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国70年中国人口结构变迁

（一）结构变迁的四大特征

1.人口红利窗口期持续近40年

“60后^[34]”、“70后”、“80后”占比合计近半。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40后”占比最高，为21.28%；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50后”占比最高，达25.99%，1982年和1990年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时，“70后”占比均为最高，分别为22.71%和19.8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60后”占比最高，占比达17.9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70后”占比又达最高，为16.78%。随着“40后”、“50后”的逐渐老去，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及之后的几次普查中，“60后”、“70后”和“80后”三者之和的人口占比较高，1982年三者合计占50.13%^[35]，1990年达到最高值，为57.89%，2000年降为53.56%，2010年占比仍有49.52%，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三者之和占比为47.94%，依然接近全国人口半数。作为当前占比最大的三个群体，“60后”、“70后”、“80后”在2010年的人口规模分别达到了2.17亿、2.24亿和2.19亿，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16.29%、16.78%和16.46%，而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60后”、“70后”和“80后”人口占比分别为15.63%、16.23%和16.08%。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年龄为1—20岁）的人口占比有所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时，作为年轻一代的“90后”和“00后”人口占比较低，二者之和为25.17%，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在1982年、1990年、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中，年轻一代人口（当时年龄为0—20岁）占比分别为45.56%、38.56%和31.56%，年轻一代的人口规模在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4.57亿、4.36亿、3.92亿、3.35亿，呈现下降趋势，这一变化将会对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图2-3 我国历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代际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第一、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提升至四分之三。从普查数据来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59.31%上升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74.53%，提升了约15个百分点。至2018年底，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略有下降，为71.20%。^[36]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数据，同时期世界总人口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只是由1950年的60.64%上升到2010年的65.46%。无论英国、美国，还是日本等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均未超过70%。同时，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7年的9.3年。^[37]由此可见，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并保持较高水平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撑面。

图2-4 1950—2050年中国与日本、印度及世界总人口抚养比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总抚养比低于50%的时间持续近4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抚养比为62.5%，短暂上升后持续下降。自1995年下降至49.6%之后，我国总抚养比一直维持在50%以下。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8.4%，2035年达到54.9%。在1995—2035年近40年的期间里，我国总抚养比基本低于50%。同时期，世界总人口抚养比一直高于50%，中国将在2035年之后总抚养比高于世界，而日本早在2005年总抚养比就已超过50%。由此可见，长期较低的总抚养比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性别结构均衡稳步推进

总人口性别比波动性降至104.64。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7.56，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下降到105.46，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时，总性别比略有上升，分别为106.30、106.60和106.74，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性别比再次下降为105.20，2018年进一步降至104.64。在不同的时期，性别比下降的驱动因素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总人口性别比的下降更多受到死亡率下降的性别差异影响，而21世纪以来总性别比的下降则更多受到出生性别比下降的影响。

图2-5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人口及0岁人口性别比（男∶女）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第一、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国家统计局《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

出生性别比转升为降至111.90。总体来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倒U形”的阶段性特征。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0岁人口性别比为104.88，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下降为103.83，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时，0岁人口性别比开始上升，分别为107.63、111.34、117.79和117.96，2010年之后，0岁人口性别比迎来拐点，2017年下降到111.90。性别结构的逐步改善对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3.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约50个百分点

城镇人口超越乡村人口并继续增长。1949年，我国乡村人口4.84亿，城镇人口近5765万，此时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1∶9。随后二者均保持增长，直至1996年，我国乡村人口开始下降，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3∶7。此后，城镇人口继续增长，2011年城镇人口数量超过乡村，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5∶5。到2018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8.31亿，乡村人口为5.64亿，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6∶4。

城镇化提升堪称“中国速度”。新中国70年来，我国城镇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10.64%上升到2018年的59.58%，上升了近50个百分点。在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即城市化率由10%提升至30%，我国花了47年的时间，而英格兰和威尔士花了79年，美国花了66年，德国花了48年（方创琳，2009）。在我国随后的城镇化中期阶段，即城镇化由30%提升至约60%，我国仅花了约22年^[38]，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30%提高到60%，英国用了100年，德国用了80年，法国、日本、美国等国用了60年（方创琳，2009）。

4.就业结构持续优化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减少三分之二，第三产业就业增加4倍。新中国成立之初，1952年，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占83.5%，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均低于10%。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降至总就业人口的一半，二、三产业分别为22.5%和27.5%。在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到36.7%，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上升到28.7%和34.6%。到2017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降至27.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上升到44.9%，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略有下降。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持续优化。

图2-6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

总的来看，新中国70年我国人口结构实现了质的飞跃，人口结构现代化指数^[39]从1952年的0.22上升到2017年的0.42，人口结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二）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推手

比较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二者的变动趋势高度相关。基于此角度，本部分重点分析人口结构诸要素的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1.“婴儿潮”贡献经济增长动能

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中，出生20年后劳动力的结构变动对GDP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从图2-7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次“婴儿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婴儿潮”的高峰、20世纪60年代初“婴儿潮”的最高峰和80年代“婴儿潮”的小高峰）为我国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三次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支撑，这三个时期GDP的年增速都超过了10%，“婴儿潮”形成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使其转化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婴儿潮”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期大约为20年。

图2-7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生率^[40]与GDP年增长率变动（单位：出生率‰；GDP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出生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83年和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GDP年增长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注：出生率使用左边的纵轴，GDP年增长率使用右边的纵轴。

2.性别红利激发劳动力市场潜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改善，女性劳动参与率维持高位，职业市场的就业隔离大幅下降，这些性别红利因素有效推动着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至2017年底，在我国硕士人群中，女性占比达到49.88%，而在普通本科的占比为53.74%，在普通高中的占比为50.85%。^[41]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我国劳动力总量中，女性占比达到43.53%，女性劳动参与率^[42]为68.58%。虽相较1990年的女性劳动力占比45.15%和女性劳动参与率79.39%有所下降，但对于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的女性劳动力占比38.98%和女性劳动参与率53.10%而言，我国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在我国，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等职业从业人员的女性比例均显著提高，其中，技术人员女性比例超过男性。性别红利有望成为我国下一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力。

3.城镇化增强经济发展势能

从城镇人口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变动来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来看，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可以显著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自主创新水平及技术的溢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孔晓妮、邓峰，2015）。有研究显示，在我国，城镇人口增量变化1%，则GDP增量变化1.564%—1.854%（段瑞君，安虎森，2009）。

图2-8 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变化关系（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https：//data.worldbank.org/）。

4.就业优化遵循市场调节功能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的就业结构也逐步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由农业劳动力占80%以上、第一产业产值占比过半的农业国家，逐步发展成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超过40%、GDP比重超过50%的现代化大国，这与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工业与服务业密切相关。就业结构的改善逐渐适应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经济发展。由图2-9显示的结果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三大产业的发展效率不断提高。

图2-9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效率^[43]变动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http://data.cnki.net/）。
注：第一产业使用左边纵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