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我国雾霾污染现状

当前，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十三五”规划逐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现代化进程进入快车轨道；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日常消费更加丰富化和多元化。同时，与之相伴的就是我国能源需求与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包括我国的传统能源主体——煤炭能源，最终空气质量和水污染、土壤污染、垃圾围城等诸多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其中，雾霾作为21世纪以来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大气污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先后将包括雾霾环境治理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雾霾是一种常见于城市的大气污染状态，是对空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阐述，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前两者是气态污染物，而可吸入颗粒物被认为是导致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可吸入颗粒物（Fine Particulate Matter），又称作细颗粒物，是对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不超过2.5μm的污染颗粒物的总称，人们更常称其为“PM2.5”。这些PM2.5颗粒自身既是污染物，又因其直径小，表面积大的特点，成为多环芳烃和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的有力载体，且还具备在空气中长时间停留和远距离传输的特点，进而加大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威胁。因此，环境科学领域学者们常用单位体积空气中的PM2.5含量表示雾霾污染的程度，PM2.5值越大代表着雾霾污染程度越严重，“PM2.5”成为雾霾天气的代名词，PM2.5减排也往往被等同于雾霾治理。

雾霾污染是经济发展和能源过度消耗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同样经历过雾霾污染问题。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洛杉矶、日本四日和英国伦敦先后遭遇严重雾霾污染，一度陷入雾霾治理危机，受到世界范围内各国关注。进入21世纪，雾霾污染逐渐在我国凸显，近10年以来，雾霾天气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骤然增加，覆盖区域日趋广阔，雾霾污染以凶猛的势头进入公众和政府视野，并持续至今。2009年，一些中国人开始关注由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PM2.5数据，当年最高峰值为712微克/立方米。2010年，百度百科首次出现相关PM2.5词条，但含义不明确。2011年，一场大范围雾霾天气侵害我国诸多城市而引发社会各界关注，雾霾首次入选为“十大天气气候事件”，“PM2.5”作为科技新词逐步进入公众视野。2012年，PM2.5开始被纳入我国空气质量指标。2013年，大规模严重雾霾天气在我国多次爆发，持续时间长，当年平均雾霾天数创52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覆盖范围广，几乎大半个中国遭遇十面“霾”伏。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都达六级严重污染级别，多区域PM2.5值超过500微克的上限值，纷纷爆表，瞬时浓度甚至达到943微克/立方米。“雾霾”一跃成为我国2013年年度关键词，第一次被我国减灾办和民政部纳入2013年自然灾害予以通报。此“空气灾难”影响了中国人，也受到各国关注。美国福布斯中文网指出雾霾污染是当年全球气候和能源领域的五大话题事件之一。美国《大西洋月刊》也指出，2013年“空气灾难”深切影响了中国人。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将我国雾霾认定为年度十大气象问题予以公布。之后几年，雾霾持续猖獗，2014年包括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在内的1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为雾霾重点污染区域，占国土面积的13.8%。2015年和2016年全国均出现10次左右大范围、持续性雾霾天气，71个城市曾达重度及以上污染，石家庄PM2.5指数超过1000，雾霾红色预警、橙色预警仍会发布。近两年为了“打好蓝天保卫战”和“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国家雾霾治理措施和治理力度加大，雾霾治理效果也初步展现。我国气象局大气环境气象公报和环境监测站数据显示，2017年雾霾天气减少幅度为近几年最大，平均霾天数减至27.6天，2018年为20.5天，2018年PM2.5平均浓度较2017年下降9.3%。尽管如此，雾霾在秋冬季节仍频繁出现，“雾霾”仍持续成为近几年的年度关键词。雾霾的根治仍任重道远。

