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在当今史学界，能够令我看到之后心神鼓舞的好事情，一是有新的学术才俊显露头角、茁壮成长；二是一些学术难题被攻克，或者流行的旧说被否定。如果否定旧说和攻克难题的人员恰是新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那就是好事之中的大好事。李政君博士研究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著作即将出版，请我撰序，读其佳作，欣然命笔。深信此书的出版，应当就属于学界呈现出的大好事之一。

政君于2010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习史学史专业，我忝为指导教师，很快就对他勤奋的治学精神、稳重的处世作风产生深刻印象。这一年，我以发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为标志，表现出不再专做中国古代史学史研讨，而强力涉入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趋向。政君入学正当其时，所以很希望他选择探讨相关的问题。转年之后不久，政君就在我的提议和相互协商、讨论后，决定以研究顾颉刚及“古史辨”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2013年硕士论文《顾颉刚之汉世上古史说研究》撰成，这是很为成功之作，许多新知创见，都萌生于此，遂顺利毕业并且取得硕士学位。此时，按南开大学的规定，我已经到了不可继续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年龄，政君则考上孙卫国教授名下博士生，仍在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继续深造，并且仍然进行顾颉刚学术思想的研究。同一课题的延续，有利于深化学术认识，取得更好的学术业绩。博士学位论文《顾颉刚学术思想演进之研究》，比硕士学位论文的视角显著扩展，精细地梳理了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变化与进展，得出其基本理念始终坚持的结论。目前这部即将面世的著述，就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书名的更改，更直接点明论述的要点与核心，即顾颉刚在对中国上古史的基本理念始终坚持的前提下，学术关注与论说表述上确有着与时势相通的变化和演进，学术界谈论顾颉刚史学活动的许多误解和判断，都是不能成立的。

在20世纪诸多的大史学家之中，要问谁获得的评议最多而且褒贬参半？恐怕非顾颉刚先生莫属了。赞扬其发动一次史学革命者有之，认为他“疑古太过”造成冤假错案者有之，指责其对上古史只是破坏而不建设者有之。也有存心恶意诋毁者，说他败坏世道人心，说他贬低中国上古文明、腰斩中国历史而且做了日本侵略者所欲求之事，说他违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等，不一而足，都是“与时俱进”地制定个很肮脏的帽子扣了过去。还有人努力寻求顾颉刚学术宗旨的变化，比如在民族危机时刻，说他从“为学问而学问”转变为以学术活动救国的爱国主义，说他后期的治学已经逐渐从疑古转化为考信。这或许包含着一片好心，替他挡一挡攻击；也或许是借此宣布顾颉刚本人也已经“改邪归正”，大家可以普天同庆地一起做信古、复古的美梦了。如此看来，顾颉刚在史学界不仅是说不完、道不尽，而且还有说不清、道不明之虞。顾颉刚的几十年治学历程，学术宗旨与学术风格到底有无改变？怎样改变和怎样不变？政君的这部著述，就要将之讲清楚、道明白，讲清道明之后，顾颉刚的学术成就、学术精神也就一清二白地得以展现。

在这部卷帙不大的书中，突破性的创新见解随处可见，试举数例如下：

在顾颉刚学术生涯的早期，曾经进行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卓有业绩。政君此书指出：顾颉刚在早期的民歌民谣研究中，发现各地、各时代民歌多有演变，其中具有很多踵事增华的成分。顾颉刚后来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念，而先前对民歌民谣的研究是“层累”说的思想来源之一。作者的这个揭示相当重要，顾颉刚对于上古史的基本理念既然存在自己治学的先期来源，就不能够再指责为因袭了日本学者的疑古学说，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得自胡适等人影响。

本书考察了顾颉刚对于中国上古地理沿革和地理观念的研究，正确地认识到“顾颉刚研究地理沿革，本就是‘古史辨’的题中应有之意”，顾颉刚的上古地理学研究，“是要考察传统地域观念是如何‘层累’而成，符合‘古史辨’的理念”；还指出“辨伪是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开路先锋，辨伪的自觉是现代史学的首要特征，中西皆然。而这也正是顾颉刚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所做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因此，我们不必因一些尚未明朗的争论，去过多强调‘建设’而刻意回避‘辨伪’和‘破坏’”。请看，这是多么精到的论述！

非但如此，作者还实事求是地论证了顾颉刚于1934年创办《禹贡半月刊》，最初动机仍“是为了研究沿革地理，研究沿革地理则是为了解决‘古史辨’所讨论的问题”，只是后来才注入对民族危机的关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禹贡半月刊》的旨趣作了调整，特别关注边疆地理和民族问题。尽管顾颉刚开始理解学术经世致用的观点，办刊组稿中“因现实需要而着重突出了某些内容，但他并未歪曲史实以迎合现实”，守住了求真务实的学术底线。

