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史与意大利的民族身份
历史研究总是会受到现实政治和社会压力的影响，然而，这种情况从来没有16世纪初期那样突出。正像布鲁尼的历史观点是在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中形成的，马基雅维利和圭查迪尼的历史著作在许多方面也是1494年至1498年意大利战争后的意大利危机的产物。战争造就了这代历史家，很多是俗语史家，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文化起源和谱系问题，而是意大利各城邦，尤其是佛罗伦萨从15世纪末期起所面临的特殊政治困境。法国入侵带来的“意大利灾难”是人文主义史学新阶段的背景，由马基雅维利开创的人文主义分析政治史风格是前一时期的所谓市民人文主义传统的发展。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和《君主论》提出了“世俗祖国”（secular patria）理论，他在论及该理论时充分利用了他熟悉的各种古代资料。[27]实际上，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论李维》（Discourses on Livy ）、《君主论》、《论战争艺术》和《佛罗伦萨史》（Istorie Fiorentine ）是被“世俗祖国”观念所统一在一起的。他渴望意大利统一，希望它摆脱宗教的束缚，成为一个世俗的统一国家。更具体地说来，他似乎希望洛伦佐·德·美迪奇利用教会的资源来解放和统一意大利。因此，虽然马基雅维利没有写作意大利民族史，但他提出的“世俗祖国”理论以及他对意大利统一道路的探索，无疑对促进意大利民族意识觉醒，塑造意大利民族身份认同有深远影响。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出生于1469年5月3日，据维兰尼的编年史记载，他的家族属于佛罗伦萨重要的归尔夫家族之一，其成员担任过佛罗伦萨许多重要公职。13世纪中期，吉伯林派打败归尔夫派，马基雅维利家族与其他归尔夫家族遭到驱逐，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回到佛罗伦萨。据传记作者记载，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其家族中最寒微的一支，仅有薄产，能维持温饱，“既不富裕，但绝非穷人”。[28]马基雅维利的父亲贝尔纳多是在佛罗伦萨开业的律师，收入微薄。尽管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他喜欢阅读和收藏书籍，其藏书范围不局限于法律方面，还包括古希腊、罗马的其他典籍。最重要的是，当时佛罗伦萨的书商尼科利·马利亚曾委托他为李维的《罗马史》编写地名索引，并赠他一部李维的《罗马史》作为酬谢。另外，贝尔纳多与当时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有交往，其中与著名人文主义者斯卡拉过从甚密。佛罗伦萨盛行的人文主义风气，以及热爱古典学术的家庭环境决定了马基雅维利的教育。
1476年5月，刚满7岁的马基雅维利开始师从马提奥学习拉丁语，次年又跟随本笃会修士巴蒂斯塔·波皮学习拉丁文法。1481年，12岁的马基雅维利拜到人文主义者保罗·隆卡利奥门下学习，并开始用拉丁语写作短文。由此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自幼接受人文教育，有良好的拉丁语训练。良好的拉丁语训练，广泛的古典书籍阅读影响了他的一生，为他以后担任公职，著书立说创造了条件。同时，马基雅维利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佛罗伦萨的几次重大事件，即1478年的“帕齐密谋”、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及随后发生的萨伏纳罗那改革。佛罗伦萨严酷的政治环境培养了马基雅维利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使他把学术研究、历史写作与现实政治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有深厚古典学术修养的马基雅维利首先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萨伏纳罗那改革失败后，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进行了改组，萨伏纳罗那的支持者被清洗出政府，这其中包括第二秘书处的秘书长亚力山德罗·布拉切西。