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祚荣稳定渤海国局势
靺鞨国建立后，虽然由于“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1]而摆脱了唐朝军队的讨伐和进攻，但又面临着当时已是“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2]的突厥国的潜在威胁。为避免来自突厥人的进攻，大祚荣只好主动采取行动，遣使去突厥示好，即两唐书《渤海传》所记载的“遣使通于突厥”或“遣使交突厥”，但从《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中开元十四年（726）“武艺谓其属曰：‘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的记载看来，当初的靺鞨国显然与黑水靺鞨人一道“同请”突厥人向其派驻了吐屯官员。而鉴于“吐屯”系突厥人派驻到附属国或其属部中就地进行监督控制并催督贡赋的最高官员，故其驻在“靺鞨”国的事实足以证明当时的靺鞨国沦为后东突厥政权的附庸和属部。由于采取了如此屈辱的举措，倒也有效地避免了来自后东突厥汗国的进攻和侵扰。另外，又派人与新罗联系，即暂“附新罗，受五品大阿飧之秩”[3]，也不失为稳定南疆以及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的重要步骤。
不过，“请突厥吐屯”的屈辱举措，尽管曾有效地避免了来自后东突厥汗国的进攻和侵扰，但默啜可汗的穷兵黩武和“虐用其众”[4]，也使得大氏君臣们感到不满而难以忍受，只是苦于实力所限而无法摆脱罢了。神龙三年（707），唐中宗派侍御史张行岌前往“旧国”进行联络。两唐书的《渤海传》都将这一联络记载为“招慰”大祚荣；但鉴于当时的唐朝之所以如此，无疑是为反击突厥而派使者到北疆各地“旁结诸蕃”[5]即组建反击东突厥人的联合战线，故张行岌的前来，只能是履行“旁结”大祚荣政权的使命。这显然也符合大氏的利益和需要，故大祚荣欣然接受。不仅如此，为表示其诚意，大祚荣还派遣自己的儿子“入侍”“宿卫（实际上充当人质）”于唐朝。但至延和元年（712）六月，由于幽州大都督孙佺所率领的唐军在冷陉被奚人大败；同年十一月，又有“奚、契丹二万余骑寇渔阳……大掠而去”[6]，致使唐朝的边情再度紧张起来而再度出现“旁结”靺鞨国的必要。故开元元年（713），唐玄宗派出郎将、摄鸿胪卿崔敕持节宣劳靺羯（靺鞨）使前往“旧国”，正式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又以大祚荣所辖之地为忽汗州（因境内有忽汗河即今牡丹江而得名），加授其忽汗州都督之职。于是，双方之间既正式确立了宗藩的关系，渤海辖区也成为隶属于唐朝的领土版图；而恰恰是从这时起，靺鞨人建立的这个新兴政权拥有了新的国号——渤海。当然，这也就让大祚荣具有了双重的身份，既是渤海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渤海郡王”，又是唐朝的地方官员“忽汗州都督”，因而“自是每岁遣使朝贡”，并且每当渤海的君王去世，嗣立的新王都要派遣使臣向唐朝告哀和请求新的册封；而唐朝方面则及时派人前往渤海册封新王，渐成定制，双方之间的亲睦关系和密切交往都得到了加强和发展。
那么，大祚荣政权的初都之地即所谓的旧国究竟在今天的什么地方？以前，“敦化说”曾成为大多数学者们的共识，但这已为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所逐渐否定，而2000年问世的《渤海东牟山考辨——兼谈鸿胪卿崔忻出使震国的册封地》一文则明确提出“大祚荣率众东保桂娄之故地，就是今天延边地区的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流域，而东牟山就是今延吉市东南约10公里的城子山山城，奥娄河即今日的海兰江”[7]。因为这座周长4454米的山城“不仅规模庞大，更为重要的是山城内出土了具有渤海早期特征的历史遗迹和遗物，并曾出土大量的具有高句丽特征的红色方格纹或菱形纹板瓦，城内大型宫殿式建筑遗址的痕迹十分明显。山城所处的地理形势非常险峻，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在山城南部汇合后绕城东流，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山城的南、东、西三面均为难以攀登的陡峭的山体”，而且在“周边5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众多的具有高句丽、渤海时期的古城、长城、墓葬遗址。例如：西古城遗址、北大古城、杨木顶子山城、松月山城、五峰山城、兴安古城、土城屯古城、仲平古城、北部山地的长达近50千米的长城遗址、渤海贞孝公主墓地以及海兰江流域的众多的渤海墓葬群，等等”，并“都出土和发现了高句丽、渤海、辽金时期的文物，说明这些遗址具有历史的承续性特征。其中，几乎在发现高句丽时期的绳纹瓦和红色菱形纹瓦的同时，都伴随着渤海时期的莲花纹瓦当和布纹瓦的出土”。不仅如此，图们江流域的布尔哈通河（又称忽而哈、呼尔哈）与海兰江流域的河谷平原，又“是延吉地区最为肥沃和易于农耕种植水稻的区域。靠近海洋，气候温和、水源充沛，矿产与物产丰富。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且又有交通便利的特点。相对于唐朝统治的中心位置来说，具有‘恃荒远’的特征”[8]。尤其重要的是，唐朝靺鞨人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唐右领军赠右骁卫大将军李他仁墓志铭并序》中记载了李他仁和其祖、父一直是“栅州”（管辖包括今延边地区在内的图们江流域地区）一带贵族，其本人还曾出任“栅州都督兼总兵马，管一十二州高丽，统三十七部靺鞨”[9]的史实，这就为其如上所说的立论提供了进一步的重要补充和新的依据。不言而喻，“栅州”所在的今延边地区恰恰是靺鞨七部中白山部的活动范围，物产富庶，气候相对温和，西边一带又多山险，无疑既是当初大祚荣等人“保阻以自固”的理想所在，又对靺鞨—渤海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故大祚荣选择这里建都是非常稳妥和正确的，既远离了唐朝的追讨，又避免了突厥与契丹人的威胁，而当地的白山靺鞨诸部因“素附于高丽”，在高句丽灭亡后，其“部众多入中国”，余下者皆处于松散无序状态而难以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当然也就不得不附属于由营州“东奔”而来的大氏势力，况且，大氏集团的领袖大祚荣，不但以“骁勇善用兵”而著称，也善于聚拢当地的各种势力为己所用，故能够迅速在当地站稳脚跟并壮大自己的实力，及至接受唐朝的册封后声势又进一步扩大，使渤海国初期控制的辖区和人口逐渐形成“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10]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