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比昂多的历史—地志学方法与民族历史写作
圭查迪尼之前人文主义史学的最重要人物要数比昂多，他在很大程度上把瓦拉的历史考证学方法、瓦罗式的博学研究、李维—布鲁尼式的历史叙述结合了起来。他即便说不上是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之父，也称得上是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从1439年至1460年，他用拉丁文写作了四部论著。《复兴的罗马》倾向于博学研究，是关于古罗马地志和这座基督教圣城的古迹的论著；《意大利详述》则是意大利半岛14个地区地理和历史概述，是基于广泛的游历和观察写成的意大利地志学（topography）著作；《凯旋的罗马》是一部开创性的古代制度研究。比昂多的主要著作是那部权威性的《罗马衰亡以来的历史》，这部著作或许是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落》之前，最有影响的关于古典时代之后和中世纪欧洲历史的著作。尤其是《意大利详述》一书无论在著作体例，学术观点和方法等方面都远超传统人文主义方志学著作，应该说它发展了彼特拉克关于共同的意大利文化身份认同的观念。比昂多是第一位为整个意大利写作了一本历史专著的作家，他将自己的整体意大利史的观念应用于地志描述。尽管当时意大利在政治上并未统一，也不存在共同的意大利语，但比昂多坚持在地理和文化上将意大利看作一个整体。“基于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文献（李维的《罗马史》和普林尼的《自然史》第三卷，这些文献把意大利作为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一个统一的行省），《意大利详述》可能增进了比昂多同时代人的关于意大利作为文化统一体的意识观念。”[14]
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3—1463年）1393年生于意大利北部小城弗利的一个公证人家庭，父亲是弗利巡回法庭的公证人。比昂多以担任公证人开始的职业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20—30年代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他一方面潜心钻研人文学术，另一方面为生计四处奔波，效力于意大利北部各城邦。他早年受教于乔万尼·巴莱斯特雷里门下，后游学帕多瓦，与帕多瓦第二代彼特拉克派诗人有联系。接着，他去了皮亚琴察和帕维亚，其间与未来米兰宫廷的历史家皮耶尔·坎迪多·德切姆布里奥有交往。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巡回法庭公证人的职业，使他能遍游罗马尼阿和威内托的各城市。1420年，他第一次遇见了维罗纳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瓜里诺·瓜里尼。这次会面标志着比昂多人生新的开始。在瓜里诺的影响下，他开始积极研究古典文献，尤其是对西塞罗的研读，由此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追求方向。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他曾因为政治原因被放逐出弗利城，并被没收了遗产。随后，他去了威尼斯，参与威尼斯政府的大陆领土管理工作。1424—1425年，他跟随威尼斯贵族维琴察的地方长官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到了维琴察。1424—1431年，他在威尼斯担任过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皮耶特罗·洛雷丹和弗朗切斯科·巴尔巴里戈等政治显要的秘书。因此，他后来在《意大利详述》第八卷的威尼斯名人录中颂扬这些人的功绩和学识。
1427年，他开始为教廷服务，担任马尔卡地方行政官的秘书。从30年代起，比昂多开始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效力于罗马教廷。在效力于教廷的同时，他开始发表自己的研究论著。他的第一部拉丁语论著是《论罗马人的拉丁语》，其针对的对象是包括布鲁尼在内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学者。布鲁尼等人认为，古罗马存在两种拉丁语，一种是规范而复杂的拉丁语，其语法只有通过正式的学校教育才能学得会；另一种拉丁语则是普通人所说的没有规则和词形变化的俗语。然而，在这篇论著中，比昂多根据历史文献证据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拉丁语是为全体罗马人所自然习得和使用的语言，不管是否接受过学校教育，罗马人使用的都是同一种拉丁语，是蛮族入侵破坏了拉丁语的统一性，才有了所谓拉丁俗语。与布鲁尼的争论充分表现出他良好的学者素质，一方面在真理面前不畏权威，另一方面又谦逊地向大师请教。