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代化转型的文化动因
每当社会发展进入质向飞跃的历史闪光期，人类创造历史的诗性智慧尤为高涨。历史愈是处在高级的社会有机体重大变革状态，文化的动力作用愈是清晰可见；社会愈是进入高度理性化、智能化、复杂化的系统相变过程，文化的牵引力愈是昭如日星。文化是精神生产力，是引领社会发展、历史变革的灵魂和内在动力，它体现了静态的观念系统和动态的能动力量的双重统一。文化作为问鼎世界的精神力量，它制约着人类对客观世界本质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心理暗示与导向，它制约着人类的欲望、利益、需要以及信仰的目标选择；作为与制度性互渗的精神性载体，它是制度变迁的“催化剂”；作为实现演变创新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它是回应和确认人类又一次解放或又一次实现精神重大提升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必要证明；作为新旧社会被解码和重新编码的工具，它是构建新的意义世界的精神“脚手架”。现代化转型的文化动因集中反映在四个方面：（1）人类诗性智慧的高峰期创造，为历史大翻转注入了直击旧世界的激情、冲力与意志；（2）文化启蒙的思想闪电，有助于震荡并颠覆传统社会的精神结构；（3）萦怀忧患意识的文化精英群体，是推进新旧文明交替的克里斯玛式人物；（4）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为历史重大变革提供社会进步的标尺和精神动力。
一 现代化转型的文化维度
现代化转型有着多种维度的考察，这里所述的维度，主要指观察事物的某一视阈、界面或向度。从社会维度来解读，历史转折意味着特定历史时代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出现了整体性和根本性的演化创新的变更趋势。社会在实现其赖以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再生产时遇到了日益增长的内部或外部困难，而这些社会关系又赋予社会的运动和演化方式以特殊的逻辑。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且以不同的速度和激烈程度趋于普及，从而形成新社会运动态势和条件。从经济维度来解读，历史转折表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已进入“生产力质向飞跃”的关键时刻。所谓“质向飞跃”，主要指原有的社会体制、结构或所有制已不能再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束缚，故只有变更了这些旧的形式，生产力才会获得极大解放，社会发展才有可能跨入新的经济社会形态。
从文化维度来解读，现代化转型乃是人类的一次“精神大呼吸”。制度的革故鼎新必然伴随着精神的吐故纳新，“呼吸”意味着文化的流变、文化的冲突、文化的高涨、文化的筛选、文化的创新。巴格比指出：“文化就是模式化地和反复地出现在历史中的因素，文化与历史并不是统一的。文化，不如说是历史的可以理解的方面。”[1]历史转折的本身，就是文化变迁的过程，其本质是人类新的实践变革活动的充盈在精神领域的自觉复制与创造。新制度诞生需要改变人脑的舆论工具，需要传播信仰的文字、图像、声音及叙事，需要价值观的“移情”，需要刺激变革精神的视觉景观、文化生态、思想读物等，总之，需要精神力量对物质变革力量的推动，因此，历史变革的实践实存着对文化的特别需求。
人类从单纯动物的野蛮状态过渡到人道状态直至文明状态，从屈从于大自然到自由状态，理性文化的萌动和促动是历史进化的关键。然而，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的考量，尤其是弃旧取新的选择，其能动性的持有首先来自人类文化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它集中地表现为四种公理的确认：一是精神可以靠想象力创造出与人的本能冲动相背离的种种愿望，以此来反叛大自然的声音；二是精神可以将对象世界脱离人的感官区域，并使它朝着内心化、持久化的方向发展，使它由单纯的感官对象变为人的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三是精神可引导人类去深思熟虑地期待未来，从而结束过去那种动物式的单纯享受当下瞬间的生活状态；四是精神带来了人类生存的目的意识，自然也就成了供人类任意支配以达到自己喜爱的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从现实的文明发展过程来看，历史转折的文化维度清晰可见：一种社会文明衰落的原因，首先来自传统的文化习俗对人类实践行为的障碍，如马克思所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2]社会改革意识的觉醒，离不开人类对新旧文化的感悟、洞察与反思的运作；接受文明挑战的成功应战，更需要新文化的感染力、批判力、创新力和建构力。因此，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现象是终结和开端一齐发生的变迁，它们是处在新旧之间的真理。”[3]历史转折是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特殊事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变革不是简单的物质形态的流转，也不是工具主义意义上的客体的技术结构及其原理体系的改变，更不是大自然计划的“天意”显现，而是卢梭所言说的人类有着不断“追求完善”秉性所导致的“精神不安分”的结果，也是尼采所言说的精神有着不断“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意志趋向，更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的澄明。
