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对象及价值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百余年间，贵州毕节大屯彝族余氏土司家族各代一共出了七八位文人、诗人，分别是余家驹、余珍、余昭、安履贞、余象仪、余达父、余若煌，诗文著述近百卷。其中以余家驹、余昭和余达父成就最高。余昭著有《大山诗草》三卷，还编著了《叙永厅志稿》和《土司源流考》；其妻安履贞系盐仓土府后裔，时人称为乌撒奇女，诗文亦不在余昭之下，诗集《园灵阁遗草》曾为史家所关注。余达父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又做过民国初年贵州的地方官员，通晓彝、汉、日三种文字，著有《罂石精舍文集》四卷、《蠖盦拾尘录》两卷、《且兰考》四卷、《邃雅堂诗集》十四卷等，是近代著名诗人，又是彝族第一个法学家。
在地域上，余氏文人全都出自毕节大屯彝族土司庄园。毕节大屯土司庄园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乌蒙腹地，这是明代中期历史上彝族土司统治的核心区域。大屯土司庄园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占地约5000平方米，距今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约100千米，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经乾隆、道光年间余珍、余象仪的扩建，再到清末民初余达父、余若煌的不断修葺，成为一座气势雄伟、造型别致、颇具民族风格的建筑群，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时间界限来看，毕节彝族余氏自明末“奢安之乱”被“平叛”后，奢崇明次子奢辰改名为余保寿，隐居于毕节大屯。明清易代，奢氏后裔余氏一门再获封赐，子孙后代在毕节大屯繁衍生息，历经数代，诗文传家。本课题所论余氏土司作家群的身份，其发轫于余家驹，而以余珍、余昭、安履贞的崛起为标志，至清末民初余达父出现，余氏诗人已成为贵州文学史乃至彝族文学史上一个有影响力的土司作家群。所以，从时间界限来说，本课题以余家驹为起点，以余达父为下限，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余氏作家群绵延100多年。
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发展的这一时期，是土司制度不断变革、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步伐不断加快的时期。就贵州来说，改土归流、土流并治等改革方略共同影响着黔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这是汉文化与贵州多民族文化深入融合的时期，也是贵州思想文化空前繁荣活跃的时期之一。在本课题中，清末至民初并不只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限定，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界定，在对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的形成及创作进行分析、评价的同时，也展现了朝代更迭与世纪之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土司地区全景式的思想文化背景。
综观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创作，历经百年而内容丰赡，余氏家族文化与传承作为维系和推动家族绵延不绝的内在力量，有着独特意蕴内涵。其一，彝族文人作家的身份，聚焦民族性表达，赋予作品以鲜明的民族性特质；其二，土司或土司后裔的身份，在彝汉文化融合下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浓烈的家国情怀与现代意识的产生，延展丰富了彝族文学的内涵。它们共同形成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意旨深远的文学价值世界。
但目前，在一些有关彝族余氏作家群文学的研究中，对余氏作家群的典型性与土司家族文化的特殊性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且余氏几代人的诗歌创作无不有社会思潮变迁和彝汉文学融合的深刻烙印，所以有必要进一步系统深入地考察彝族余氏独特的家族文化，挖掘余氏作家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以拓展彝族文学、贵州文学研究领域。
该课题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及其诗文创作的价值取向、成就和特色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有助于窥见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潮与文学嬗变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刻影响，有助于探析少数民族家族作家群在民族地区现代性诉求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所具有的特点。
第二，本课题可为地域文学史、中华民族文学史建构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可为贵州文化发展建设提供有代表性的个案分析。
第三，围绕余氏土司作家群的诗文创作，本课题由彝族文学史向土司文学方面的展开，可拓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意义。
二 研究现状
贵州毕节大屯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最早见于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志的简括记载。国内外对这个文人集团的相关研究，实际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由于民国初期余氏家族中的余达父早年留学日本，又曾加入同盟会，做过民国初年贵州的地方官员，通晓彝、汉、日三种文字，能赋诗作文，在近代贵州文人中有一定知名度，因此最早对余氏文人的关注是由余达父而引起的，但当时所谓研究，其实是三多三少：介绍多，研究少；关注个别成员多（主要是余达父），关注整体家族少；从余达父个人经历（主要从政治与法律方面）及其家庭历史着眼多，从文化与文学研究角度着眼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余氏家族的土司背景，相关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连介绍性的文字都几乎没有。对余氏文人的真正的研究，重新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但此时的研究，又一度集中在历史方面，文化与文学方面的研究至为薄弱。90年代以后，情况才稍有改变，但在国外直接的研究仍为空白，间接研究如民族主义、庄园和领主制度的研究等，对本课题富于启发。
