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家族发展、变迁_贵州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研究-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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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家族发展、变迁

一从奢氏到余氏——震动西南的“奢安之乱”

所谓“奢安之乱”，指的是明朝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与贵州水西安慰司同知安邦彦的大规模联合反明事件。对这起事件的性质、作用及影响的界定，史学界一般沿用明清史家的观点，认为是一场“叛乱”“谋逆”。20世纪末以来，随着学术思想的开放活跃，加之对彝文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整理，一些新锐学者对“奢安之乱”发生的始末及其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对传统史学观提出了质疑，指出：“奢安之乱”是在明王朝高压统治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是促使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西南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反明武装斗争。

一般而言，对历史事件持不同观点，进而发生争论，在学术界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因为各类文献对历史事件不同的记载与叙述，更会带来后世学者迥然相异的认知与判断。关于“奢安之乱”的历史记载与叙述，见于《明史·四川土司传》《明史·贵州土司传》《明史纪事本末·平奢安》《大定县志·水西安氏本末》及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自明末至清代，奢安事件被正统的封建史家视为反叛，现代历史学界也基本接受了这种传统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般的通史、明史、民族史的专著与教材中，都称其为“奢安之乱”或“叛乱”。但是我们在彝族文献典籍和一些地方志、传记等史料的记载中却听到另一种声音，发现了另一种“叙述”：这场“叛乱”不仅与复杂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相联系，而且事出有因，因而从明至清以及一般的通史教材认定的“奢安”是逆贼、是“叛乱”之说似可商榷。东人达先生曾指出：“就奢安反明的起因、目的与组成成分来看，具有反抗阶级与民族压迫的多民族起义性质。而就其武装斗争的时间、规模与作用来看，是促使明王朝最终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15] 彝族学者余宏模、安尚育等先生也认为：“奢安反明军的主体是西南彝、汉、苗、仲蔡等多民族的联合反抗，奢安反明既在整体上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又在局部上代表了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川、黔、滇各族人民，奢安事件应是一场反明的民族起义。以规模和时间而言，奢安应与李自成、张献忠并列为明末三大起义之一。”[16] 当下许多专家学者在不同场合提及“奢安之乱”时，也认为其原因是明王朝的民族政策失当。

历史的硝烟终会散去，但学者们探索的脚步却从未停下，对“奢安之乱”的讨论也许还会继续下去。不过，当我们从宏观的角度以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的眼光去评判这场“叛乱”的发生、过程、影响，界定它的性质、作用，反思其对后世的警示意义时，同样不能忽略了处在这场历史事件旋涡中心的奢氏一族。十年征战奢崇明最终战死，他的妻子、儿子以及追随他的族人、士兵们也纷纷倒下，而那些幸存者——奢氏的后人，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他们？这个曾经势力强大、声震西南的土司家族如何在明廷的剿杀中幸存下来？他们怎样从永宁宣抚使的后裔演变成为诗书传家的余氏作家群？大屯庄园又如何见证了这一切？这些问题与余氏作家群的形成及其文学特质，有本质的联系。

所以，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场域中。

对于扯勒家族而言，历代中央王朝都对其加以封官进爵，其势力在西南地区日渐强盛。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二月，扯勒家族的第七十二世主奢崇明被册封为永宁宣抚使，彼时，其管辖范围最大，势力最盛，但恰恰是在这种盛极一时的表象下，暗藏着危机，围绕永宁宣抚司的权力与利益，潜藏着许多复杂的政治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这些矛盾既来自扯勒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比如承袭问题一直是土司家族内部最大的矛盾焦点），又来自彝族土司各政治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更来自彝族土司集团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日渐加剧的土官与流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可以想见，当这些矛盾叠加在一起，无法回避、无法调和而终至爆发时，一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今天看来，那场震动大西南、动摇了明王朝统治秩序的“奢安之乱”，便是这些矛盾的总爆发。

我们先来看看这样几个关涉奢氏家族命运、与“奢安之乱”紧密关联的事件。

其一，“妻妾夺印之争”。

在明代，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土司经由朝廷颁发印信方可行使统治权。印信，一方面意味着土司的权威得到皇权与中央王朝的认可，另一方面意味着皇权与中央王朝的意志通过土司的统治，深入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印信是君授权威的象征，因而，对印信的争夺也就是对统治权力的争夺，这不仅是西南各少数民族土司家族内部矛盾的一个主要焦点，也是西南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反流官的斗争中的争夺目标。例如，嘉靖四年（1525年）四川茫部土舍陇寿、陇政兄弟之争，嘉靖七年（1528年）云南武定府改土归流中，土司家族内部之争与土流之争，嘉靖十五年（1536年）贵州平浪少数民族“争印煽乱”等事件，均是以争夺印信为目标而引发的战乱。在印信的争夺中，土司们不遗余力，兵戎相见，可见印信在少数民族土司家族成员心中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在深层次上，也可以说这是明代西南土司国家意识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争夺，奢氏一族自然不能幸免。

万历十四年（1586年）永宁宣抚使奢效忠病故，围绕承袭争印，奢氏家族内部兵戎相见。奢崇明正房妻室奢世统无子，其妾奢世续则有一子名崇周。应该说，明王朝对彝族土司的承袭制度实际上是有严格规定的，即嫡长子继承制，但明廷又补充规定：如土司无子、弟，土司妻、婿，准许一人袭职。那么，对于此时的奢世统和奢崇周来说，似乎都有承袭的资格，于是为争夺大印，奢世统举兵威逼，妻妾之间一场恶斗就此展开。土司家族内部的武力争斗，引起了贵州、四川明廷驻军的注意，贵州总兵郭成、参将马呈文见有机可乘，便借口调查奢世统、奢世续争印案，意欲从中渔利。他们“发兵千余”进入奢氏领地，闯入私宅，大肆抢掠，“尽将世统九世所积抢劫一空”,“致世统纠集夷兵万余屯住永宁，后巡按亲临禁谕，夷兵方散”。奢氏家族内部的夺印之争，明廷驻军的趁火打劫、大肆抢掠，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动荡，尤其是“夷兵”的强烈不满。对于中央王朝来说，这应该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和刑事案件，但是，这样一起严重事件的责任人郭成、马呈文，事后仅受到朝廷“戴罪供职”的小小惩戒，对于奢氏而言，不仅财物损失惨重，身为土司，为官一方的权力和威信，亦受到极大冲击与挑衅，而且中央王朝对该事件处理又明显的有失公允，那么，不满、不服进而心生怨恨当为必然，这也为日后的“叛乱”留下了重大隐患。

