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自从有了城市，就出现了城乡对立。很多思想家、政治家以及经济学家都在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城乡关系的诸多观点和方案，试图构建一个没有城乡差距的和谐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人们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望。国内外很多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当今处理城乡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 国外相关研究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城乡研究
空想社会主义研究城乡关系的三个代名词分别为“乌托邦”“太阳城”和“法郎吉”。从这三个词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种浪漫主义色彩。16世纪初，英国著名政治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试图通过构建“乌托邦”社会，避免城市与乡村的脱离。他在这个社会方案中，要完成没有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区分的构想，农村和城市一样的繁荣和干净。意大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康柏内拉所著的《太阳城》一书中，将“太阳城”描绘成一座理想之城，那里不存在私有制，没有剥削，并且每一个人都勤奋劳动。《法郎吉》则是傅立叶设想的和谐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他设想中的“法郎吉”世界里没有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劳动将变为人们的一种高尚的享受，并且劳动者将得到公正的劳动分配。[10]在18世纪末，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大胆的设想，巴贝夫提出把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舒适，同自然纯朴生活的优点极好地结合起来。
另外，圣西门、傅立叶等杰出的思想家，也极富创造性地提出未来的社会将实行工农业生产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圣西门主张使用“理性的社会制度”，也就是共产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而他所提到的理性社会的基本细胞就是共产主义“新村”。傅立叶则提出用组织“法郎吉”，即建立新的“和谐制度”替代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11]从以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城乡问题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都很重视城乡关系，都从不同的视角主张农村与城市的融合，并且主张消灭城乡对立等。他们的很多观点因为超越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且受当时社会条件的严重制约，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都将城乡发展看作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范畴，并提倡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都要协调发展的观点，为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及田园和卫星城市等理论建构了理论基础和借鉴的依据。
（二）发展经济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为基础所形成的，因此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应该遵循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这种观点缺乏实际性和实践性，因此发展经济学从其出现便饱受质疑，尽管这样，发展经济学依然在很多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尤其是有关城乡关系方面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经济学理论用二元结构揭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含二元经济与一元经济的关系问题。
二元结构理论阐述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差异，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12]
1.伯克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最初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伯克于1933年在关于印度尼西亚（当时的荷属东印度）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提出来的。他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中指出，当时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是荷兰殖民者输入的现代部门经济。二者之间在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导致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中的个人效用函数、行为准则及资源配置方式截然不同。
2.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著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分析了国家存在的二元结构特征，他的主要观点是：①经济中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同时共存，传统部门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并且劳动生产率极低，以落后乡村为载体的传统生产部门；现代部门是使用现代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具有极高劳动生产率，并且以城市现代工业为载体的生产部门。②对于劳动者来说，在他提供相同数量和同等强度劳动的前提下，现代部门就业可以提供比传统部门高很多的工资，其主要原因是传统部门中人口多，资本和土地稀缺，造成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从而也就导致农业相应的工资水平非常低。③传统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例巨大，因而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其主要优势。[13]
3.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
费景汉和拉尼斯对二元经济问题也有过经典论述，而且在继承了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从保证工业部门扩张的角度阐述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农业不但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了所需的劳动力，而且提供了农业剩余，并证明了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于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的重要作用。因此，根据他们的论断，只有保证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率，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的顺利转移。与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不同的是，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更多地关注了城乡发展的协调性和公平性。
4.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
乔根森是美国1971年最高经济学奖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乔根森对经济学的突出贡献之一便是在分析批判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学说。农业剩余是乔根森模式的基础和核心，他认为工业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剩余，有农业剩余的支撑，现代部门才能迅速发展。只有农业生产部门的产出满足人口快速增长所需的农产品数量，农业部门才有可能出现剩余劳动力，这样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劳动力。他还认为，劳动力转移不可能以剩余劳动力为前提，农村和城市都不存在失业，并提出加快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速度，只有劳动力增长促进经济发展迅速，才能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5.托达罗模型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创立了人口流动模型理论，并建立了H-T模型。H-T模型的重要贡献是引入“预期收入”这一重要概念，认为劳动力转移取决于城市部门的期望工资与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H-T模型的重要政策建议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在农村地区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托达罗也指出，促进城乡共同平衡发展以及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农村落后等一些城乡二元分化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提倡城乡协调发展。
