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经历与选题由来
无论是从宏观层面人类知识生产考察，还是从微观层面个体学术增长来看，科学研究都是一个累积性的研究过程。因而，在梳理研究经历、把握研究脉络中提出和解答科学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传统。美国学者威廉·富特·怀特以美国波士顿市“街角帮”为考察对象对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人贫民区社会结构的实地研究，我国学者于建嵘先生以湖南省岳村为表述对象对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政治发展过程和特征的研究，就是对这种优良学术传统的卓越传承。[4]选择“城市区域化党建”作为本书研究主题，得益于这种学术传统的深刻启迪，也是对个人学术人生的阶段性总结。要说清楚选题的由来，需要联系笔者的研究经历。
正如生命历程是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的序列一样，个人的学术生命往往也会先继经历婴幼时的懵懂求知、少年时的狂热求索和青年时的理性选择等生命事件。2000年9月，怀抱对学术探索的懵懂，笔者来到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硕士生导师关冬梅副教授[5]的引荐下参与了广西南宁改制企业党建工作调查，初步接触了单位党建与政党内部整合课题。2005年9月，满怀对学术研究的期盼，笔者有幸加入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这一学术共同体攻读博士学位[6]，在导师陈伟东教授的带领下参与了武汉市江汉区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实验，初步调查了区域化党建与政党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问题。2010年2月，怀着对学术厚度的渴求，笔者有幸进入了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合作导师吴家庆教授的指导下参与了以湖南三市为抽样对象的执政党公信力实证研究，深入思考了城市区域化党建与政党三重整合问题。可以说，从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到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笔者对城市区域化党建问题的学术思考渐次经历了婴幼时的懵懂求知、少年时的狂热求索和青年时的理性选择等不同阶段。以下是笔者在不同时期参与实证研究的过程以及从中获得的启示。
（一）参与广西南宁改制企业党建实证研究
政党是国家与社会（市场）的中介，政党与国家、社会间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是政党科学化、国家现代化和社会有序化的目标追求。然而，20世纪50—80年代，在我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宏观层面上选择了政党吸纳政府、行政吸纳经济、行政吸纳社会的政党整合方式，微观上选择了单位整合模式，作为经济主体的工商企业被直接吸纳进政治体系。尽管这种典型的政党整合方式在国家建构中产生了特殊效应，但这种政经不分、企社不分的体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遭遇“政党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挑战，亟须通过企业改制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来解决执政绩效与执政合法性问题。经过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经营权改革的初步探索，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通过以现代企业培育为目标取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推进国有企业这一典型单位的改革，在实践中则采取自上而下、点面结合的方式逐步推进。从某个角度看，企业改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的一元化政党整合模式的首轮挑战和初次突破。因为，企业改制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府自我革命，它试图通过政府与工商企业的分权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离，将企业推向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资源配置从计划性走向市场化，颠覆性地改变了企业产权结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运行机制，并直接对改制企业党建产生了巨大挑战，亟须中国共产党做出及时的回应，创新改制企业党建的行动策略。
广西南宁改制企业党建调查研究就是始于上述背景。2001年7月至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企业工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广西南宁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南宁地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成联合调查组，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问卷调查和文献查阅等技术，对广西红水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驮卢东亚糖业有限公司、广西扶南东亚糖业有限公司、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南宁壮锦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南宁梦雪日用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南宁浮法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七家有代表性的改制企业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研究。笔者与同门师妹梁英在硕士生导师关冬梅副教授的推荐下全程参与了该项研究，受课题组的委托分别执笔撰写了《关于南宁改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调查报告》和《关于南宁改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报告》。
