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动态与研究评价
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确立之后，随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党积极回应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地从“社区党建”到“区域化大党建”的城市区域党建“浪潮”，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和实务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学术投入与时俱增，但研究限度明显。
（一）研究内容与基本论点[27]
顺应城市基层党建的实践创新，学术界对城市区域党建的研究经历了从“社区党建”向“区域化大党建”的重心位移[28]。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区域党建的提出背景、基本内涵、主要功能、现实困境、路径选择等问题展开，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
1.城市区域党建的提出背景
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区域党建提出的背景已取得了基本共识。多数学者意识到，城市区域党建既是宏观层面上社会结构转型的回应战略，也是微观层面上单位党建模式式微的替代选择。
（1）社会结构转型说。林尚立是从社会结构转型视角解读区域党建的代表，也是较早从政治学角度关注区域党建的学者。他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即政经社一体的组织日益被功能专业化的组织所取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脱离出组织的空间，回到社会；与此同时，组织对人的控制日益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很大的自主性，从而使传统的党的组织结构基础和活动方式出现式微，为此需要党调控社会的空间就必须做出战略性的调整。[29]陈怡将区域党建背景的社会特征进一步归纳为“体制转轨、经济发展、结构开放、价值多样、功能分化、法制推进”六个方面。[30]龚少清、刘兵勇从生态学理论视角做出分析，认为区域党建问题的提出是“社区党组织乃以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变迁的必然结果”。[31]唐文玉借助社会风险学理资源探讨区域党建的必要性。[32]时煌军则从现代化理论视角分析城市社区党建的时代背景。[33]还有的学者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城市社会结构性变动与商圈党建兴起的相关性。[34]
（2）单位党建式微说。如果说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是区域党建兴起的宏观背景，是执政党主导的基层党建体制变革的外部压力；那么，传统单位党建模式式微就是区域党建产生的微观背景，是社区党建乃至区域化大党建兴起的内部引力。刘建军对单位体制进行了细致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市场经济体制对单位的功能进行分解，对单位体制的权限进行调整，要求再造社会调控体系，使社区成为单位体制松懈后新社会调控体系的载体。[35]刘建军对单位中国的分析内蕴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即社区成为转型背景下政党整合的战略空间。不少后学者沿着单位研究路径探讨区域党建。马西恒等学者论述了单位党建存在的条强块弱、条块分割特征及其不适应问题[36]。谢方意重点分析了单位制党建的垂直性、封闭性特征及向区域化党建转变的迫切性[37]。唐文玉则从社会整合视角分析了从单位制党建走向区域化党建、从机械整合转向有机整合的必要性。[38]梁妍慧深入探讨了新时期单位制建党模式的三大缺陷，即工作对象上缺乏社会领域、功能上缺乏与社会领域相一致的定位于职责、工作方式上缺乏与社会相适应的活动载体与平台，因而亟待以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管理创新。[39]
2.城市区域党建的基本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区域党建的基本内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需要对区域党建做出了不同界定，这些界定概括起来体现了社会整合和区域统筹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社会整合视角立足历史与现实，将社会整合视为区域党建的内核和目标；区域统筹视角立足现实与未来，将区域统筹视为区域党建的方法和手段。
（1）社会整合视角。从社会整合视角研究区域党建的学者认为，社会整合是政党的主要功能，在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传统的以“权力依托、条强块弱、条块分割”为基本特征的单位党建模式日益难以为继，替代性的选择是以社区、街区、园区、城区等不同尺度的区域空间为舞台，重构“铁打的营盘”，夯实执政的社会基础。林尚立指出，社区党建就是通过党生长和活动空间的位移、基层党组织建设重心的转移、基层党组织功能的重新定位，重建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结构间的内在契合。[40]马西恒进一步指出，社区党建的内涵与目标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基层党建重心从单位向地区位移，推进党的组织覆盖面和工作覆盖面的扩大，基层党组织网络化整合以及推动党的工作社会化。[41]郑长忠、吕青分别从社区共同体建设[42]、社区团结方式[43]的独特视角分析了社区党建的深刻内涵。梁妍慧认为，区域化党建主要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党组织对行政、居民区以及驻区各类组织实行政治、组织、文化等全面引导和整合，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由‘垂直管理’向‘区域整合’转变，由‘条块分割’向‘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转变，实现社区党建工作区域化的建设过程”[44]。唐文玉从比较视野分析了区域党建不同于单位党建的内涵特征。他强调，单位制党建是一种“机械整合”模式，区域化党建是一种“有机整合”模式，从单位制党建向区域党建转型，就是要使党的基层组织从传统的行政化功能定位向政党化功能定位回归，在广泛社会参与的过程中重塑其“公共性”的品格。[45]
