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盐业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华阳国志》有记载，“蜻蛉县（今大姚县）有盐官”[1]，从白盐井最早设有盐官的记载及《华阳国志》成书时间来看，在蜻蛉县始设盐官的时间大约在两晋，最晚不晚于公元357年，最早可上溯至东汉中期，这意味着当地的盐业开采历史必在当地设盐官之前，即两晋以前。同时，《华阳国志》中有记载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渡泸得蜻蛉，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2]。在蜻蛉一带，有盐业资源的仅是白盐井一处，因此，这里所指的盐是白盐井的盐无疑。这表明当地盐业还未列入国家强有力的管理之中，国家权力并未直接参与盐的开采和销售中，国家只从地方收取盐税，或者当时在当地还没有盐税的产生，因此有无盐官亦不影响当地的财政收入。而可以言明的一点是，当地的盐业资源随着盐官的进驻得到了加强。在清代时期，有白盐井人专为白盐井开凿于汉代做过考据：蒙氏据滇于唐时，后人即此以为开井之始，而不知盐之见于汉者即白井所出。盖此地旧有盐井，特未扩充，厥后郡女牧羝，始之卤非井一处，故又凿界井，获石羊而卤泉益旺，国课渐充，人民愈众，乃有庙祀之典。且《通志》记白井于汉属益州，蜀汉为髳州，是井眼之开于汉无疑矣。[3]参照地方志书和历史文献的记载与考证，当地人（包括民众、地方精英、地方官员）将当地盐业历史追溯到汉代。
笔者的研究因碍于文献的缺乏，无意做白盐井始自汉代的考据，也无意以汉代为起始来考察白盐井经历汉、唐、宋、元、明、清、民国直至当下两千年的兴衰历史。笔者以明代作为时间节点，来关注石羊古镇的城镇化研究。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关于白盐井的历史资料在明代以前较为空缺，明代的历史文献也仅零星分布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笔者将屈指可数的明代文献汇集，不愿意错过这些“只言片语”，这些零星之语也在研究中化为白盐井研究的线索与历史背景。其二，在当地不同姓氏的移民传说中，很多人在讲述自己的祖先从何处来的时候，将其追溯到明代洪武年间的移民，这一历史记忆与可靠的文献记载相吻合，从田野调查及文献记载两方面的资料来看，明代白盐井存有大规模的移民是毫无疑问的，而人群聚集效应是白盐井城镇化的关键因素。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笔者城镇化的研究以明代为研究的时间起点。而清代时期白盐井的文献资料开始丰富，地方志书就有雍正《白盐井志》、乾隆《白盐井志》、光绪《续修白盐井志》，以上三部志书不仅是严格意义上的记载盐业的专业志书，而且也是记载地方风物的地方志书，还原了白盐井当时的城镇化风貌。且清代时期，白盐井的相关记载也出现在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的各类官方文件中，在《清史稿》《清实录》《清一统志》《云南省志》《云南史料丛刊》等较具影响力的历史文献中均可查到。现有网络电子资源如“中国古籍数据库”“数字方志库”“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等也为笔者查阅白盐井史料提供了诸多便利。例如，笔者在“中国古籍数据库”中检索到有关“白盐井”字样的条目有318条，成为了解历史背景不错的参考资料。此外，笔者还参考了其他零星散布于各种历史文献中的资源。这些难得的历史资料无疑为笔者把握白盐井的城镇化历程提供了诸多线索。民国时期的白盐井资料除了较为充实的文献资料，丰富的口述史资料也被补充了进来。通过笔者田野调查和分享地方各类资料等形式，也可以很好地把握白盐井的城镇化特征。就此，笔者的白盐井城镇化历程研究以明代为研究的起点，重点关注清代、民国直至当下的白盐井城镇化过程。每个阶段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各种侧重。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笔者遵照白盐井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清晰脉络，将白盐井的城镇化阶段划分为“因盐而兴的城镇化”“因盐而衰的城镇化”“因盐复兴的城镇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并未有清晰的时间分界点，只能将这三个阶段与一个大致的时间段对应。明代至清末是白盐井“因盐而兴的城镇化”阶段，这一过程中，盐业生产顺利，市场拓展稳健，人群聚集效应明显，地方社会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清末直到20世纪90年代，是“因盐而衰的城镇化”阶段，清末和民国时期，白盐井城镇化进程中的桎梏逐渐暴露，盐业生产受到种种制约，市场缩减，白盐井在各种遭遇之下“元气大伤”，难以再恢复如初；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石羊古镇呈现“因盐复兴”的城镇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复兴、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在石羊古镇得到实践，石羊古镇出现城镇化的新风貌。
