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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顾颉刚（1893—1980）是20世纪海内外知名史家。他一生在中国古史、民俗、沿革地理、边疆与民族等领域辗转探索，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最具本土原创性的史学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观念革新，由此引发的“古史辨”至今余波仍在。他为求得解释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现象的眼光和方法而展开民俗探索，不仅建立了民间故事研究的经典范式，而且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的建立。他为补足考辨古史所需的古代地理知识而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又为推动沿革地理研究而开课授业、创办刊物、成立学会，培养了大批历史地理学专门人才，被誉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他于民族危亡之秋，走上书生报国之路，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中华民族一体性展开的历史论证，不仅直接反驳了“满蒙非中国”的侵略理论，也构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概言之，就学术创造力而言，顾颉刚是20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史家之一，他的史学成就也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绕不开的话题。

顾颉刚取得的成就主要受益于其古史研究，即便是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论证，也与其古史观念一脉相承。然而，自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的近百年来，学界批评最多的也是其古史研究，而且，学界批评的视角是随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而转变。比如，20世纪20年代，无论批评他疑古过激，还是批评他方法不当，乃至批评他有损“世道人心”“动摇国本”，大致都是围绕打破旧古史展开。但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推进，学界批评他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的声音，则随之越发明朗；而随着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特别是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学界批评他不能用人类学、社会学解读传说材料以建构社会发展史的声音，又随之增多。诚然，我们可以说这些“不能”是事实，但这些“不能”是不是“层累”说本来的诉求，是不是“层累”说所应担负的时代使命，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否则，若中国上古史研究每进展一步，我们都回过头去批评顾颉刚的“不能”，那这种批评的价值何在是值得怀疑的。再如，近百年来，学界对顾颉刚批评最多的，是他抹杀“古史”，怀疑“历史本身”；而随着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潮起潮落，又有观点认为顾颉刚并没有否定历史本身，而是将传统古史的层层伪作及其构造过程，全都当作垃圾废物甩掉不要。那么，这二者之间到底孰是孰非？如果顾颉刚全都怀疑、抹杀、甩掉不要，那他穷尽一生在考辨什么？如果顾颉刚把传统古史的层层伪作及其构造过程都甩掉不要，那他的“惟穷流变”又在“穷”什么的“流”和“变”？这里，我们并不是说上述观点全无道理，更不是说顾颉刚的古史观念不可批评，而是想说我们在批评之前，首先应当明了顾颉刚的古史观念是什么。

与之相关的，是顾颉刚古史观念的演进问题，或者说是其古史观念变与不变的问题。顾颉刚提出“层累”说以后的20世纪20—30年代，正是中国古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史语所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提振了人们重建上古历史的信心；唯物史观社会史的勃兴，也为古史重建提供了新的方法视角，特别是面对同样的古史传说材料，唯物史观者可以得出与顾颉刚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些都对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形成一定冲击。那么，面对这些新材料、新视角、新方法，顾颉刚的古史观念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发生了何种变化？此后，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论证中华民族一体性以求团结御侮成为时势所需，至少从表面看来，这与常被视为有损“世道人心”乃至“动摇国本”的疑古辨伪，是相冲突的。那么，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论证与其古史观念是否冲突？概言之，自1923年提出“层累”说以后，顾颉刚的基本古史观念是否因学术发展或时势需要的影响而发生过改变？

学界对此已有一些探讨。例如，杨向奎认为1930年《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标志着顾颉刚“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1]，我们若不考虑经学问题，这一观点也可以说是认为顾颉刚坚持着疑古辨伪立场。彭明辉提出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是因为意识到“一味地辨伪有走入虚无主义的危险”，所以由“疑古”走向了“审慎释古”，这就涉及顾颉刚古史观念、立场的转变问题。[2]费孝通认为抗战时期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其“古史辨”在思路上存在“没有解开的矛盾”，这实际也涉及顾颉刚古史观念、立场的转变问题。[3]此外，德里克认为，受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影响，顾颉刚在治学方法上出现了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变的迹象。[4]还有学者认为受考古学影响，193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关注点从“史实”转向了“观念”，等等。若仅从各自立论视角看，这些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若将之拢归顾颉刚身上，在如此短的时期内（除费孝通观点，其他都在1930年前后）他是否会出现如此多的调整或转变，特别是在古史观念、立场方面，似乎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顾颉刚一生都在研讨中国古史问题，若说他对所有问题的认识都不曾调整或改变，那是罔顾事实；但他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基本古史观念的改变，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顾颉刚对禹的来源的认识：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他认为禹是动物，出于九鼎；同年，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他就改称“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到20世纪30年代的《州与岳的演变》和《九州之戎与戎禹》等文中，他又认为禹是西方戎族的宗神。但无论具体观点如何改变，顾颉刚都没有改变禹的神格，没有给禹以人王的身份，亦即没有改变其“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没有越出其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打破”。“层累”说是对旧有中国古史系统、古史学说形成过程的一种动态描述，随着中国古史研究的推进，顾颉刚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可能会发生改变，这些改变甚至会导致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的调整，但调整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层累”造成这一基本判断的否定，也不一定意味着顾颉刚古史观念的根本改变。