6.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
缪尔达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提出了“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概念，并使用“地理二元结构”的含义，第一次运用动态非均衡以及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地域空间发展问题。他利用“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对“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如何化解城乡差距增大过程中出现的“马太效应”。这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世界范围的积累》一书中的观点一致，即“中心—外围”结构理论。缪尔达尔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发展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腐败，注重收入的均等化，缩小收入差距；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要自力更生，不能全部指望和依靠发达国家；政府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要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对落后地区进行刺激和帮扶使其加快发展，并发挥城市的扩散效应，促进城乡公平。缪尔达尔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城乡关系的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学科都开始不同程度地对城乡关系进行研究，尤其是城市经济学及社会学，分别从经济、地理、生态、人口、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对城乡关系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众多的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理论。
1.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改革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其《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此理论对工业化条件下实现城乡结合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构想，反映了当时理论界对城市发展的思考。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指出：“城乡都有其优点和缺点，而‘城市—乡村’的融合则可以使二者扬长避短……城市和乡村必须形成婚姻，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以及新的文明。”[14]他认为城市与乡村的吸引力是不同的，城乡问题的产生是“引力”因素导致的。霍华德提出三磁铁理论：将城市和乡村的各自特点进行筛选并进行选取，让二者取长补短进行融合，形成一种具有新特点的新生活方式，去掉各种缺点，发扬优点。他提倡建立中小城市从而代替大都市，形成一个高效的城市网络，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平衡、和谐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尽管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具有理想和空想主义色彩，但他的构想具有积极的意义。他不仅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想法和思路，非常细致地描述了理想城市的原型，还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阐释了城市发展的设想，将城市和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在这些基础上，构想了城市收入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等社会改革内容，并依据自己的理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2.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
20世纪40年代针对大城市过分集中带来的各种弊病，伊利尔·沙里宁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中提出有机疏散理论，尝试使用该理论来解决城市布局和发展问题。有机疏散理论揭示了现代城市衰败的根源，提出了要通过“对日常活动进行功能性的集中”和“对这些集中点进行有机的分散”两种组织方式，使目前密集的城市得到必要和健康的疏散。1918年，有机疏散理论在芬兰得以应用，形成了著名的“赫尔辛基方案”。
3.赖特的广亩城理论
赖特首先在《消失中的城市》一书中指出：未来城市应该是一种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存在很大差异的城市，是无所不在而又一无所在的，因为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之后，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继续发展了城市分散理论，并将其发展到了极致，提出广亩城的设想。广亩城设想将现代城市视为反民主机制，人类的愿望无法通过城市代表和象征，现代城市无法满足现代生活需要，需要取消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具体来说，广亩城理论是将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一个地区性农业的网格之上的方案。
4.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观
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十分赞赏霍华德的城乡一体化思想，他认为“城与乡是不可分的；城乡同等重要；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非要确定城市和乡村的重要性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15]。芒福德的理论主张建立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建立一个大的区域统一体，构建城乡平衡，使全部居民无论在哪里，都可以享受同样高质量的生活，同时还可以避免因城市发展过大而导致的“城市病”，最终实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的发展模式。
5.麦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基以第三世界城市浪潮的出现为背景，根据亚洲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提出了“Desakota”模式。他认为在亚洲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泰国、印度、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地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统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区域组织呈现出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的结构，他将这种情况称为“Desakota”。Desakota是个组合词，Desa指乡村，Kota指城市，Desakota的含义是城乡一体化，描述的是在同一个地理环境中同时发生的农村性和城市性的双重性产物，在这个特殊区域内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也因此变得非常模糊。麦基通过分析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北、高雄，韩国首尔、釜山，中国大陆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所出现的农村地区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发展极其迅速的现象及其发展过程，认为这些地区均是城乡关联系统发生较大变化的特殊空间区域。这些地区实现了居民职业活动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生活方式的转变。麦吉认为“Desakota”模式在区域的人口密度、居民的经济活动、土地利用方式、人口流动性、基础设施、妇女的就业比重六个方面与我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和乡村有着很大的区别。
麦吉的“Desakota”类似于中国的“城市边缘区”概念，都打破了城市与乡村这一相对封闭的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注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这为我们研究城乡经济空间形态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
6.岸根卓郎的城乡融合理论
