编辑出版李景汉先生文集，还有教学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

“实事求是”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训，社会科学更应当直面社会实践，在深入实践、研究实践、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探索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先师郑杭生教授常常教导我们，中国社会学要“顶天立地”，既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立足学科前沿，有理论的高度，又要植根实践接地气，洞察实践的变动，了解人民的需求。可以说，脱离实践的社会学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是真正“专业”的，甚至是不合格的。

在教学科研实践中，我们也确实察觉到了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是学生构成发生变化，很多学生缺乏必要的社会体验，对实际社会的了解不足，特别是对农村了解很不够，从学堂到学堂的应试教育限制了他们接触和了解社会的机会；二是一些教师越来越依赖于文献和二手数据资料开展研究，注重自我表达、概念建构和追踪国外学术动态，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脱离中国实践倾向。因此，中国人民大学非常强调教学研究基地的建设，以强化实践育人、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学校的支持下，2015年，我主持了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重大规划项目“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河北定县农村百年演变的调查研究”，其核心就是想接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的文脉，再次启动定县调查，在深入全面持续的调查研究中培养学生、推进学术，把定县建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长期的教学研究基地。为了开展好这项工作，增进学生对定县历史的了解，训练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的实际能力，我们感到很有必要从系统学习研究李景汉先生的著述开始，因为李景汉先生在社会调查方面的体会和见解是十分深刻的，他组织的定县调查也享誉中外。所以，我们把整理出版李景汉先生文集列入了我们教学科研项目实施的一个部分。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工作团队。我本人是倡导者、组织者，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副教授，我的研究生何钧力担任编辑助理。参与搜集、整理、转录和校对工作的是学院的部分研究生和出版社编辑，他们是郝孟哲、韩佳、黄政、胡溢轩、贾雯雯、李阳、刘凌、马颖、谭芷晔、汪永生、杨峥威、张龙、张鉴、郑绍杰、周盼、周孟珂和盛杰等人。

正式开始李景汉先生文集的编辑工作，我们感受到了巨大挑战。

首先面临的是编辑内容确定的困难。编辑小组在整理李景汉先生委托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资料时发现，他留存的著述中虽然也有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手稿、照片、录音资料，但是并不完全。编辑小组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检索，赴国家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定州市图书馆等地查询，并参照上海书店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发行的《民国丛书》，以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等文献，广泛搜罗、细致甄别，才拟定了初步的编辑内容。好在李景汉先生留下了一份他本人确认的“公开出版著作目录”，方便了我们比照。但是，我们至少发现《罗道庄社会调查》和他在费孝通先生英文版《乡土中国》上的序言还是无法找到。

其次是文献转录工作非常困难。李景汉先生的主要著作发表于1949年之前，并且之后少有再版。因此，编辑小组通过广泛途径所收集到的著述多为竖排、繁体，字迹往往十分模糊，并且篇幅很大。这样一来，寻找排版厂的过程并不轻松，很多排版厂不愿意录入。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他们很费力地找到了专业的排版厂，在加大投入、延长时间的条件下才算解决了转录问题，但是依然有可能难以确保录入质量。

转录之后的校对工作是我们面临的第三个挑战。除了以上所说的竖排繁体、字迹模糊、篇幅很大之外，李景汉先生的大量著述为调查报告，其中所涉图表、数字、单位、符号等极容易出错。加之民国时期的诸多表述方式与现在完全不同，给编辑小组的理解造成很大的障碍。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学生，对竖排繁体文献的整理，实际上是一个再学习再认识的过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编辑小组开展了交叉反复校对。黄家亮副教授还通读全稿，逐字校阅，其中辛苦可想而知。最后还是得益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开展了大量细致的专业校对工作。

在文集的编排上，我和编辑小组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在综合考虑文献发表时间、主题和篇幅的基础上，侧重按照主题将整个文集分为六卷。

第一卷是“北京社会调查”。李景汉先生在北京开展社会调查始于1924年回国后，调查主题非常广泛，包括人力车夫调查、生活费调查、郊外乡村家庭调查、妙峰山香客调查、天桥调查，等等。正是这些调查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调查经验和在社会调查领域最初的声誉，也正是有了这些基础，他于1928年被晏阳初先生聘任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20世纪50年代，李景汉先生又就以前的一些调查主题进行了追踪调查，撰写了《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等经典论著。该卷收录李景汉先生关于北京郊外乡村家庭调查的两部著作及其他基于北京地区调查的报告、论文、序言等。

第二至四卷是“定县社会调查”。李景汉先生于1928年开始组织了著名的“定县调查”，直到1935年离开定县到清华大学担任社会系教授。在这七年间，除了因病回京休养等少数时间之外，李景汉先生都扎根定县，既开展了概况性调查，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专题调查，取得了广泛的调查成果，几乎包括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综合考虑主题和篇幅，我们将李景汉先生定县调查的成果分为三卷，主题分别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专项调查（上）”“定县专项调查（下）”。其中，《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是李景汉先生关于定县基本情况调查的总结性报告，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1933年出版后影响经久不衰。由于此书篇幅较大，我们将其单独作为文集的第二卷。经济调查是李景汉先生着力最大的专项调查，《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该书也曾单独出版。同样考虑其篇幅较大，我们将其单独作为文集的第四卷。文集第三卷则收录了李景汉先生定县调查的其他方面成果，包括赋税调查、地方自治调查、家庭调查、健康与卫生调查、土地调查、人口调查、消费调查、借贷调查、生活水平调查等。