雾霾天气在本质上属于空气污染范畴，给人类健康、交通、农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1]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潜在危害不容忽视。国内外学者和相关机构都对此进行了论证。^[2][3]2009年，美国环保署发布《关于空气颗粒物综合科学评估报告》，指出毒害性强的细颗粒物会直接影响人类肺功能及结构，危害其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进而加剧慢性病发生，影响生殖能力及改变人类自身免疫结构，最终危害人类健康和提高死亡率。据北京卫生局统计，当重雾霾天气时，呼吸科就诊患者数量可增加20%—50%，就诊人数与雾霾天气有正向影响关系。国家气候中心气候与气候变化服务室高荣也指出PM2.5对婴儿早产率和致畸率有显著影响。由北京大学公布的《危险的呼吸——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也宣称，空气污染致死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指出，我国肺癌患病率近30年内上升4倍之多，可能与雾霾污染有一定关系。而且，雾霾天气引起的城市光化学烟雾现象，会直接降低大气的能见度，阻碍陆面、水面和空中交通。2016年12月雾霾高发时，山东高速公路几乎全部临时关闭，航空停运。雾霾带来的低能见度极易造成交通堵塞和引发交通事故，2013年2月4日雾霾期间，河南、四川、甘肃、贵州四省在短短24个小时先后发生特大交通事故，近50人丢失生命。除此之外，雾霾天气还会直接影响农作物生长和整个生态环境。总之，雾霾污染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是难以估量和惊人的。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共同发布《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指出“每年度内，空气污染给我国GDP带来的损失巨大，基于疾病成本估算损失会达到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

可见，我国严峻的雾霾污染态势与后果，对国家和普通公众都是难以承受的心肺之患与切肤之痛，引发了全社会对于“PM2.5”的热议。“厚德载雾，自强不吸” “人肉吸尘器”等各种恶搞段子充斥网络，是人们对环境的质问，更表达了公众对雾霾的无奈与忧虑。《穹顶之下》纪录片、每年“雾霾”两会议题、国家“打好蓝天保卫战”和“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宣言，是从普通公众，到专业人士，到国家管理部门不同层面个人或组织对雾霾治理的呼吁与实践。雾霾来势汹汹，铺天盖地，雾霾治理作为最大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重点关注。痛定思痛，近年来，我们可谓举全国之力为蓝天常在而努力。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都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先是将包括雾霾环境治理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又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五年有余的大力推进，尽管雾霾治理已初见成效，但无疑雾霾治理探索之路仍然漫长。为了从根本上实现“让蓝天常在”，从长远上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雾霾治理依旧任重道远。

二 居民PM2.5减排行为是重要的雾霾治理手段

尽管雾霾治理实践困难，且PM2.5减排理论研究错综复杂，但毋庸置疑，PM2.5的源头减排是雾霾污染治理的关键。PM2.5源解析结果显示，PM2.5细颗粒物源主要来自硫酸盐、硝酸盐以及铵盐等化合物生成的二次污染物以及其相互反应。^[4][5][6]而除气象条件外，这些大多归咎于人类自身的消费活动，来自人类在日常消费活动中对能源的过度消耗，尤其是煤炭能源的消费，如工业生产、机动车尾气排放和冬季燃煤取暖等，更何况煤炭又是我国的传统主体能源。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能源消费巨大。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型社会”完成向“生活型社会”的转型，居民生活消费需求增长且呈多元化趋势。相应地，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在总能源消费中扮演日益突出的角色（杨树，2015）。^[7]我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居民生活能源消费（54209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总量（435819万吨标准煤）的12.4%。详见图1—1。

图1—1 我国能源消费情况（2016年）

实践表明，城市是雾霾天气的高发区域。对于城市区域来说，尽管工业是PM2.5排放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国家率先发起的针对性治理，工业领域的PM2.5减排边际效应已逐步递减，且随着大量污染企业搬离城市，工业企业PM2.5减排的潜在空间降低。逐步地，随着居民领域用能的增长，城市居民日常消费活动成为工业企业之外的重要排放源，成为城市雾霾治理的又一有力抓手。主要表现在：

首先，城市居民PM2.5排放多元化，且总量多。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呈多元化发展态势。PM2.5排放与居民群体的这些日常消费活动紧密相关，包括城市交通，燃煤取暖，厨房餐饮（包括露天烧烤），燃放烟花爆竹，室内吸烟等，可见涵盖吃、穿、住、用、行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居民赖以生存的交通出行为例，迄今为止，居民的交通出行需求急剧增加，交通工具的多元化和舒适度需求也相应增加。我国生态部提供数据显示，北京交通PM2.5排放几乎占总排放量的22%，上海的比例为25%。美国等国家也纷纷指出道路交通机动车尾气的PM2.5排放量都占总排放量的20%—30%。^[8][9]其他行为的PM2.5排放相关阐述详见第二章。因此，居民作为社会个体，除了是雾霾的受害者，他们作为商业社会的重要参与者，更是雾霾污染的直接实施者。打好蓝天保卫战，人人不能置身事外，居民也应积极扛起保护蓝天的旗帜，居民、企业、国家三者作为共同体“同呼吸，共责任”。越来越多的个人亲环境行为研究学者们指出，居民是否愿意调整自己的相关日常消费活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居民PM2.5排放。