二 现代化转型的文化动因探析
1.人类诗性智慧的高峰期创造，为历史大翻转注入了直击旧世界的激情、冲力与意志
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原型来源于鲜活的生活实践。雅斯贝尔斯指出：“精神历史的最伟大现象，既是过渡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它的终结。人的伟大之处，就表现在这种过渡时期的条件下，他依旧昂然屹立着。”[4]历史转折期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极致状态，也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十分激烈的焦点时刻，人们比平时易于见到新旧事物之间矛盾运动、转化、推移、否定与互渗的辩证本质。这是因为：转折期人性的内在本质在“善与恶、新与旧、保守与创新、贫困与暴富、英雄与小丑、破坏与建构”等矛盾的冲突中，表现得一应俱全、淋漓尽致。本真的显现，扭曲的造型，隐晦的表达，心向的叛逆，这些人性的众生相，乃是最好的精神产品创作的原料，是对被遮蔽的文明幻象、人性本质进行深刻解读的最好摹本。转折期恶的历史驱动的原理更加彰显，欲望、利益和需要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带动下，构成了社会变革的非理性冲动力量，财富积累规律、资本内在否定性规律、阶级斗争规律、“军事、政治、经济”互动规律等，由平时的间接性隐晦式的存在，直接变为可觉知的对象。
在这非常时期，有两种因素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历史的诗性智慧：一是在传统与未来的紧张中，历史的大过渡，聚集着各种复杂的人的利益关系矛盾的激烈冲突，它有助于发现生活世界人的原欲发动的叙事根据，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把人的原始冲动作为低音基础。它们不是旋律（也许像它们在瓦格纳那里一样）。但是，它们是使旋律获得深度和力量的东西。”[5]历史的大过渡倍增着时代精神的穿透力，迫使原型社会有着强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需求。打破旧的世界仅靠攻击和批判是不够的，它需要建立起较为积极的、能够代替原有体制的新观念体系，也就是树立普及新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在人脑的潜在世界中，不仅储藏着知识的信息，而且积蓄着颇具爆发力的思维智能，这种能量一旦受到特定情境的激发，就能变为具有闪光属性的自觉思维活动，文化创造主体就会意不由己、情难自禁地跟着新的时代精神走，其作品有很大的创造性、真实性，有的甚至达到非自觉的迷狂状态。
历史转折所能提供的“情景激发”主要有：新与旧的矛盾对抗所引发的“战斗的格局”“复辟的血腥”“黎明前的黑暗”“百姓的惊惧”“无知的麻木”“暴利的窃取”“政治的迂回”“成功后的失望”“集体无意识的冲动”“道德僭越的代价”等。人的变革活动造成的诱发势态，在历史的再创造过程中，刺激着改革人群的头脑，使他们对传统社会的批判进行了思想发动和精神总动员。文化创造行动是双重意义上的：对社会历史新的感知；对自我认识的思想颠覆。文化的高峰期创造基于实践，始于问题。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历史变革的重大实践最能带来锐意改革群体的好奇心和反思兴趣，历史变革的质料因是什么？动力因是什么？目的因是什么？思想启蒙的文化产品往往因社会重大问题的思考而铸就。历史客观事件被加工制造为历史的观念、历史的思想、历史的哲学，它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二是历史的大过渡所生成的“流离感、破碎感、痛苦感”，正是通过荡析离居、荆棘载途的社会镜像，给诗人、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们一种历史哲学的启迪：历史的翻转，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是解决现存性与现实性矛盾的最好契机，也是人民群众为铸造新的制度范式励精图治的贡献期。对社会每个成员来说，社会变革可以带来深刻的灵魂，有助于人们在冷静的反思中去发现和揭示当下个体生命自身的内在矛盾。磨炼人的意志，激发人的斗志，解放人的心灵，迫使生命的抗争。转折的痛苦导致生命的悲剧，而悲剧的本质不是痛苦本身，它是生命的欢乐和力量的充盈。
文化产品的创造与人的“磨难的经历”息息相关，最有活力的创造往往是人类历经磨难的代价，也就是说，锐意改革的人类越是遭受挫折、痛苦，文化创造就越有活力、越有个性，因为文化产品的内涵深度和历史重大变革的实践深度密切相连。如古希腊的悲剧意识，乃是古代人类历史转折观的艺术精品，它揭示历史正通过悲剧式的变迁与转移，悲剧式的牺牲与毁灭，获得了“凤凰涅槃”后的新生的哲理。可以断言，社会转型就文化革故鼎新而言，意味着人类的诗性智慧进入高峰期创造的特殊时期。文化的创造者们在如此生命的感受与理念的刺激下，创作欲望的闸门被打开，叙事的激情在燃烧，一切都在思想的流变中被重新定义和诠释。