于是，1498年6月经佛罗伦萨执政大议会投票通过任命马基雅维利为佛罗伦萨政府第二秘书处的秘书长，同年7月该任命得到执政团确认，他正式上任。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设有两个秘书处，第一秘书处是直接为执政团服务的，其秘书长职位多由德高望重的人文主义者担任，萨卢塔蒂、布鲁尼、波吉奥等人都曾担任该职。第二秘书处则为十人委员会服务，十人委员会是执政团下属主管战争、外交及部分国内事务的机构，地位亦非常重要。马基雅维利出任第二秘书处的秘书长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开始。马基雅维利任职期间经常出使国外，外交活动是他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的外交生涯使他深刻认识到法国、西班牙等强国之间以及意大利各邦之间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政治现实，体会到大国的傲慢，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优势，也极大地刺激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对各国君王、教皇以及波吉亚等政治强人的近距离观察使他能深入思考政治行为成败的原因，以及政治行为与道德价值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出使德国和瑞士使他看到了瑞士和德国训练人民习武的军事制度，这就为他提供了像古罗马那样的公民兵制度的当代实例。对佛罗伦萨国内政治的参与一方面使他看到四分五裂、党争不断的意大利政治的弊端，另一方面也使他积极思考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的出路。
1510年，罗马教皇联合西班牙、威尼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反对法国。由于佛罗伦萨与法国交好，教皇尤里乌斯二世迁怒于佛罗伦萨共和国，试图帮助美迪奇家族恢复在佛罗伦萨的统治。1512年8月，马基雅维利率领的佛罗伦萨公民兵迎战西班牙军队，普拉托一役佛罗伦萨战败，美迪奇家族回到佛罗伦萨，恢复其寡头统治。这标志着马基雅维利政治生涯的结束。从1498年至1512年，马基雅维利从政14年，其间以外交、军事为重要活动。14年的政治活动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实际政治经验，其日后的著述中对政治、军事和社会问题的讨论，是将这些经验升华为一般原则，对实际经验的总结。
随着美迪奇家族的统治在佛罗伦萨的恢复，马基雅维利于1512年11月被解除了一切职务，软禁于离佛罗伦萨不远的乡间。次年2月，他又因涉嫌参与反对美迪奇家族的密谋而被捕入狱。在证实他确实没有参与密谋后，他于3月获释，准予返回圣安德里亚。他在那里有从其父继承得来的一点地产，从此他和妻子儿女居住于此，开始了他的退隐著述生活。他退出政坛是迫不得已的事，他曾亲自写信讨好美迪奇家族，并多次托朋友代为说项，表示愿意为美迪奇家族所用。[29]直至1513年他完成《君主论》时，仍想通过把该书题献给朱里亚诺·美迪奇而得到任用。然而，马基雅维利重新出山，担任政府要职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只好潜心于著述。
马基雅维利不仅是一位政治活动家，而且是一位有深厚古典学术修养的文人。在重返政坛无望的情况下，他积极寻找参与社会生活的新途径。1515年，他开始参与一个文学社团的活动，并很快成为该团体的“最重要的成员”。[30]这一文学团体的成员崇尚古典文化，用拉丁语写作诗歌和戏剧，也讨论各种政治问题。在这样浓厚的古典文化氛围内，马基雅维利创作了喜剧作品《曼陀罗花》，完成了《论李维》。他的文学才能和政治洞察力立即引起了美迪奇家族的重视，他们通过他的友人维托利就佛罗伦萨政府改革征询其意见。于是，他写作了《论佛罗伦萨政府改革》一文，主张在佛罗伦萨实行共和政体，但政府选任决定权仍由美迪奇家族控制。他提出的政改方案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却为他带来了出任公职的机会。1520年，佛罗伦萨政府派马基雅维利作为政府专员赴卢卡处理一些商业上的债务。他在卢卡逗留的几个月依然没有停止写作，写出了《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部书以14世纪早期卢卡的暴君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的生平作为主题，塑造了一位依靠军事强力缔造自己的王国的杰出君王，与《君主论》一样，表现出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统一道路的思考。