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宣称“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这从字面上来看，似乎与其考辨古史之“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理念存在冲突。费孝通就曾起而论辩，认为古人构建的“民族出于一元”之说，象征着古代各族的“联宗”。顾颉刚“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则将之拆成一堆垃圾，而现在又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力求消除民族差别，这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矛盾。费孝通不同意顾颉刚急于消弭民族差别的激进愿望，是正确的，但对于顾颉刚整体的思路却颇有误解。本书作者指出：在顾颉刚的心目中，“打破民族出于一元”是揭示了古史的真相，而“中华民族是一个”乃为历史发展中逐渐实现的事实，也是中国一致对外的意愿，应当予以大力推动。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资源，不能依托于古史的伪说，而应当建立在民族多元起始和走向民族融合之历史真知的基础上。这在广义理念上，实际指出了即使为了经世致用，也不得臆造和曲解历史，求真和求是的历史观念，才是力量的源泉。

顾颉刚很早就接触了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他自走上古史考辨的学术道路，仅宣布自己并不反对唯物史观，申明古史考辨就是为宏观理论性的历史研究准备条件，但不愿自命为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古史，声言“我们虽不谈唯物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这种姿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段时期。于是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指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消极态度或有所抵制。本书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顾颉刚坚信古史考辨正是为宏观社会史研究提供牢固的基础，自己不必同时承担这种宏观性的研究。学术上应当有所分工，是他一贯的见解，这是很合理的认识，苛责顾颉刚没有兼作上古史的“建设”或兼作宏观的社会史研究，都是不公正的。第二，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呈现出议论空疏和公式主义的现象，顾颉刚对此有明确的考察，因此还是认为作扎实的史料清理与鉴别更为急迫。第三，顾颉刚在治学中，有过运用唯物史观研讨历史问题的实例，从来未曾反对和抵制唯物史观。

在本书中，作者的核心论述是指出顾颉刚在学术生涯中，具体观点、表述方式等都有过调整，但是，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为核心的基本观念，则保持未变。全书雄辩而又据实地论证了无论时局变动还是现代考古学兴起、唯物史观传播的冲击，都不能令其放弃疑古考辨的根本理念，将学术界曾经冒出的对顾颉刚种种误解，诸如说他治学上回复为康有为今文学派的立场，改疑古为考信等，一一予以辩正，合理且正确地展示出顾颉刚诚挚、坚定，毫不游移地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因此，在研究顾颉刚与“古史辨”问题的极其众多的论著中，这是一部解决多项难题、纠正许多误解和谬说的好书，值得肯定和赞扬。

本书的学术观点，当然也有值得再作思考或应当商榷之处，尤其是孰为唯物史观的问题，标准似有不妥帖的降低。在本书的主题下，当然属于枝节问题，但在学术原则上则不应忽视。近若干年来，涉及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社会史论战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出现偏差，将参与论战的各方的思想和见解都一股脑儿归入唯物史观范围之内，这既曲解了唯物史观，又混淆了思想斗争的不同阵线。

历史唯物主义有其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体系，其理论基点和底线，是指出社会发展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在存在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社会中，必定体现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社会革命的直接动因。社会的发展，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认上述几个要点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作唯物史观。有些学者把某些使用唯物史观的词语、概念、个别方法的论作及其作者，皆轻许一张唯物史观的标签，甚至对于凡是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说法，也定为唯物史观。这是十分糊涂、十分孟浪的。

例如陶希圣其人，截取唯物史观的某些概念、词语和分析方法，掺杂多种来源的非唯物史观理念，在重视社会经济的牌匾下自命为唯物史观，而明知唯物史观具有阶级斗争学说，却坚决反对，试图将唯物史观的内容自取所需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分割出来，这是阉割和肢解马克思主义、阉割和肢解唯物史观。但将陶希圣的著述与治学活动归入唯物史观框架之下的论说，时有所见。政君对此未加深思和研究，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在本书中有所表现。

政君在本书中，对于许多不当的说法进行了辩驳，但行文、用语都十分温和，体现了平缓、典雅的风格，符合当今学界提倡的格调，这自然是一大优点。但愚以为从长远的学术发展前景思量，完全温文尔雅的论辩文风却有利有弊，未可一概而论。面对重大问题上的谬说及诡辩，或者回应对方本就充满恶意的诬蔑，论辩之文岂可不敢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在某种假货走红、歪理横流的场合，如果只会软言细语哼几句不同意见，那是没有多大正面效果的。所以尖锐、泼辣，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的文风不可偏废。这里不是批评政君此书的文风，作者各自有其性情、风格，又各自处于不同的环境，本不能强求一致。我之所言，仅借题发挥，针砭一下提倡无原则一团和气的时风。如果有人对此摇头，从而更加欣赏政君此书，那我也是乐观其成的。

研究顾颉刚的学术业绩和学术思想，牵涉面十分广大，其中尚需发掘的史实、尚需考察的社会背景、尚需斟酌的历史评价等还有很多，相信政君今后还会继续探讨，深入研究。但这部著述的面世，总之可以作为他治学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了。题诗一首如下，作为本文结尾，也作为一个留念。

七律：题李政君研究顾颉刚著作出版

李君新作现辉光，评议达人顾颉刚。

考辨缓言非与是，根基详解变犹常。

陈言误判均清扫，学术精微再发扬。

治史全凭恒定力，登高放眼路途长！

乔治忠

2020年元月5日于南开园上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