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语言转向与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变迁

“语言转向”是由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1967年在其所编的《语言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1967）一书中首先提出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认同的。“这里所谓的‘语言的转向’，是指西方哲学从其传统的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研究转向现代以语言问题为中心的语言哲学研究。”^[1]此处所说的“语言哲学研究”主要指的是分析哲学，代表人物为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语言转向不仅对20世纪西方哲学影响甚巨，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美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人们常常把人文科学中的语言转向与康德在哲学领域中开辟的认识论转向相提并论。荷兰哲学家安克斯密特说：“对当代哲学家来说，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就如同知性范畴分析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类同，人们经常指出，当代语言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两个世纪之前由康德开创的先验论纲领的新的和更富有成果的阶段。”^[2]事实也正是如此。如同在康德那里，知性使感性直观得以可能，语言分析哲学集中关注语言，凸显语言对思想的优先性，凸显语言分析的作用，启发了分析美学以及西方文学理论对意义、指称、虚构、可能世界、言语行为等的讨论，改变了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这股思潮也蔓延到其他的学术派别中，除了分析哲学外，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的语言观和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对20世纪思想史包括文论史也影响很大，它们和分析哲学共同推动了语言转向。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就是广义上的语言转向。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是20世纪另一哲学主流。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关注语言含义的意识构成，其后继者英伽登把它推衍至文论与美学中，形成现象学美学；另一个后继者海德格尔则把语言与人的生存联系起来，中经伽达默尔、利科等人影响到后来的美学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涉及艺术与物性、游戏等问题的讨论。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把语言学变成了独立的学科，区分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以及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主张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表明了语言的纯关系性、形式性，事实上把语言视为与外界现实并列的系统，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发展意义重大。这是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语言学转向，启发和推动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以及怀特的历史诗学等。20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因素被引入语言讨论中，形成了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上述三股语言转向逐渐合流，改变了文学理论的疆界和讨论问题的方式，“语言转向和文学理论都强调语言不仅仅是‘自然之镜’，我们的所有认识及关于实在的语言表现都带有它们由之形成的语言中介的印迹”^[3]。下面我们准备对此做一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