[15]他视布鲁尼为自己的导师，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布鲁尼，与他讨论，请他赐教。他曾经抄录布鲁尼的博学研究著作《意大利与哥特人战争纪事》，这部书使他了解到人文主义博学研究方法，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道路。正是布鲁尼使他领悟到历史写作的原则，即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神的活动；历史应关注政治，而不是宗教；历史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虚构。他深爱自己的故乡罗马尼阿，但他与意大利北部的人文主义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过效力于各城邦的政治显贵而取得了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多个北部城邦的公民权。与意大利北部各城邦的密切关系也有利于他最终进入教廷，因为当时的教皇尤金四世是威尼斯人。1432年，比昂多被教皇召至教廷，一开始担任教廷首席公证人，很快就升任教廷秘书。在尤金四世在位期间，他通过外交活动参与了罗马尼阿和威尼斯的政治事务。
由于比昂多是俗人，所以他在教廷主要承担的是外交和学术工作。尤金四世非常信任比昂多，委派他参与许多敏感的外交事务。例如，他曾作为教廷使节，出使罗马尼阿和威内托地区。1436年，他成为教皇书信文件起草人。这一职位非常重要，担任该职的常常是人文主义者，由他们负责起草教廷的各种文件、教皇的书信和诏书。除了作为教廷使节出使各地外，比昂多还负责教皇在佛罗伦萨的事务。1434年至1443年，佛罗伦萨是教皇和教廷的驻地，这使比昂多有机会与佛罗伦萨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建立密切联系。教皇驻佛罗伦萨期间，比昂多作为教皇秘书参与发布了许多教皇诏书，他的名字出现在外交公文上，尤其在费拉拉—佛罗伦萨公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他在教廷的影响日益增加，但由于其俗人身份，要想在教会中有更好的前程也非常困难。后因失宠于继位的教皇尼古拉五世而去职。1449年，他离开教廷，为寻求赞助辗转于罗马、威尼斯、米兰、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地，并致力于自己的学术论著的写作和发表。1463年，比昂多死于罗马。[16]
比昂多的历史视野不局限于佛罗伦萨或教皇国，而是把整个意大利纳入他的关注范围。他的历史著作《罗马衰亡以来的历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libri ）声称要概述整个中古欧洲历史，即彼特拉克已经意识到，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将其命名为“中世纪”的历史。他从公元410年哥特人洗劫罗马开始叙述，换句话说，他是从古典古代晚期的危机开始写的。《罗马衰亡以来的历史》非常详细地探讨了布鲁尼提出的论题，即罗马传统的衰落和复兴。他从15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写作，前后至少花费15年时间，直到去世前还在增补修订。这部书分成四个“十卷集”（decades），第一个写到加洛林帝国的开始；第二个到1410年，即罗马城410年遭哥特人洗劫千年祭；第三个到1439年；最后一个，只有两卷，写到1441年，首先写成的是有关他自己时代的那部分。[17]这种分卷方法并非新创，而是古罗马历史著作的特征之一。[18]厄福鲁斯、波里比阿、哈利卡纳苏斯的迪奥尼索斯、约瑟夫斯、老普林尼、李维等人的著作，都采用此种方法，所以，比昂多是在效仿古典作家。
该书的书名表明了作者观念上的创新，因为他意识到了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是古罗马帝国的继续。全书既无集中的焦点，也无连贯的主题，但总的论题非常清晰：罗马帝国衰亡了，为继起的基督教世界所取代，恺撒为基督所取代。虽然他视野广阔，试图囊括全欧，但他从来把意大利看作一个城邦共同体，他对意大利之外地区的论述零散不多，尤其是涉及他自己的时代更是如此。他用较大的篇幅来叙述中古历史，强调了意大利事务，但是他也注重像查理曼那样的欧洲人物。对他来说，罗马在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继承者是罗马教会。在历史写作上，比昂多把布鲁尼看作自己的榜样，但他并不盲从，而是有自己独到的判断和见解。他不像布鲁尼那样认为古代世界的衰落开始于罗马共和国的灭亡，而是认为衰落开始于罗马帝国的灭亡。比昂多在其著作的年代学安排上，以及在第三个“十卷集”的导言中都隐约暗示他把410年至1410年其间一千年看作一个不同于他自己的时代的历史时期。他的这一观点对后来产生的中世纪概念有影响。[19]