2.文化启蒙的思想闪电，对传统社会的精神结构有着震荡和颠覆作用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变革关涉到人性的欲望，人性的价值，人的权利以及人的个性化趋向等方面，因而，它又是一个文化传统的自觉转换过程，也是围绕人的问题而展开的思想启蒙、观念更新的运动。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动力的主要载体，其概念的最初出现是在启蒙时代。思想的启蒙伴随着文化的运动，启蒙的实质就是文化讨论，旨在削弱确定性，削弱强烈的信念，但同时也有着热情的捍卫和拥护。历史转折之所以离不开文化的启蒙运动，其一，传统社会制度往往受到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思想体系所保护、所证明、所导向。现代文明的诞生首先需要对固守旧制度的文化思想传统加以摧枯拉朽式的瓦解，代表着历史大趋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文化有着浓烈的“酸蚀”作用。其二，新旧文明的转换是一个颠覆与被颠覆的过程，这里既有物质形态的，又有精神形态的。“启蒙”用尼采的话说就是“颠覆”，它意味着对陈旧的思想文化体系结构形态、腐朽没落的价值观从根本范式上进行彻底的转换，尤其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思想文化的启蒙有着更为锋利的刀刃，把传统社会的思想有机体加以切割，用科学代替愚昧，用法治代替人治，用货币配置社会资源代替用权力配置社会资源。
从文艺复兴运动到18世纪，整个西欧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过渡、大转折的时代。新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萌芽、生成到发展成熟，无不包含着强烈的思想启蒙的精神意向。文化的颠覆功能向社会的批判功能的转换，鲜明地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文艺复兴的文化“祛魅”运动，生发了一种与中世纪悲观主义人生观截然不同的乐观主义态度，人本、人性和人权观念的确立，使基督教神学人生观受到沉重打击。俗性替代了神性，现实社会走出了传统禁欲生活的藩篱，提倡一种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态度，使得人性的解放成为当下历史转折的时代主题。第二，17—18世纪启蒙运动所拥有的“理性的怀疑主义精神”“新工具论的科学主义方法”，通过对时代的“历史化”诠释，为西方资本制度的构建注入了传统的非连续性、现代性本身、主体性的转向、纯粹理性的依赖、控制和操纵自然等重要的价值预设。同时通过政论性散文、小说化了的哲学文章等文化艺术传播，传统社会人性中的“灵与肉”的矛盾冲突，被新型商品社会人性中的“欲望与理智”矛盾冲突所深化，追求个性，追求理性，追求资本成为理解新时代精神的概念性工具。第三，精神产品的生产受到历史大过渡时期激烈的政治矛盾运动的刺激，导致此时期诸多精神产品的属性有着经典、现代性、时尚风格、不变的人性、个人分析单位、世界交往等价值内涵，然而正是这些产品的“出场”，规定着并一以贯之地影响着西方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发展。
3.萦怀忧患意识的文化精英群体，是推进新旧文明交替的克里斯玛式人物
大致地说，克里斯玛是指某种特殊的人格特质，克里斯玛人格是历史中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是传统的大刀阔斧的改造者。在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对于一个知识水准参差不齐而各个层面人物的自我感觉普遍常态的文化环境中，克里斯玛式裂变对于新文化的传播特别有效。萦怀忧患意识的文化精英群体，正是推进新旧文明交替的克里斯玛式人物。
社会物质形态的新旧交替，离不开精神形态的吐故纳新，其中人的自觉力量尤为重要，多数场合体现为文化先锋派的克里斯玛式的精神裂变作用。他们打破了传统社会生活的惰性周期，重新开创精神现象学的生命格律。铸造一种人格，并通过其内部发展，达到文化内在的精神自觉，同时构成社会成员的模仿对象。他们能够在传统经验的生活范式中发现创造性行为的本质，从一种在定义上是陈旧的事物中发育出新社会运动的思想文化胚胎。把一种崭新的个体意识，迅速扩展为追求社会进步的群体意识，最终演变为成熟的社会意识。如马克思的思想演进过程，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提出，到欧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再到导引当代人类历史进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文化精英之所以有着感召社会成员的人格魅力，其一，是因为在历史大转折时代，他们能够以特有的精神品格率先冲出传统理论的束缚，担当起总结与批判“黄昏历史”的“密纳发猫头鹰”式的工作；承担起新时代“高卢雄鸡黎明报晓”的重任。文化精英是社会良心的代理人，他们的思想与社会权力之间时而有着“舟中敌国”的关系。他们的作用不在于说出一切不会说话的真相，而是适时地站在历史变革的前列，站在平民百姓的前列，他们该做的，无论在知识的秩序中，还是在真理的秩序中，在意识的秩序中，在话语的秩序中，更多的是要与那些他们在其中有时成了对象有时又成了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文化的创造性行为，在文本世界中所发生的创造性的变化需要在经验的生活世界中再发生适应性改变。这种改变往往离不开文化精英人格魅力的导引。汤因比认为：“一个社会的变革通常可以用思想文化精英群体逐渐增长的能力来衡量，富有精神创造性的文化精英们是新文明发展的动力。他们通过‘退隐’，受到思想文化的启示，然后复出受历史使命感的召唤。他们成为多数人的模仿对象，他们迫使多数人尾随其后，亦步亦趋，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变革。”[6]