在为期两个月的暑期调研中，笔者初步感觉到：（1）“再分配体制”[7]时期，传统的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单位党建与政党整合模式是特定生态环境适应性产物，对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秩序建构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一元化整合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和内部挑战，这是必须应对的。（2）广西南宁改制企业党建工作创新是在党中央“信息诱导”下，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与基层党建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和行动者的理论观点，改制企业党建创新实质上是行动者（党中央、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等）系统与市场化的制度环境系统多维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改制企业党建创新既是党建生态环境系统变革尤其是经济生态环境变革的结果，也是作为生命系统的理性行动者对党建生态环境系统积极回应的结果；同时，多维党组织的理性行动也型塑着微观经济组织结构。（3）面对党建生态环境的转变，企业基层党建至少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适应性问题：在政企分开、政资分离背景下，党组织体制如何嵌入现代企业领导体制，以确保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功能的充分发挥；在“政治人”与“经济人”双重角色扮演中，党组织成员在改制企业中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提升基层党组织执政的合法性；在典型单位解体、党员流动难以避免的情势下，如何加强流动党员的有效管理，以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内部整合。
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改制企业党组织领导体制要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正确处理党委会与法人治理结构、“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的关系，法定程序下的“交叉任职、双向进入”是企业党组织的理性行动选择，并型塑着微观经济生态环境系统，但党组织的行动要规避泛政治化的路径依赖。（2）改制企业党组织成员功能发挥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要求，既要坚持“又红又专”的精英吸纳原则，又要坚持“以作为求地位”的认同获取原则。（3）基层党组织建设要适应政治建设功能社区化要求，将社区党建与企业党建有机结合起来，为单位制解体释放的流动党员和新经济组织中的党员打造“铁打的营盘”。（4）改制企业党建要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虚拟空间政党的内部整合和社会整合。这篇报告通过课题组组长呈送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企业工委宣传部主要领导。这是笔者第一次与党委政府部门的合作。2002年3月，广西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举行年度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笔者执笔撰写的《关于改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调查报告》荣获“一等奖”。
本次调研的最大收获在于：一方面，这是平生第一次做实证调查，第一次初步感受到“田野调查”的魅力与艰辛，对单位制解体背景下基层党建的调查与思考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感性认识。另一方面，笔者深切感觉到社会生态环境转换是基层党建体制变革的重要因素，从社会生态分析的角度来研究基层党建体制变革过程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
（二）参与武汉江汉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实验
这是笔者学问人生中最难忘的生命事件和宝贵时光，也是对本选题影响最大的一次研究活动。改革往往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武汉市江汉区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就是在解决单位体制式微乃至解体背景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而发生的，先后经历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协作化”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起始于2000年、深化于2002年、收官于2005年，初步解决了单位制解体后基层社会的“三大基础重建”：加强基层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重建国家政权基础；推进基层社区民主、扩大社区居民自治，重建基层社会基础；兴建基层社区基础设施，重建公共服务基础，形成了闻名全国的社区建设“江汉模式”[8]。第二阶段改革酝酿于2005年、启动于2008年、总结于2010年，旨在解决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三大困境”：公共资源困境，即“不吃亏”的行动逻辑驱使政府部门不管是否需要纷纷购岗在基层安排社区工作者[9]，行政化的推导逻辑使社区建设日益呈现封闭化陷阱；合作行动困境，即传统的部门管理体制惯性引发社区工作者各自为政、重复劳动、资源内耗问题；社区自治困境，即社区自治组织遭遇“行政捆绑”和居民自治的零碎化，被称为“江汉模式”新轮改革。[10]遗憾的是，笔者没有参与武汉江汉基层治理体制第一阶段改革；幸运的是，笔者全程参与了“江汉模式”新轮改革的前期实证调查、中期方案设计和后期经验总结。回首参与“江汉模式”新轮改革全过程，我们认为，改革思路和考量视角先后经历了从“社区协作”到“行政整合”、从“分类治理”再到“区域化党建”的转变。