再从相对宏观层面，就顾颉刚的研究领域来看。20世纪20年代，他提出“层累”说引发了古史讨论，但几乎是同一时期，他也在进行着民俗探索；1930年前后，他旨在求证“层累”说的系统论著大量问世，但几乎又是同一时期，他也展开了沿革地理研究；1940年前后，他为求得各民族团结抗日而论证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同样又是在同一时期，他也在筹划续编《古史辨》，并发表了强调古代巴蜀文化独立性，旨在拆解古代巴蜀与中原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有不可分割关系之旧说的《古代巴蜀与中原关系说及其批判》。这样，从一方面看，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会呈现出一番景象，从另一方面看，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可能又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这或许也是学界对于顾颉刚的古史观念提出诸多“转变”说法的原因。因此，我们讨论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与不变，应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即他以“层累”说、四个“打破”为核心的基本古史观念是否发生改变。

总之，无论对顾颉刚的古史考辨褒贬毁誉，我们若要作出客观合理的评价，首先都应明了顾颉刚的古史观念是什么，以及他本人后来是否有所调整。因此，本书拟在厘清顾颉刚的基本古史观念的基础上，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他在民俗、沿革地理、边疆与民族等领域的辗转探索与其古史观念存在何种关联；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其古史研究存在哪些变与不变，其基本古史观念是否发生改变。

二学术史回顾

学界关于顾颉刚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已有不少成果，在此仅就与本书论题关系密切者，略作论述，疏漏之处，敬请方家谅解。

（一）关于顾颉刚古史考辨的整体性研究

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一书[5]，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解释顾颉刚学术思想的演进，不乏深刻见解；但其中有些分析，将顾颉刚学术思想过度嵌套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脉络，对顾颉刚的个性及其学术的整体性有所损害。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以顾颉刚古史研究为中心，将其民俗、历史地理等探索融于一体，提出顾颉刚“1928年前重疑，三十年代尚辨，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说法，是对顾颉刚相关研究的一次重要推进。[6]同年，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顾颉刚一生的学术面貌，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顾颉刚的重要观念和著述。该书虽有一些特定时代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了解顾颉刚古史观念的重要著述。[7]

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一书，以《古史辨》的出版为主要依据，将1949年前顾颉刚学术思想演进分为三期。该书优点是对顾颉刚相关著述研读细致，在具体问题上不乏独到见解；不足之处在于，《古史辨》收录各篇文章的撰写发表时间，与各册《古史辨》出版时间并不一致，有些甚至差异较大，所以，以《古史辨》出版为主要依据的历时性研究，并不符合顾颉刚“疑古史学”演进的实际。[8]

张越《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专设两章回顾“古史辨”相关讨论，史料充实、分析详尽，厘清了不少重要问题，是研究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和“古史辨”相关问题的重要论著，也为本书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了较大便利。[9]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一书，提出以1939年为界，顾颉刚治学分为前后两期的说法。作者以《浪口村随笔》为依据虽欠妥帖，但1939年确实是顾颉刚治学阶段出现调整的重要节点。[10]

此外，顾潮和顾洪《顾颉刚评传》、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刘俐娜《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等，对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学术思想，也有较为平实、客观的论述。[11]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黄海烈《顾颉刚“层累说”与20世纪中国古史学》等，对顾颉刚古史研究作了专题探讨。[12]

（二）关于顾颉刚古史观念的来源与特点的研究

顾洪《论古史辨学派产生的学术思想背景》和王煦华《试论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两文，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来源和特点有较为全面、平实的论述。[13]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中，较为深入分析了晚清今文经学与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关系。[14]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在王汎森一书的基础上，有所延伸。[15]

从理论层面剖析顾颉刚的古史观念者，以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一文较早，该文肯定“层累”说在历史文献学上建立了“新典范”，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16]近年来，相关学者着重从认识论或知识论层面分析“层累”说及相关命题，如汪乾明《顾颉刚疑古史学思想探微》指出：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等观点，实际上是触及了史学思想中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史实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我们是如何构造我们的历史的”[17]。王学典和李扬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李扬眉《“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等文，也采用了大致相同的视角。[18]另外，李幼蒸《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一文，认为顾颉刚“文本分析的目的不在于通过直接观察来证事之真伪，而在于通过文本分析来间接证明文本指涉关系之或真或伪”,“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19]从认识论或知识论层面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认知。