（2）区域统筹视角。更多的学者是从区域统筹的视角来界定区域党建的。他们积极引入现代系统理论、均衡发展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从区域发展视角提出基层党建工作要统筹谋划和系统推进，从而实现基层党建科学化和基层执政的合法性。1996年，上海提出“社区党建”概念，为便于社区党建的实践运行，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实操性定义，即“以街道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共产党组织为主体，由社区居委会等自组织配合、由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内的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党建工作”[46]，并认为社区党建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街道社区党（工）委及其下属的机关党的建设，驻在社区的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居住在社区内的在职党员、社区内的离退休党员等这些传统的单位党建工作所不能覆盖的基层党建工作。[47]世纪交际，社区党建作为区域党建的初级形态，无论是党建实践层面还是人们认识水平都不高。尽管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意识到了基层党建区域统筹的重要性，但很大程度上没有脱离传统单位党建认识窠臼，没有涵盖改革新生的、千姿百态的无权力依托型党组织建设，没有深入剖析条块分割、行政取向的传统单位党建体制问题。随着社区党建向区域化大党建的实践发展，学者们立足新的党建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反思，做出新的学理概括。王安顺较早对区域性“大党建”的内涵做出说明，认为区域党建“在主体力量上，要做到党委主抓、行政配合、群众组织参与；在管理体制上，要做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在方式手段上，要做到整合资源、形成合力”[48]。蔡伟进一步分析道，区域化党建是指从区域的角度对基层党建工作进行通盘考虑、统筹谋划、成片推进，在层级上对基层党建工作实行中观管理，在范围上变点状推进为块状规划，在功能上变内循环为内外一体化循环，在机制上强调互动共商和自主管理。[49]王建社、刘致丞等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50]区域统筹视角的持有者对城市基层党建体制存在的具体问题和操作路径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但对体制问题和方向路径缺乏较为深入的学理分析。
3.城市区域党建的主要功能
区域党建功能是学界关注城市区域党建问题的出发点。尽管个别学者认为，大量加强区域党建将危及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的生长，因而对区域党建的价值持怀疑态度[51]，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对区域党建的功能持积极态度。概括而言，学界对区域党建功能的探讨主要是从政权稳固和社会和谐两个角度进行的。政权稳固取向立足政党自身，“眼睛向内”，将区域党建视为维护党的执政基础的体制保障；社会和谐取向立足社会整体，“眼睛向外”，将区域党建视为实现社会结构功能和谐的重要手段。
（1）政权稳固取向。政权稳固取向的学者认为，城市区域党建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党领导社会的体制突破、功能转型和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党建的科学化，提升党的基层执政能力，夯实执政的社会基础，维护执政的合法性。自社区党建被林尚立定位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以后，政权稳固取向成为诸多学者研究区域党建的出发点。刘冀瑗认为，区域党建的首要功能是提高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影响力。[52]武小刚将新时期区域党建的政治意义归纳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有利于政治稳定、有利于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推进基层群众自治。[53]陈家喜、黄卫平在深圳南山区社区党建观察基础上，探讨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会的政治功效。[54]梁妍慧指出，区域党建作为党的领导对象和领域的第三次重大拓展，其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党组织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凝聚社会、整合社会，从而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巩固。[55]谢方意在于传统单位党建比较研究中，将区域党建的主要功效归纳为优化结构、整合社会、统筹资源和服务群众四个方面。[56]杜彬伟基于制度文本认为，区域党建总的功能定位是“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保证党在区域内的领导核心地位”。[57]