参与社区协作机制改革实验及其启示。2005年9月至2006年5月，笔者加入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伊始，就有幸参与了江汉区唐家墩街道社区协作机制改革实验。从改革动因看，社区协作机制改革实验旨在破解社区建设中的“公共资源困境”“合作行动困境”和“社区自治困境”。尽管我国社区建设经过第一轮的社区体制机制改革，已经初步解决了重建政权基础、重建社会基础和重建公共服务基础问题；但是，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逻辑使社区建设难以规避封闭化陷阱，政府部门主导的社区建设逻辑使社区呈现分割化态势。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实现社区之间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合作双赢，如何通过体制创新实现从单位社区化走向社区社会化，成为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趋向和重要使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江汉区政府选取唐家墩街和水塔街作为板块社区建设改革试点单位，但没有找到恰当的突破口。2005年10月，时任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的陈伟东教授提出“创立社区协作机制，实现共建双赢”的改革思路，得到了江汉区政府的认同，并邀请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成立课题组[11]，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设计改革方案。2005年10月25日至12月20日，我们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观察和原始数据采集等方法对街道办事处、香港北路辖区的香江新村、天门墩、西桥、唐蔡和新村社区5个社区进行了为期近2个月的“田野调查”。笔者代表课题组执笔撰写了《江汉区唐家墩街道构建香港北路新型板块社区的论证报告》。在该报告中，我们提出：（1）香港北路板块社区创建条件充分，包括多元的内外推力、强烈的板块认同、适度的人口规模、清晰的地域边界、较好的基础设施以及资源的可获得性；（2）香港北路板块社区建设基本思路是，以板块社区发展理事会为平台，以氛围营造为铺垫，以资源整合为突破口，以社区文化建设为载体，以硬件建设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重点，以联合自治为目标，实现资源共享、事务共商、成本共担、收益共享；（3）香港北路板块社区创建要注重规划，拟以板块发展理事会为平台分七步实施，重点整合板块内单位资源、服务设施资源、志愿服务资源、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在深入调研和论证报告基础上，课题组与唐家墩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进行多轮协商研讨，设计了《唐家墩街道香港北路板块社区发展理事会章程》，搭建了社区协作机制运行的制度框架。其基本操作规则是：社区发展理事会由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街道社会事务科科长、5个社区居委会主任、5位社区居民代表共13人组成，理事长由居委会主任轮流兼任，聘请专职秘书1人，政府每年下拨经费2万元，理事会按照“成本分摊、分级定价、收益共享”原则运行。社区发展理事会这一制度框架是三个行动者博弈和妥协的产物：作为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提出“理事会由5位居委会主任和街道社会事务科科长共6人组成”，意在确保该组织的运转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学者的课题组提出“理事会由5位居委会主任、3名居民代表和街道社会事务科科长共9人组成”，意在确保该组织的自治性，尤其是确保决策权归属社区；作为政府的街道办事处提出“理事会由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街道社会事务科科长、5位居委会主任、3名居民代表共11人组成”，意在该组织能及时贯彻党和政府意图；三方博弈妥协的结果是，理事会成员由3位政府官员、5位社区居委会和5名社区居民代表组成，同时政府资助经费由每年1万元增至2万元。2006年1月，我们向江汉区政府递交了这两项研究成果并被采纳。2006年4月，江汉区民政局、唐家墩街道办事处和5个社区联合举行了“2006年唐家墩街香港北路文明示范板块大社区创建工作研讨会”。我和陈伟东教授、张大维博士应邀出席会议。研讨会重点剖析了板块社区发展理事会运作面临的现实问题及解决措施，会议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此后，社区协作机制改革实验进入运作阶段。随着板块社区发展理事会的成立，香港北路区域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应运而生，重点探索“党建工作联做、党建资源联享、精神文明联创、服务难题联解、公益事业联办、生活环境联建”[12]机制。江汉区社区协作机制创新是笔者平生第一次参与的改革实验，从中笔者初步意识到：（1）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合作多方共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社区组织；无论是社区内部，还是社区之间，乃至街区之间，都存在资源的局限性，因而各主体间都需要开展合作行动。按照生态系统理论观点，楼道、院落、小区、社区、板块、街区乃至城区中的个体、群体和组织都是生命有机体，都需要保持系统边界的弹性和开放，都需要保持相互间以及与社会环境系统持续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才能实现内外部平衡。（2）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合作多方共赢，需要搭建一个制度平台。这个制度平台需要扮演中介和桥梁的角色，需要发挥“水泥浆”和“黏合剂”的功能。