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预测

历史经验表明，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通常伴随了“人口红利”^[1]。特别是，“人口红利”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经济奇迹”中有1/3“来自人口红利”^[2]。然而，人口结构是动态变化的，当“人口红利”消失时也会出现“人口负债”。近年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两次放松生育政策所产生的效果并没能持续。特别是自2016年开始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政策效果在逐年递减，总和生育率甚至难以达到1.6，并有进一步下降的压力。这种趋势显然加速了“人口红利”的消失，甚至将逐渐产生“人口负债”。这一因素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带来了压力。

一 潜在增长率预测的主要机制

对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预测通常基于一定的方法^[3]，在文献中多采用趋势外推法或回归到平均值的方法。Eichengreen等^[4]通过多国面板数据的方法，对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识别，最终发现大约在特定的人均GDP水平上，高速增长必然结束，而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相似的分析方法从本质上讲都是试图通过统计现象得出一般规律，然而却忽视了一个国家特有的要素禀赋变化（例如，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长期要素供给潜力的变动），从而不能从供给侧要素变化入手分析未来的增长潜力。

从供给侧角度，基于人口结构的变化预测未来潜在增长速度，这种方法本身就已经抛开了需求侧的因素，仅仅考虑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变化——劳动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而这四个要素都或多或少与人口因素相关。因此，根据人口预测数据可以估算出各供给侧生产要素的未来变化趋势，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潜力。虽然短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高于或低于潜在增长率，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一致。基于这种方法估算的潜在增长率可以帮助中国制定更为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及相关发展目标。人口结构变化与各生产要素供给之间的长期变化关系如下。

第一，潜在就业规模可以视为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一个函数^[5]。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潜在就业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当期的出生率无关，但是却影响着15年后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参与率在年龄上的分布是倒“U”形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也会下降。2015年中国男性劳动参与率为73.9%，相比2010年的78.0%降低了约4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降幅更为明显，由2010年的63.6%下降至2015年的56.0%，降低了7.6个百分点。根据2015年分年龄和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数据以及未来人口预测数据，可以计算得出潜在就业变化。从理论上讲，中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会自然导致劳动力供给逐年减少。根据测算，从2022年开始中国的潜在就业规模将不足7亿人。当然潜在就业规模并不会急速下降，2046年开始中国的潜在就业规模才会低于6亿人。这一数字在2025年为6.9亿人，在2035年为6.4亿人。

第二，资本存量取决于前期的资本存量和当期的新增投资，而投资和储蓄直接相关。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在一生中储蓄规模是变化的。一般来说，不满15岁的少儿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储蓄，随着他们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工作所取得的收入并不会全部用于消费，储蓄会逐渐增加，特别是当进入40岁年龄段时，储蓄将达到高峰。而当进入退休阶段储蓄又开始减少。因此，老龄化对储蓄的直接影响是负面的，同时也影响了投资和资本存量的积累。当然一个社会其他制度因素也会影响储蓄，但显然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通过建立资本形成率和人口抚养比之间的关系，可以预测未来每年的新增资本及资本存量，投资回报率数据来自白重恩和张琼^[6]。

第三，人力资本是“人口红利”理论常常被忽视的因素。当一个国家人口转型开始时，低生育率常常伴随着“小家庭”。父母会在子女身上投资更多，自然人力资本会快速增加。“人口红利”出现时常常伴随着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发展趋势，到2030年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够达到日本2010年的水平。佩恩表提供了各国人力资本指标，其原始数据来自Barro和Lee^[7]的估计结果。Barro和Lee分别对世界各国15岁以上的分年龄组（每5年）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了估计，并给出了每个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这一数据基础上，可以预测出中国到2050年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第四，与上述三个影响机制相比，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口因素的关系并不明显，其主要取决于制度因素和技术进步。不过随着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和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也将逐渐降低。同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逐渐减弱。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全要素生产率递减速度超出了之前的预期，近些年仍然没有改善。

二 2021—205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测

根据上述影响机制可以看出，不断降低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都将对供给侧生产要素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最终会导致潜在增长率放缓。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2019年所做的人口预测数据和201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在陆旸和蔡昉^[8]的模型基础上，本节估算了未来中国潜在就业规模和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见表5-1和表5-2）。

表5-1 2021—2025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测

表5-2 2026—205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测

可以看出，从2021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将降低至6%以下，到202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5.3%以下。从2027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会降低到5%以下，2035年的潜在增速约为4.2%。根据进一步测算的结果，到205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低至2.4%左右。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放缓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使中国潜在增速不再保持6%以上，但是按照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不断提高，2025年前后中国将可能进入世界银行标准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