况且，事件至此远未结束，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四川都司张神武及永宁参将周敦吉，以向奢世续追讨宣抚使大印为名，“矫旨集兵，突将奢世续新旧二居所有尽掠之，得数十余万，又俘奸其子女”，却“置印不问”。明军的暴行终于激起了兵变，酿成祸事。效忠于奢世续的“目把”阎宗传等人以“救主母为名”，率众攻打永宁卫、赤水卫，摧毁了普市所、摩尼所，此事震惊明廷朝野。但是明朝吏治松懈，加之官官相卫、层层庇护，肇事的明军将领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据《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五百二十》载，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五月，巡按贵州御使潘睿奉命实地调查此案后的上复，才有比较公允的说法：“四川都司张神武奉委追印，利夷妇玉帛子女，听周敦吉邪谋，矫命兴师，虏掠雯刈，贪纵淫暴，因激变。”至于被激反抗的一方，“奢崇明子奢寅亦称水、赤受祸委烈，愿甘照原议赔偿。彼作事凶横，良心未泯，如此而承问题者顾欲宽之”。而张神武、周敦吉“二凶之罪真穷奇莫喻其毒，而豺虎不食其余者”。从潘睿奏折中，可以看出该案的是非曲直。一个家族内部的夺权之争，最终演化为中央王朝的流官与彝族土司政权之间的激烈冲突。事实上地方官的一些行为并不是直接来自明廷的授意，且一些不能很好领悟“羁縻之术”的地方官，往往存有将难以驾驭的土司除之而后快的心理，庙堂之上内阁首辅的处理意见也很难得以贯彻，所以在土司“难以羁縻”的表象背后，土司家族的复杂矛盾和地方官员的处置失当，往往是事态扩大的推手。

其二，“勒索谢礼”。

据《明史》《明实录》《巴县志》等文献记载，奢崇明经过推举、考查、朝廷任命，准备就任宣抚使时，永宁监生陆登瀛趁机向其大肆勒索“谢礼”。所谓“谢礼”，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敲诈勒索。“谢礼”事件不久，奢崇明又遭到参将周敦吉的训斥责骂，令人不快的事件接踵而至。准备就任宣抚使的奢崇明忍气吞声，他不想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对于奢氏而言，承袭而被勒索并不是个案。例如，万历四年（1576年），水西宣慰使安尧臣卒，因其儿子安位年幼，明廷任命其母奢社辉（奢崇明之妹）以宣慰职衔理事，而安位承袭职事却延迟了6年，究其原因就是当时贵州巡按下属司道向申报袭职者索取黄金百两，奢社辉未行贿赂，所以她儿子的承袭之事便延迟了6年。奢崇明最终虽按时承袭任职，但是整个过程中流官的飞扬跋扈之态与他的委曲求全之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朝后期向土司世袭者索取金银钱财，在西南各省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据记载：天启初年（1621年），水西土司安位继承祖父职位，贵州分守兵备副使邵应祯借机“索该酋金银常例，不下两、三千金”,“以致本酋逼急生心”,“发难一朝”。而在云南，情况也类似，最典型的是滇南阿迷州土司普名声的承袭。普名声曾受明廷调遣，参与镇压“奢安之乱”，而且战功卓著，但在袭积时也不顺利，同样受到勒索谢礼。巡抚王伉上任后，也向普名声索贿，普名声出于种种原因“不应”，王伉遂“诬以叛将，讨之”，这成为后来所谓云南“沙普之乱”爆发的导火索。而“土官子孙承袭有积至二三十年不得职者。土官复慢令玩法，无所忌惮。……致军民日困，地方日坏”，凡此种种事件时有发生。万历年间，云南巡按刘维也称在土司袭替时，“有司驳查延缓，吏胥乘机横索，遂有甘心不袭者”。可见“勒索谢礼”之风的盛行，也加剧了土司与流官之间的矛盾。

