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顾颉刚（1893—1980）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开创了“古史辨”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领域的奠基者。他的著述涉及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自从顾颉刚创立“古史辨”相关学说以来，伴随着的争论与批评，从未停止过，一直持续到今天，焦点就是如何评价他的古史观念。这既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关键。
李政君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这部专著，正是以顾颉刚的古史观念为研究对象，放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段（1923—1949年）中进行考察，将顾颉刚多方面的学术成就，跟他古史观念的探讨结合起来，多维度地考察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建构与演变，立体呈现了顾颉刚的学术体系，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
政君硕士期间，在乔治忠教授的指导下，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三年间，他学习非常勤奋，不仅认真研读课堂上老师布置的书籍，更系统阅读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就包括《梁启超全集》《胡适全集》《顾颉刚全集》等现代著名史家的文集，打下了扎实基础。乔老师退休后，他跟随我读博士，很快就决定博士论文选题，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推进对顾颉刚史学的研究。他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受到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随之，他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左玉河教授做博士后。经过两年的训练，对书稿作了充分的修改，而今即将出版，可喜可贺！
本书紧扣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与“常”（不变），揭示他在20世纪20—40年代，是如何提出、建构、丰富、完善其“古史辨”学术体系的。全书除绪论、结论外，主体七章。首章讨论顾颉刚的成长经历，次章揭示顾颉刚考辨古史的基本观念与特点，然后按照时间先后，分别讨论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的民俗探索；30年代考古学与唯物史观社会史对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影响；他的沿革地理学研究与古史研究的关系，以及在抗战民族危亡时期他治学理念的变化；最后讨论40年代顾颉刚古史观念的演变特点。总体而言，在作者看来，顾颉刚古史考辨的特点，20年代为“大胆假设，提出问题”; 30年代为小心求证，夯实基础，拓展领域，调整方向；40年代有意识地清理整合先前的古史成果，“从考索之功进入独断之学”。这样将顾颉刚前半生的学术，给予动态而整体的梳理，清晰地呈现了顾颉刚古史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历程。
综合而论，鉴于学术界对顾颉刚及“古史辨”的研究甚多，但又纷繁复杂的状况，本书作者采取回到顾颉刚的原著中去，按照时间顺序，一方面梳理顾颉刚的学术意向与学术轨迹，另一方面也关注时代变化对顾颉刚学术的影响，两相结合，尽可能作出客观而平实的评断。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潜心研读顾颉刚原著，将顾颉刚的学术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清晰地呈现顾颉刚古史学说的独创性、阶段性和整体性，进而指出顾颉刚在研究领域上的拓展，并未改变他的古史认识，而是丰富和完善他的古史认识体系。
如何理解顾颉刚的古史学说，学术界分歧很大，也是评说的关键，本书第二章重点讨论这个问题。作者看来，顾颉刚的古史学说应该包含三个方面内容：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所提出的“层累”说；《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的四个“打破”的观念；借助“历史演进方法”，考辨旧有古史观念、学说如何流变，解释旧有古史系统如何构成。三者构成顾颉刚完整的“古史辨”学说体系，缺一不可。作者特别强调关注的是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迁。这是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基本认识以及研究古史的基本方法进行探讨，奠定全书的论述基调，也体现他研究的独到之处。