（2）社会和谐取向。社会和谐取向的学者认为，城市区域党建的主要功能不仅在于基层党组织的内部和谐与政权稳固，更在于实现宏观或微观社会的有机整合与和谐一体。在这些学者看来，巩固党的基层执政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手段。不少学者从理论层面研究区域党建的和谐功能价值与定位问题。陈怡认为，新时期社区党建的职责是构筑新的利益共同体，在全面赢得民众与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共同体。[58]张旭光直接倡导“社会本位”是区域党建的首要价值取向。[59]更多的学者从实证层面探讨区域党建的和谐功能如何实现问题。袁峰、徐学通对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街道“楼组党建”的调查研究表明，区域党建实践不仅推动了执政党的基层整合，而且主导了社区生活新秩序重构，实现了社区和谐与夯实执政党社会基础的互动。[60]冯小敏、严爱云通过对上海社区党建经验的细致梳理，深刻剖析了区域党建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实现路径。湖北的学者也从和谐社会角度深入透视了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党建创新实践。[61]
4.城市区域党建的现实困境
概括而言，学界对城市区域党建现实困境的探讨，主要是从生存基础和发展体制两个角度进行的。生存基础视角着重研究社会精英吸纳、设置方式选择、设施经费保障、功能转型定位等基层党组织赖以生存面临的基础性约束；发展体制视角重点探讨区域党建领导体制、共驻共建机制等涉及基层党组织赖以发展面临的体制性困境。
（1）生存的基础约束。绝大多数学者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多元化和社会的异质化，基层党组织既面临着角色激发与组织扩张挑战，也面临着体系离散与组织悬浮困境；既面临着基层党建资源缺损约束，也面临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滞后问题。在全国大规模的社区党建伊始，林尚立等人的调查就发现，党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对街道党工委的认知、对社区党建总体态度等方面的认识水平要低于群众[62]；北京市委党校的学者在调研中发现，社区党建缺乏必要的活动经费，社区硬件建设相对落后，社区党建存在空白点。[63]刘冀瑗进一步指出，区域基层党组织面临着突出的社区党建热情缺乏、在职党员社区参与冷漠、党组织活动能力低下等问题，既有党建体制改革滞后原因，更有单位党组织认识不到位因素，也与社区党组织功能定位不准密切相关。[64]面对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两新组织”[65]雨后春笋勃发态势，顾建键、杨和文等学者深入分析了无权力依托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空白点和边缘化问题。[66]实务工作者将其概括为组织找党员难、建立基层党组织难、开展活动难等“三难问题”。2009年以来，尽管党中央积极推行基层党组织生存取向的“三有一化”工程，但上海、宁波、贵阳等城市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区域党建仍然存在党务工作者素质不高、党建经费投入不多、党建设施发展不平衡等困境。[67]
（2）发展的体制困境。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尽管理论层面上区域党建已成为基层执政的战略性空间和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但实践层面上仍然存在突出的新旧党建体制冲突，基层党组织遭遇发展的体制困境。刘冀瑗认为，单位党建与社区党建交织互动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彼此封闭和相互隔绝，党员管理上彼此分离、工作布置上彼此分离、资源共享上彼此封锁、双向服务上意识薄弱背后的原因在于传统单位党建体制的路径依赖。[68]郑长忠认为，由于传统政党组织习惯的影响，当前社区党组织仍然存在功能行政化、资源配置高层化、活动开展形式化、机制运行分割化等体制性问题，导致政党不能很好地发挥推动社区共同体建设的职责。[69]有的学者论证了区域党建在党的工作覆盖中的价值，同时看到了行政推动和上级协调党建行动策略的弊端。[70]有的学者指出了，当前普遍推行的区域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在区域党建中的价值限度。[71]还有的学者着重分析了在职党员参与区域党建的制约因素。[72]
5.城市区域党建的路径选择
如何科学有效地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学界研究城市区域党建的落脚点。概括而言，学界主要是从理念转换、组织建设、体制改革三个维度探寻区域党建路径的。
（1）理念转换维度。不少学者认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推进城市区域党建亟须树立一种有异于传统单位党建的新理念。李友梅深入考察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上海城市社区党建实践，发现党建实践深受实践者的传统思维逻辑的制约和影响，进而提出作为行动者的社区党建工作者要尽快实现观念、理念及思维方式的现代化。[73]顾骏深刻反思社区党建实践探索，提出社区党建期待加强“党的意识、组织意识和党员意识”[74]。郑长忠提出，理念转换是推进社区党建创新的首要任务，并将社区共同体建设视为社区党建创新的价值选择。[75]梁妍慧强调，区域党建需要从组织设置、功能作用和载体方式上转换观念以应对新的形势和任务。[76]陈奕君主张，区域党建应强化“深度覆盖”“区域协同”和“集成服务”三大理念。[77]李朝阳和任亮指出，创新社区党建形式，应树立党融入社会、发育社会的新观念，以确保执政行为与人民利益间的“夹角”最小化。[78]还有的学者强调，健全区域党建工作格局应强化执政意识和协同意识，进一步形成区域共建共识。[79]