其三，出兵援辽与“黥面”之辱。

一般而言，土司派兵参加国家的军事行动，既可表明他们对皇权、对中央王朝的拥护，对国家的忠诚，又可利用出征参战的机会建立功勋，稳固自己的地位和统治。天启元年（1621年）春，努尔哈赤率军一路攻城拔寨，占领了沈阳及辽东的大部分城池，明朝京师大震，惊恐万分，遂准备调集各路兵马讨伐。这对于此刻的永宁宣抚使奢崇明来说，正是一个表明忠心、消除明廷对其不信任的机会。因为在此前发生的驻赤水卫明军与当地群众的争地事件，曾引发了明廷的不满，甚至有大臣参奏：“崇明父子敢再仍前抗违，不遵断处，公为叛逆……改土为流，庶土夷知警。”所以在国家危难之际，为了巩固和稳定宣抚使的政治地位和实际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奢崇明果断上疏：“愿调马步精兵二万直捣奴巢。”得到恩准之后，奢崇明遂派永宁兵出发援辽，然而不久该部便在重庆兵变起事。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这是奢氏父子蓄谋造反，称奢崇明是借调兵援辽，乘机谋反，《明史·四川土司传》的记载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天启元年，崇明请调马步兵二万援辽，从之，崇明与子寅久蓄异志，借调兵援辽，遣其婿樊龙、部将张彤等，领兵至重庆，久驻不发。巡抚徐可求移镇重庆，促永宁兵。樊龙等以增行粮为名乘机反，杀巡府、道府、总兵等官二十余员，遂据重庆。”不过，对此清代王颂蔚则有不同看法，他在《明史考证搪逸·卷三》中指出：“按时以边急，急征四方兵，崇明上疏，请以兵三万赴援。遣其将樊龙等以兵至重庆。巡抚徐可求汰其老弱发饷，饷复弗继，龙等遂鼓众，刺杀徐可求及道臣孙好古等。”这说明所谓“以增行粮为名乘机反”并不成立，“汰其老弱发饷，饷复弗继”才是关键，并且在《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等史籍记载中，我们都能看出“汰其老弱、饷复不继”是导致永宁援辽军起事的重要原因。此外直接导致永宁兵变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明廷官员对土司士兵民族身份的歧视。据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十》记载，当时的明廷官员可随便杖责土目，且“欲尽黥土兵之面，以别记验”。本来“汰其老弱”对永宁部族士兵来说，已很难理解与接受，继而又“饷复弗继”，最后又要受“黥面”之辱，歧视、压抑、屈辱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终于逼出了重庆兵变。

“明廷—地方官—土司”的三角权力结构，在一个看似大一统的王朝中出现的原因，在于“版图统一”和“内部整合”并不是同步完成，土司管辖的地方实际上成为明王朝的“内在边陲”。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理论上地方官员无疑承担了重要的协调和平衡作用。而实际上“奢安之乱”，有一部分就是地方官员的处理不当或因为某种目的而引发的。

上述三个历史事件典型地体现了永宁土司政权与明王朝由来已久的矛盾以及尖锐冲突，亦可窥见明王朝与土司政权之间微妙的关系：既有合作，更有防范猜忌，而“奢安之乱”便是这种种矛盾的总爆发。

处于战乱中心的永宁宣抚司援辽兵在重庆起事后，接连攻克永宁、合江、纳溪、泸州、綦江、遵义等地，围攻成都102天，所谓“全蜀震动”。次年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安位、乌撒土司安效良等加入反明斗争，明王朝征调数十万军队经过近10年的围剿，才将这次大规模的反明斗争镇压下去。《明史·四川土司传、贵州土司传》《明史纪事本末·平奢安》《大定县志·水西安氏本末》、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都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奢安之乱”的过程及其惨烈景况，无论是明廷士兵，还是奢安土兵，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重创。据史书记载，仅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的六广鸭池一战，“溺水死者数千”,“自龙里至饔城，尸横四十余里”。这场战争给川黔民众亦带来了沉重灾难，在征讨与被征讨的过程中，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尸横遍野。永宁宣抚使管辖下的十七“则溪”全部改土归流。明军在平叛中擒获并斩杀了奢崇明的妻子安氏和弟弟奢崇辉，随后奢崇明兵败被杀，长子奢寅被刺军中，危急之下，奢氏后裔全部更改了姓氏，改汉姓为余、杨、苏、李、禄。次子奢辰改姓名为余保寿，隐迹于今贵州省毕节市大屯，其后裔即所谓大屯余氏。另一子奢震，隐居在今四川省叙永县水潦彝族乡。大屯、水潦往来密切。

一场起义，数年征讨，晚明王朝元气大伤，奢氏一族亦遭受重创衰败下来。一位曾经拥有十七则溪、大权在握的土司，因起义的失败、王朝的威迫而不能再有自己的姓氏，可以想见那一段历史的惨烈。

二从四川到贵州——“大屯庄园”的沧桑浮沉

“奢安之乱”被“平叛”后，奢崇明次子奢辰改名余保寿，在风雨飘摇中从四川来到贵州，隐居于毕节大屯。然而“清初滇黔多事，永宁路当要冲，而民多疲惫，奢辰招抚流亡，上应赋役，下谕归农，一方信赖”[17]，这为大屯余氏赢来了喘息的机会。明清易帜之际，奢辰凭借土司的影响力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上书求招安于朝廷，重新获赐领地，开启了大屯土司庄园的历史。当然对于奢氏后裔而言，他们已不过是拥有土地的土司，曾经的威光、昔日之雄风已黯然收敛，在这里一代代的庄园主一面传承家业，世袭千总之类的小官，安享拥有田地部众的利禄，一面在庄园中读书、交友，以诗学传家，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在彝汉文化的交融中磨砺着自身的性情，他们渐渐从一个素以武备拓土开疆的彝族家支，演变为一个沉溺于诗书画石的书香世家，并以其自身诗文的创作成绩和颇具吸引力的宅园与藏书楼的存在，在彝族文学史和贵州文学史上留下了百年佳话，某种意义上，余氏家族在大屯庄园中完成了土司家族的一种自我跨越。

