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性个人主义及其缺憾
作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视阈，个人主义离不开特定文化思想的背景支援，突出的表现在：哲学对“理念个人”的逻辑预设；物理学对“原子个人”的单位分析；经济学对“资本个人”的架构铺垫。社会历史愈是进入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个人主义的呈现愈是充盈、醒目和张扬；消费社会愈是飙进来临，“经济性”价值观愈发在酸蚀、瓦解人的完整人格。如是，剖析当下人类社会“灵与肉”的离合悲欢，尤其需要仔细查审经济性意识通兑情感的根源，这是个人主义价值观读写的必要程式和思维脚手架。
一 现代化转型的个人向度
现代化转型有着多种向度的考察，这里所述的向度，是指力求准确描述、深度刻画以及内在把握社会变迁的特定视阈。从个人向度来解读，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个性化趋向的逐步生成和日益绽放，它包含着丰富的人性化价值：诸如对独一无二的认可、对标新立异的鼓励、对特定体验的赞许、对私利和欲望的承认等，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利己主义是跟世界同样古老的一种恶习，它的出现与社会属于什么形态无涉。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11]文明社会民主进程的加速伴随着文化传统的自觉转换，现代性观念的贯注亟需新文化的合法认定和切实保障，个人向度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一，作为卢梭所珍重的“人生而自由”的一种学说，个人向度包含着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强烈信念，又对这种社会文化上的具体行为方式给予了合理证明，如H.M.罗伯逊所言：“作为一种学说，个人主义在个人及其心理倾向中寻找社会经济组织的必要基础，它相信个人的行为乃是确立特定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则，并力求通过个人，只要可能，让个人得到自由化地自我发展的一切机会，以实现社会的进步。”[12]个人自由会自发上升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潮导向，在特定社会形态下，它可以催生法国式革命风暴的人性荣耀，也可以孕育英国式渐进改革的人性智慧。
其二，作为洛克所言说的一种“契约式”民主制度，个人向度不断追问“平等、自由、独立”等现代性观念的终极原因以及财产私有的内在根据，力图经由秩序的动态建构，消除概念层面的内在紧张和利益层面的外在冲突；规则运作本身意味着传统社会惯例习俗的瓦解，宣告了任何集体、组织等社会单位无限集权、集利的非法性和反动性。
其三，作为笛卡儿所倚重的“我思故我在”的一种思维方式，个人向度的根本要义是以“我思”“我欲”“我消费”等个人行为作为最基本的参照点，即把社会的自然运转视为个人行为自觉运作的社会加总的后果，如哈耶克所言：“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13]个人向度的思维方式颠覆了传统习俗对个人行为任意钳制的意识形态，表征着新文化精神的开创和运作；个人作为社会发展坐标的原点，意味着社会决策的发动、抉择、执行和考量的根本着眼点是个人的需要、利益、承受力和满意度。
作为洞察历史、反思文化的重要视阈，个人向度瓦解了“禁锢的、极权的、清戒的”传统价值内核，塑造着“开放的、民主的、消费的”现代精神意向，它旨在展现个体生存方式的新体验、新目标、新架构，目的是使个体更新现存的观念、摆脱禁忌和束缚、释放想象力、点燃创造的激情。在都市化的生存空间里，人们通过市场交换、私人所有权、贪婪、挥霍、生活风格等现代性文化，给现代人的自由、平等和个性开辟了无限广阔的活动空间。个体通过丰富知识，依赖个人的经验和兴趣主动安排生活，自己做主、预判与行动并自我负责，这意味着个体被动去选择、去改变左右其生活方式的各种因素，个人身份、自我权利以及个性欲求被个人向度的强大驱动力推进了现代性社会的熔炉，“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4]。历史大变革孕育着时代新精神、新观念以及新思潮，个人向度的发育正是近代社会转型新文化思想强力推动的后果。
个人向度首先源自启蒙哲学对自我概念的逻辑预设，如库尔珀在《纯粹现代性批判》中转引彼得·贝格尔的话指出，“除其体制功能和角色功能外，作为最高实在的自我概念正是现代性的灵魂”[15]。倡导感觉经验的培根、推崇理性沉思的笛卡尔、注重综合的康德，无不例外地把“个人”的感觉或理性作为其学说的逻辑起点，这鲜明体现在：颂扬人的理性、承认认识活动中的感性和理性因素、认为认识的价值在于为自己谋取现实的物质利益。在混沌的自然和社会中，个人的逻辑预设为个人向度的形成注入了如此刚性的法则：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个性需求是社会的价值中心，自我权利是现代性“向心时代”文化系统运转的圆点。