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西南少数民族素以口传文学发达著称，而作家文学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彝族虽然有自己的文字，并有大量的古籍文献留存，包括丰富的史论、诗论、文论及天文、地理、医学、谱牒、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工艺技术、哲学伦理、医学病理、巫术卜咒等论著，但就文学而言，也主要还是毕摩经籍文学，而对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以土司家族为中心而形成的作家集团及其创作，则向来研究不够。近10余年来，受多元文化理论的诸多影响，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关注日渐增多，但也仅可算作开端，对少数民族土司家族的作家集团乃至所谓土司文学的研究，更是鲜有进展，其中又以彝族作家文学为甚。李力、左余堂分别主编的两种《彝族文学史》[1]专著对大屯余氏作家介绍非常简略，沙马拉毅主编的《彝族文学概论》[2] 对余氏诗文有所解读，但较为粗疏。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郎樱等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基本不涉及这一块。刘亚虎、罗汉田、邓敏文撰著的三卷本《中国西南民族文学关系史》，在元明清卷（罗汉田著）终于有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文学的交代，认为在明清两代，在诗文创作上较有成就的是少数民族土司，但著者所开列的名单，仅见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云南姚州彝族高氏土司、云南宁州彝族禄氏土司、湖北容美土家族田氏土司、四川酉阳土家族冉氏土司，完全没有留意贵州毕节大屯的彝族余氏土司作家集团。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10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与前几种著作大体一样，也将各个历史时期西南少数民族文人的创作列为单章或单节论述，难得的是，这部著作提到了贵州毕节大屯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在第五卷里，用数百字对余氏土司作家群几位成员的创作有所介绍。但这部书显然也忽略了所谓西南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其实就是以南方人中大姓、大家族或者直接就是以世袭的土司家族为基础而形成的，这样的忽略，必然导致对西南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些特点和规律有所不见。
以上几种是近10余年国内比较权威的文学史著述，除此而外，近20年来学术界还有一些对余氏作家群研究的专著或论文，但这些研究对毕节大屯彝族余氏一门同样所涉甚少。贵州学者的研究，有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王晓卫《贵州文学六百年》、史继忠《毕节大屯土司庄园》、戴明贤《彝族杰士余达父》、吴正光《大屯彝族土司庄园》、邹芝桦《走进大屯土司庄园》等，这些著述或文章虽涉及本课题研究的内容，但相当简括，并且只关注余家驹、余昭、余达父等个人诗文创作的评述。
最早对余氏作家群进行整体性介绍的，是余氏后裔、著名彝学家余宏模。
余宏模先生在1995年的《文史天地》第2期发表了《彝族余氏一门五诗人》一文，该文立足于余氏在彝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将余家驹、余珍、余昭、安履贞、余达父的生平、家世、创作情况及家族传承作了简单勾勒，文章虽仅止于介绍列举，但为研究余氏作家群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线索。
进入21世纪后，母进炎教授编著了《百年家学，数世风骚——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年）一书。该书较为系统地对余氏一门的历史和创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从家族文学的角度出发，注意到了余氏家族在黔西北彝族历史文化影响下的形成，认为余氏家族文化与文学对黔西北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该著对余氏作家群主要成员的诗歌创作和艺术特色进行了一定分析。该著最大的优点是对相关文献资料有较好的收集整理，对个别成员如余达父的人生经历与交游状况等有较详细的梳理，研究团队对余氏所居住的大屯庄园也有实地考察与调研。然而遗憾的是，该著所论并不深入，而且八个部分分别由不同的研究者完成，体系不够严密，泛泛之谈较多，尤其缺少对家族文学整体性特征的把握，对其土司或土司后裔的文化身份及其写作视角尚未触及，对余氏作家群在彝族文学史、贵州文学史上应有的价值、地位和意义未作出阐释和评价。何云涛论文《贵州彝族余氏作家群的文化特征及其成因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7期），亦将余氏作家群进行整体考察。文章结合余氏作家群生活的地域环境、特定的政治文化体制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等因素，认为“余氏作家群的创作大致呈现出家族性、以诗歌创作为主要体裁以及将汉文作为书面表达工具的基本文化特征”，并指出“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群相比，这些文化特征虽有表面的相似性，但实质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仍有较大差异。贵州彝族余氏作家群的独特成因在于余氏家族少数民族贵族身份、彝族独特的文字和文学传统以及彝汉民族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势”。[3] 该文意识到了余氏作家群土司裔身份及彝汉文化交融下的文学创作与特征，但对于余氏家族历史和变迁则一笔带过，言之甚少，而明清以来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对于余氏土司作家群的形成和影响相当深刻，可惜该文并未涉猎。2014年南京大学蒋丽的硕士论文《明清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研究》，将贵州毕节余氏与云南姚安高氏、蒙化左氏、宁州禄氏并置，“从家族文学的角度切入，整体探寻明清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和文学面貌”,“论述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创作的文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并分析其作品呈现出的民族和地域特征”[4]。