大屯土司庄园的建置始于清康熙年间，经乾隆、道光年间的扩建，再到清末民初的不断修葺，形成了气势雄伟、造型别致、颇具民族风格的建筑群。

大屯庄园占地约5000平方米，从康熙年间第一代庄主在此修房造屋，形成现有规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庄园依山而建，逐级提升，气势宏大，四周筑有高大、厚实的围墙，沿墙筑有6座高8—10米的土碉。园内立柱合围，尽植奇花苍松，每每引来无数小鸟栖息，庄园内各种石刻、木刻、书画堪称精湛绝美，于右任先生曾赠书法于十一世庄主余达父：“古石生灵草，长松栖异禽”，就是对庄园景观最生动的写照。庄园分左、中、右三列，每列都有三进，分别形成9个院落，中列沿中轴线而上，依次为大堂、二堂、正堂，面宽5间。大堂建在石台基上，一楼一底，威严又气派，左为悬山顶，右为歇山顶，前、后、右三面都有回廊。二堂和正堂为悬山顶建筑，前后带廊，正堂背后有三级花台。左边一列，前为轿厅，中为客厅，后为花园和祠堂。客厅取名“雅堂”，东西两个花园分别名为“时园”“亦园”，园中修有精致的双环鱼池，池上架小桥，桥两侧有江南园林建筑中常见的“吴王靠”，凭栏远眺，引人遐想，似有无限情思；右边一列，穿过亦园来到客房，房后是仓库、碾坊及绣楼，女眷常在绣楼刺绣、玩乐。三列建筑各自独立，回廊相通，犹如一座“大观园”，被史学家称之为“彝族大宅门”。

从威震一方的永宁宣抚使到沉静于大屯庄园的余氏，我们在追溯其从土司贵族到书香门第的演变时，必然要重视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那就是明清之际中央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土司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废土设流、改土归流政策对土司家族的影响，而这正与余氏家族命运的跌宕坎坷密切关联。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思想的内核和基础就是天子至尊和大一统思想，因此谋求疆域的不断拓展和统一，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最高理想。明王朝建立之时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封建中央集权制高度形成的时期，亦是多民族国家由地域性统一走向全国性大统一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这种大统一，处理好境内特别是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就成为了明王朝必须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从明初的政治形势看，统一大业的最终实现是以云南的安定为标志的。云南远在西南边陲，自唐天宝以后，随着南诏的崛起，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一直较为复杂，时战时和，所以明王朝在中原大局稳定之后，便集中力量用武力统一云南。不过出征云南，无论取道四川或是湖南，贵州都是咽喉要冲之地，所以明王朝制定了“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方略，特别重视对贵州境内土司势力的招抚。对于归附的土司，一律给予奖励，有的原官授职，有的还得到提升，比如水西土司、水东土司、播州土司等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抚，而对一些“不法”土司势力，则实行废土设流，所谓的“擒安赞、克普定”就是明王朝对边疆土司释放出的政治信号。按照余宏模的观点，“为了实现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中央王朝对边疆土司的利用、控制、削弱乃至废土设流、改土归流，既是中央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策略，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8]。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奢安之乱”爆发，在长达10年的征战、讨伐和镇压后，永宁宣抚使所辖则溪已改土归流，奢崇明及其家族除战殁者外，俱隐遁避世。水西安氏更遭到吴三桂剿杀，血流成河，直至清初年间因人口的锐减、土地荒芜，清廷不得以免除其赋税。

清初，为稳定全国局势，清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仍然沿袭明制，继续沿用土司制度，在贵州，随着对势力最大的水西彝族土司的招降，其他各地土司纷纷归附，清廷仍准其世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屯庄园主奢辰，在顺治十六年上书朝廷表示归顺，旋即被招安而获赐领地，不过前朝的历史教训对清廷统治者仍有警示意义，奢辰虽招安获赐，却完全不能与当年的永宁宣抚使相提并论，他们在大屯庄园中平静度日。从此，一个家族的走向与命运便与大屯土司庄园紧密相连。我们借助相关文献资料和余氏家谱的记载，较为详尽地梳理了大屯土司庄园主从一世到十一世的更替，庄园主身份、嗜好的变化，隐含着余氏家族从土司贵族蜕变为书香门第的历史轨迹。

一世庄园主奢辰（余保寿），清顺治年间投诚，娶郎岱龙土司之女为妻，奢辰死后，龙氏以功保举土巡检；奢辰育有三子，老三张翔，又名杨三，成为大屯庄园的第二任继承者；三世杨翰祯，是叙永府学生员，文武兼备，雍正年间被朝廷封为乌蒙土府；六世杨廷栋，封武略校尉；七世杨人瑞，敕授儒林郎，据《通雍余氏宗谱》记载，杨人瑞性格恬淡，寡于言笑，但喜好读书，常常是手不释卷，并以种花养鱼为乐，在他的熏陶下第八世庄园主余家驹自幼爱好诗书，能诗善画，著有《时园诗草》二卷传世，后人评价他是“耽于诗酒，于学无所不窥”。至此，一个能征善战，素以武力开疆拓土的彝族土司家族，悄然向着以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转变。

今天，我们在余家驹的诗作中仍能清晰地读出这种转变，亦可见其心绪之复杂：“世上何人能百年，世上何事足千载……君不见秦皇汉武辟江山，江山依旧人事改。”[19] 先祖曾经的兴盛与遭难，在余家驹的心中留下了难以平复的沧桑之感，而晚清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更使其无心做官而“甘隐”:“倚树聆禽语，凭栏数鱼头。有客闲中来，与之酌黄流。”[20]“俗情尽捐弃，人逸事幽幽。欲问我何名，我名逍遥游”,“展卷课儿读，灯影烂摇红”。余家驹不问世事，在时园中诗酒人生，泼墨山水，养花观鱼，直至“拥山水之胜，课子弟读书”，开启了大屯余氏家族的百年文坛佳话。

庄园第九世主余珍，授戴兰翎，世袭大屯土千总，从小受父亲余家驹的教诲，刻苦研习诗书，嗜好花木古玩，他在庄园大堂二楼蓄有古砚50余方，名之藏砚楼，可见其文人雅趣之深切，余珍著有诗集《四余诗草》传世。这里特别要提及的还有余珍族弟余昭，他少年时代就生活在大屯庄园，在庄园文化氛围的浸染下，余昭尽阅家中典藏书籍，著有《大山诗草》3卷、《有我轩赋稿》2卷，《土司源流考》1卷，是余氏作家群中颇有成就的一位成员；其妻安履贞，有“乌撒奇女”之誉，著有《园灵阁遗草》，夫妻二人琴瑟和鸣，相互砥砺，演绎了彝族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十世庄园主余象仪，国学生，饱读诗书，然英年早逝。