朱里奥·美迪奇在阅读了《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以及他同期完成的《论战争艺术》后，非常欣赏他的才能，于是有意让他来撰写《佛罗伦萨史》。1520年11月，佛罗伦萨大学的理事会决定委托马基雅维利编撰《佛罗伦萨史》，这实际上是朱里奥·美迪奇的意见，因为他当时是佛罗伦萨大主教，兼任佛罗伦萨大学校长。他编写这部著作耗时五年，于1525年最后完成。他亲自带着书稿到罗马献给朱里奥·美迪奇，当时朱里奥已当选为教皇，称克莱门七世。他在罗马期间曾竭力说服教皇建立罗马公民兵以抵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军队的进攻，并建议加强佛罗伦萨城防。1526年，佛罗伦萨一百人会议批准了马基雅维利起草的设立“城墙五总监”的法令，任命他担任佛罗伦萨城墙总监的秘书和经办人。然而，1527年5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军队打败教皇军队，洗劫罗马。佛罗伦萨随即驱逐了美迪奇家族，恢复共和国。马基雅维利以为新政府会念及他曾长期为共和国服务，重新起用他担任第二秘书处的秘书长。可是，新政府竟视他为美迪奇家族的追随者而不予任用。马基雅维利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从此一病不起，于1527年撒手人寰，终年58岁。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他的时代历史智慧的先驱和典范，也是法国入侵这一灾难性事件以及随之而来普遍危机的产物，同时是危机的观察者和解释者。除了当代经验之外，他的历史著作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古典传统。进一步推进布鲁尼早在一个世纪前开始的双重事业，即把关注现实人生与崇尚古典文化结合起来是他的历史使命。在《君主论》和《战争艺术》中，马基雅维利赞同人文主义的历史应该在教育中，尤其是君王教育中占据中心位置的观点，不过他说的主要是政治和军事教育，而不是道德和哲学教育。在《论李维》中，他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观点和历史研究方法。
《论李维》全书三卷，142章。马基雅维利说，第一卷是讨论罗马内部，因官方谋略而发生的事情；第二卷谈论罗马帝国扩张的决策；第三卷论述使罗马强盛繁荣的个人事迹。在全书卷首开宗明义，他陈述该书的意图并不是为了改善他个人的境遇，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体制和秩序。这一体制和秩序其实非常古老，但长期湮灭无闻。他将其发掘出来，使之重见天日，是为了要告诉人们古代的体制和秩序现代人能够加以效仿。“因此，从事马基雅维利的事业，既需要对古代事物具备知识，也需要对现代事物具备知识。”[31]他说：“不管是谁，只要考察过去和现在就能看到，所有城邦和所有人现在被，而且永远被同样的愿望、同样的情感所激励。因此，通过对过去的勤奋研究，就可以很容易地预言在任何共和国未来可能要发生的情况，可以使用古人所用的补救方法，或者……可以根据事件的相似性来策划一个新事件。”[3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历史既可以给人提供有用的教训，也可以基于历史事实对现实政治进行分析。从古代历史和当代经验引申出政治教训，分析得出政治观点是马基雅维利的历史研究新方法，即所谓新政治史风格的出发点。遵循这一方法，马基雅维利试图为政治，即治国之术提供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
写作《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可以说是马基雅维利历史著述的初步尝试，其结构安排、史料处理和叙述语言，以及通过传主的事迹来宣扬自己的主张的方法都表现出他对人文主义史学传统的继承。当马基雅维利把这部传记送给他的朋友阿拉曼尼和邦德尔蒙蒂时，他们称颂其语言风格和叙事方法，并告诉他，“在我们看来，你现在应该运用你的才智，写出你的《佛罗伦萨史》。”[33]在随后的《佛罗伦萨史》中，他更完全遵循布鲁尼和波吉奥的传统，尽管他对他们有抱怨，认为他们准确地处理了对外事务，但对公民不和、内部冲突，要么全然不写，要么写得过于简略。因此，佛罗伦萨内部政治纷争及其对城邦的社会生活和宪政秩序的影响是马基雅维利要论述的最重要的主题。他像比昂多那样，以日耳曼部落进入罗马帝国开始他的历史叙述，然后追随布鲁尼，重点讲述佛罗伦萨的起源。他以1492年罗伦佐·德·美迪奇的死来结束他的历史，这结束的时间正好是在法国入侵的前夕。