自从“层累”说提出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有人认为顾颉刚古史观念也在“变”。本书从第三章开始，逐一讨论顾颉刚的研究领域与他古史学说的关系，因为顾颉刚之中国古史“层累”说影响太大，受到多方质疑，所以他“在考辨古史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自辨，反复向学界阐述自己所要探究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什么”，促使他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古史学说。即如作者认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主要是为了辅助其古史考辨，而非其“层累”说的思想来源。纠正学术界的一些错误而模糊的认识，与此相关的某些民俗学研究，也是为辅助其古史研究的。进而指出，“1930年前后的顾颉刚，正在对其‘层累’说展开系统求证，正以实际研究逐步支撑起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假设……他的古史观念是不会改变的。”当时顾颉刚刊出了一系列论著，如《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三皇考》《汉代学术史略》等，都是其古史体系建设的体现。他的沿革地理学的研究、《禹贡》半月刊的创办等，都是他建设古史学说的努力。这样，从顾颉刚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上，清晰地呈现他在研究领域上的“变”，正是为了完善他的古史体系，这就是他一直坚持的“常”。
第二，学术研究总要回应时代的需求，这也是学术界强调顾颉刚古史观念“变”者的理由，但本书作者认为，顾颉刚面对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在“七·七事变”之后，举国抗日运动中，他的治学理念虽有调整，但是他建设完善古史体系的努力没变，而他对古史认识的基本观点也没变。
20世纪30年代，随着唯物史观社会史大论战的展开，给中国古史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尽管对于材料的解读，跟顾颉刚的古史辨研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是顾颉刚只是提出“收缩阵线”的说法。作者解释道：“‘收缩’不是‘退缩’，而是顾颉刚对自己所探研的古史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定位。”但他所关注的领域和研究的旨趣都没有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顾颉刚的治学理念虽有所调整，但他的古史观念并没有改变。促使顾颉刚改变“为学问而学问”治学理念，更重要的活动应是1931年4—5月的辛未访古，使他产生经世济民的思想；抗日战争则进一步促使他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1939年他刊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他经世济民思想在学术上的体现，但并不违背他一直在建构的古史观念。
而许多学者对于顾颉刚古史认识，总是基于一些概念，如“信古”“疑古”“释古”“破坏”“建设”等，这些概念本身就有其特定的内涵，作为讨论顾颉刚古史体系，并不能完全适用。即如对于“建设”现象的理解，作者指出：顾颉刚“有些考辨固然表现出某种所谓‘建设’现象，但其本身并非目的，而主要是顾颉刚‘辨伪’的手段，是为‘辨伪’提供更为客观、可靠的证据。这种所谓‘建设’现象，和傅斯年等人借重考古材料重建上古信史，和社会史研究者借助唯物史观从旧材料中解读出新信息，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疑古’并不意味着不能‘建设’新古史，而‘建设’新古史，也不意味着不能坚持‘层累’观念。”这样的论断，显示作者独到的眼光。
因此，在考察顾颉刚古史学说的“变”与“常”的问题时，充分考虑他所在的时代，将他个人经历、心路历程与时代变迁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回应各种学说，进而提出他独到的看法，显示作者独立思考、努力提出新说的优良的科研作风。
最后，全书视野宏阔，考证细密，新见迭出。
因为顾颉刚重要的学术地位，本书中心论题是顾颉刚古史观念的演变，但涉及20世纪前半期几乎所有重要的史家。书中涉及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等诸多史家的学说。同时，因为研究顾颉刚及“古史辨”的成果甚多，论述中也相当重视回应前人的学术观点。这样两方面的关照，显示出作者过硬的科研能力和宽阔的学术视野。
尽管顾颉刚的研究成果甚多，本书中还是从源头开始进行研究，通过对顾颉刚学术发展历程，透过对他著作的研究，提出很多新的说法。即如针对有人说顾颉刚开始阅读《旧约》是1923年5月受胡适的影响，作者指出大约在十年前顾颉刚在北大预科读书时，选定八种书按日圈点，其中就有《旧约》，进而指出顾颉刚早在接受胡适教育之前，就已经有意识地学习西学了。又如指出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关注、《老子》一书年代的“早出”与“晚出”问题的论证、辛未访古对他治学理念的影响等，都可圈可点。
总之，这是一部通过细致研读史料，将顾颉刚个人学术心路历程与时代背景考察有机结合，视野开阔，新见迭出的优秀学术著作。
一直以来，政君治学刻苦用功，工作兢兢业业；待人接物，踏踏实实，有口皆碑。本人并不是研究顾颉刚史学的专家，政君恳请，故不揣浅陋，略述政君大著要旨如上，以向学林推介，并借此祝贺政君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孙卫国
草于庚子正月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