比昂多所用的资料非常广泛，有学者曾对他参考的典籍和明显的挪用做过仔细的研究，说他使用了50多种资料，不仅包括为人熟悉的古代作家的著作和中古编年史，还包括但丁、彼特拉克、圣哲罗姆、圣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尤其是书信）、教廷的特许状和注册文书，以及教会法，当然还有考古和碑刻铭文材料。他像近代早期的绝大多数作者一样，使用他人的著述一般不说明出处。书中他承认使用，或者心照不宣地挪用的资料至少占到百分之五十。[20]关于十字军东征他既用东方材料，也用西方材料，主要是提尔的威廉和安德烈亚·丹多洛的著作。关于法国和西班牙的资料他主要从《法兰西事纪》等民族编年史中获取。有学者从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出自比昂多之手的页边注，这些资料说明他对同时代档案材料的寻求，以及对所找到资料的考证。关于副主祭保罗的著作，比昂多评论道：“作者与事件同时代。”后来他又写道：“这位好人在描述意大利时很大程度上是靠不住的。”然而，对于蒙莫斯的格里高利，比昂多花了更多的笔墨，他这样写道：“虽然我仔细阅读了我能找到的所有记载，但是，我从没有见到过任何东西像这样琐碎，这样充满谎言，以至于这部书与所有醉汉和狂热者的梦呓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1]尽管他崇古好古，不过如遇后世文献与古典文献相抵牾，他也不是一味遵从古人，而是有自己冷静客观的判断。例如，第四个“十卷集”的第二卷描述了一个赴埃塞俄比亚传教团的归来，因为他们的报告不符合公认的意见，实际上是与托勒密的陈述相悖，所以报告受到质疑。然而，比昂多写道，应该考虑到他们的领队的优秀人品，还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后来的意大利人很熟悉的北方的事情，托勒密并不见得知道得那么多，埃及以南的地区完全可能超出了托勒密的视野。
虽然他试图论述政治、军事和文化，还试图学习布鲁尼，按照西塞罗的拉丁文风格来写作，但是，他的拉丁文叙事往往不连贯，显得笨拙。然而，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种历史解释的观点，这就是由于蛮族入侵导致罗马帝国的衰亡，但罗马传统为罗马教廷和新兴的意大利各城邦所继承。这一观点使他的叙述有了方向和特点，使他能正面评价北部意大利各城市的兴起。他的文化使命不是布鲁尼的市民人文主义，也不是米兰和威尼斯历史家的城邦帝国主义，而是像瓦拉晚年那样，竭力维护罗马教会。比昂多的拉丁文风格粗糙而不流畅，标志着对人文主义重视语言形式的背离。他很少使用古希腊、罗马历史家惯用的虚构演讲词的文学修辞方法，其著作是按编年顺序编写的，没有戏剧性的布局，没有主题连贯的暗示。对于他的叙事风格，西方学者众说纷纭，有人斥责，有人赞扬。例如，在研究比昂多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叙述后，冯·西贝尔认为，他不分好坏地抄录，结果导致了混乱而无特色的低劣叙述。然而，著名的史学史家富埃特在其《近代史学史》中认为他是客观的，没有对怪诞传奇的迷信和敬畏。[22]他回避雄辩家的拉丁语风格，其目的是要协调各种原始资料，以便提供一个基于这些资料的客观叙述。
比昂多的这部著作标志着近代早期欧洲历史著作从传统编年史向基于考察和比较研究的历史著作形式的转变。该书超然的方法，对原始资料的重视，以及剔除明显虚构成分的做法预示了科学精神的出现。尽管他的著作有错讹和不成熟，但他的这部巨著仍不失为现代历史写作的奠基之作。
比昂多写过两部关于罗马的著作，一部是《复兴的罗马》（Roma instaurata ，1443—1446年），它通过描述罗马古城及其遗迹，试图重建罗马宗教、公共管理、军队和私人机构。书的末尾有关于罗马凯旋仪式的生动描述，并把凯旋仪式中的罗马统帅、元老和军官拿来与罗马教皇、红衣主教和欧洲君王作类比。他认为欧洲应该像古罗马那样统一在教皇的领导下，进行对东方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远征。这部古罗马地志著作是基于传世文献的记载和他自己的亲身考察编撰的罗马古迹指南。虽然书中没有插图，但他对罗马古迹的系统考察还是对后世了解罗马古迹有很大帮助，尤其他对自己踏勘过的古迹进行了测量，并对这些古迹的历史变迁有简短描述。
他的第二本关于罗马的著作是《凯旋的罗马》（Roma triumphans ，1452—1459年），该书考察了古罗马的政治、军事、法律和宗教制度，以及各种仪式和节庆活动，包括罗马凯旋仪式，目的在于根据传世的罗马文献来重建罗马制度和习俗，以此作为他的时代效仿的榜样。在书中有一篇法学史的简短论文《论军事和法学》中，他指出，人们不应该忽略罗马的灵魂，即它的法律体系。像历史本身一样，法律体系也是人类或者民族智慧的表现。虽然比昂多的描述不见得像现代文化史家那么准确，但他把大量的相关文献收集在一起，为现代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另外，他并不是静态地看待历史，而是清楚地意识到历史的变化。他相信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各种习俗和制度都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凯旋的罗马》发表于1460年，是他有生之年最后发表的一部博学研究著作。书名叫作《凯旋的罗马》，并不是说只描述罗马的凯旋仪式，而是具有文学修辞意义，表明作者将罗马看作一种永恒、卓越和统一的文化因素。这本书是题献给历史家阿尼阿斯·西尔维阿斯·皮科罗米尼（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的，因为比昂多一直把罗马教廷看作罗马传统的延续。[23]