翻开中外历史转折的文化史册，一批批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作为先知先觉式人物，引领着社会前进方向。他们的欲望就是想在历史进化趋势的推进下，完成整个社会的再创造。把创造性的潜在性，转变成为创造性的现实性。春秋时期，老子、孔子、孙子、墨子、管子等一批文化精英，通过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创造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学派，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提供了精神引渡的桥梁。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巨匠，肩负起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伟大使命，掀起了批判反封建专制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揭开了打破旧世界的序幕。特别是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里，文化精英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影响愈加重大。思想界的杰出人物为社会发展提供锐利的精神批判武器，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开辟了意识形态的道路。文化界的杰出人物为历史发展提供了时代精神的直觉，促使人们用新颖眼光去观察世界的生命底蕴。科技界的杰出人物为历史的发展，提供探索自然的理性触角及其改变自然与社会的知识工具。当然，也应当看到，在具体的历史变革实践中，个别文化精英在造势新文化浪潮的同时伴随着个人目的的私向化选择，以偏激代替理性，以极端的破坏欲代替积极的建构行为，最终丧失感召大众群体精神激发的人格魅力。
其二，在历史大转折时代，文化精英萦怀着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忧患意识，并较好地转化为推动历史变革的精神动力机。忧患意识是人的理性思维为追求客体的内在必然性，对现实存在进行辩证否定的精神追问的自觉意识。忧患意识具有三种特征：第一，它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内醒”状态。静态的意识开始流动，并转向自觉的涨落意识。“传统社会”被引入精神的反思领域；文明的时间链条上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紧张被发现；指导反复确立的范型被质疑；对社会创造与再创造的文化密码有着高度的敏感性。第二，辩证否定性思维的“机器”开动。理性的怀疑精神开始对“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查审；知性的肯定性判断受到二律背反式的追问，传统的“绝对”开始在“相对”的思维框架中消解；对祝福意识的拷问生发出深刻的问题意识与诊断意识；新颖性、创造性的精神意向成为当下社会批判的价值坐标。第三，它更为集中地反映在文化精英对旧制度文明作出不妥协批判和对新制度文明作出执着创构的精神素养方面。
忧患意识可以说是流淌在文化精英们血液中的一种活力，一种素质，一种生命之流的冲动。在新旧文明交替时期，唯有锐意变革实践、知识修养较高、社会阅历丰富、具有强大的使命感的文化精英群体，忧患得最早、最深、最长。忧患意识以“加速历史进程”为主题，积极地表达了历史主体自觉创造文化的意志和能力。忧患意识有着对衰亡社会进行猛烈批判的精神，它既是理论的批判，更是实践的批判。只有这种批判，才易于见到新旧世界之间的否定、推移、转化的辩证运动；才能打消原有世界存在的固有惰性或圆融性，使行将熄灭的世界精神重燃新的火焰，使昏睡的人站立起来，以新姿态接受新环境的挑战。忧患意识提倡一种发展建构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7]。批判的目的在于建构，忧患意识只有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方显英雄本色，精神只有在感性的对象化变革实践中才能有效地转化为物质力量。
西德尼·胡克说：在历史的舞台上“既有经历了多次事变的人，也有‘造时势的人’。而造时势的人是可以在历史上创造转折点的”。[8]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文化精英们的特殊贡献，离不开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正如斯大林所指出：“如果杰出人物的观念和愿望竞与社会的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竟与先进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那么这种杰出人物就会变成无用之物。”[9]文化精英们对旧制度的叛逆，往往导致自身命运的坎坷与苦难。柳宗元被贬、商鞅被车裂、苏格拉底之死、布鲁诺献身等，他们要么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倒下，要么在春寒中死去。为了迎接新制度文明的到来，文化精英往往过早地消失了肉体，精神却永驻史册。
4.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为历史重大变革提供社会进步的标尺和精神动力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著作中，曾对由社会体的分裂而导致的灵魂分裂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呈现出来的所有分裂的基础。在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灵魂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各种领域，表现为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两极，一极是趋向被动，另一极则是趋向主动；一极是趋向混沌，另一极则是趋向崇高。”[10]文化也随着这种分裂出现了各种异质化、碎片化、个性化的分化，以及自我筛选、自我复制、自我定义的性状。