马基雅维利像布鲁尼一样非常珍视佛罗伦萨的自由，但是，他又像比昂多一样不得不在其历史叙述中追溯自由的衰落。他认为佛罗伦萨自由的衰落首先是由于教皇的干涉，教皇是异族入侵意大利的诱因，“几乎所有北方蛮族在意大利境内进行的战争，都是由教皇们惹起的；在意大利全境泛滥成灾的成群结伙的蛮族，一般也都是由教皇招进来的。这种做法仍然在继续进行，致使意大利软弱无力，动荡不安。”[34]马基雅维利明确指出，教皇招引异族入侵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并且还在不断发生。“历届教皇就是这样，有时出于宗教热忱，有时是受个人野心驱使，不断从外部找来新势力，造成意大利境内的新动乱。”[35]他在此表述的观点与其在《论李维》中的论点一脉相承。在《论李维》中，他认为教廷是意大利统一的障碍，因为罗马教廷的势力和德行不足以降服意大利的专制暴君们，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君主。[36]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再次尖锐指出，教皇们从来都不允许别人治理这个地区，而由于他们本身的低能，又无法治理这个地区。
马基雅维利认为，内部党争是佛罗伦萨自由衰落的另一个原因。马基雅维利在谈到城邦公民团结问题时，并不认为共和国的公民应该保持绝对的一致，他认为适当的社会分歧能够使国家保持活力，促使优良法律的产生。然而，他把社会内部有益的意见分歧与有害的党争做了严格的区别，“当分歧伴有党派斗争时，它就会危害国家；但当分歧并不夹有党派之争时，则将促使国家繁荣”。[37]在《论李维》中，他认为古罗马共和国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分歧不带有党争色彩，结果“平民和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38]而佛罗伦萨的情况与古罗马共和国完全不同，“佛罗伦萨的内部分歧经常伴有党派之争，因此它一向是有害的”。正是由于这种旷日持久的党派纷争，使佛罗伦萨“许多优秀人物死亡和被放逐”，并且“把它的军事效能销蚀殆尽”，最终是佛罗伦萨衰弱不堪。激烈残酷的党争并非佛罗伦萨所独有，而是当时意大利各城邦内部以及各城邦之间的普遍现象，所以，马基雅维利在这里与其说只是在分析佛罗伦萨自由衰落的原因，还不如说他是论述整个意大利“灾难”的根源。
除了关注佛罗伦萨内部的政治纷争外，通过分析佛罗伦萨雇佣兵制度的弊端来寻找佛罗伦萨衰弱的原因也是《佛罗伦萨史》的重要内容。马基雅维利指出，意大利的各大城邦都不事武备，武装掌握在一些小王公和雇佣兵队长手中，这批人把整个意大利半岛弄得扰攘不宁。整部《佛罗伦萨史》中，他以大量的实例痛斥雇佣兵制度，认为不足以御侮的雇佣兵是致使意大利沦为西欧列强俎上肉的主要原因。他以历史事实证明雇佣兵制度的腐败，是要论证《论李维》和《论战争艺术》中提出的观点，即国家的强盛必须依靠像古罗马共和国那样的公民兵。马基雅维利高度重视军事和公民兵制度，以至于西方学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指出：“假如将《佛罗伦萨史》的要旨理解为这样一种概括，即急切不断地强调，需要一支‘自己的武装’，那么，不难推断，马基雅维利准备像总结他其他政治论著一样总结《佛罗伦萨史》：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历史都遭遇了同样悲惨的命运，只有意大利人自己拿起武器——重新开启他的战神之门，意大利绝望的形势才能得救。”[39]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自从13世纪以来的佛罗伦萨史就是不间断的外部干涉、内部的激烈党争、雇佣兵的蹂躏、城邦及其自由走向衰亡的历史。《佛罗伦萨史》是受美迪奇家族委托而写作的，即便如此，在全书的最后部分，即第7卷和第8卷中，马基雅维利依然以一种较为迂回和谨慎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这个家族所作所为的厌恶。第7卷一开始，马基雅维利就从总体上讨论城邦领导者腐蚀群众的最狡诈的手段，如促进城邦内党派分裂从而为自己谋取绝对权力。在《论李维》中，他早就对该问题有广泛的讨论，所以这里只是重申他的论点。他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允许富人利用他们的财富来网罗那些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是为了公共福利才追随他们的党羽。因此，我们不难从他对历代美迪奇家族的统治者看似热情洋溢的赞颂后面，隐藏着的厌恶心情。他从谈论科西莫·美迪奇的慷慨开始，赞扬他在财富和影响力方面无人能及。