关于顾颉刚古史观念的来源和特点争议较大的：一是顾颉刚古史观念与日本疑古史学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参与讨论的学者如刘起釪、李学勤、钱婉约、吴锐、李孝迁、虞云国、廖名春、陈学然、李长银等。二是由张荫麟提出的顾颉刚古史考辨方法违反“默证”适用限度问题。2007年，彭国良《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提出：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实际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伪命题。[20]2010年，宁镇疆《“层累”说之“默证”问题再讨论》对彭文提出批评，认为“层累”说“搁置”与“移置”历史本体，均存在问题。[21]2013年，乔治忠《张荫麟诘难顾颉刚“默证”问题之研判》又对“默证”适用限度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张荫麟之“诘难”存在的逻辑和史实错误及其消极影响，进行了详细剖析。[22]长期以来，学界因为没有发现相关材料，多认为顾颉刚默认了张荫麟的批评，事实上，顾颉刚对“默证”问题有所回应，只是没有提张荫麟的名字。

（三）关于“破坏”与“建设”,“信古”、“疑古”与“释古”的关系问题

自“层累”说被提出以来，学界对顾颉刚“破坏”上古史的批评就未曾中断。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顾颉刚“疑古”的目的是“建设”真古史，他的“破坏”是为“建设”扫清尘障，二者是继承而非对立关系。[23]讨论“破坏”与“建设”的关系问题，大多会涉及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古史重建，余英时《学术思想史的创建与流变——从胡适与傅斯年说起》一文，比较客观地指出了二者在推动中国上古史学发展上的继进关系。[24]李扬眉《学术社群中的两种角色类型——顾颉刚与傅斯年关系发覆》对此也有客观的分析。[25]但是，也有学者为了抬高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地位而刻意贬低顾颉刚，甚至试图将诸如“疑古”“层累”等观念，都尽量挂靠在傅斯年名下，这种做法有失公允。[26]

关于“信古”、“疑古”与“释古”的关系，张越《对信古、疑古、释古说的重新认识》、《〈古史辨〉与古史辨派析》等文有专门辨析。[27]张京华《“信古”“疑古”“释古”论评》也指出这些概念的时代性。[28]大致而言，冯友兰提出“信古”、“疑古”、“释古”等概念，主要是就当时古史研究的大致趋向而言，并不具有严格统一的标准。“信古”的“古”是“伪古”,“释古”的“古”是“真古”，而“疑古”的“古”虽是“伪古”，但它本来就是为了求“真古”，所以，“信古”和“疑古”对象相同，“疑古”和“释古”目标相同。

我们认为，考察顾颉刚古史观念的演进问题，若运用“破坏”与“建设”,“信古”、“疑古”与“释古”等概念，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除“信古”外，“疑古”和“释古”、“破坏”和“建设”在学术价值方面，没有高下分别。正如冯友兰所说：“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孰轻孰重。”[29]但在有些学者的著述中，贬低“疑古”、“破坏”，抬高“释古”、“建设”的意图，事实上是很明显的。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预设价值，才会出现试图通过证明顾颉刚古史研究中本就存在“建设”的一面或顾颉刚转向“释古”、“建设”，来肯定或否定其古史研究的做法。第二，就当时的史学界而言，这些概念有其对应的研究取径。大致而言，“疑古”、“破坏”对应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研究，“建设”、“释古”则对应借重考古材料、利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古史研究。顾颉刚为了证明中国旧有古史系统乃“层累”造成，会从正面去做一些考实性工作，而且这些考实工作有时颇具系统性；同时，他在相关考辨中也会进行“解释”，包括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顾颉刚转向了“建设”或“释古”，因为这些工作背后的宗旨，可能仍是为了辨伪、为了证明“层累”说，和当时学界的“建设”、“释古”不是一回事。所以，如果我们在相关讨论中必须使用这些概念，也应注意其时代内涵，避免望文生义的附会。第三，我们讨论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与不变，可以适度采用“破坏”和“建设”等二元的框架，但不宜将之绝对对立起来，否则，容易忽略二者针对对象的不同，甚至给人以“破坏”就是反对“建设”的印象。事实上，顾颉刚“破坏”旧古史并不反对“建设”新古史，而在“古史辨”之后，恐怕也少有学者会坚持旧有古史系统不应“破坏”，只是对于“破坏”程度的认知或有不同。所以，若将“破坏”和“建设”绝对对立起来，也会影响我们对民国时期中国古史研究演进路径的客观认知。

（四）关于顾颉刚民俗探索的研究

顾颉刚在中国民俗学科建立过程中的贡献，如发起学术运动、组织学术机构、创办学术刊物等，施爱东《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一书有详尽论述。[30]