十一世少庄主余若瑔（字达父）仓促接管大屯庄园，此时，正是风雨飘摇的晚清末年。余达父的经历、境遇比他的先辈们更丰富也更坎坷，在他手上，由于匪患的滋扰，大屯庄园曾遭受重创，园内财物几被荡尽。但余达父又是大屯十一位庄园主中学养最深厚的一位，他考取过举人，留学过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著有《邃雅堂诗集》14卷、《罂石精舍文集》4卷、《蠖庵拾尘录》2卷、《且兰考》1 卷等。他在晚年将庄园大堂前厅命名为邃雅堂，并挂上匾额，亲自撰写匾文“昔亡友葛正父尝以矜露二字规余：矜者，养之不深也；露者，积之不深也。爱取以从心深遂之义，顾其读书堂曰邃雅堂。名斯堂曰邃雅，所以自警，且志不忘良友之箴，而抑余之深心”[21]，以此表达他潜心向学、修身养性之志向。多年之后，余达父次女余祥元在其诗作中仍然温暖地回忆着大屯庄园里曾经的诗意人生：“儿时欢乐时园里，长者悠闲幼稚嬉。海棠红绯叶翡翠，兰蕙垂裳香石矶。修竹临空欲参天，夏日蝉鸣嗓其间。冬至朱唇绽绛，秋中老桂馥飘鲜。”[22]

就这样，一座象征土司威严的大堂，成了余氏一门儒学修养的标志，而余氏家族在社会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历经改土归流、隐遁避世、招安封地、潜心向学、诗学传家，在大屯庄园中完成了从土司贵族到书香门第的蜕变。

其实，明清时期，私家园林的建造在江南一带早已发展到极盛，有学者指出，彼时文人是建造园林的重要力量，且有建造园林的品位与追求，“是为隐居、孝亲、著述、交友与政事”等，私家园林因此具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一般而言，宅园对于士人，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文化空间，它既是遮风避雨的安身之所，又是心灵栖息的精神园地；既是士人博取科名实现自我价值的出发地，又是失利受挫后的歇息处；既是士人现时不经意的居住之地，又是远离故土后回忆思念的寄托所在，宅园在传统中国士人的心灵世界中有着厚重的分量。地处乌蒙山深处的大屯土司庄园，似可视为余氏家族在接受汉文化后彝汉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它同样承载着余氏家族心灵世界的那份厚重，因之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比如，大屯土司庄园大堂的构建，既渗透出土司家族的奢华和威仪，又展示着唐朝的古风遗韵。庄园内一面是彝家的图腾虎纹抽象飘逸，一面是中原的花鸟虫鱼与江南的杆栏小桥，彝汉文化在这里水乳交融。再如，余达父，这个大屯土司庄园的十一世主人，他的一生与创作，同这座土司庄园是如此的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即使身处国愁家难、匪患滋扰，也不忘修身养性。余达父几度隐居庄园，苦读著述于邃雅堂，他遍稽史册，作两卷《蠖庵拾尘录》，勾勒古文字和趣闻典故，更以4卷《罂石精舍集》，论法学，谈爱国，颂共和伟功，叙挚友真情。他曾寄函相邀好友、贵州名宿周素园“莳花种草，弹琴赋诗，攀迹岸壑，流连景光”。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柳诒徵为余若瑔的诗集作叙题诗，高度赞之：“毕节余子，磊落英多。”“大句肆兀，怒霆轧霄。曼歌徘徊，香草醉骨”。他的近600首诗以“邃雅堂”之名结集，《邃雅堂诗集》因为邃雅堂的存在，今天吟哦起来令人荡气回肠，而邃雅堂也因《邃雅堂诗集》的留传，在庄严肃穆中更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浓浓的文化氛围。

有意味的是，余氏家学的繁衍兴盛，其表征之一乃是大屯土司庄园的不断兴建，而庄园的拓展，正可见其家学的生机。据余氏后裔、当代著名彝学家、原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余宏模先生考据，大屯土司庄园肇创于奢辰之子张翔（又名杨三），时园即西花园为六世庄园主杨廷栋所建，亦园即东花园为九世庄园主余珍所造，清末民初，庄园又进行过大规模修葺，最终形成由时园、亦园、洗心书屋、罂石精舍、邃雅堂、双玉印斋等建筑组成的建筑群。由此可见，大屯土司庄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兴建之举，所建园舍均与读书、藏书有关，余氏家族的绵延与书香的传续相伴。因此，我们以为，余氏作家群延续百余年，因其自身诗文创作成绩，以及具有吸引力的庄园与藏书楼的存在，在彝族文学史和贵州文学史上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客观上亦推动了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总之，大屯土司庄园之于余氏家学的滋养培育，功不可没。余氏族人从惨烈的历史烽烟中渐渐沉静于大屯庄园，这里不仅是他们的栖身之所，更是他们敦族谊、课子弟读书、与外界文士交流的文化空间。这一文化空间的维持以及相关文化活动的延续，促成了余氏作家群的形成，而家族文学群体的生发，正是家学的代代相传。更进一步说，因为一代代大屯土司庄园主的身份，以及其中的诗文酬唱，文学创作，使之具有了余氏作家群文学创作的现场意义，其内蕴之丰富缘自庄园古与今、彼与此的映照。

三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大屯土司庄园见证了社会历史的变迁，亦见证了余氏作家群及其家族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彝族余氏家族文学形成的一个重要空间。可以说大屯土司庄园不仅是余氏家族遮风避雨的安身之所，更是其精神栖息的家园所在。大屯土司庄园之于余氏家族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余氏家族历经劫难后，从豪门贵族演变为书香门第，大屯土司庄园滋养并培育了余氏家族的风雅传统。