其次，个人向度受到近代物理学对牛顿式“原子”进行单位剖析的方法论熏陶，突出的表现为：对客体系统进行理论抽象，把杂多的客体群变为具有始基意义的单一原子的基本单位；进而把研究的对象作为自然计划的设计，在变化多端的外部世界背后寻求无形的驱动力和内在的因果性；从而设定一个逻辑原点或假设一个前提，通过它演绎出对象世界的完整构架。犹如自然界中的原子，社会中的个人成为被理性所探索、质询、拷问以及量度的孤立支点，独立的个体得以形成。
再次，个人向度被经济学的资本原则所架构铺垫。斯密的理性经济人（资本个人）正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标准原子，其典型特征为：理性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追求的是个体利益，其理性在于自觉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资本原则），最大化利益的实现需要借助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和协调机制，自由和平等的现代性观念在资本社会应运生成恰恰是资本世界的合理逻辑预设和合法程式显现。资本的占有原则和自发扩张规律，迫使个人自觉以资本样态去看待“他者”或被“他者”资本所应对，资本因而拥有“个人作为主体”所特有的性质、功能和状态，现代性个人身份的描述、辨识、选择和定位需要借助于翻转为主体的资本，现代性个体欲求的表达程度从而也被其能够支配的资本规模（质量和数量）所刻画、定位和确认。
二 经济个人主义的缺憾
从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个人向度意味着否认人本身与其他事物的内在关系，因为实体是无须牵涉其他事物而只需依赖自身的“自因”存在，如笛卡尔的无限实体坚持“心物平行、互不相干”、斯宾诺莎的自然实体强调“在自身之内并自我认识”、莱布尼兹的单子实体确认“其封闭的窗户架构”；物理学“自然由独立原子构成”的近代话语贯注了个人向度的如此心理暗示：个人都是完全“独立、分离、无关”的；并且，“分离和摆脱”的合法性得到了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的证明：经济被看作一个脱离社会的独特领域，市场被认为是自发调节的、“看不见的”手引导的自然运作；“私人罪恶带来公共利益”的现代性观念在《蜜蜂的寓言》（伯纳德·曼德维尔，副标题是“私人的罪恶、公众的利益”）中得到了经典论证，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内蕴“贪婪原欲”的个人向度逐步生成了叛逆传统价值观的脱域机制，它们的同谋、勾连与联袂由来已久。
其一，允许在市场上不受道德约束地追逐自我利益的现代意识形态，其合理性在本源上得到道德上的许可和进步神话的辩护，通过实现普遍利益和善行的“新神学”，一揽子道德宽恕被置于市场之上。由追逐个人私利所导致的“副作用”，在原初的论证中都是合理的，市场经济有能力生产出更多的、普遍的“善”（在现代社会，普遍的“善”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经济财富），并且这种普遍的“善”完全可以超出它不可避免地、特殊的“恶”（个性迷失、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
其二，在更为晚近的现代性中，自我利益作为生活的运行原则，其强大的加速趋势和扩张意向渗透到人类的社会生活、精神现象以及心理无意识之中，“任何能够想象出来的人类行为方式，只要在经济上成为可能，就成为道德上可以允许的，成为有价值的；只要付钱，任何事情都行得通。”[16]这意味着经济行为和道德情感的自由通约、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的普遍通兑，“经济性” 意识由此自我生成、自我膨胀并自我实现，借助“经济性”信仰的内在驱动，社会资本的逻辑构架浮现于社会精神意识层面：货币通兑一切的强烈指向和经济价值通约情感的意向在人类精神底层共现，“经济性”意识嬗变为大众心态，它彰显为三个“超现实”的幻像：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是次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才是首要的，经济是社会生活的绝对核心：要注重收入、财富和物质的繁荣；在这个新领域，经济观替代了道德观，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二是人乃经济动物，人的内在本性是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就现代人类的确具有这种欲望而言，这种抽象被当成了人类存在的最重要、事实上是决定一切的特征，惟有个人亦即被剥夺了所有社会特点的人才得到考虑；三是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个信条与人是经济动物这种大众神话一起，构成了现代性的观念预设：物质财富与社会的普遍健康和福利之间存在着统一性，国民生产总值（GDP）才是衡量19世纪欧美发达国家社会运行状况好坏的最重要指标，这种具有无可比拟的广泛性的新的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传播。