（2）组织建设维度。“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这是党整合社会的基本要求。如何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学界主要从组织设置、组织功能、组织管理等层面分析了区域党建推进的组织路径。李友梅、郑长忠等学者深入分析了支部建在楼宇、院落、社区、园区等不同区域空间的组织设置经验。[80]顾俊对基层党组织在单位设置、社会设置分别进行利弊分析，提出“双管齐下、各有侧重、形态多样、相互补充、优化单位设置、推进社会设置”的思路。[81]林尚立提出，要使社区真正成为党建的新的生长点，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对社会各类单位组织进行分类，分类规定党在单位组织中存在的形式与功能；重新构建社区党的组织体系，使其不仅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基层组织的功能应从以组织或动员革命与生产为轴心的功能结构，转变为以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轴心的功能结构。[82]孔娜娜、胡序杭、刘安等学者阐述了变革社会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嵌入社会、融入社会的经验与路径。[83]还有的学者总结提出了分类化、区域化、网络化的党员教育管理思路以及社会化招聘、契约化管理的党务人才建设经验。
（3）体制改革维度。从社区党建走向区域大党建，体制改革始终是实务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密切关注城市基层党建体制改革经验并提出了不少改革主张。针对社区党建协调模式权威性欠缺和互动性较低问题，刘冀瑗提出建立单位和社区联合工作党委的领导体制。[84]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员基于上海构建区域党建尤其是推进平安世博建设历程，总结了以社区（街道）党工委为核心、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大党建“1+3”体制[85]。中组部组织二局调研组分析了武汉市“三级联动、四方共建、统筹推进”的区域党建模式。[86]梁妍慧归纳了贵阳市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区域党建体制改革经验。[87]蔡伟总结了台州市区域党建模式及成效，进而提出“正确处理区域党建与单位党建的关系，把区域党组织对驻区行政单位党组织的组织协调权，对区域内社区和“两新”组织党组织的领导权落到实处”[88]的政策建议。杨涛在深入分析南京市华侨路街道区域党建绩效基础上，提出既要实现党内治理改革，又要推进党外合作治理，尤其要实现“条块党组织关系”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实行街道大党委竞选制，规避社区党组织行政化。[89]彭贵刚对北京、上海、重庆三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机构特点及成效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深化“两新”组织党建体制改革的思路。[90]
（二）研究评价：学术贡献与研究限度
1.学术贡献
学术界关于区域党建的研究，是在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和微观单位党建式微两大背景下展开的，研究者或以社区、楼宇、院落为空间尺度进行客观描述和学理分析，或以街区、城区、园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分析，或对“两新”组织党建区域化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目的在于加强党的基层执政和建设和谐社会。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学术增长和政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深化了理论界对党的建设问题的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党的建设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社会和提高自身生机活力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强烈吸引着国内外诸多学者浓郁的研究旨趣。学术界对党的建设的研究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争艳、蔚为壮观，不但研究范围宽广而且研究成果丰硕。从研究范围看，理论上涉及了党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建设、党的作风革新、党的制度创新、党的自我净化、党的执政能力、党的领导艺术、党的民主建设、党的类别比较等多方题域，实践上涉及了单位党建、社区党建、高校党建、“两新”组织党建、城乡统筹党建、流动党员管理、在职党员管理，党建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从研究成果看，党建研究论文、专著和研究报告与年俱增，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从事党建学科专业的研究者存量较多，同时缘于21世纪新形势下党的科学执政需要学术界更多投入与及时跟进。客观地说，学术界对党的建设的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态势，出现不少具有理论厚度和研究力度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体现出非凡的价值。[91]但同时也不能否认，既有的研究成果或偏重诠释性、注经式、跟风型研究，或局限经验式、对策性、党务型的工作研究，或忽视党领导社会的体制机制研究，既无益于学术增长也无助于政治发展。在学术界关于党的建设诸多研究中，区域党建研究注重政党政治原理的实践运用，围绕社会结构转型和单位党建式微背景下党如何实现基层执政、党如何领导社会、党如何实现社会整合这一崭新命题，探讨城市基层党建体制机制创新，可以说抓住了新时期新形势下党建科学化的基本命题和深层次问题，而且研究者也在这一学术视野中提出了不少富有洞见的观点和颇具启发的结论，因而深化了党的建设的研究。
