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初妇女报刊中家庭小说的出现
如前所述，清末民初小说真正的繁荣不在清末而在民初，从小说发表的数量上看，1915年为最高峰。除了新小说创作经历了10年左右的艺术积累渐趋成熟外，更重要的是民国政府建立后，新的文化环境促成了更大批量的报刊问世，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又使办刊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客观上促进了小说的持续发展。妇女报刊的发展也受益于此。第一份商办妇女报刊《妇女时报》（上海女性时报社，1911年5月至1914年7月）问世后，1914年至1915年出现了创办妇女报刊的火热局面，一些报刊影响大、持续时间长，形成了中国新闻传播和妇女运动史上的独特景观。[15]我国报刊中常有设置文学专栏的偏好，这些妇女报刊也不例外。妇女与小说的渊源很特别，一个是“第二性”，属性别边缘；一个是曾经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居文体边缘。在妇女报刊这个文化传播的平台上，妇女的启蒙、写作、阅读这一系列行为将妇女与小说一同裹挟着进入现代文化建构的场域。
1907年，当国内的文学专业报刊开始创办家庭小说专栏时，妇女报刊并无即刻回应。直到1915年1月《中华妇女界》创刊，妇女报刊才开始出现家庭小说专栏。这一年是新文学发生前的一个重要年份，不仅发表小说近2000篇，居清末民初之首，还有一些重要的报刊也在这一年创刊，如新文学运动策源地之一的《新青年》等。创刊的妇女报刊中除上海中华书局的《中华妇女界》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都是依托大型商办机构运营的妇女报刊，影响力自然较大，二者先后设立了家庭小说专栏。《妇女杂志》自创刊伊始就重视刊载文学作品，设有社说、文苑、小说、国文范作等文学专栏，并从六卷一号（1920年1月）起刷新内容，“文艺”栏目之下增加了家庭小说专栏，载《奢俭婚姻》和《灯下》两篇家庭小说。[16]《中华妇女界》在栏目设置与关注的一些内容上与《妇女杂志》极为相似，如陶冶女性情操，向女界传授科学知识，参与讨论贤妻良母等社会热点问题。由于上海中华书局的经营等原因，《中华妇女界》办刊历时一年半，被迫于1916年6月终刊，仅发行了18期。它的影响力虽不及《妇女杂志》，但发表家庭小说比《妇女杂志》早了5年，使之在家庭小说专栏的建设上独树一帜。
《中华妇女界》重视家庭小说的创作与中华书局开创人陆费逵的女子教育思想和先进的家庭观念有直接关系。他认为，家庭是由男和女组成，国家也一样。所以国家的制度有碍于女，这个国家就算大半无制度了。女子的教育目的有四个：健全的人格；贤妻良母的养成；男子能养家的时代，女子做无害于生理、无妨家庭的职业；预备充足实力，在必要的时代代男子做国家社会的一切事。若要实现这些女子教育的目的，需以女子的自觉、家庭的自觉和国家的自觉为前提。[17]1912年至1915年，他在中华书局麾下连续创办8种杂志，使之成为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杂志群，以多种途径寄托其报国的理想，[18]与当时个别妇女报刊猎艳休闲的商业定位完全不同。在树立新家庭的理念、发表家庭小说作品方面，《中华妇女界》与《中华小说界》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中华妇女界》从创刊号开始便刊载家庭小说，仅第一卷的3期、4期出现空缺。在办刊的一年半里，《中华妇女界》共发表5篇作品：刘半农的《忏吻》、周瘦鹃的《妻之心》《分钿合钿记》和《妻之忏悔》、陈佐彤的《双花斗艳录》。[19]《中华小说界》发表家庭小说的连续性不及《中华妇女界》，但也发表了5篇，是对这一主题的积极推动。[20]在当时报刊林立、良莠不齐的办刊形势下，一个小说专栏能够坚持不懈地体现办刊人、编辑、主笔人达成的共识，肩负社会责任感是十分可贵的。
反对不婚主义、重视对家庭的维系是《中华妇女界》家庭小说的中心主题。半侬（刘半农）的短篇小说《忏吻》刊发在创刊号上，具有率先垂范的意义。小说中描写的夫妻二人的小家庭生活是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当蜜月过后，生活归于平淡，主人公亨理开始怀疑爱情，并感到自己赚钱养家，陡增经济压力，便动摇了对婚姻的信心。在破旧立新的时代风尚中，以传宗接代为目标的旧有婚姻观念遭到冷遇，新家庭的模式却又未确立起来，青年人自然会产生对婚姻的困惑。独身主义者一般缺乏对家庭的信心和责任感，很容易选择逃避责任的不婚生活方式。当时，言情小说正在试图开启中国文学新的书写领域，刘半农回避了正在升温的自由恋爱话题，将两人的恋爱一笔带过，直接提出了严峻的社会问题，即爱情是否为维系婚姻的唯一动力，如何面对组成家庭后带来的新的经济负担？当时的中国妇女大多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如梁启超所说的“分利者”，小家庭面对的经济压力已成为较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小说的结局是伯父现身说法，给出了答案：妻子勤俭持家、在事业上辅佐丈夫、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家庭收入，丈夫努力工作，这是维持家庭存续的良方。针对外来的独身主义思想的侵袭，刘半农勾画出新家庭中道德与经济的新秩序，其美好的新家庭蓝图是：夫妻感情日久弥新、家道殷实、家风朴素、儿孙满堂。
