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由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提出，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同时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其是以保护全球气候为目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以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开发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形态。根据以上定义，低碳经济目标不可避免地与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举措联系在一起。控制碳排放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开源手段进行能源结构调整，通过增加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以降低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比重；二是节流手段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通过提高单位能源的生产率来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水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由于技术进步、能源结构优化和采取节能措施，碳生产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低碳化进程也就是碳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但是，仅将低碳生产和经济增长挂钩，认为低碳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挑战是完全不够的。低碳的目标不仅仅是低碳高增长，更应体现其中的人文发展目标和人文关怀，即保证在经济、健康、教育、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人文尺度上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潘家华等，2010）。低碳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重要的是保障人文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低碳经济的核心发展目标应是：发展低碳能源技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促进社会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新型经济社会形态。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是本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环境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在低碳理念已成为全球共识的基础上，低碳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和特点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首先，主要发达国家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未来争夺低碳经济主导地位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具体实现目标和落实原则就是量化减排指标及其相关措施。发达国家将节能环保和开发可再生能源作为最优先行动目标，凭借在低碳领域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优势，制定和实施发展低碳经济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力图在新一轮竞争中获得领先优势。目前，美、欧、日、加、澳等国家和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自愿减排计划。从《京都议定书》至今，欧盟已成为事实上的低碳经济主导者，其通过立法、财税等手段积极推进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发展低碳技术和开拓新能源供给渠道，保持欧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而《美国清洁能源法案》的提出代表美国重返国际气候谈判舞台，是美国争夺气候变化政策主导权的有力筹码。其明确制定了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中长期规划以及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具体战略，构成了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日本也在“福田蓝图”框架下积极探索低碳发展的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并确定了中长期的低碳行动方案。由此可见，谁掌握了未来制定规则的主导权也即掌握了在低碳经济条件约束下的未来发展空间。
其次，新兴经济体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和自主权，建立符合自身国情的低碳经济道路。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低碳经济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尽管各国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不尽相同，但就发展阶段而论，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的消费型碳排放经济社会，而以金砖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则还处于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生产型碳排放经济中。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经济所面临的减排成本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崛起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出口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普遍存在高排放、高污染的资源和环境瓶颈，极大制约了新兴经济体的创新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争取在未来国际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新兴经济体具有显著的内生动力要求在低碳经济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并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支撑，将低碳经济与经济转型发展紧密结合，引导新一轮的工业革命顺利进行。但是，发达国家所掌握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一再要求广大新兴经济体设置具有较强约束性的减排指标，严重束缚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此外，发达国家转嫁自身减排责任和逃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技术和资金支持的责任，诸多因素构成新兴经济体要求低碳经济规则制定权的外生动力。2014年12月缔结的《利马气候行动倡议》就是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重要成果，它进一步明确强化2015年协议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以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前提，按照自身经济特点由国家自主决定减排贡献。由此可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低碳是发展的途径和手段，也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标志，与发达国家关于环境问题的博弈将处于长期持久的状态。
再次，低碳经济与贸易投资政策的联系逐步加深，碳关税、碳标签和碳认证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同时也可能滋生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第一，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推行的“低碳”技术标准和“碳关税”政策，将直接削弱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发达国家高层次碳减排标准很大程度上超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技术能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会因达不到国际碳减排要求而不得不退出市场。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着化石能源将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占重要比例。“碳关税”政策将直接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成本造成冲击。为突破这种气候壁垒，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提高碳减排技术，控制出口产品的碳排总量，这进一步增加低能耗原材料及减排新设备的购置成本，致使价格上升阻碍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碳标签、碳认证等手段以促进“低碳”，更具有隐蔽性，可能成为技术性贸易壁垒。WTO关于贸易技术壁垒（TBT）条款允许国家基于环境目的实行强制性或自愿性标准，可能造成新的“绿色壁垒”。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不断在产品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方面与碳排放挂钩，如日本提出的“碳足迹系统项目”、法国运行的“新环保法案”第85条、欧盟规定的“欧洲版能源效率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ISO14067温室气体核证系列标准等，均可能发展成为新型技术性壁垒，给国际贸易带来冲击和危害。
然后，在单边削减乏力、多边体制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区域协定和区域合作成为有效削减全球碳排放的有力手段。单边削减可能造成关于“碳泄漏导致环境有效性降低”的问题，即指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采取减排行动后，生产或排放区的外移导致本国减少的排放被未采取约束行动的相关地区或领域的高排放抵消，从而影响减排措施的效果。从多边角度看，WTO现有的主要协调环境事务的委员会及相关办事机构，也尚不完全具备处理气候变化与贸易问题的能力和经验；治理碳问题的国际气候公约尚存在规则不完善、制度缺失以及关键定义模糊等问题，因而缺乏对WTO的原则性的指导作用，造成WTO在实施过程中缺少对低碳问题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近年来在处理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政策问题时，更多国家采取双边或诸边贸易协调机制谋求共同而有效地削减全球碳排放。如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协定已增加了与环境有关的条款，运用区域政策引导双方转向生产和消费低碳产品，以降低地区碳排放。与以往传统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然延伸不同，新环境下的区域贸易自由化促进碳减排的努力更多体现为：第一，低碳区域贸易协定更加针对低碳密集型产品、低碳新技术和低碳生产过程的投入品采取贸易鼓励措施，通过区域内贸易品结构的清洁化促进与低碳相关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第二，在同等减排程度的承诺者间建立补偿机制，构建以生产补贴为主要形式的支付转移机制，以补偿竞争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第三，对区外国家的碳排放进行激励或惩罚，鼓励高排放国家加入协定，从而减少全球排放。
最后，金融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有机结合，通过金融杠杆的有力支撑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金融工具成为低碳融资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主要方式可归纳为公共资金引导工具、碳金融工具和传统金融工具三大类。第一，公共资金不仅可以有效地为低碳经济领域项目提供稳定资金来源，还可发挥关键的引导作用，带动私人部门资金更多地流入低碳经济发展相关领域。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的深入，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仅仅靠公共部门为低碳发展融资已无法满足低碳经济正常发展需要，也不能促进低碳部门产业化、商业化。通过公共资金引导工具，以公共与私人部门共同融资和政府担保基金的形式，鼓励私人部门参与低碳发展计划，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与成本，促进低碳发展经验在各部门共享。第二，“碳金融”是属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环境金融独树一帜的发展分支，是指向可以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量的项目提供资源。近年来碳金融市场发展显著，形成了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交易市场，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主要的碳交易体系。国际碳交易体系主要有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倡议、东京自愿排放交易体系、大不列颠体系、澳洲的新南部威尔士州CO2减排体系和加拿大的亚伯达省气候变化和排放管理法等。第三，传统金融市场工具创新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辅助收入来源。如中央政府或机构发行气候债券为地方低碳经济项目提供融资；或地方政府直接发行气候债券为当地的低碳发展领域项目建设融资。CBN的研究表明：若考虑到较为广泛的减少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目前共有超过1000种以气候为主题的债券，规模约为1740亿美元。此外，农业保险、天气指数保险、清洁技术保险和巨灾保险是国际保险业围绕气候融资开展的较为成熟的重要避险工具，在低碳经济投资相关领域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可以有效降低低碳类投资的风险，并吸引更多私人投资用于支持低碳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