近年来，学术界对土司学、土司文化的研究，正随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的申遗成功，而不断升温和深化，对土司遗址的发掘及其当代文化价值的认知，正在向深度和空间发展。海龙囤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土司遗址，是西南播州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遗存，也是播州军事文化与建筑文化的杰出代表，在这片土地上还孕育了享誉贵州省内外、号称“西南三儒”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其中，郑珍的诗作对余达父的影响相当深，余达父对这位“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西南巨儒”十分推崇。如果说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为我们认识播州文化叩开了历史之门，为专家学者对南方土司文化价值与意义的解读，拓宽了视野，那么，对大屯彝族余氏土司庄园当代文化价值的揭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同为贵州两大土司集团的杨氏与余氏，他们之间有无关联、关联如何、如何关联，他们在多民族、多文化语境中怎样互为影响、互为渗透，共同构建并丰富发展贵州文化等，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综上所述，从彝族扯勒部到永宁宣抚使是余氏家族先世的繁盛与荣昌，震动朝野的“奢安之乱”是这个家族由盛到衰的转折，而大屯土司庄园则是在“奢安之乱”后，在明军惨烈围剿中幸存下来的余氏一族的避世之所，这里见证了他们从以武力开疆拓土的彝族豪门演变为以诗书传家的文人世家的过程。

三从清末到民国——历经劫难，一门风雅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社会情状可谓千疮百孔，西方列强的入侵，致使古老的中国处于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艰难历程。居于偏僻的毕节大屯土司庄园中的余氏家族，在时代的震荡中，一面经受着新的磨难与考验，一面也在新世纪、新文化、新思想的感召与引领下，孕育着新变。

从第八世庄园主余家驹开始，余氏诗书传家的风气逐渐形成，之后的百余年间毕节大屯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彝族余氏土司家族诗人群。如前文所述，这个家族已从一个素以武备拓土开疆的彝族家支，演变为一个沉溺于诗书画石的书香世家，此时，正是清嘉庆、道光年间（余家驹生于1801年，卒于1850年，1850年正是清宣宗道光皇帝驾崩之年）。道光皇帝在位共30年，这3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淡的一页，其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格局，拉开了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序幕。国家衰败，吏制腐败，民不聊生，偏僻的西南一隅贫穷百姓的生存景象尤其堪怜，对此余家驹笔下有着真实的描写，而且是如此触目惊心：“道傍闻悲声，有翁持儿哭。问翁哭何由？云将独子鬻。问鬻子何为？云以馈官役。”[23]（《道傍翁》）“破釜冰犹冻，湿柴火不温。猪寒啼突壁，狗饿立窥藩。滴沥松杉树，潇潇暮雪昏。”[24]（《荒山投宿》）前一首诗是写一位受官司株连的父亲，屡受官吏的敲诈，只能卖了独生儿子“以馈官役”，骨肉分离，父亲不禁大放悲声。后一首诗描写荒山中农家的贫穷，寒冷冬夜没有柴禾没有食物，被饿得直叫唤的猪狗更显出大山中的悽凉。余家驹虽“以贡生不出应试”，在家奉养母亲，但在其诗作中却深刻地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情怀，那就是对社会现实情状的关注，对平民百姓的同情，亦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当然，作为大屯土千总的余家驹仍然能在庄园中栽花养鱼，孝亲养老，教习子弟，过上一段清闲的日子。不过享清闲的日子并不长，1843 年余家驹居住在四川水潦的弟弟余家琪，不幸英年早逝，余家驹闻噩耗急赴水潦帮助料理后事，在其诗作《葬弟》中，诗人表达了他失去唯一胞弟的痛惜和对家道衰落的伤感：“吾族无多人，惟吾与弟耳。少孤家多艰，蜀黔异居止”;“自谓岁月长，相亲时未已。讵意青春年，忽尔奄然死”;“四海人虽多，与我不毛裹。我欲伤心，从何处说起”。[25] 余家琪自幼过继给堂伯父余人杰为嗣，兄弟俩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本以为血缘亲情、来日方长，不曾想其弟正当盛年竟猝然离世，悲伤之余，余家驹将16 岁的侄子余昭带回毕节大屯，与自己的儿子余珍一起接受家学教育，并将其培养成才。余昭后来成为余氏作家群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其诗作成就高于余家驹。

两年后，在伯父的张罗下，余昭与乌撒后裔安履贞结为夫妻，安履贞的才情、学识为余氏家族增添了新生力量，这位被称为“女相如” “奇女子”的安氏，知书达理，聪颖贤惠，对子孙的教习、课读甚为严厉，她与夫君一起，传承与书写着这个家族的另一种辉煌。不过安履贞在出嫁之前，家庭曾遭遇重大变故，“兄逃母受羁”，之后其兄长安阶平又被冤死于狱中，也就是说安履贞是带着心灵的创伤嫁入余家的，这份伤痛和不幸日后也成为了这个家族后人的一种共同记忆，所以因族中亲人的不幸、遭难而带来的苦涩感、凄凉感在余氏作家群作品中均有所表现，悼亡诗即为一种。余昭、安履贞育有一子二女，两个女儿均染疾夭折，儿子余一仪天资聪颖，受父母影响颇深，有良好的作诗填词能力，著有诗作《百尺楼诗草》三卷，惜已遗失不传，现只遗存有少量诗作。余一仪育有五个儿子，长子名若煌，次子名若瑔。余若瑔自幼过继给伯父余象仪为嗣，掌管大屯庄园，为大屯第十一世庄园主，是余氏作家群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成员。