在中国新旧思想转型的历史时期，如何维系家庭的存在也是周瘦鹃在《妻之忏悔》中所做的思考。女主人公丽拉忽然接到丈夫破产的消息，出于对丈夫和家庭的热爱，她选择放弃自己热衷的社交活动和奢华的生活，跟丈夫搬到郊外，辞去用人，开始过节俭的日子，做自食其力的农妇。民国初年，男女同校开禁，一些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交活动。丽拉的丈夫原本希望通过妻子的社交活动会对自己的事业有所帮助，但不曾想丽拉从此沉湎于社交生活，没有心思打理家务，甚至时常夜不归宿。在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内外的双重身份时，周瘦鹃的观点是让女性回归家庭，本分地履行相夫教子的责任。丽拉在忏悔中练就了烹饪、缝补、理财、育儿等家政技能，才知道丈夫破产是个谎言，是父亲和丈夫对她的考验和“挽救”。
如果说丽拉是一个转变中的“贤妻良母”楷模，周瘦鹃在《妻之心》中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则带有明显的传统因袭的负面因素。女主人公哀黎士发现了丈夫与女明星的隐情后，为了维持家庭仍对丈夫“矫为笑容，欢然相迎”。当丈夫钱财挥霍殆尽，被女明星抛弃而要自杀时，哀黎士不顾自己的尊严竟然写信哀求女明星与丈夫“重复忻悦”，并表示“与其死吾夫，吾宁死妾也”。表面上看来，她是为了维系家庭忍辱求全，而实际上，她毫无独立的人格，甘愿做丈夫的附属品和旧道德的殉葬品。“女明星”是民国新兴的“职业”，是女子“遭遇解放”后经济独立的表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21]但是，小说中的女明星不以演技作为自己生存的资本，却靠色相榨取男人的钱财，这是不劳而获的寄生思想，同样没有人格和尊严。作者对三个人物未加任何道德评价，反映了当时新的家庭道德伦理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现实状况，也是作者思想矛盾的表现。出于维系家庭的写作目的，小说的结尾只能是哀黎士的丈夫遭到内心谴责回心转意，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家庭。小说暗含着对一夫一妻制的认同，在民国初年纳妾风气犹存的时代环境中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现代家庭的夫妻关系是以爱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平等、和谐、合作的两性关系。它包含了夫妻双方人格独立、彼此忠诚、经济互助等现代内涵，并对家庭的存续负有共同的责任与义务。但在《中华妇女界》这几篇家庭小说中，清一色的男作家们更加强调女子的自强、自立，希望她们肩负起家庭存续的主要责任。因而，作为供妇女阅读的文学，男作家们便“自觉”地充当了女子的训导者。刘半农的《忏吻》表面上以男性为主角，批判他的独身主义意识，实则对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角色做出了规定，即家庭的存亡责任在于妻子一方，妻子甚至应该为此委曲求全。亨理的妻子知书达礼、善解人意。她及早认识到丈夫已厌倦了家庭生活，便以退为进，主动请求离婚，暗地里却向伯父寻求救援。虽然伯父与亨理的长谈改变了亨理独身的想法，出场不多的妻子却是小说的灵魂人物，把控着婚姻的主动权。刘半农认为：“妇女之职有二，为贤妻，为良母。申言之，即爱护其家，忠事其所天，善抚其所生之子，若女而以贞淑出之耳。”[22]《忏吻》中视丈夫为“天”的女主人公聪颖、贤惠、多谋，能够利用手段巧妙地使丈夫“改邪归正”，这正是作者富有时代特征的性别理想。