（2）拓宽了学术界对社会整合研究的空间。国内外学术界对社会整合的研究源远流长，但其研究视点伊始并未投向政治领域，而是聚焦社会领域。赫伯特·斯宾塞、埃米尔·迪尔凯姆、塔尔科特·帕森斯、吉尔伯特·罗兹曼、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学者对社会整合的研究饱含对转型社会解组可能的忧虑和对社会和谐的向往。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党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甚至是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学界的研究视野进而扩大到政治领域，政党整合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整合迅速成为研究热点。莫里斯·迪韦尔热、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乔万尼·萨托利等西方学者对政党整合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Lawrence R. Sullivan、Charles Burton、吉尔伯特·罗兹曼、詹姆斯·R.汤森、费正清等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问题进行了历时性探讨，林尚立、王长江、王邦佐、徐勇等国内学者对执政党社会整合进行了理论性建构。学术界的既有研究成果闪烁的卓见洞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是，任何政党社会整合的实现都不能停留于宏观层面的纯理论思考，任何政党社会整合的实现都有赖于基层组织的有效运转，任何政党社会整合的方式选择都要契合特定的生态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党的建设的生态环境转换，依托单位进行政党整合的单位整合模式逐渐式微，部分学者将研究目光从宏观的理论构建转向微观的组织整合和中观的区域整合。在这种背景下，有的学者从组织、小区、楼组、楼宇等微观空间尺度探索区域党建的社会整合功能，有的学者从社区、块区、街区、园区、开发区、城区等中观空间层面研究区域党建的社会整合价值，还有的学者将区域党建与单位党建的社会整合功能进行比较从而将区域党建的研究推向深入。尽管上述努力目前还未全面展开，但区域党建的社会整合功能研究已成为学术增长点，极大地拓宽了学界对社会整合问题研究的领域空间。
（3）有功于稳固党的基层政权和社会和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深刻转型，使中国社会结构形态日益呈现多元化、碎片化、流动化、陌生化和风险化的特征。“两新”组织的大量涌现、社会流动的日趋频繁、利益纷争的日益增多、价值选择的日益多元，使传统的党的组织结构的基础和活动空间方式出现式微趋势，使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结构间的契合性面临巨大挑战。“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92]社会的现代化要以政治的现代化尤其是执政党的现代化为前提。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单位体制的式微趋势，党整合社会的方式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党建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因为区域党建是新时期新形势实现党的基层执政和社会和谐的体制基础和行动战略。从楼组党建研究到社区党建探讨，从“两新”组织党建研究到楼宇党建探析，从流动党员服务研究到在职党员管理讨论，从街区党建研究到区域大党建探索，学者们的研究都体现了服务于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不但强调区域党建对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的意义，而且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区域党建的发展状况，探讨了区域党建兴起的背景和动因，并提出了区域党建深化的政策建议，为党和国家的政策选择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客观上有助于实现基层政权的稳固和建设和谐社会。
2.研究限度
尽管学术界对区域党建的研究为学术增长和政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但作为一项崭新的课题，区域党建的实践发展和学术研究时间不长，专著性成果缺失，学术性论文不多，研究不够深入，研究限度明显。
（1）研究的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区域党建问题的研究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即多数研究成果属于工作性研究或经验性成果，这与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党建研究理路密切相关，也与介入区域党建研究主体多属党务工作者和党校研究者紧密相连。将区域党建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研究，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区域党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但是，工作研究不能替代理论研究。“工作研究围绕具体工作开展研究，而理论研究则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超越具体工作，对其背后的规律进行研究，再回过头来对政党活动的实践进行思考。”[93]推进区域党建的理论研究对于拓展其研究深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学术界对区域党建内涵这一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就不够深入。如前所述，当前学术界主要从社会整合和区域统筹两个视角探讨区域党建的内涵，但是很少有学者能透彻的解读“区域党建”的确切词义。对于“区域党建”的“区域”，许多学者认为是指超越社区居委会辖区的空间尺度，那“社区”“小区”“楼道”“院落”这些在尺度上小于社区居委会辖区的空间就不属于“区域”吗？