其次，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突飞猛进，我国城市居民数量突增，且至今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与之相伴得到快速增长的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能源消费总量等多个相关指标，都使得城市居民潜在PM2.5排放激增成为现实。我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孕育着全球14亿的人口。城市居民总量相对其他国家更多，居民的能源消费对PM2.5排放量影响会很显著。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0]截至2017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已高达81347万人。城镇化举措，使得我国城镇人口快速增长，2013—2017年的平均城镇人口增长率达2.8%，详见表1—1。同时，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逐步增长，2017年为36396.2元，近四年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9.3%。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方发布的数据，我国私家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7年年底，保有量达1.85亿辆。城市居民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也总体增长，2016年为54209元，这三年的平均生活能源消费增长率为6.4%。

表1—1 我国2013—2017年相关指标统计

总之，巨大的城市居民数量，日益丰富的居民消费需求和多样化日常消费活动，背后是巨大的潜在居民生活用能消费以及难以估量的PM2.5排放，城市雾霾污染的威胁仍不能掉以轻心，城市居民PM2.5排放是城市雾霾污染的重要源头。相应地，促进和引导居民的PM2.5减排行为也成为现阶段重要的雾霾污染控制手段。当前，社会各界应加强对城市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重视程度，这个基于城市居民PM2.5减排行为视角对城市雾霾治理进行的探索也是本书的初始贡献。这也是对生态环境部提出的“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企业尽责、公众参与”的中国雾霾治理模式的呼应。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问题提出

综观雾霾治理相关实践活动，不难发现，不论是雾霾治理政策发布，还是各级政府的管理举措，雾霾治理的关注点都是宏观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规制的目标仍是以工业企业PM2.5排放为主。比如，国务院在2013年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治理、深化面源污染治理、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等进行全面规定，也就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等提出具体行动计划。国务院在2018年发布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突出特点就是更注重源头治理、精准施策，计划确定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四大结构持久大幅削减污染排放。当然，尽管居民日常消费行为相关的国家政策和管理举措仍有限，但随着雾霾治理的深入推进，国家也开始关注。比如，生态环境部颁布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以及各省层面的《河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条例》和《江苏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等。除此之外，部分政策也在专门章节对居民行为进行引导，比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大气污染防治体制机制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意见》就提道：“促进全民共同治污。引导公众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自觉践行绿色生活理念，加快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转变。”

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也围绕PM2.5减排展开如火如荼的诸多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于技术视角着重对PM2.5的污染特征组分分析、形成机制和源解析进行探索。首先，PM2.5的污染特征组分分析包括浓度监测、污染水平、时空分布及粒径分布等。世界卫生组织率先在2005年公布《空气质量准则》，同时宣布了在过渡时期的三个PM2.5浓度标准。PM2.5监测工作在各国陆续展开，我国也于2012年开始了雾霾的监测，详见表1—2。Megaritis等^[11]和朱倩茹等^[12]指出PM2.5浓度与温度、相对湿度、风速、降雨量、气压等气象因素紧密相关，Sax等^[13]和钱峻屏^[14]通过对智利圣地亚哥和中国广州的PM2.5的跟踪测量，发现PM2.5浓度呈现出明显的季节趋势。不同的研究者还分别通过不同的手段对不同微环境进行了对比分析，如不同的交通方式、^[15]城乡区域、^[16]室内和室外环境等。^[17]其次，PM2.5的形成机制研究，对此，各界不存在太大争议。学者们认为：PM2.5主要是由二次气溶胶组成，二次气溶胶是由硝酸盐、硫酸盐和铵盐等化合物生成的二次污染物，是一次气溶胶和大气中的水汽以及诸多有机化合物光化学反应的结果。而这些大多要归咎于人类自身的消费活动。因此，Herrmann等^[18]借助综合评价模型指出对SOx、NOx和COx等污染物的控制可明显减少PM2.5颗粒。最后，PM2.5的源解析，对此，学者间仍很难达成共识。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工厂排放、建筑扬尘、交通、厨房餐饮（包括露天烧烤）、生活垃圾燃烧处理等是PM2.5的主要排放源（Geelen等，2013；Pekey等，2013）。对于北方城市来说，冬季的燃煤取暖也是重中之重。另外，Semple等^[19]指出吸烟，尤其是在密闭空间内，可以散发并积聚大量的PM2.5颗粒。这些研究是对PM2.5浓度进行的初步探索，对如何减少PM2.5等后续研究提供技术基础。不过，相关技术仍不成熟，况且雾霾本身复杂的组成成分和相互反应，及不确定的气象影响因素，致使雾霾具体的成因仍是扑朔迷离，近期内，仅仅依靠技术突破还不足以达到治理雾霾的预期目标。