笔者在白盐井城镇化不同阶段的叙述过程中，会出现白盐井在不同阶段名称不同的情况。石羊镇为今名，石羊古镇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行政建制发生了多次变化，从最初的“泸南美井”到明清时期认知度较高的“白盐井”“白井”，到民国时期的“盐丰县”县城，到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石羊镇”，包括自20世纪90年代石羊镇被赋予“云南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之一的称号进而发展旅游，而冠以“石羊古镇”之美名。石羊古镇名称的时代变迁，一方面折射白盐井在历史变迁中受时代大环境的裹挟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白盐井各个时期的个性存在。笔者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会依从各个时期历史文献对石羊古镇的名称引用，以期生成历史探究过程中的现实感。
表2—1 白盐井行政沿革情况[4]
续表
白盐井的城镇化历程“皆以盐故”，而白盐井的盐业生产地位，一以盐业开发历史悠久而闻名，“在滇省盐井颇多，必以黑、白、琅三井为首，而白井肇于汉，盛于唐，尚在黑、琅二井之先”[5]。二以白盐井历史上的盐业产量颇高，成为中央主要财税来源之一而受重视。20%—30%的比重是白盐井食盐产量在全省食盐产量的平均值，而白盐井在食盐产量最高时，占据了云南食盐产量的40%。乾隆年间，“白井僻在万山之中，岁办课盐八百余万斤，行销二十二府州县，灶民环井而居，人烟稠密”[6]。因此，白盐井的城镇形成与发展和当地的盐业生产息息相关。
白盐井是典型的“以卤代耕”的盐业社会，地方志对这一典型的盐业社会有描述，“井地多以卤代耕，其余若读书若贸易，莫不沐浴圣化，习礼让而安生业”[7]；“白井僻居一隅，人以煎盐为业，办课甲于滇省，所食米粮，全赖运盐商贩顺便携来，籴以糊口”[8]；“其民多不习耕稼，而惟井盐之利是赖”[9]。而白盐井历来的城镇建设经费，“约分两种：甲种出于盐斤，乙种出于公山、公款，其收入之多寡，每随盐务之盛衰以为衡”[10]，城镇建设经费来源与食盐生产收入的多寡息息相关。白盐井地民众以盐作为生存的物质资料而不事农耕，与以典型的农业社会将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存资源相比较而言有其特殊性。在农业社会，土地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紧要的关联，是父母留给子女的最为重要的财产继承。而在白盐井这一特殊的地域空间内，卤水和盐井才是家庭财产继承的核心。
白盐井“以卤代耕”，盐业社会的空间分布范围，是从南关（现畜牧站）到北关（现猪市场）面积不到两平方千米的狭长区域，其中，区域的东边与西边由山被阻挡。当时的南关和西关，是盐输出的关口，分别置有盘盐厅，在盐出关之前盘清盐的数量，以杜绝私盐。其中盐总量的3/4从西关输出，盐总量的1/4从南关输出。除西关和南关这两大关卡外，还设有十余处关卡，专为杜绝私盐和防御匪患等。在明代，为便于户口管理的需要，将方圆两千米的井区范围区域编定为五坊：绿萝坊、宝泉坊、荣春坊、思善坊、训让坊。在清代，又将五坊更名为五井，分别为观音井、旧井、乔井、界井、尾井。从现在的地理位置来看，从南关到现在的红太阳宾馆一带为观音井，该井区的井皆集中于香河的西边、绿萝山脚下。从红太阳宾馆到五马桥（现农贸市场附近）为旧井，井集中分布在香河西岸。从五马桥到霁虹桥为乔井，井在香河的西岸和东岸皆有分布，其中乔井区的庙宇是较为集中的。从霁虹桥到万安桥（现新桥、一脚跨两桥）的位置为界井，井集中分布在香河的东岸。从万安桥到北关为尾井。白盐井的五坊将人口管理与盐业生产管理结合在了一起，既具有盐政的功能，亦具有行政的功能。
在当下存有的白盐井各街道的命名方面，还能看出典型的盐业社会的特点。如羊泉街：因靠近羊泉井，出卤水而得名。宝泉街：以靠近宝泉井而得名。白石谷：蕴藏盐矿，部分岩石呈现白色，故名。大西关：1949年前，为防止盐商走私，在盐丰县城西设有关卡，故名。南关外：因此处过去有盐运出关卡南关而得名。在现在的石羊古镇，还有以“白井”命名的餐馆名，这些都是过去白盐井时代的追忆表达（如图2—1）。
图2—1 白盐井盐业时代井区地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