对于“区域党建”的“党建”，不少学者认为是基层党组织的自我建设，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基层党组织领导社会的行动策略，难道区域党建就没有领导基层政府的功能定位？对概念理解分歧导致有些学者对区域化党建内涵的把握失准。对区域化党建内涵的深入研究当然还不能仅停留于词义理解，还要从内容、结构、功能等方面把握区域党建的内涵与边界。在区域党建路径选择上，学术界对区域党组织（街道党工委、社区大党委）领导体制、行政权力依托型党组织与社会权力依托型党组织横向协作模式、基层党建社会化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尚未深入探讨，对实践中产生的区域党建模式也缺乏梳理、比较和学理分析。在区域党建研究的理论高度上，尽管既有实地调查也有学理分析，但是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如何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观照区域党建问题，需要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笔者认为，应将区域党建视作执政党领导国家社会的方略转变和回应型政党建设的战略行动，并把区域党建问题放在执政环境转换背景下加以考察，方能达致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目的。
（2）研究的规范期待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活动具有规范性和严谨性。科学研究过程要求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途径、研究程序和学科视角。从已有的区域党建相关研究成果看，存在显著的规范性不足问题。在研究方法选择和运用上，尽管既采用了理论分析法，也运用了实证研究法，但研究方法运用不够规范，规范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很少，朴素性的调查研究和工作研究成果居多。在研究途径选择和运用上，尽管已有学者尝试将治理与善治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社会整合理论等新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引入区域党建研究，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仍然居统治地位，不少研究成果主要借助意识形态话语和政策文本“就事论事”，系统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社会生态理论运用太少。在研究环节设计和运用上，尽管少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研究环节规范性的重要性，但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没有问题意识、理论假设和文献评述。在学科视角选择和运用上，尽管个别学者已将区域党建置于政治学视野，并尝试运用政治学的学理资源展开研究，但主要局限于党建的学科视角，政治学基本理论运用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学科资源引入及交叉运用也不够。当前，要深化对区域党建问题的研究，必须遵循和完善研究的规范，在研究过程中积极引入多学科学理资源，注重研究环节设计的科学性和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性。
（三）研究前景：论题价值与深化方向
1.论题价值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是时代的脉动，理论是时代的标签。作为党的建设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行动，区域党建是顺应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的产物，是理论与实践交融催生的结果，具有重构社会和谐秩序和改善党的基层领导双重价值。
首先，有助于重构社会和谐秩序。社会和谐有序，是人类永恒的思想主题和价值追求，也是国家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终极梦想。诚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却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94]。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全球化相互交织，现代性与传统性、后现代性相互交汇，社会形态的深刻转型诱发结构性的转型风险。经济市场化带来主体人格的觉醒，社会分层化带来群体利益的分殊，社会流动化带来社会问题的滋延，社会组织化带来政治权威的分流，价值多元化带来社会认同的迷失。“整个社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段甚至是原子”[95]。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社会的碎片化和党组织体系的碎片化，冲击社会秩序的基础，亟须进行有效的党内整合和社会整合。政党既具有政治性向度，又具有社会性向度；政党既能在“横向”上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又能在“纵向”上把社会和经济利益加以同化，因而往往成为社会整合的组织载体乃至领导核心。在单位社会，作为领导核心和执政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将自身的组织架构“行政性嵌入”单位的组织网络，并渗入各类基层组织和千家万户，从而实现党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高度整合和良好秩序。毋庸讳言，单位整合模式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契合了特定的社会结构，具有特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在转型社会，这种单纯依赖行政权力、仅仅依靠单位组织进行社会整合的单位党建模式日趋式微。