表1—2 我国PM2.5排放标准的实施进度计划

第二，PM2.5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危害分析，重点包括PM2.5 浓度与人体健康的相关关系。^[20][21]在国外健康类权威期刊尤其受关注。Boldo等（2014）借助浓度—反映函数计算出西班牙由于PM2.5导致的心肺疾病数据。

第三，雾霾治理机制探索。国内学者更多基于定性分析手段或经验方法，尝试对雾霾治理的机制构建进行分析，^[22]并提出管理建议，寻求雾霾治理途径，在雾霾治理初期也有一定实用价值。

可见，不管是国家政策设计实践，还是理论学术研究中，立足于城市居民PM2.5减排行为视角进行雾霾治理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实质隶属于个人亲环境行为范畴，西方学者对于诸多个人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已非常成熟，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Abrahamse和Steg（2009）、Lizin等（2017）、Kiatkawsin和Han（2017）对家庭节能行为、垃圾分类行为、绿色旅游行为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剖析了各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指出态度、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等对个人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近几年国内学者也就居民节能行为、低碳消费行为等个人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开始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进展。王建明（2015）认为环境情感通过影响其动机可促进消费者碳减排行为。李文博等（2017）也借助Logit模型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总的来讲，国内外相关个人亲环境行为研究也逐步从宏观经济、技术层面转向微观消费主体；微观主体行为的研究方法也从初始的经济学视角转向社会学、心理学相结合的视角（杨树，2015）。这些研究将为本书居民PM2.5减排行为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借鉴基础。

如前所述，居民PM2.5减排行为是我国城市雾霾治理的重要手段，鼓励居民的PM2.5减排行为对于当前雾霾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城市雾霾治理的关键就是如何促进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产生。那么本研究最主要的问题就聚焦在：

第一，如何促进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实施？学者们指出个体行为的调整或改变通常都比较困难，考虑到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复杂性和消费习惯的难以改变性，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实施更是错综复杂。但是根据行为干预策略的观点，学者们认为基于个体行为的主要诱因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有效改变或引导个体行为（Greaves等，2017；Juvan和Dolnicar，2013；陈凯和李华晶，2012；韩娜，2015）。

第二，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根据国内外居民节能行为、绿色消费行为等个人亲环境行为研究结论，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理论，心理影响因素、外部政策影响因素和社会人口统计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潜在影响因素。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在雾霾治理研究背景下，哪些是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影响因素？哪类影响因素的效果更胜一筹？有必要基于不同的视角对居民PM2.5减排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更加全面的挖掘，并探索关键影响因素。

第三，不同类型的影响因素都是如何影响居民PM2.5减排行为？尽管计划行为理论、规范激活理论等经典亲环境行为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各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但面对更加复杂的各类影响因素和居民PM2.5减排行为，各类因素对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同样非常关键。

鉴于此，本研究将面对我国城市雾霾治理，基于个人亲环境行为相关理论、文献检索和问卷调查方法，采用规范的文本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并结合动态模拟方法，尝试基于不同视角识别我国城市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各类影响因素，其中，关键影响因素涵盖心理影响因素、外部政策因素、社会人口统计因素等；更重要的是，根据这些影响因素对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作用方式，构建居民PM2.5减排行为的深层影响机制。根据研究结果，针对性地制定管理举措和相应政策，通过调整相关影响因素来鼓励和引导居民积极参与日常PM2.5减排行为，既从理论上充实包括居民PM2.5减排行为在内的个人亲环境行为研究体系，又从实践上助力城市居民PM2.5减排和打赢蓝天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