接着，他笔锋一转，说科西莫死时，城邦中没有一个人不曾向科西莫借过一大笔钱。于是，科西莫以钱财恩惠骗取民心，攫取权力的邪恶居心便昭然若揭了。在讲述科西莫的儿子皮耶罗·德·美迪奇时，他先说他“善良而值得尊敬”，但很快又说他为了追求荣誉举办了一系列比武大会和大型庆典活动。就在第7卷开头，马基雅维利已表明了对这种“以种种娱乐和馈赠来取悦公众”的方式的不齿，以及它对自由的危害。到叙述洛伦佐·美迪奇时，他几乎不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厌恶和憎恨。他宣称，到这个阶段，美迪奇家族的财富和慷慨已经如此成功地腐化了民众，公众对推翻美迪奇的专制的言论充耳不闻，其结果是，在佛罗伦萨，政治自由不再为人所知了。
我们不能把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点漫画化。他清楚地意识到，就像政策一样，判断从来不是那么确实可靠，他在《论李维》中说：“我们从来不知道过去的全部真相。”然而，他找不到更好的向导，他尽力提出一个对历史变化的系统解释。在《佛罗伦萨史》中，这种解释以对政治心理学、社会冲突和党争形式、政治德能的条件、政治命运的轨迹的泛论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论李维》中，它又以对著名的古代历史家波里比阿的政体循环理论的评论的更普遍的形式出现。波里比阿的政体循环理论认为，君主制会演变为僭主政体；贵族政体会蜕变为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则容易堕落为无政府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性的脆弱（尤其是在社会集团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无止境的世代交替。马基雅维利赞同波里比阿的观点，指出这就是所有共和国注定要经历的循环。
尽管佛罗伦萨长期战争和党争造成的政治动荡使佛罗伦萨人渴望和平，认为“只要有一个好政府，我们的城邦就可以享有较好的命运”，“在法律的良好影响下，这些可取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40]意大利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人民的愿望使马基雅维利非常现实地思考政体问题，他并不以政体的优劣作为自己的政治论文和历史著作的中心主题，他的眼光始终盯着意大利的统一和强大。他像布鲁尼一样，颂扬共和美德的优越，但是广泛的历史经验告诫他，共和政体是所有政体中最不稳定的，而要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稳定的政体至关重要。这是从佛罗伦萨和罗马历史得到的重要教训，而且马基雅维利为君王提供的建议正是以这样的政治困境为基础的。
马基雅维利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爱国者，在其退隐之后的十多年中写作了大量作品，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论著，包括《君主论》《论李维》和《论战争艺术》等，也有杰出的历史著作《佛罗伦萨史》，还有喜剧、小说和诗歌等文学创作。如果说他的政治论著是试图通过总结古代历史和当代经验来得出一般政治原则，并由此开创了西方近代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的先河，那么，他的历史著作则是把历史作为分析现实政治的方法和工具，从而确立了一种风格，或准确地说是在修昔底德、波里比阿和塔西陀的传统中复兴了一种风格，即分析的政治史风格，所以他在史学上的贡献也是开创性的。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爱国主义和历史写作在他的意大利解放和统一计划中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共同造成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非现实性和预言性。“他的计划对他的朋友圭查迪尼来说似乎是可笑的，并且确实在16世纪初年就已经消失无踪了。当然，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统一的呼唤，他的理想主义，甚至是天真质朴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浪漫民族主义中找到了归属。”[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