在政党政府的现实条件下，街道党工委成员（理事会中的3位政府官员）和社区党组织成员（理事会中的5位社区居委会和5名社区居民代表）通过人事嵌入社区发展理事会，在此基础上建立板块内5个社区党组织、35个辖区单位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创新了社区协作机制。从政党生态学看，这是基层党建对基层社会环境变革的积极回应：一方面，根据社区发展理事会这一自治性组织的特点，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改变传统的权力垂直整合习惯，以成员的身份实现横向的人事嵌入，发挥“隐形翅膀”的功能；另一方面，及时回应破解社区分割、单位分割的社会需求，初步搭建区域党建体制机制，通过组织嵌入变革社会中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发挥整合中心的作用。同时，江汉区社区协作机制改革实验中行政力量的强烈冲动和区域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初创，促使笔者进一步反思：街区行政机构强烈的行政冲动会不会因街道党工委成员的人事嵌入而扩散进板块社区发展理事会，从而使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政治化；嵌入社会组织的政党成员如何成功地在“多重角色”中自由行走；区域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应采取什么样的运作规则方能构建“政党共同体”和“区域社会共同体”，等等。
参与基层治理体制综合改革及其启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发生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引发不同层面的改革。面对转型期的问题丛林，改革往往会优先选择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重点突破。2006年金秋十月，当我们仍然还沉浸在参与江汉区社区协作机制改革实验的喜悦时，一场触及市区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利益的综合性改革已悄然发生。改革的导火线是，社区建设的“江汉模式”引发的政府职能社区化浪潮，在基层安排了批量政府购岗的社区工作者（江汉区称为“八大员”），尽管构建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微观机制，但基层治理陷入绩效困境。时任江汉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的袁继刚对此做出如斯评价：“政府不满意、群众不满意、社区也不满意。”[13]为此，基于多年合作经历所营建的信任关系，江汉区聘请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组建课题组开展专题调研和方案设计。2006年10月至2010年9月，我们全面参与了江汉区整合“八大员”专题调研、方案设计、改革过程和经验总结。2007年1月30日，课题组向江汉区委政府提交了《关于“八大员”整合调研的咨询报告》；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与市区部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进行了多方多轮博弈，七易其稿，最后形成《“八大员”整合——社区事务流程再造方案》。咨询报告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缺陷由浅入深归纳为治理效能、资源配置、运行机制、城市体制等四个方面问题；改革方案先后经历了从机制改革到流程再造的转变，从行政整合到分类治理的转变。[14]咨询报告和改革方案得到了江汉区政府的高度认同并于2008年3月试水。当社区建设的“江汉模式”新轮改革方兴未艾时，基于都市观察、参与改革和理论思考，笔者形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使社区和谐起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论文通过对21世纪之初政府职能社区化“浪潮”中凸显的部门垂直整合、社区内卷化等体制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对城市社区体制改革中涌现的社区工作站模式进行类型学考察，对政府包办模式的替代选择——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进行理论建构，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新公共管理学的视角，来揭示社会转型加速期使社区和谐起来的基本逻辑。论文主要在政府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展开，是“改革实践学理化、学术研究应用化”二者互动的结晶，但从某种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政党建设研究。其实，无论是历史上、现实中还是未来看，基层党组织都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要件。因而，只要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置于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分析框架进行学理探讨和变革实践，才能廓清和营建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事实上，“江汉模式”新轮改革本身离不开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其实质是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为破解“部门分割、条块分离”的传统弊端而引导的一场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变革。当作为改革主要推导者的学者和基层政府，作为改革主要对象的社区居委会和“八大员”，皆聚焦于以“分类治理”为导向的街道社区流程再造时，作为“江汉模式”新轮改革试点的江汉区唐家墩街同时开展了一场“静悄悄”的党建革命，即在香港北路区域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基础上，顺应街道社区流程再造带来的组织变革，创建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从根本上推动城市基层党建从“垂直管理”向“区域整合”转型、从“行政吸纳”向“服务嵌入”转型。