这篇硕士论文的最大优点是关注到了“明清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与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创作的深度关联性”，而缺点也在于对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了解不足。对毕节余氏创作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余家驹一人，其他诗人要么偶尔提及，要么干脆不提，如余氏作家群中成就最大的余达父，文章只字未提。不过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首次将毕节余氏等彝族文人家族作为研究对象，且能结合明清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地域文化以及彝汉融合的社会背景，对明清两代彝族文人家族的汉文学创作进行整体性研究，体现出了一个研究生良好的学术素养，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明清彝族文学家族在当下开始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果然，2016年西北民族大学多洛肯教授在《民族文学研究》上发表了《明清彝族文学家族谫论》一文（《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贵州毕节余氏是该文重点探讨的一个家族。该文对明清时期9个彝族文学家族，48位文人的生平简况、诗文著述进行了系统而翔实的梳理，指出：明清彝族文学家族“形成原因错综复杂，尤与当时政治制度的推动、彝汉文化交流加强、科举教育的推广、文学世家强强联姻四个因素最为密切”[5]，认为彝族文学家族创作特色鲜明，体裁广泛，既有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的交相辉映，也有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士风的呈现。文章视野开阔，学理性极强，但是，毕节余氏仅是其中的一个家族，作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其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就余氏作家群的成就、地位和影响来看，上述成果还远远不够，对余氏作家群的系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在某些方面甚至亟待开拓。
此外，就余氏作家群个案而言，研究亦不是很多，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余家驹、余昭、安履贞的研究上。余珍的创作未见研究，而余达夫则仅有些相关的生平介绍与创作简述、简评。
安尚育教授的《余家驹诗论》（《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陈世鹏教授的《彝族诗人余家驹和他的美学观》（《贵州民族研究》1998 年第2期）是最早关于余家驹诗作的论述。前者侧重于余家驹诗歌内容和风格的探讨，后者着重于余家驹文艺美学观的分析，并将其美学观归纳为“自存面目”“无格通灵”“画中有诗诗有画”“胸有奇特节”“一字不着文更奇”[6] 等五个方面，对余家驹诗作与诗学研究皆有裨益。罗曲教授与曲比阿果的《彝山彝水总是情—— 〈时园诗草〉 读后》（《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对余家驹的诗作有较为感性的分析鉴赏，评价也较为中肯。王菊的《“我生自有面目存”：余家驹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比较》（《贵州民族研究》2006 年第3 期）一文，将余家驹的山水田园诗与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诗作进行比较，得出在情境、意境和思维等方面二者具有某些相似之处的结论，该文为余家驹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黄瑜华的《云山雾雨黔中气，亦道亦佛亦文章——余家驹诗歌初探》（《毕节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则停留在对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浅层次分析上，未有深入研究。
对余昭、安履贞、余达父的个案研究主要有陶学良教授的《清代彝族诗人余昭及其诗作》（《云南彝学研究》第三辑）、《高材硕学彝族诗人余达父》（《彝族文化》2002年第2期），有曾美海的《论彝族女诗人安履贞及其圆灵阁遗草》（《毕节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以及2016年暨南大学罗鼎元的硕士论文《余昭、安履贞诗歌研究》。
从评析性的论文到硕士学位论文，余氏的个案研究虽不充分、全面，但现有成果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余氏作家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余家驹、余昭、安履贞的研究上，并不全面也不深入，特别是余达父，他的诗歌风格和价值意义长期乏人关注，应该说是一个遗憾。
其他有关余氏家族及其成员的资料性著述，散见于一些地方志文献和家族后裔的著述中。《叙永厅县合志》记载：“水潦虽居深山崇箐间，余氏一门，恒殚心典籍，博雅好古，一洗山川之陋。”[7]“明末天启天间（1621—1628），西南地区爆发 ‘奢安之乱’ ——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和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联合反明，率兵围困成都、攻占重庆、自称 ‘大梁王’ 的奢崇明，就是余达父的十三世祖。后奢氏败亡，改土归流，奢崇明一子奢震改名余化龙，遁迹隐世，其后裔长住叙永水潦；另一子奢辰改名余保寿，其后人承管毕节大屯，彝语称 ‘扯勒业阔’，是扯勒部彝族统治家族宗社所在地。”[8]《叙永厅县合志》《毕节县志》《大定县志·艺文志》《赫章县志》等对余家驹、余昭、余达父、安履贞的诗作都有选录，并列举和评价了他们对地方文化的贡献。其他，如《赤水河畔扯勒彝》《贵州民族资料汇编》《余宏模彝学研究文集》《且兰考·贵州民族概略》等，均收录了余氏家族的部分资料，为余氏作家群及其文学研究提供了研究线索和查找资料的途径。
三 基本思路与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如下。
1．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的历史与文化分析