比昂多的《意大利详述》（Italia illustrata，1448—1453年）内容丰富，是他对人文主义学术的重要贡献。1447年，那不勒斯国王阿拉贡的阿方索要比昂多用拉丁文写一部意大利名人录。国王的这一委托促成了《意大利详述》的写作。虽然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有受托为赞助人写作历史的传统，但是不能因为《意大利详述》的写作与那不勒斯国王的委托有关，就把比昂多看作一般宫廷历史家。那不勒斯国王要比昂多写作的是意大利18个地区的名人录，可是这部书一开始就超越了委托者的初衷，作者创造性地添加了历史的描述，这无疑是受到他当时已开始写作的《罗马衰亡以来的历史》一书的启发。《意大利详述》是比昂多唯一受托写作的著作，然而，恰好是这部著作被后世学者看作他最具独创性的著作，其形式比《罗马衰亡以来的历史》自由得多，其研究方法与《复兴的罗马》的考古研究方法一致。比昂多想写作一部把整个意大利纳入其视野的著作，雄心勃勃地打算描述意大利18个地区。写作该书期间也正是他一生中非常艰难的时期，1449年至1453年，他奔走于各君王和贵族宫廷，为家庭生计忙碌。
1449年，他离开了教廷，把一大家人安顿在他在费拉拉圣比亚齐奥的农庄。他从这里出发去寻求君王赞助，踏勘各地古迹，从事与写作《意大利详述》相关的各种研究。例如，1450年，他从圣比亚齐奥赶到米兰，可能是想寻求米兰新继位的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扎的赞助。随后，他辗转威尼斯、拉文纳和那不勒斯，直到1453年重新回教廷任职才最终安定下来。比昂多一回到教廷立即发表了部分《意大利详述》，并且将其题献给教皇尼古拉五世，而不是那不勒斯国王。据他自己说，之所以未及完成就匆忙发表，是害怕被他在教廷的一个敌人所剽窃。他没有指明到底是谁要剽窃他的书，只是说此人向他借阅该书，并对抄本造成污损，试图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之后，比昂多直到他去世都在修订和增补《意大利详述》一书，不过最终完成的只是18个地区中的14个，剩下西西里和撒丁尼亚两个岛屿，以及卡拉布利亚和卢卡尼亚两个地区没有写。
虽然有那么多古典榜样，他也确实借鉴了许多古代地志学著作，但这部著作仍表现出少有的独创性。他从古代作家借用了分区域描述的方法，而不是笼统整体地介绍意大利。他的叙述顺序是沿着第勒尼安海岸向南，从热那亚开始，一直到那不勒斯，然后沿亚德里亚海岸向北，回到威内托地区。他讲述每一个地区的各个城市的历史、地理、政治、建筑和文化，甚至许多小城镇都不遗漏。他分区域讲述意大利的地理和人文情况，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描述，而是要通过概述各地历史和历史上的名人，把意大利各地在罗马时代的辉煌与其现今的辉煌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要与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学术的贡献联系起来。比昂多与其他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崇古好古，对搜求和校勘古典文献，以及写作历史有浓厚兴趣。同时，他的好古情怀还体现在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漂泊的经历又使他游踪甚广，有机会考察意大利各地的古物古迹。正是对各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的研究使他不可能满足于写一部单纯的名人录，他要把历史、文化和地理的资料汇集起来，把古代与当代联系起来，以此展现意大利古代的辉煌和今人复兴古典文化的成就。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比昂多书中的区域划分与他的时代意大利实际的政治区划不相同。他虽然没有使用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地名，但他的区域划分基本上与普林尼《自然史》第三卷上所描述的奥古斯都时代的意大利区域划分相一致。由于这部著作除了基于他广泛的文献阅读外，还依赖他在意大利各地的游历踏勘，所以对他亲自游历踏勘过的地方的描述更为详细深入，而对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则很简略。有权威著作论及的地方，他的描述也很简略，如他认为佛罗伦萨已有布鲁尼的论述，所以他不必多费笔墨。在他的其他著作，如《罗马衰亡以来的历史》中有详述的地方，这本书中同样只有简述。例如，书中对罗马尼阿、伦巴第、维罗纳、曼图亚和帕多瓦等地区和城市不惜笔墨，而罗马城只是提及，威内托地区的描述只涉及威尼斯城。这样就造成全书的章节篇幅极不平衡。罗马尼阿是他的故乡，是书中重点描述的对象，正是在这一章中他提出了自己关于文艺复兴的解释。他认为，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后半期，是彼特拉克首先开始了学术复兴。他强调了罗马尼阿地区的人文主义者对学术复兴的突出贡献，而罗马教皇从亚威农重返罗马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24]