余若煌少年时期在毕节大屯居住时间较长，在毕节县学接受启蒙教育，加之祖父余昭、祖母安履贞的言传身教，使其具有较为深刻的孝悌传家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学养，年长成家后，余若煌回到水潦承继家业，力办团防，颇有些声势。不过此时土司制度衰微，余若煌的声势需要格外小心地维护，但是正如余达父（余若瑔）所言：“吾兄伯烿君居蜀中办团防，颇著成效，为忌之者所嫌，嗾观察使某公以殪盗事反坐之讼系旰犾，祸几不测，百计营救，莫能平反”[26]，加之“时任永宁道的赵尔丰，出兵镇压古蔺苗沟等地无辜群众，调余若煌为襄办员，赵尔丰生性残暴，余若煌不愿与之共事，以母病辞委，后被寻隙陷之永宁狱中，判处永远监禁，抄没家产”[27]，家人多方营救无果。

就这样，余氏家族的又一次磨难不可避免地到来。危急关头余氏家族紧急议事，决定让余若瑔带着余若煌的两个儿子余祥辉、余祥炘以及余若瑔自己年仅10岁的儿子余祥桐东渡日本，以逃避可能会带给家族的更大灾祸。这段经历在余达父的诗歌中有所表现：“酷吏残人甚草菅，亲援桴鼓曱躬擐”；“鸰原急难叹谁侔，伯氏飞冤惨见收”; “求师过海参新理，愍国回帆想大同。”[28] 这里“酷吏”指的是赵尔丰，“伯氏”指余若煌，“求师过海”是说自己将远渡日本。值得注意的是，在余达父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带着子侄漂洋过海去日本留学，除了避祸的动机之外，应该还有更高远的情怀和理想，他要“参新理”“想大同”，留学生涯对于余达父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的形成有极大关系，后文将在余达父一章中展开专门讨论，此不赘述。

余氏为什么会如此忌惮、害怕赵尔丰，甚而至于“亡命”东洋呢？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和研读，笔者以为这种忌惮、害怕与晚清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与改土归流有关，亦与赵尔丰其人有关，同时，还应看到，余氏一族在此时的心态、行为，是改土归流大潮中西南土司一种共同心理的呈现，折射出了改土归流对土司家族命运走向的某种规定与制约。

先说政治环境。清雍正以来，中央政府对滇川黔交界的彝族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强制性改土归流，土司势力受到了极大遏制。彭武麟教授指出：“从古代历史上看，土司制度的发生发展是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相伴而行的，这一历史景观，是由中国民族政治关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它符合中国 ‘大一统’ 传统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多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政治特点与政治诉求。”[29] 他认为“雍正王朝在西南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究其政治实质仍然是中央王朝及地方政府与当地土司集团之间的权利矛盾斗争的反映”。事实上，改土归流打破了土司统治独霸一方的局面，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统一意义重大。但改土归流因触及土司集团的根本利益，在此过程中，又不断有武力征服的情形，这给当地民众带来了灾难与痛苦，许多民众甚至被迫逃离家园。同时，清王朝在设流官对西南地区进行管理统治时，也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土司、土目，本质上依然是“以夷制夷”，只是这些土司、土目今非夕比，位低权轻，在流官的统辖之下，保土守境，听命调遣，当土司、土目犯罪或“为逆”时，就会被乘机捕废，田产以“叛产”充公。可见，在改土归流历史潮流的裹挟下，西南地区各土司家族面临着巨大冲击，其命运也日渐艰危坎坷，跌宕起伏，有的甚至零落衰败，西南土司文化亦随之而衰落，可以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余若煌在水潦大办团防，虽有一定实力，却不配合时任永宁道的赵尔丰调遣，无疑是在挑战统治者“权威”，甚至有些“不识时务”，这为余家族命运的波折留下巨大隐患。

次说赵尔丰。赵尔丰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关对他功过是非的评价，在当下仍然延续着，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不仅收复了西藏，还在川边藏区兴办教育，功勋卓著；有学者则认为赵生性残暴，是“酷吏”，是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刽子手。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个历史人物，近年来专家学者在藏族研究、民族学研究、土司学研究、近现代史研究等领域与范畴中，对此问题的探讨颇见新意，学术界显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公允，这对我们了解赵尔丰以及他对余若煌的处置，并由此给余氏家族带来的命运走向，无疑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赵尔丰，汉军正蓝旗人，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系清朝大臣、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赵尔丰随锡良入川，光绪三十三年一月护理四川总督，兼办边务，次年二月任驻藏大臣。宣统元年（1909年）一月驻藏大臣职务撤销，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他素来主张武力行事，在平定西康地方土司叛乱中，立下战功，被清王朝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并力挺其在西康强力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由于改土归流政策削弱了土司的权力，西康土司不断以武力反抗，所以赵尔丰入川6年一直都在打仗，为清廷立下赫赫战功。显然水潦土司余若煌与赵尔丰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根据余达父的诗文描述和余宏模先生的叙述，我们推断，由于余若煌在赵尔丰任永宁道时，消极懈怠，对赵的调遣，“以母病辞委”，赵非常不满，又因“为忌之者所嫌，嗾观察使某公以殪盗事反坐之讼系旰犾”，遂被赵尔丰拿下，判处永远监禁，抄没家产，从而使得家族命运的又一遭遇次重大坎坷。