故事学方面。从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家，到陈泳超、户晓辉、施爱东等学者，基本都认同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为故事研究乃至民间文学研究建立了现代“典范”。[31]

神话学方面。张铭远较全面地概括了顾颉刚“学术思想来源和构成”“演变观的形成”“神话研究的基本原理”等。[32]赵沛霖论述了顾颉刚在神话研究方面的拓荒价值，如对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构建、对中国古代神话系统的独特把握等。[33]刘宗迪、吕微、施爱东等学者则着重发掘了顾颉刚神话研究的理论价值。如刘宗迪分析了顾颉刚等人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中的基本范式，以及这一研究范式的西方学术资源[34]；吕微则比较了顾颉刚的神话研究与西方现象学、后现代主义的相似性[35]；施爱东则以西王母为例，探讨了“层累造史说”的方法问题。[36]

故事、神话研究与古史研究关联方面，以王东杰的探讨较为专深。他以“故事眼光”与“古史研究”为线索，讨论了“疑古”与“释古”的相通之处。[37]另外，韦勇强、赖国栋等也讨论了顾颉刚古史研究得益于民俗探索之处。[38]

关于顾颉刚民俗探索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认知。不过，关于顾颉刚民俗探索与其古史研究关联的探讨，则相对有待深入。二者相通之处，学者一般都已注意到，但是，故事研究与神话研究在顾颉刚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是存在差异的，而且，民俗探索对顾颉刚古史研究的重要影响，也绝不仅仅体现在“层累”说的思想来源方面。

（五）关于顾颉刚沿革地理研究的相关问题

当年参与禹贡学会、《禹贡半月刊》相关活动的老一辈学者，如杨向奎、王树民、侯仁之、朱士嘉、史念海等，撰写的回忆性文章，基本已收入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39]另外，学界对禹贡学会、《禹贡半月刊》内容、特点，也有一些介绍性文字，如《史学史研究》资料室《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顾潮《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朱守芬《顾颉刚与〈禹贡半月刊〉》等。[40]这些文章，为我们研究顾颉刚沿革地理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较多方便。

与本书论题关系密切者，是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初衷与《禹贡半月刊》的后期转向问题。值得重视的成果，一是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一书。该书通过大量数据统计，为我们揭示了《禹贡半月刊》的内在特点。不过，该书认为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表明其古史观念从“疑古”转向“释古”，并不符合实际。[41]一是王江的博士学位论文《〈禹贡〉半月刊研究》。作者对《禹贡半月刊》的创刊缘起、后期转向及其与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其中对过去学界将《禹贡半月刊》创刊置于民族主义语境下的做法提出的质疑，尤值得重视。[42]

（六）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相关研究

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等，主要从民族理论发展角度分析了相关论辩。[43]罗新慧《顾颉刚先生对古代民族融合的考察》是为数不多着眼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发掘“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学术思想资源的文章，值得重视。[44]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一文，考察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如何在求真与致用的价值取向上寻求平衡，认为其“内在深刻的矛盾纠结仍始终存在”。[45]另外，刘俐娜等学者还梳理了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学术活动与思想。[46]

三关于本书的说明

本书力求在全面梳理顾颉刚相关材料的基础上，首先厘清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说、引发“古史辨”时期，其基本古史观念是什么。然后依循顾颉刚学术发展历程，分别考察他在民俗、沿革地理、边疆与民族等领域辗转探索的动机和宗旨，以及这些探索与其古史考辨的关联。在此基础上，考明1923—1949年，顾颉刚古史考辨的特点存在哪些改变与不变，其古史观念是否发生根本性改变。鉴于顾颉刚治学范围较广，学界相关争议较大，因此，对本书略作说明如下。

第一，本书主要讨论顾颉刚的基本古史观念是什么及其变与不变，不讨论其具体观点的对与错。因为即便我们讨论对与错，首先也应明了“是什么”。

第二，本书讨论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与不变，主要以其相关研究的旨趣为判断标准，而不以其文字特点、行文风格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观点等为判断标准。当然，如果某些具体问题对于考察顾颉刚古史观念意义重大，则另当别论。

第三，本书以1949年为讨论下限，主要考虑到此后顾颉刚古史考辨的进路，受外力干扰较大，笔者学力有限，对其中某些问题无法作出恰当判断。所以，仅取已发表论文《唯物史观与1949年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作为附录，以见1949年后顾颉刚古史观念之大概。

[1]杨向奎：《论“古史辨派”》，载顾潮编《顾颉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页。

[2]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48页。

[3]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载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5—249页。

[4][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5]该书1974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1984年由梅寅生译成中文，台北华世出版社出版。

[6]该书198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岳麓书社出版。

[7]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

[8]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

[9]张越：《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