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地域中的岭南琴派
第一节 岭南琴派的渊源
一 岭南地域条件和文化状貌
（一）地域条件概述
岭南，原是指中国南方五岭[1]以南的广大地区，相当于现今广东、海南（原属广东省）及广西东南部等地区。岭南地区地处低纬，介于山海之间，全年气温较高，气候湿热，林木茂盛，果实肥硕。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岭南各种资源极为丰富。[2]
地域条件的特殊性使岭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封闭、半封闭且相对独立的地理结构单元，孕育成长于其中的岭南文化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质也迥然不同。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体系，是由自然、政治、历史、经济等多种多样的因素长期作用而形成的。[3]与此同时，任何文化类型都是在一定的地域条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岭南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岭南文化特色的形成，地理区位及地缘环境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状貌概况
在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五座山岭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天然屏障，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主脉的联系，再加上广东一带被海洋环绕，又隔绝了它与海外世界的接通，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岭南地区在政治上维持了长治久安的局面，也为社会经济上的稳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外界的冲击和影响小，这为本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特别是有利于积淀民族文化，形成民族地方特色。这是岭南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最深刻的基础。
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岭南才归入秦国版图，接受北方文化。在之后的历史中，由于战乱、贬官、随军征战等因素又有大批汉人南迁，使岭南地区与中原及荆楚闽越文化交往频繁。明清之时，岭南地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融会贯通，在政治、经济、生活、艺术等各方面全面发展。到了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津梁作用，多种文化思潮交错碰撞，而这段时期的精神实质是战斗、革命、革新精神，从洪秀全金田起义、康梁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岭南文化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和发展的重要代表和先导。[4]新中国成立之后，经济、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发展，为复兴岭南文化提供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受岭南风格的粤式文化环境影响，由此形成了岭南文化的现代阶段。
岭南文化借助于优越的地域条件在原发期便兼容了农业及海洋文化，在历史的推演流变中接触、交流、吸取、融汇中外新风，适应了时代环境的变迁，获得了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丰富内涵，逐渐形成了多元互动共生的品格，建立了自身独有的存在形态和价值体系。所以，岭南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交融于主流文化，它固守着自身的观念意识、民风民俗、传承方式等，以独具一格的自身形态存在和发展着。
岭南文化中的音乐艺术，包括广东音乐、粤剧、粤曲、广东汉乐、广东汉剧、潮州音乐、潮剧等，它们扎根于南疆，又博采众长地吸收了中原和周边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艺术特色。其中，岭南琴派正是在岭南文化的背景中产生的。
二 古琴在岭南地区的流变
中国是较早注意到音乐文化地域分布的国家，古代人们把传说中的歌唱内容分为“南音”“北音”“东音”“西音”，后世的如“江南丝竹”“东北二人转”“广东音乐”“四川清音”等，都带有明确的地理区域标示。这反映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较强烈的音乐地理观念，同一品种的音乐在不同地域存在着差别。[5]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民间音乐艺术，其产生、发展、流传都植根于深厚的地域文化根基。
据现有资料记载，岭南古琴比起中原和江南地区起步晚，北宋以前岭南地区一些文人精通音律、善于鼓琴，但由于曲高和寡，没有较大的发展。到了南宋末年，中原受金元侵袭，宋帝赵昺被迫从临安（今杭州）南逃至冈州崖山（广东江门市新会区旧称冈州，亦名古冈）。后来金元兵进逼，崖海大战时宋兵大败，丞相陆秀夫背负少帝赵昺蹈海而亡，结束了宋朝的历史。[6]中原的乱战和琴人乐工的南迁带来了中原琴艺文化，将琴音、琴谱遗留在了广东新会一带，后人将这些留下的秘本琴谱集成《古冈遗谱》，对广东的琴学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以后，岭南琴坛逐渐兴盛。经过元明两代文化的不断积淀，为岭南琴乐提供了美学、文化学的思想脉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7]到了清代，岭南琴乐有了师承和传谱及独特的地域艺术风格，迎来了全面发展时期，广东的古琴艺术在中国古琴诸流派中自成一家——岭南琴派。此后，岭南琴学愈加昌盛，直至现当代，岭南琴家济济，琴学成果丰硕，不少岭南琴曲流传至今，岭南琴派声名鹊起。