所以，“江汉模式”新轮改革可谓“花开两朵”：一枝聚焦建立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协作机制、居民自治的组织机制，旨在解决基层政府部门垄断带来的基层社会管理效能、服务效能和自治效能低下问题；另一枝聚焦建立以“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为载体的区域化党建体制，旨在解决基层党组织横向分割和社会流动带来的内部整合和社会整合挑战问题。这两个方面并行不悖，皆源于传统的政党吸纳、科层管理、单位分割的体制惯性，同时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基层公共服务体制、基层自治体制的变革与基层党建体制的变革是相互交叠、相互牵引的同一过程。然而，由于基层治理体制综合改革的复杂性和人们认知的差异性，当“江汉模式”新轮改革历经两年实践而进入理论总结时，产生了两种解释模式：一种是政府与社会分析模式，另一种是政党、政府与社会分析模式。2010年2—6月，课题研究进入最终理论总结阶段[15]。受导师陈伟东教授邀请[16]和引领，笔者有幸偕中心研究人员孔娜娜博士和谢正富博士参与“江汉模式”新轮改革最终研究成果——《中国和谐社区：江汉模式》的撰写，并以专著的形式得以出版。该项成果自觉的、清晰的采用了政府与社会分析框架。与此同时，为获得中央认同和发挥改革的扩散效应，武汉市委政府和江汉区委政府“兵分两路”分别向中组部和民政部汇报区域化党建和基层治理体制综合改革经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李源潮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武汉唐家墩街推进区域化党建的经验很好，请进一步了解情况、总结经验，不断夯实党在社会建设中的领导基础。”[17]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对江汉区基层治理体制综合改革也给予了高度评价。[18]2010年5月13日，江汉区委组织召开“江汉区区域化党建和社区体制改革”重大课题立项及组织实施工作会议，对如何总结“江汉模式”新轮改革展开热烈探讨，成立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市委党校、江汉区委党校、武汉市委组织部、江汉区委联合课题组。笔者认为，本次会议最大的理论成果在于：初步认识到了基层党建创新与基层治理体制创新的联动性。用张平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党建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要适应改革创新的新形势，夯实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不能就党建谈党建，党建要与基层治理体制创新同时抓，相互促进；正因为有了基层治理体制的创新，才有了区域化党建的阶段性成果。”[19]会后，课题组设计了《“推进区域化党建创新，夯实党在社会建设中的领导基础”课题研究总体方案》，分为“唐家墩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唐家墩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唐家墩街道党组织设置形式创新及组织体系构建”和“唐家墩街道推进区域化党建创新的意义及价值”四个子课题开展研究[20]。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承担了“唐家墩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子课题。基于笔者全程参与了“江汉模式”新轮改革的前期实证调查、中期方案设计和后期经验总结，导师陈伟东教授委托我撰写该子课题研究报告。2010年5月22日，我们向课题组提交了子课题研究报告《一个核心，三种机制：唐家墩街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经验和成效》。课题研究总报告最后由武汉市委和江汉区委组织部执笔撰写并上交中组部。这项由执政党地方组织领军的课题研究已初步采用政党、政府与社会的分析思路审视区域化党建体制改革实践，尽管这种意识是不自觉的和较模糊的。2010年9月7—8日，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工作推进会在武汉江汉区举行，“江汉模式”新轮改革经验得到民政部和专家学者认同并向全国推广。
江汉区基层治理体制综合改革是笔者参与的持续时间最长、介入程度最深的一次社区改革实验，从中笔者进一步意识到：（1）区域化党建是城市基层党建的深度发展，是社会生态环境转换背景下执政党对如何领导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双重探索，也是对如何加强基层党组织内部整合的新探索。作为执政者，基层党组织首先具有政治性向度，其首要使命在于嵌入政府，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提高执政绩效，来增强基层执政的合法性；作为现代性政党，基层党组织还应具有社会性向度，其重要使命是通过嵌入社会，及时应对社会分化、社会流动和社会组织化带来的巨大挑战，通过社会整合，缩短政治距离，来夯实执政党的社会基础。而无论是基层政府体制环境的变化，还是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做出积极回应，通过基层党建体制机制创新，破解基层党组织结构碎片化、资源离散化、成员隐形化问题，实现基层党组织内部整合。传统的单位党建难以适应社会生态环境的双重变化，转型的社区党建也难以应对社会生态环境的双重变化，只有区域化党建才能回应环境诸种变化。因为区域化党建顺应环境系统的变化，对基层党组织体制的生命系统（个体—党员、群体—组织、群落—组织体系以及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通过制度变革实现基层党组织设置一体化、资源配置科学化、成员角色先进性。（2）基层党建体制改革是政党行动、政府行动和社会行动三方多元互动过程。无论是组织行动者还是个体行动者，无论是执政党内部的不同层级和党员，还是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和官员，抑或是社会内部的不同组织、不同群体和居民，都是能动的生命主体（利益主体），每一位理性行动者在基层治理中都拥有一定的资源、权力、功能和目标。面对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每一个行动者在基层治理过程中都会自主采取某种对自己有利的交互性行动策略。“江汉模式”新轮改革方案七易其稿，从机制改革到流程再造、从行政整合到分类治理，改革取向选择和改革实施过程实质上是基层党组织（区委、街道工委、社区党组织等）与基层政府（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等）、社区社会（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等行动者之间相互博弈过程。