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靺鞨人卷入“营州之乱”

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自古以来既是中原王朝北上东出，经略和控制东北地区诸族的前进基地，又是东北各土著民族挥师南下，逐鹿中原的主要通道，拥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朝初期，设立营州都督府，这里就成为唐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

营州地区是汉人和一些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其中的少数民族就包括了粟末靺鞨人和契丹人等。

契丹是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共同体。自4世纪以来，契丹即分布于“松漠之间”^[7]，大体上在今辽西及大兴安岭南麓一带，“逐猎往来，居无常处”^[8]，并逐渐形成由8个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从5世纪中叶起，同北魏朝廷建立了贡属的关系，到6世纪中叶，已有人口一二十万。隋初因其诸部相攻不已及与突厥相侵而受到朝廷的“责让”。唐朝贞观年间，形成了以都督窟哥为联盟长的大贺氏八部联盟。总章元年（668）高句丽的灭亡，同样为契丹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时机。由于曾数度出兵助讨高句丽而获得了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实惠，又因为同辽西一带的汉人以及内迁的高句丽遗民们的广泛接触，及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互通有无，契丹社会内部的发展显然加速，故其驻牧范围已扩大到“方二千里”的规模。“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9]，拥有胜兵四万三千人，实力较前大为增强。

总的来看，由于隋唐两朝对这些内附和内徙的诸族大体上能够做到“顺其土俗”，予以善待，对其上层人物尽力笼络，分别授予包括都督、刺史在内的各种官职，并为此而建置了一系列的羁縻州、府。当地的官长也大都注意调处民族关系，“怀抚靺鞨、契丹”^[10]诸族，确为当地诸族的和睦共处与社会安定创造了有利氛围，乃至于出现“悦中国（按指中原汉地）风俗，请被冠带”^[11]的局面。因此，靺鞨、契丹等族不但在经济文化方面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逐渐趋于汉化，并且在政治态度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肯为朝廷“效忠”，必要时甚至能够“致其死力”^[12]，尤其是在隋、唐之际的辽东之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当时唐朝曾一再“悉发（契丹）酋长与奚部首领从军”^[13]，包括契丹、靺鞨、奚人等在内的营州“胡兵”曾成为讨伐高句丽的主力部队之一，并屡屡立有军功，而统率这支部队的边帅如韦冲、程名振、张俭等人则一时俱号称为“名将”。

不过，由于这里聚居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诸族之间及其与汉人间因为差别的存在难免发生矛盾或冲突，所以民族问题非常敏感，矛盾也容易激化。但是，武则天任命的营州都督赵文翙却辜负了朝廷的重托，骄横跋扈，恣意压迫、欺侮契丹等少数民族，把契丹各部酋长视同奴仆，当契丹人发生饥荒时，拒不给予救济。赵文翙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各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这就是万岁通天元年（696），以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李尽忠的内兄）为首的契丹人联合各族人民在营州发动的大规模暴乱。他们杀死了残暴的赵文翙并占据了营州一带，叛众很快就达到数万人。由于这场暴乱本质上是饥民为求生存的暴动，故包括汉民在内的各族饥民也都纷纷卷入其中。契丹人的暴乱得到了靺鞨人及高句丽人的热烈响应，尤其是当地的靺鞨诸部人，因为与契丹人的处境和遭遇大体接近，并在此前的一个世纪中有过多次合作共事、并肩参战的经历，如共同支持营州刺史高宝宁对抗北周和隋师，一道支持营州都督韦冲击退高句丽人的进攻以及共同参加唐初的辽东之战以及隋唐交替之际的时而采取的联合行动等，故此次当契丹人发难之际，他们卷入暴动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有关的史料也确实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如9世纪末新罗人崔致远就在其著名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明确指出：“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并有“始与契丹济恶，旋于突厥通谋”^[14]的记录，显而易见，文中的“作孽”与“济恶”之谓，都是其参与营州之乱的有力注脚；此外，《五代会要》卷30渤海条和两唐书的《渤海传》以及《武经总要》等史书的记载也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故靺鞨人确实卷入了这场暴乱无疑。不仅如此，当地的高句丽遗民们显然也卷入了其中。随着李尽忠死去和孙万荣被杀，这场持续了一年多，声势浩大的暴乱才被武则天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