余氏土司作家群的形成，涉及明清两代羁縻政治、改土归流等背景，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大屯土司的兴衰。这段历史，长期疏于梳理，可供稽据的文献有限，因而是一个难点，同时也是重点。这一部分，本课题将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借助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余氏作家群的形成及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和分析。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余氏作家群的形成历经几代，不仅关联着大屯土司的兴衰，而且曲折地反映着明清中央政权与贵州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余氏几代文人的命运，不仅有与中原文化亲近、龃龉的原因，也有历经劫难、无心做官而沉迷诗文的避祸动机。对大屯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历史的追溯，不仅可以勾勒贵州乃至四川、云南少数民族文人的心灵史、命运史、精神史、性格史，而且可以探寻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某些特征和规律。尤其重要的是，从改土归流后西南土司文化衰落的角度，去描述彝族土司世家文人集团和作家群的命运沉浮，还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其中蕴含着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嬗变的丰富信息，因而这样的研究是一种创新。
对毕节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条件的探讨，其实质就是对其文学生态环境的构拟与还原，这不仅是为了阐述当时社会之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化传承、家族命运等综合背景，更是为了开掘与诠释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背后的改土归流之变、文化融合之新，以及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其间余氏土司作家群形成的政治背景、文化土壤以及科举教育制度，典型地诠释了南方土司文学兴盛的历史文化条件。因此，本课题力求从时空两个纬度交织成的文化生态背景上，以明清社会历史变迁，尤其是改土归流政策对南方少数民族土司的深刻影响，结合余氏家族的兴衰史，对余氏作家群形成之历史文化条件作深度分析。
2．余氏作家群诗文创作评价
从19世纪初余家驹到20世纪初余若瑔，余氏一门有各类著述近百卷传世，其中各体诗词数千首，散文数十卷，对余氏集团及其作品，不仅从未有过系统的研究评价，而且缺乏细致的归纳整理。本课题拟采用文学研究方法（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在对余氏一门的诗文创作进行全面归纳整理的基础上，从三方面展开对余氏文人创作的评价和研究。其一，对余氏作家群创作共性和个性的研究。余氏土司有自己的兴衰历史，余氏文人大都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因而解读其作品是走进其心灵的必要前提，这种解读的重点和难点是：既要注重个体差异，也要立足于家族盛衰的情感共性。其二，清末贵州出过几位有影响的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郑珍和莫友芝。著名学者汪辟疆等甚至将郑、莫视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有过清季诗歌“王气在夜郎”的较高评价，笔者认为，对余氏作家群诗文的解读，不仅要联系近现代主流文学发展的历史，而且还需要联系贵州地域文学的背景，即在贵州这样一个地处边远的省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之形成，与其诗文创作的审美追求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本课题的基本思路，也是创新点，笔者的观点是：通过对彝族余氏作家群作品的解读，可把握贵州地域文学的某些内涵和特质。其三，余氏作家群诗文创作在彝族文学史上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也是本课题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西南诸民族中，彝族不仅有自己的文字，而且经籍和诗学极为发达。大屯余氏作家群的诗文虽属非母语创作，但其中的民族文化浸润也是有迹可循的，虽然这方面的研究由于缺乏积累而具有相当难度，但联系彝族古代典籍所论述的三段诗、五言诗形式，以及彝族的毕摩文化来进行解读，也是值得尝试的，是一种创新。当下，随着学术界“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研究的深入，重构中华多民族文学版图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彝族文学史的研究与建构，有必要深入阐释彝族文学的异质性内涵，在此语境下，余氏作家群文学的特征与价值研究可为我们带来启发和思考。
3．余氏作家群与西南土司文学的关联性
土司文学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其特点表现在文人身份的世家性（或家族性）、诗文题材的特殊性，以及汉化程度较高等方面。目前，西南土司文化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土司学”在学界已呈呼之欲出之势，土司文学也日益引起关注。笔者的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是：土司文学的基础是土司文人的集团化、民族化与区域化，应联系有代表性的土司作家群，采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尤其需要在不同土司文化间展开比较，才能将土司文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是典型个案的解读。所谓余氏作家群与西南土司文学的关联性是：第一，拓宽视野，联系中国历史上的羁縻制度与土司文化的兴衰，考察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第二，发掘和扩大史料来源，将余氏土司作家群的诗文创作，置于西南土司文化的大背景上，在彝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土司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展开比较，以探讨土司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规律、特点和影响。
[3]何云涛：《贵州彝族余氏作家群的文化特征及其成因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7期。
[4]蒋丽：《明清彝族文人家族汉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大学，2014年，第11页。
[5]多洛肯：《明清彝族文学家族谫论》,《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
[6]陈世鹏：《彝族诗人余家驹和他的美学观》,《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