余氏家族命运的坎坷遭遇说明，自改土归流以来，元气大伤的土司家族面对王朝大臣的强力，毫无抗衡之力，如再遭遇一些诉讼、官司，则直接影响到家族、家庭及个人的命运走向。余若煌入狱8 年后，方得以自由，是年赵尔丰在辛亥革命中被杀。出狱后，余若煌不问世事专心侍奉母亲，长斋礼佛。那时余若瑔留寓北京，毕节大屯庄园的建造治理之事多由余若煌操持，邃雅堂就是由他亲力亲为进一步修葺完善的。也许是个人命运与道路的使然，余若煌、余若瑔兄弟在文学创作成就上差异明显，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价值、影响，简直是天壤之别。余若煌的诗作今只遗存7 首，均收录于其嫡孙余宏模诗集《一泓诗草》之附录“先祖父余若煌遗诗七首”[30] 中。据《通雍余氏宗谱》记载，余若煌所作诗文，皆不留稿，自谓“不足传”，这大概是其诗作遗存较少的主要原因。

余若煌入狱后，余若瑔带着子侄们东渡日本留学，开启了家族家学的新篇章。1906年，新的世纪已经到来，中国社会闭关锁国的大门已被冲开，即将在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文化建设上发生深刻变化。此时走出大山、走出国门的余若瑔与子侄们，接触了域外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并积极融入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新旧文化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催生了余氏土司“新生代”。

余若瑔回国后不仅在清末民初的贵州政界、法界、学界有较大影响，成为余氏作家群中成就最大者，其子侄余祥辉、余祥炘亦追随孙中山，成为辛亥革命中的急先锋，这是土司及其后裔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一种独具意义的文化身份。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研究近代民族史的一个重要因子。还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土司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角色其实还具有新的内容。如滇西南土司在抗击外来侵略战争中的作用，云南千崖土司刀安仁参加辛亥革命，红军长征中的彝海结盟，甘南藏族卓尼土司开仓放粮救助红军等，都为传统的土司角色增加了崭新的内容，至今，在甘南，卓尼土司杨积庆的红色传奇凝结成了博峪村一个厚重的历史记忆。同样，贵州余氏土司家族在辛亥革命中的作为也是这崭新内容的又一明证。大浪淘尽英雄，他们不应该被忽略、被遗忘。

余祥辉、余祥炘留学日本的时期，正是20世纪初中国青年学生的留日热潮期。那时，爱国青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也在清政府的提倡鼓励下，竞相东渡，寻求救亡图存之道路，而日本明治政府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也积极采用各种办法吸引中国学生。然而中国的贫弱却使留日学生遭到日本社会的种种歧视、刁难、嘲弄、冷遇，一些中国留学生不堪屈辱，悲愤不已，痛不欲生，甚至投海自尽。在日本与余达父颇有交情的郁曼陀，其弟郁达夫著有白话小说《沉沦》，作品对留日学生压抑、痛苦的心理也有深入的、令人震惊的赤裸裸的展示。年轻的余祥辉、余祥炘在此环境中顽强成长，并最终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

兄弟俩先是进入日本城成中学读书，后升入山口高商学校，在此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等革命组织。1911年余祥辉因不满山口高商校方禁止中国三年级学生偕日本学生一同去满洲旅行的规定，组织领导了中国学生的罢学、集体退学等运动，与山口高商校方发生激烈冲突。此后，他转入明治大学就读。在东京，兄弟俩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尤其是和陈其美、胡汉民接触频繁，往来密切，在陈、胡的引荐下，他们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兄弟俩在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和革命前辈的引领下，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从日本回国后，1913年余祥辉加入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任命为总务部第一局局长，其后转战于上海、湖南等地，战绩赫赫，但是高强度的工作、激烈紧张的战斗使年轻的余祥辉积劳成疾，病倒在上海，生命垂危。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大元帅府军事委员、正在四川成都从事护法革命活动的余祥炘获悉急赴上海，与弥留之际的兄长作最后诀别，余祥辉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在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匆匆离开人世，时年仅29岁。余祥辉病逝后，悲伤中的余祥炘护送哥哥的灵柩沿长江而上，回归水潦故里。离乡十四载，忠骨埋故土。1920 年，孙中山为胡汉民撰写的《余健光传》（余祥辉，字健光）亲笔爰书数语为序，高度称赞其“奋斗进取之精神，已足以移传于多数后起之青年而不朽”[31]。

余祥辉病逝的噩耗传到大屯，余若瑔闻讯大恸，悲怆中写下长诗《哭辉侄》，悲其少小离家不能回：“别家十四年，一别成千古”，痛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母泪成河，一恸临棺抚”，哀叹“我病已经年，策杖行踽踽。转将衰老泪，哭此千万绪。天末大招魂，伤此支撑柱”。[32] 这“支撑柱”不仅是家族栋梁，更是国家的骄傲与未来，一代青年才俊而今轰然倒下，怎不令人唏嘘感慨！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世纪更替，社会沧桑巨变，从历史风尘中走来的余氏家族，同样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生离死别，但幸运的是这个家族在岁月的磨砺中，仍然秉持诗书传家的家风和传统，经历劫难，却是一门风雅，从余家驹、余珍、余昭、安履贞，到余一仪、余若煌、余若瑔，再到余祥辉、余祥炘、余宏模，一百多年来，一代代的余氏族人将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认知、对自然山川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自觉体认，对个体生命的感悟，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家族命运的兴亡之感交织在一起，通过他们的诗文呈现出来，并在今天凝定成了一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页。

[2]余宏模：《余宏模彝学研究文集》，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3]余宏模：《彝族鳛部扯勒家族考》,《滇川黔桂四省（区）毗邻县第二届彝学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4]余宏模：《彝族鳛部扯勒家族考》,《滇川黔桂四省（区）毗邻县第二届彝学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5]《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120页。

[6]余家驹、余珍著，余宏模编注：《时园诗草·四馀诗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7]王子尧：《阿哲主摩奢香夫人与水西彝族文化调查探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8]杨虎得、柏桦：《明代宣慰与宣抚司》,《西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9]王子尧：《阿哲主摩奢香夫人与水西彝族文化调查探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 年第10期。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11]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潘光旦文集》卷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12]余昭、安履贞著，余宏模编注：《大山诗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