物性侵蚀人性、经济性酸蚀社会性的现代性观念，在近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得以打通，在资本张力的发展逻辑中给予贯注，在消费社会的运作模式中予以体现。社会历史愈是进入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个人向度的呈现愈是充盈、醒目和张扬，经济性心理、意向和价值观愈发在酸蚀人的完整人格。中国“习俗的人”“计划的人”向“市场的人”的转变，以及西方“神性的人”向“俗性的人”“理性经济人”的更替，标志着“欲望导引、理性调控”的现实人的生成，意味着经济性意向的彰显，昭示着“个性至上、人格自恋和虚无主义”等消费时代新精神状况的不期来临，反映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历程中：其一，传统中国“习俗的人”和新中国“计划的人”的存在都是混沌的和依附性的，如费孝通所描述的传统“无讼社会”中个人的迷失，新中国的整齐单位、统一机关、标准公社依然牵引并定义着每一个人，封建残余的集体依附性心理和习俗仍然在杀伤个人的独立存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的人”的逐步发育，才意味着人的真正生成：个人利益得以认可、个人欲望得以张扬。
其二，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是以抛弃“神性的人”、承认“俗性的人”作为开端的，如康德所揭示：“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杰作；自由的历史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17]由于人类所拥有的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恶的驱动，历史才会由野蛮进入文明阶段，导致传统社会的道德自然禀赋被追求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本原则所替代，自斯密肇始的理性经济人正是对俗性个人的继承和发扬，理性经济人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个人私利、欲望、自主和独立，由此，社会的基本单位逐步过渡至并让位于个人，即拥有自决权力、获得自由的独立个人。
伴随着消费型社会潮流，新“个人”尊崇欲求为判断的标准，倡导无止境的探索和尝试；“我消费故我存在”的时代新思维方式，改变着人类的活动和生存方式，更新着当下人类的精神意向，这些意味着个人向度新境界的开拓以及经济性意识渗透一切的张力。在当下的货币化生活世界空间里，资本逻辑链接着欲求和消费的生产而浑然一体，所有的东西都被商品化、计量化、效益化，人们日益专情于个性化、重视参与、表达并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即更多消费的执著：信息和培训、体育和旅游、音乐和医护，“消费成为新的部落神话”（梅耶语）。人的主观感受可以借助物的边际效益来细致刻画和表述，广告、电视也在不断强化这一过程：感觉、激情、体验和回味被影像媒介所操控和设计。
经济性价值可以通约世界的固有存在，幻像替代真实以及狂热消费意向成为公认的“超现实”社会状况，环保意识的倡导、富足趋向的批判甚至不足以触及所谓的“冷静消费”：它是要更好地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并且个人方方面面的需求标准要通过经济性价值来框定可否，一句话，即刻享受生活、倾情把握现在，如利波维茨基所描述，“表面上看来，个体变得越发善于交际、越发合作了，但在享乐主义和关怀的表象之后，每个人却都在恬不知耻地利用别人的情感以寻求自身的利益，丝毫没有关注其子孙后代。”[18]人之所欲的丰盈和绽放，取而代之了诸如普遍主义、神圣偶像和节制精神等共同信仰，经济性心态成为当下人类心向的风向标，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精神、未来主义定向也慢慢消失了，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人格“自恋”和“自大狂”，个性蜕变为单向度的经济性意识、心理和价值观，“一个人不能白活一场”成为意识形态，这种发展是个人向度的最终范例，也是经济性意识的极端，生活即是享乐、生命即是享受，人生就是当下的一种消费感觉和可以衡量的经济性心向。
三 重建社会人维度