随着社会问题基层化，基层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集聚点、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利益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点、人与社会的交融点和社会生活的支撑点，党联系、整合、调控和领导社会的空间、方式与体制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即将自身的生长和行动的主要空间从纵向封闭的传统单位转向网络开放的区域社会（甚至包括虚拟空间），以基层区域社会空间为主要空间组织党员、发展党员、动员党员和整合社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6年上海首倡“社区党建”并迅速扩散，2004年上海试点“区域化大党建”并逐步扩展，2009年中组部推行“三有一化”并分类实施。这些旨在推进社会整合、重构良度美序和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区域党建实践，很快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迅速成为学术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其次，有益于加强党的基层领导。对于处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和转型风险结构化的超大国家而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是难以承担历史重任和时代使命的。执政党的力量不仅来源于政治影响力（权力性影响力），而且来源于社会影响力（非权力影响力）。政治影响力是党执政地位得以获得的前提，社会影响力是党领导地位得以持久的基础。因为，“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96]单位社会里，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掌控所有资源和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建立依附性和排他性的总体性组织体系，借助等级命令制进行组织或动员革命与生产来实现的。但是，这种领导方式在分化性社会里遭遇巨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总体性社会的分解，人们的自由活动空间日益扩大，人们的自由流动资源日趋丰富，人们的自由选择机会日渐增多。“两新组织”的兴起与发展、“社会人”的出现与流动、“社会问题社区化”的趋向与治理，预示着“社会”从“国家”领域中凸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存在[97]，社会领域的党建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新兴的社会领域党建存在两个挑战：党组织缺乏权力依托因而存在党建资源和党建空间困境，居民（党员）自主选择性强因而传统的行政机制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传统的单位党建仍然发挥作用，但也存在两个问题：“条块分割”的体制带来党建资源固化封闭，线性组织动员方式使在职者、离退者和流动者难以横向协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通过城市基层党建体制机制的改革，在稳固党的基层政权的同时集聚和发挥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区域党建作为传统单位党建的替代选择，将党的基层组织生长和行动的主要空间从封闭性的“单位”转向开放性的“区域”[98]，将行政化运作惯习转向社会化融入行动，通过权力型党组织与非权力型党组织连接、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联动、政党行动与社会行动联合，致力于党内整合和社会整合，对于稳固提升党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提升党的基层领导能力具有重要价值。
最后，有助于创新基层党建理论。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99]同样，一个政党要执掌好国家政权，也一刻离不开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作为城市基层党建的深度发展，区域党建既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作为一个超大国家的执政党，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我国现代化，推进区域党建难免具有规划性、自觉性和政党主导型，因此也特别需要理论的强力指导，通过理论创新引领制度创新的合理性。合理性是事物运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合理性研究，就是要追问制度创新的价值性和导向性。[100]总结九十余年建党历程经验，反思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风雨蜕变，学术界和理论界已形成以“一条主线、五大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党建理论体系。客观地说，这一理论体系，符合基层党建的创新规律，适应基层党建的现实需要；但是，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话语体系等方面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对以“四维空间的整合”为实践本质的区域党建存在解释力和建构力限度，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国际交流与对话。同时，如前所述，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区域党建内涵众说纷纭，因而既没有将楼道、小区、社区、块区、街区、城区、园区等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基层党建高屋建瓴地纳入区域党建视野，也没有将党内、社会、政府、虚拟空间等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整合高屋建瓴地纳入区域党建视野，更没有从单位党建到区域党建转换中揭示回应型政党建设规律和政党回应的基本逻辑。由此，城市区域党建课题具有巨大的理论研究空间和理论价值。深刻反思历史、正确审视现实和科学指引未来，都必须加强区域党建研究，探索既接轨国际又适应本土、既具有政党共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党建模式。