周瘦鹃的另一篇家庭小说《分钿合钿记》从离婚后妇女的悲惨境遇角度强调了妇女不事其职的严重后果，更直接、明确地把婚姻失败的责任推向妇女一方。小说以女儿艾伦的视角记录了父母离异给自己的生活和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她六岁时父母离婚，使她幼小的心灵深处藏着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吾欲阿父与阿母永永同处。”离婚后的母亲没有经济能力，带着艾伦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母亲每天所做之事就是在反复的自责中消磨生命。“吾心儿偏急，没有耐性，因此掉在这烦恼网中，吾望你将来别步吾的后尘，不论什么事，三思而后行。” 但后悔已经于事无补，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不仅使艾伦性格怪僻，成年后还不擅长与异性接触、恐惧婚姻、厌恶孩子。虽然爱德华娶艾伦为妻，但艾伦又持有错误的婚姻观念，认为丈夫赡养妻子天经地义，因此挥霍无度，导致爱德华对其由怜爱转为嫌弃。艾伦打掉了怀着的孩子，落得离家流浪，精神濒于崩溃。当被送到医院救治时，看到了别人可爱的孩子，她又恢复了对于生活的希望，丈夫也重新接纳了她。
这篇小说通过母女两代人在婚姻家庭中的得与失，探讨了有关家庭伦理的多方面问题，包括夫妻关系的复杂性、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孩子对于维系婚姻的意义等，对当时法律准许离婚也提出了质疑。与《妻之心》一样，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是对丈夫、父亲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审判，而是试图从母亲和女儿的悔过中告诫女性慎重对待婚姻，力求家庭的完整，警示女性离婚对孩子贻害无穷。作品虽然在劝勉女性自立、自强、勤劳、勤俭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善意鼓励女性反思婚姻和家庭，但作者的男性本位立场还是很明显的，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使然。
在赞美和推崇现代女子的优秀品德、塑造“新女性”形象方面，佐彤[23]的《双花斗艳录》是《中华妇女界》中最优秀的家庭小说。它跨年度连载了十期，是支撑《中华妇女界》家庭小说专栏的一篇力作。小说的人物心理描摹细腻、故事完整、情节跌宕起伏、白话使用流畅，是民初较为成熟的小说作品。它取材于英国上流的社会生活。麦赛利子爵的两个儿子海上遇难，子爵欲在自己的亲戚中选择继承人。他找遍家族后裔，只找到18岁的哈罗加·美格和19岁的克塞·慧绮这两位可继承他的家产和地位的亲戚。他暗访了这两位女子，美格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他们生活在幽静隐蔽的乡村，与外界甚少接触，这使美格天真烂漫、坦率自然、腼腆娇羞；慧绮虽与母亲生活在伦敦见多识广，但也真诚无伪、蕴之于心、不形诸物。为了更深入地考察两位女子的德行，子爵将她俩接至自己的庄园，朝夕相处，并有意设置问题，聘请律师等人来帮助观察和裁决，这使小说一环扣一环地吸引读者。
小说塑造了四位女性形象，除了美格和慧绮之外，还有子爵同父异母的妹妹哈维克夫人和慧绮的母亲。哈维克夫人心地善良，兢兢业业地为子爵管理家业，慧绮的母亲则工于心计、曲意奉承，她为了能使自己的女儿成为候选人，拉拢律师、排挤美格，甚至还设想毒害美格。子爵喜欢美格不染尘世、淳朴的天性，又看中慧绮有良好的教育和本家族的风范与气质，特别钦佩她悲悯平民的思想。美格和慧绮虽为竞争对手，但二人均不贪恋荣华富贵，淡泊名誉和利益，这正是作者所极力推崇的现代女性的美好品质。她们或接受现代教育，拥有西方民主思想，或自然天成，浸染于大自然，形成晶莹剔透的品格，俨然是作者树立的两个女子楷模。小说充满了仁爱思想，对弱者寄予了莫大的同情。当子爵在两难之中选择了慧绮之后，哈维克夫人既舍不得美格离开又担心美格失望，便收她为义女。慧绮被定为继承人后，又节外生枝，因为她恋爱的男友出身平民，在伦敦做律师工作。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家族中没有男子的可以由女子继承家业，但是“其入赘之夫，须姓克兰特姓氏”，即随子爵的姓氏。她的男友却拒绝将他的平民姓氏改成贵族姓氏，慧绮在荣华富贵和忠贞爱情之间，毅然选择了爱情，博得了人们的敬佩。小说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同时表达了新旧道德伦理转型的历史时期，传统女德必然要接受现代道德洗礼的客观事实。小说人物、情节、叙事方法都体现了现代小说的品位，大概是考虑到妇女的阅读习惯，采用了中国小说偏好的“大团圆”结局。
《中华妇女界》中这几篇家庭小说的作者均为男性。他们在女性阅读的性别指向十分明确的报刊上发表作品，自然将自己的性别理想和对于妇女的阅读期待寄托于笔端。概括地讲，他们理想的“新女性”形象不仅拥有现代知识技能、自然俭朴、相夫教子、聪明智慧、把握家庭全局、不追逐浮华、淳朴善良，更重要的是具有平等、民主、自由的现代人的情感与思想。因而，这些作品大多采用外国社会生活背景，有利于作者在新旧思想道德冲突中迂回，进而更真实地将西方文明的家庭观念阐述出来。当然，作者思想深处潜藏的旧意识也难免有所流露。在新旧杂陈的时代，文学来肩负现代家庭建构的使命，作者的思想纠结于新旧矛盾之间，恰恰是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