作为现代社会启蒙的重要旗帜，个人向度在奋力挣脱了传统社会的羁绊之后，却在不经意之中被“物性”所召回，并且深陷“经济性”意识形态的窠臼，如海德格尔所言：“如果我们让物化中的物从世界化的世界而来成其本质，那么，我们便思及物之为物了。如此这般思念之际，我们一任自身为物的世界化本质所关涉。如此思来，我们就为物之为物所召唤了。”[19]个人向度在市民社会中的嬗变：经济性心向渗透物性、蚕食人性，与商品社会的货币化生存世界息息相关。作为维持人类共同生活的最重要纽带，市场机制和经济关系是现代资本社会运转的主轴，经济性价值上升为现代性商品社会唯一的普遍性价值，它通过“社会抵押品”形式，把人的价值变为可信用、可计量、可供交换的货币存在符号，从而把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加以贯通。
经济性意向对人与人关系中内在维度的改变，锻造出人对世界的理解趋向于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坐标，这种经济性通约用“存在的有价”替代了“存在的无价”：它将所有不可计算的价值化为可计算的量，平均化了所有性质各异的事物，精神可与物质同价类比，尺度本身也被还原为物并可以被让渡，即马克思所揭露的“把个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这是商品社会经济性价值通约人性的本质所在，所谓的“自由”“平等”等个人权利也由此只是这个普遍性价值的意识形态注脚。客观化和量化的现代性文化习俗，造成的是经济性心态和意向的单向度依恋情结，造成的是人类终极追求和意义的失落——现代人在快速生活中的迟钝，在日常忙碌中的傲慢，在优裕享受中的粗暴，在狂热追求中的冷漠。社会加速了被世俗化倾向，人类对生命的感觉越来越萎缩，经济性心向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雅斯贝斯用“匿名的责任”来描述现代性的精神状况，伽达默尔把它解释为是“精神性的衰落”。
在当下的货币化生存世界里，经济性信仰不断渗入人的心灵、情感和价值观，并逐步酸蚀、瓦解人与人交往的社会生活空间，曾经神圣的情感被“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以及“利己主义打算的冰火”所替代，这突出的表现为：其一，经济性心态造成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困惑、痛苦与煎熬，良心无法面对利益的诱惑，情感抵挡不住货币的魔力，诸如“真爱”商业化派对、“剩女”商品化待嫁、“王老五”钻石级评估等情感游戏竞相迎合大众趣味。其二，经济性意向衍化为“无人”的理性，并直接外化为社会现实层面上屡屡上演的食品安全、信用诈骗、金融风暴等经济顽疾，犹如黑格尔所指认的市民社会，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都是虚无。当下资本社会个人竞争膨胀（人与人紧张关系的极端）的尽头，赫然入目的是霍布斯所描述的“狼与狼对峙”的丛林、萨特所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的场景。
审慎考察市民社会中膨胀的个人向度成为必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社会化了的人类社会”等马克思话语尤为深邃。首先，市民社会的立脚点：个人，是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因而与现实社会中的个人脱离；其次，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通过社会并在与他人的交互作用中，个人才能存在和发展，现实个人的生成与时代精神、社会安排密切关联，如马克思所言：“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着，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但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20]
哈贝马斯因此认可“交往理性”个体所必备的“商谈伦理”、阿玛蒂亚·森强调个人“实质自由”所依赖的提升“可行能力”的体制设计。消除资本社会中弥漫的经济性信仰，需要遵从《圣经》中“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他人”的圣喻，重塑“与他人共有”的、“社会化了”的个人（拥有“可行能力”的个人），这需要马克斯·韦伯所考证的人文精神的文化氛围推动，也需要赫尔德所倚重的“把非人、半人变为人”的制度安排，当下社会所呼吁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性理念，唯有读写成合理的宪法和程序、法制和规则，可行的“社会——个人”才能在社会中孕育而生，唯有谦恭的我、你、他的逐步生成，人类才能共有并共享自由、民主、文明、开放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