《意大利详述》像《罗马衰亡以来的历史》一样使用了各种资料，既有大量古代作家的著作，也有许多中古文献和同时代人文主义者的著述。比昂多经常使用的古代作家有李维、维吉尔、塞尔维乌斯和普林尼。古代地理包括托勒密的《地理学》、普林尼的《自然史》和斯特拉波的著作。托勒密著作中的地图资料对他尤其有用，不过他很可能是通过拉丁译本来阅读的，因为他的希腊语并不好。至于斯特拉波的著作，瓜里诺的拉丁译本直到1458年才发表，而《意大利详述》的第一版发表于1453年。比昂多阅读的可能是斯特拉波著作的希腊语原著，也可能由于与瓜里诺的交往，从他那里读到未发表的译文手稿。他还通过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拉丁译本得到了关于利古里亚在罗马时期的地理和历史方面的重要资料。比昂多使用的中古资料就更丰富了，包括教廷档案、地方志和编年史，尤其是许多人文主义者写的游记为他提供了描述一个地方的人文、地理的榜样。虽然比昂多的《意大利详述》发表要比16世纪意大利制图学的繁荣早50年，但是，该书的发表是与15世纪上半期意大利日益增长的对地理知识和地图制作的兴趣相一致的。尤其是该书书名中的“illustrata”一词似乎暗含了某种视觉因素，而且他写作中对地图的利用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兴趣。然而，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比昂多确实使用了地图，西方学者洛加拉认为，比昂多书中提到的“图”（pictura ）是特指地图，而不是别的图像资料；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夸大他对地图的依赖，因为中古时代并不存在大量的地图绘制，他主要依靠的还是文献证据。因此，有当代学者指出，把透视学的出现，以及比昂多对托勒密《地理学》的接受与当时人们的空间观念和空间表现方面的重要变化联系起来是荒谬的。尽管比昂多表现出对历史空间的重视，但要认为他这本著作完全摆脱了中古地理学则是全然不顾托勒密的著作在当时的巨大影响。比昂多对地图的使用是非常实际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描述更客观、更准确。他在写作《意大利详述》时仅仅是把地图作为众多资料中的一种来使用，书中没有收入所用地图，更不是以文说图。他书名中的“illustrara ”这一拉丁词汇是在“非视觉意义上”使用的，就是说明、解释、描述的意思。该书的英译者凯瑟琳·J.卡斯特纳认为，这不仅与西塞罗的用法相一致，而且与比昂多重视各种证据的新历史学方法相符合。[25]因此，西方学者克里斯蒂安·L.约斯特-高奇埃认为，比昂多这部著作的书名Italia Illustrata 可以译成英文“Italy Described”（意大利详述）或“Italy Explained”（意大利详解）。[26]彼特拉克等人文主义者写地志学著作一般只使用文献资料，而比昂多借助了地图，这就拓宽了资料范围。另外，他的著作表现出他对所描述的地方非常熟悉，许多地方是他实际访问过的。他尽可能地利用了直接观察得来的资料，但他在访问这些地方时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计划。
他把各种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直接观察得来的资料汇编在一起，将地理和地志描述、政治和文化史的叙述结合起来。尽管他的拉丁文不如布鲁尼等人的优雅，叙述也显得不是那么连贯，但是《意大利详述》满足了当时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希望能通过当代地名辨认出古人著作中提及的地方，了解那些地方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因此，《意大利详述》在16世纪的意大利不断被翻译、再版和增编，成为各种历史地理著作和民族历史写作的典范。16世纪的多明我会修士博洛尼亚人利昂德罗·阿尔贝蒂编写的《意大利备述》（Desrittione di tutta Italia ）就是对比昂多著作的增编。比昂多这部著作的影响还超越了意大利，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学者的重视。在16世纪，德国产生了人文主义者康拉德·策尔蒂斯就试图编写《日耳曼尼亚详述》，英国则有威廉·卡姆登编写的《不列颠志》。直到18世纪还有北欧学者编写的《拉波尼亚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