三 岭南琴人及琴曲琴论
岭南琴艺能延续至今，历代琴人功不可没。据史载，早在南朝，广东曲江人侯安都，就有很高的琴艺造诣。在元明两代，影响较大的琴人有新会陈白沙、增城湛甘泉、中山黄泰泉、南海陈子壮等。其中开启明代心学先河，创立江门学派的著名哲学家陈白沙，他将元代刊刻的《古冈遗谱》手抄本传给他的门生，并形成了白沙琴学，为后来岭南古琴立派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
到了清代，影响较大的琴人有南海陈子升和邝露、琼海云志高、南海陈恭尹和梁佩兰、中山何琴斋、新会黄景星、番禺陈沣等。据岭南古琴传人考证，岭南琴派的创派鼻祖是乾隆年间的琴家何琴斋，其立派思想是以白沙心学和琴学为依归的，编写有《友石山房琴谱》。[8]清道光年间，广东新会人黄景星（号悟雪山人），琴艺学自其父及其兄黄观炯，又得何琴斋及何文祥父子的传授。他整理其父手抄陈白沙抄录的《古冈遗谱》30余首琴曲，并采撷众琴家的精华，共50首汇编成《悟雪山房琴谱》（1836），该谱不仅保存了南宗的遗音，而且凝聚了古冈地方色彩的琴艺特色，为岭南琴学树立了里程碑。黄景星晚年客居广州，与陈绮石等人在广州组织琴社，授徒传琴，学琴者甚众，有南海李宝光、杨锡泉，新会胡准，凤洲冯筠，三水刘子祥，番禺何羽仪，顺德梁森等。[9]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岭南琴学支脉流传于广东番禺、新会、南海、顺德、东莞、增城、英德、中山等地，都是文人聚集、经济文化状况较好的城市，一时琴学称盛。
近现代岭南琴派以南海招鉴芬和唐健垣、番禺容心言和陈叔举、中山郑健候和卢家炳、番禺杨新伦等众多琴家为代表，这些琴家的涌现使岭南琴派得以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传人有当代岭南琴家谢导秀、区君虹等。
岭南琴派的琴学论著和琴谱方面，有云志高的《蓼怀堂琴谱》、黄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谱》、陈沣的《声律通考》和《琴律谱》、何斌襄的《琴学汇成》、容庆瑞和李芝仙合编的《琴瑟合谱》、刘沃森的《琴律一得》、朱启连的《鄂公祠说琴》、卢家炳的《春雨草堂琴谱》等；[10]颇具地方特色的传世琴曲有出自《古冈遗谱》的《双鹤听泉》《碧涧流泉》《玉树临风》《怀古》《神化引》《渔樵问答》《鸥鹭忘机》以及名曲《乌夜啼》等；岭南琴人自创琴曲有明末琴人陈子升的《楚吟行》《水东游》《况操》《韩山操》，清代黄文玉的《猿啼秋峡》等，还有黄炳堃以云南为背景所创作的《赏荷》《南湖秋雁》，把岭南琴学传播到了云南地区。琴人们在旋律结构上都融入了地方特色，主题明确，指法技巧精到，表现力丰富。岭南琴曲的传谱、演奏手法区别于其他流派，它们代表着岭南地域风格，表达着岭南地区风貌。
四 岭南琴曲风格的地域性特征
音乐是人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古琴音乐的风格与地域条件的差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以及传谱和师承的互不相同，也使古琴音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如岭南琴曲《鸥鹭忘机》与其他版本或流派的鸥曲相比，主要的骨干音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当中表现的手法、风格差异很大，简直是同名异曲。因南方自然条件优越，春花秋月、阴雨绵绵，使南方音乐清秀、明亮、流畅、清新，在感情上十分细腻。譬如，同样是描绘水的琴曲，蜀派的《流水》曲目是经典的，表现江河之水，激浪奔腾的水的形态，手法波动比较大；而岭南派的水，如《碧涧流泉》，是山涧的涧水、溪水，很轻盈、很有灵动性的水的形态，曲速由慢至快，由快转缓，后归于平静，全曲为三段体（ABA′）结构，多次运用虚罨手法，跌宕起伏，虚实相映，使人如入深林，如临清泉。
经过元明清的广东琴人对《古冈遗谱》不断的研究发展，将岭南地区的语言特色和民间音乐融会于琴曲之中，在演奏时取音很少直截了当，较多使用撮注手法和装饰音，旋律进行曲折迂回，如同粤语声调的丰富一般，刚柔相济、活泼明朗，琴风清淡秀丽，与广东的音乐特色也十分吻合。如岭南代表琴曲《乌夜啼》，是岭南代代相传的琴曲，指法传神，节奏明快，全曲跌宕有致，充满了奇音雅趣，令人回味无穷。[11]
现代琴家杨新伦先生把百年形成的“岭南派”琴风总结为“刚健、爽朗、明快”六字口诀，这也凸显了其明显的个人独特风格，因为杨新伦先生精通武术，常用剑胆琴心自勉，并悟出了弹琴与练剑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下指力度强，走指比较硬朗，干净利索，将琴韵与剑风巧妙糅合。其弟子当代琴家谢导秀先生在演奏手法、演奏风格和节奏处理等方面做了延续发展，在其总结的特点基础上又增加了“古朴”二字，因谢导秀先生自小受民间音乐的熏陶，所以曲风中凸显着民间音乐的风格。他将传统独奏琴曲改编成器乐合奏曲，也有借鉴其他民乐曲打谱改编而成的古琴曲，还有尝试用古琴演奏地方曲种，在岭南民间音乐与古琴的融合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现任广东古琴研究会会长的谢东笑老师，师从谢导秀先生，他结合自己的作曲专业，创编出的各种类型的古琴作品颇丰，有按指法合理性把现代歌曲或音乐改编成古琴曲弹奏或传唱，有通过自己生活中的感悟创作出的琴曲，也有用于伴奏及歌唱佛家偈言、诗经等弦歌，还有为古诗词谱曲的吟诵琴曲等，在改编或创作的过程中始终体现着代代相传的地域性特点。从这点可以看出，同一地域或师承的琴家随不同生活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个体风格，这对于岭南琴风的特征同样产生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