第五、六卷是“社会调查总结”，收录的主要是李景汉先生在社会调查基础上对社会调查方法和社会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一些论著。其中，《实地社会调查方法》是李景汉先生1933年出版的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的全面总结。该书共16章，并开列了关于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调查成例的参考书目，系统论述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性、类型、历史、困难、途径和实际操作等，是当时社会调查方面的重要著作。考虑到本书体系完整、篇幅较大，因此作为文集第五卷。剩下第六卷的内容则较为庞杂，主要包括了李景汉先生以下方面的著述：第一，基于社会调查对于社会问题的反思，如《中国农村问题》等；第二，在离开定县之后开展的其他社会调查，如关于呈贡县动态人口的调查、关于凉山罗罗（“罗罗”二字为古卢鹿之音转，是当时对凉山一支少数民族的称谓）氏族的调查、关于摆夷（“摆夷”是当时对云南一支少数民族的通称）民族生活习俗的调查等；第三，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总结与反思，如关于社会调查运动的反思、关于县单位调查的反思、关于边疆社会调查的反思等；第四，1949年之后发表的少量文字；第五，少量无法纳入前面几卷的其他文献。

编辑整理李景汉先生论著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学习的过程。

对我个人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李景汉先生论著中所体现的强烈的实践关怀或者实践自觉。这种意识大概与其在美国的学习经历有关。根据先师郑杭生教授的回忆，李景汉先生曾亲自讲过一个细节：他在美国学习期间，有一次课程讨论涉及各国人口问题，任课教师询问李景汉先生中国人口数、性别比、工资情况和土地分配等信息，由于当时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调查统计，李景汉先生都回答不上来，而教师询问同班日本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等相关情况，他们都能有根有据地加以回答。这次经历使李景汉先生局促不安、备受刺激，他把这种中国人不知中国事、不重视调查统计的情况看作是国耻，发誓要开创了解中国的社会调查事业。后来，他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收入本文集第五卷）一书中，一开始就指出了我国学习西方不断失败的现实，虽然“举凡一切欧美富强的方法，我们无不采用”，但“结果与期望不合，且往往适得其反”，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没有彻底的，深刻的，根本的，恐怕连相当的也没有了解中国的自身，极少的人以冷静的态度，牺牲的精神，科学的头脑，专心致志、连续不断、精密准确的下死工夫来探索中国社会的性质，寻出真正的弱原”,“数十年来都盲目的随人脚跟，囫囵吞枣。喊口号，贴标语，如五彩气球之外面冠冕堂皇，内容空空洞洞，一捏即破”。所以，“若要真的找出一条救国的出路，真的要获得有相当把握的建设国家之适当的办法或步骤，必先真的了解中国本身的内容”。很显然，正是这种强烈的实践自觉，使得李景汉先生立志开展科学、系统的社会调查，以便透彻地了解中国社会真相，有效地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建设。

除此之外，李景汉先生以学术为业的精神也令人敬佩。1924年他留学回国后曾给自己立下了“三不”戒条：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给军阀当爪牙。他的志愿就是毕生搞社会调查，把中国基本国情搞清楚。因此，他的每一个调查都做得扎扎实实、可圈可点。他还认为，社会调查是一项事业，要把事业做好，需要有坚定的信仰，并以此感动别人，赢得别人的支持和尊重。如果把社会调查当作一种普通的职业，满足于按部就班，就做不出大成绩来。在实际调查工作中，李景汉先生还体现出非常科学、非常专业的学术修养，可以说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李景汉先生也认识到社会调查对于促进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价值，并自觉承担起这一使命。他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中指出，“社会调查是产生中国社会学的基础”。有感于当时中国“所用的社会学课本皆为洋文原本或译本，纯为外国社会之材料。近来书店中充满了关于社会学的出版物，及至打开一看，皆属东拉西扯的杂凑成篇，缺少本国的材料，尤其是有系统的材料”，李景汉先生指出：一方面要把已有散乱的材料尽量搜集整理，归类分析，使有系统；另一方面，要抓紧调查社会之各种实况，供给社会学家之研究。如此，才能根据中国社会之事实材料渐渐产生中国的社会学。

不仅如此，李景汉先生开展的社会调查工作也体现了对推动社会建设的责任。他明确指出：社会调查要特别注重应用，而不要纯为研究学理，求得知识，只“为调查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

总而言之，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编辑出版李景汉先生文集，不仅具有提供史料的重要价值，而且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前辈社会学家的见识与情怀，这些见识与情怀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学发展来说，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深入地发掘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并弘扬光大这一传统，把握好中国社会学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中国人民的正确发展方向，才能开创中国社会学的美好未来。

但是，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囿于历史局限，李景汉先生在个别少数民族称谓、研究资料汇集以及针对当时事件的观点方面，或有可斟酌之处。考虑到尊重原著，我们未加改动，适当做了说明。同时编辑李景汉先生文集既有客观困难，也有主观不足，因此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当代版”文集一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讹之处，甚至还存在某种可能的误识误读。我们诚挚地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以便不断完善社会学经典著作的重印出版工作。我相信，这样一次编辑整理的经验，对于参与其中的人，特别是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无论是一般文化意义上还是专业学术意义上的不足。同时，我们也能在编辑过程中汲取不少的智慧和营养，从而有利于当下的学业和未来的事业。

最后，本书历时多年得以出版，应该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重大规划项目“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河北定县农村百年演变的调查研究”的资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教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少杰教授的大力支持。感谢黄家亮副教授、何钧力同学和全体参与人员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张美芳教授和刘江霞老师在历史录音资料的恢复处理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帮助，特此致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潘宇编审、策划编辑盛杰，以及其他各位编辑老师为本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向多年的老朋友致以特别谢意！

时值先师郑杭生教授辞世五周年，本文集得以出版，也算是一种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