（3）现实是合理的但未必是方向，未来是方向但未必现实，现实如何关照、走向未来，未来如何立足、衔接现实，这需要选择科学的改革策略。长期以来，国内基层治理实践和研究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带有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主张国家权力下沉，推进政府职能社区化；另一种则带有强烈的社会中心色彩，主张社会自主治理，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政府官员往往立足现实，更多关注国家权力下沉的积极效应，热衷于第一种思路；而学者往往守望未来，更多关注国家权力下沉的负面效应，坚持第二种观点。两种路径的分歧形成了一个“学术断裂带”和“实践混沌层”。修补“学术断裂带”，明晰“实践混沌层”，需要政界与学界的良性互动，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交融，需要理想与现实的科学平衡。“江汉模式”新轮改革就是政界与学界良性互动、理论与实践深度交融、理想与现实科学平衡、价值与经验相互促进的过程。区域化党建体制创新无疑也要立足现实、守望未来。
同时，江汉区区域化党建体制创新的过程性和阶段性，也促使笔者深入思考：传统的单位党建体制是怎样产生的，有何特点、价值与限度？从单位党建走向区域化党建，宏观和微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区域化党建体制在组织网络、组织功能、权力关系、运行机制上有什么特点？如何搭建新的“大党委”领导体制，“大党委”成员如何产生，“大党委”采取什么样的决策机制，“大党委”权限如何界定？区域化党建体制的目标模式如何设定，其改革进路和改革轨迹是什么？区域化党建的价值取向如何定位？等等。
（三）参与湖南三市执政党公信力调查研究
如果说聚焦改制企业党组织建设还属于微观层面的调查研究，参与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实属中观层面的实证研究，那么执政党公信力抽样调查则属于宏观层面的学术探索。2010年2月，当武汉江汉区基层治理体制改革进入理论总结之时，当笔者隶属的学术共同体正沉浸在改革丰收带来的喜悦之际，笔者欣喜地接到了湖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录取通知单，加入了另一个追求卓越、治学严谨、充满活力的学术团队。基于博士学位攻读期间，笔者在政治学实证研究方法上得到“华师学派”的熏陶和锤炼，博士后导师吴家庆教授慎重委托笔者承担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升执政党公信力与夯实执政社会基础研究”的子课题《中国共产党公信力现状的实证分析》。2010年4月至2011年10月，我们组建执政党公信力调研课题组，选择湖南岳阳、长沙、郴州三个城市，采用问卷调查、结构性访谈和统计分析方法，对2002年陆学艺先生所界定的十大社会阶层[21]人员开展实证研究，并与导师合作完成《执政党公信力的实态：基本状况与影响因素》和《提升执政党公信力的路径选择》两个研究报告。[22]
经过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1）新时期以来，党的公信力建设取得卓越成效，但存在“四个差异”。主要表现为：执政绩效与执政理念认同差异，民众对党的执政理念认同度高达93.4%，但对党的施政绩效认同度只有62.6%；基层党组织与党中央认同差异，95.6%的民众对中央领导表示“信任”或“比较信任”，但只有59.4%的老百姓对党的基层组织持积极态度；传统阶层与新兴阶层认同差异，新兴阶层中的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对党的信任度分别为88.0%、85.7%，而传统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对党的信任度分别只有70.5%、68.3%；共青团员与普通群众认同差异，有73.2%的普通群众表示信任党，但只有69.4%的共青团员对党表示“信任”或“比较信任”。[23]（2）从系统的角度看，执政党公信力不是单一微观变量或宏观社会制度变量影响的产物，而是一种复杂系统性的多维变量影响的结果。更确切地说，当前我国执政党公信力低落状况是宏观的社会系统、中观的执政系统和微观的民众系统等交互作用的结果。从宏观维度分析，全球性的空间维度与现代性的时间维度交互作用引发市场化、民主化、多元化、异质化的社会系统变迁，带来世界性的“执政党信任危机”，也强烈影响着我国执政党公信力建设。从中观视角看，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当前我国执政党公信力低落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宏观社会系统变迁背景下执政系统功能失常的结果，包括监督与完善政治运作功能失常、民众利益表达与整合功能失常和政党成员表率功能发挥失常。从微观角度剖析，执政党公信力低落只能部分地归咎于执政系统，在关注执政党自身因素的同时，民众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民众系统自身的异质性程度、民众需求结构变化以及民众对执政党的期望值与执政绩效感知之间的差距促成了“批判性市民”的增加[24]，对执政党公信力的生长产生巨大挑战。
对此，我们认为，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既要有战略眼光也要有策略意识；在操作层面上，则必须紧紧抓住执政建设中的主要矛盾，聚焦民众合理利益需求的优先层面，探寻党的公信力建设的切入点。（1）维护社会公平，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一头连着党心，一头牵动民心，是党和民众血肉联系的结合点，是党的公信力建设的基础工程。民生涉及两个具体内容：民生保障，旨在解决民众的生计，满足民众生存性需求；民生改善，旨在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满足发展性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既需要畅通国家权力机关利益表达机制，也需要强化参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功能，更需要完善执政党自身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分配、就业、教育、社保和稳定等问题，让全体人民实现劳有应得、学有良教、老有善养、病有良医、住有宜居。