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余氏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

明清以降，各民族以家族为纽带形成的作家群体大量涌现，蔚为壮观，江南一带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世家与名门望族的作家群群星璀璨，北方则出现了蒙古族、满族、回族家族作家群的崛起，而南方也有以世居少数民族如彝族、白族、土家族等为主体的家族作家群的初具雏形，可以说，多民族文学家族、文学群体的繁盛共同描绘出了中华大地多民族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学术界对此现象的理论研究却显滞后，20世纪初期，陈寅恪先生率先从家族视角出发解读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丰富与深刻，40年代潘光旦先生《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亦是家族向度下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杰出成果，美国著名学者艾尔曼先生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将家族视角、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融为一体，对学术界极具启发性。

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的研究，自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关纪新先生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使少数民族家族文学现象、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渐成热点。不过，对以家族为纽带形成的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如果稍不留神，便可能陷入经验主义的窠臼，形成“千家一面”的尴尬局面。以对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形成原因的探讨来说，多数学者均从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宏观方面去阐释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形成，这固然不错，且有必要，但笔者以为，对少数民族家族作家群的研究，绝不能忽略了对其鲜活的家族命运史、心灵史的深入考察。就余氏土司作家群而言，其形成历经几代，跨越百年，明清时期的羁縻政治、改土归流是其形成的社会背景，这不仅关联着大屯土司的兴衰，而且曲折地反映了明清中央政权与贵州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余氏几代文人的命运，不仅有与中原文化亲近、龃龉的原因，也有历经劫难、无心做官而沉迷诗文的避祸动机。对大屯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历史的追溯，不仅可以勾勒贵州乃至四川、云南少数民族文人的心灵史、命运史、精神史、性格史，而且可以探寻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某些特征和规律。

对毕节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的探寻，其实质就是对其文学生态环境的构拟与还原，这不仅仅是为了阐述当时社会之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化传承、家族命运等综合背景，更是为了开掘与诠释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背后的改土归流之变、文化融合之新，以及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其间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的政治背景、文化土壤以及科举教育制度，典型地诠释了南方土司文学兴盛的历史文化条件。

故而，本章以明清社会历史之变迁为参照，以余氏家风、家学的形成为切入点，通过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政策对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家族作家群体出现之关系分析，从文学的外部研究来揭示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机制，以期较为深入地探讨余氏作家群形成的文化内生力与外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