2.深化方向
学术界对区域党建的研究不够系统和深入，研究方法不够完善和规范，总体上还处于较浅层次。学术界应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四个方面深化和拓展区域党建问题的研究。
第一，加强区域党建基本理论研究。深化区域党建问题研究首先要提高研究的理论水平，因为理论是对现象的抽象，有助于实践的发展。学术界应从中国本土“情境”出发，积极借鉴政治学中的政党理论、合法性理论、民主理论，社会学中的社会整合理论、单位制理论、嵌入理论，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网络治理理论等诸多学科学理资源对区域党建问题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深入探讨区域党建的理论内涵、结构功能、生成逻辑、运行机制、发展规律等基本理论。这就要求研究者自觉将经验研究与理论概括结合起来，在深入研究区域党建具体问题中，重视对具体问题的理论反思和理论提升，并在运用理论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对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正，不断提高区域党建研究理论深度。[101]
第二，加强区域党建的历时性研究。很大程度上，区域党建是单位党建的替代选择，单位党建是区域党建的历史前提。那么，传统单位党建模式是怎样形成的，有什么特点，存在哪些问题，可以借鉴哪些经验教训？区域党建的动因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程，有何经验绩效？这些问题值得学术界深入探索。学术界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深度剖析国家一元化结构、单位整合与基层党建单位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区整合与基层党建社区化，社会体制改革、社区建设深化与基层党建区域化的内在关系，来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基层党建的演进规律。
第三，加强区域党建的类型学研究。类型学是人们认识和思考社会现象的重要方式和行动策略。类型学研究路径的重要功能是，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轮廓和本质特征获得较为清晰的认知。学术界应加强区域党建的类型学研究。在国外，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执政党在城市区域党建体制创新与政党社会化方面有着较为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国内，上海、北京、武汉、重庆、长沙等城市在区域党建格局构建与政党整合方面也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学术界应对国内外区域党建的特征、绩效、限度、动力、路径与约束进行类型学研究，期待回答如下问题：基层党建生态环境转换背景下，区域党建应坚持什么原则，有哪些选择，需要什么条件？
第四，加强区域党建体制改革研究。改革往往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面对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和单位党建逐渐式微，区域党建应运而生；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区域党建发展与基层社会整合面临着体制约束。如何通过协作机制创新，解决行政依托型党组织之间、非行政依托型党组织之间、行政依托型党组织与非行政依托型党组织之间党员管理分割化以及社区建设中驻区单位“缺位”问题？如何通过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创新，搭建和运转“大党委”（街道党工委、社区大党委）体制？如何通过社会化机制创新，解决基层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问题？如何通过民主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党组织内部整合和政党认同问题？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统筹区域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些问题期待学术界深入研究。
有鉴于此，本书选择“什么是城市区域党建以及怎样推进城市区域党建”作为研究主题，重点分析如下问题：什么是城市区域党建？与单位党建相比较，区域党建在生成逻辑、结构功能与运行机制上有何不同？我国城市区域党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程，有何绩效与限度？城市区域党建体制现状与特征怎样，区域党建体制存在何种问题，其原因是什么？发达国家执政党的城市基层党建有何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区域党建的基本形式有哪些，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回应型政党建设的回应逻辑是什么？本书将在参考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参与区域党建实验和实证调查的经验，注重理论联系实践，注重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的紧密结合，从政府、社会与政党关系的角度对区域党建进行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