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为历史重大变革提供社会进步的标尺和精神动力。先进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通常在历史发生重大变革时期才给人以特别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评价。先进文化不是以文化等级来划界，更不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翻版，任何企图用一种地域文化强行作为不同种族文化的先进模式都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合法的。先进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它以道为之，反映历史主体实践活动的水平高度，历史进程中的质的方向，历史变革的节奏与历史进化的整体性一致的精神内涵。
先进文化有四种特质：一是注重时代维度的历史化功能。“历史化”即文化的历史时空坐标的查审；文化逻辑预设的内在否定性根据。主要寓意是：强调文化发展的内在性原理与时代精神相一致，文化的自身变革既保持历史的承继性和历史感，又有当下时代精神的折射，它是常青藤式的绵延，而不是无根的精神流变。历史的具体性决定了文化的地域性和个别性的存在，先进文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与民族历史进程相结合的产物。现代性的动力经常使得先进文化的标准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变的、暂时的。二是注重价值维度的进步化功能。“进步化”即真善美相一致的原则。先进文化是一个规范性普遍概念，它主要提供历史进步的标尺，提供具有历史进化论意义上的人类活动规范、法则、叙事、形象等。而其他文化更多的是选择性普遍概念或经验性普遍概念。通常更加注重趣味性、鉴赏性、消遣性和世俗性等。先进文化的话语注重悬置任何私人利益和偏见，追求人民大众利益和快乐原则。三是注重产品消费维度的大众化功能。先进文化的普及确认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它离不开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滋润与激励，它们的一些作品或类型通常被先进文化所吸收，其共有特征为：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趣味。而先进文化除此以外还有更高要求：走向意义、走向境界、走向崇高。当然，先进文化的概念也存在着如此悖论：它必须排斥腐朽没落文化，但却不能完全排斥掉。因为我们不能把决定性的趣味等同于每个人的趣味，这种文化相对性特征不可避免。四是注重内在品格的科学化功能。“科学化”即客观性、精确性和规律性的考量。正因为上述四种特质，先进文化在历史转折期动力作用凸显。
先进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在历史转折期有着积极向上的社会引领作用。所谓核心价值观，意指在价值体系或价值构成中起主导地位并影响其他价值判断的元价值内涵。先进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乃是影响并规定着先进文化全部价值判断的原则或根据。它经过历史的传承，为当下大众乐于接受，并作为社会进步的精神路标。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所以有着引领作用，其一，它是合理反思的经验之积累，对于转型期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不是一个人才智的创造，而是集几代人的智慧而形成。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某些价值观获得选择，另一些被淘汰。而存延的根据是遵循该价值观所带来和积累的效益。价值观的有效性取决于人类合乎规则的行动有效性。新制度、新体制的建立离不开长期积累的成熟有效的经验为基础，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在于：它是各个时代的集体理智与人类无限众多的关注与考验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信念经受了考验，包含着生存世界的真知灼见。它既有先辈们增加和改正过的经验，又有当下合理价值观的融入，是传统的精华在当代的再转换、再提升的结果。
其二，先进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有助于识别鉴定转型期诸如“邪恶”“虚假”“衰败”“颓废”等腐朽文化现象的内涵，它是根除腐朽没落文化消极影响的思想武器。先进文化不断增长，腐朽没落文化也在延伸。腐朽文化是从先进文化的背向中引申出来的变异，也是现实社会概括出的不合理性或矛盾性的负面形式。而先进文化正是直面腐朽没落文化的弊端并用以清除消极影响的思想武器。当然，与先进文化同化乃是转折期人类的一项任务和抱负。旧思想、旧观念可以通过这种文化的同化来消除。但与先进文化的同化往往是在差异分殊的文化冲突之中实现的。同化意味着文化精英之间有导向的交流与碰撞；有组织的社会文化资源的调动；在融合中改变文化消费者的偏好等。与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同化，需要有能够接纳同化的相对开放的生活方式与时尚的支撑，它决不是由疯狂而获得，也不是由习俗而传递，而是由转型社会逐渐形成一种成熟的文化判断力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