保障和改善民生还要积极推进政治和行政改革，构建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体制。（2）坚持制度创新，有效预防和惩治消极腐败。第一，针对权力扩张性、排他性特点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实问题，优化公共权力配置结构，既要严格划分党与政府的职权，也要科学配置地方政府管理系统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还要严格划分部门、组织、单位内部的权力使用边界。第二，针对监督权配置失衡、监督方式失当、监督体系失调等问题，完善公共权力监督体系。第三，针对选人用人、项目审批、执法司法等关键领域信息公开不彻底、公开方式不科学、公开保障手段不到位等问题，积极推进信息公开制度化进程。第四，针对当前申报主体、申报范围、申报机构、申报时间、申报的公开与监督、申报不实的责任追究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尽快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法》及其配套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第五，针对公民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真实性和有效性问题，创新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3）永葆先进性，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中的战斗堡垒，是执政大厦根基的打夯员和守护者，更是党的公信力建设的实践主体。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来源于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正常发挥，来源于普通党员先进性的充分体现。针对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和部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显的现实困境，提升党的公信力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重点是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升党员队伍的道德感召力和积极推动党的基层民主建设，尤其是要创新无行政权力依托型党组织工作机制、党员领导干部激励约束机制、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和党的基层民主机制。（4）弘扬主流价值，高度重视青年工作。青年不仅是决定未来的力量，也是决定现实的力量；不仅是建设的力量，也是变革的力量；不仅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也是执政党的希望。所以，党要赢得未来就必须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在工作思路上，结合转型社会特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国民教育全过程；在工作方法上，结合青年群体特点，讲求“融渗性”，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各项工作；在工作重点上，结合网络时代特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加强青年网络文化建设；在工作机制上，结合公民社会特点，健全党建带团建、团建带青年自组织[25]建设的长效机制，增强团组织对青年群体的凝聚力，实现青年群体的价值整合。
从某个角度看，执政党公信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点任务是实现现代社会整合。因为，党只有全面赢得全社会的公信、认可和支持，党才能拥有执政的广泛而扎实的社会基础；而只有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整合，党才能赢得整个社会，才能拥有广泛而厚实的执政基础[26]。在长达一年半的执政党公信力调查研究中，笔者深刻认识到了加强执政党内外整合的价值与意义：政党是国家与社会链接的桥梁和纽带；作为执政者，党既要科学整合和有效运作国家政权，又要科学嵌入和有效整合社会领域，更要有效整合党内组织体系，尤其是要在技术创新基础上以党组织内部平衡引领和促推国家整合与社会整合；只有这样，党才能成功扮演领导核心和执政力量角色，才能提升执政公信力；宏观上如此，中微观上亦是如此。从中笔者进一步认识到：作为中观层面上政党整合的战略行动和制度创新，城市区域化党建也应加强现实和虚拟空间的基层政府整合、基层社会整合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内部整合。
通过参与微观层面改制企业党建实证研究、宏观层面执政党公信力调查研究和中观层面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实验，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传统单位党建的渐进式微，城市基层党建生态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作为党的生命系统组织部分的基层党组织面临如何实现基层政府整合、基层社会整合、组织内部整合、虚拟空间的整合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区域党建体制机制创新的实践“浪潮”。例如，上海市探索了以社区（街道）党工委为核心、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大党建“1+3”体制；武汉市进行了“三级联动、四方共建、统筹推进”的区域党建体制改革；贵阳市将社会管理创新与区域党建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这些城市区域党建实践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对传统单位党建模式式微的一种回应性探索。面对这种多层次的区域党建体制改革，需要从理论上回答如下问题：（1）如何认识传统单位党建的生成逻辑、基本特征和绩效限度？（2）如何认识区域党建的理论内涵、结构功能和发展规律？（3）如何从基层党组织建设视角透视建党九十多年来党的回应逻辑和回应型政党建设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