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根据城市和农村地区、工业和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立农业和工业社会制度融合的设想。他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中来研究，形成了“城乡融合设计”。他试图超越城市和农村的界限，以人类的经营空间，将城市和农村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农村地带和城市地带的协调发展，即城乡空间融合的社会。通过发展“农工一体复合社会系统”“自然—空间—人类系统”，形成三维立体的规划，使城乡融合得以实现。
二 国内相关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城乡关系本身和城乡关系的表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一）早期的“抑农重工”主张
受苏联工业化论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主张的影响，国内学者在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城乡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是“抑农重工”。这个阶段学者们认为国家应该实行重工业发展战略，这也为当时中国实行的城乡关系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这对当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抑农重工”在改革以前的大部分重要著作和论文中都是一种主流观点。
（二）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也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最早开始研究并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的是郭书田和刘纯彬，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二元的，一元是农村社会，另一元则是城市社会。
对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因，学者也有不同意见。郭书田和夏宽众以及刘纯彬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源归结为二元的户籍制度；[17]林毅夫和胡庄君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政府实行国家赶超战略的特殊需要；[18]孙建丽从经济层面上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19]孙自铎则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及特殊性进行了探讨；[20]陈吉元以及韩俊等对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及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必须保持工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21]吴翔阳认为户籍制度直接导致城乡经济结构失衡；[22]蔡昉从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认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统购销政策、人民公社体制、户籍制度和城市福利体制差异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23]
关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们不仅分析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还对城乡二元结构更深层次的种种机制及表现进行了研究。其中，马慧琴主要侧重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其危害进行论述；[24]陈雯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的突出矛盾，“三农”问题的困扰、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归根结底都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反映；[25]许明杰将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主要障碍归结为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26]文涛、安合祥以及李郁芬则分别从二元结构对教育、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影响，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27]此外，王明华和王淑贤、徐增文、孙自铎也分别从不同层面深入分析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28]
关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破解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王建以及王积业提出通过“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战略并制定城乡经济发展双层目标，以此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29]厉以宁以及王梦奎主张建立公平的城乡制度和城乡协调制度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30]赵力、刘学愚以及刘志凡主张加快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31]陈瑞莲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源流与制度约束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及瓶颈，提出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思路与对策；[32]韩可卫和黄国庆以及陈家宝则提倡大力发展乡镇企业；[33]韩俊、朱恩涛以及夏英主张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来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34]
（三）城乡互动及城乡统筹方面的研究
对于城乡互动方面，萧灼基主张建立城乡互动的制度来达到城乡统筹；[35]赵勇分析了城乡良性互动的实践基础，并提出了要在产业结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实行良性互动；[36]王仲明和袁媛则提出了城乡经济互动的网络结构理论，他们认为，大部分关键的社会经济要素主要集中在若干经济增长极核的中心城市“点”上，“点”与“点”形成由线状联合而成的“轴”，主要是指沿着交通干线形成的区域产业带和城镇发展轴线；[37]冯雷进一步探讨了实现城乡网络一体化的路径——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38]秦庆武在冯雷的基础上指出，为实现城乡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在城乡生产力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城乡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管理、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统一布局，并形成相关政策。[39]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意味着要将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统筹兼顾，对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进行综合考虑，统筹解决。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重大经济政策的问题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摒弃城乡两策或重城市轻乡村和片面强调农村优先发展思路，建立统筹城乡共同发展总体思想，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优势，发挥城乡关联优势，沟通城乡，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城乡共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要构建农村和城市相互联系、依赖、补充，同时相互促进的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40]关于城乡统筹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曾菊新的《现代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41]张平军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内涵和机制创新，并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任务、对策进行了研究；[42]付崇兰对各地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梳理，对城乡差距和城乡统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43]邵峰总结了浙江省城乡关系变迁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浙江城乡一体化的对策建议；[44]程开明分析了中国城乡关系演进及特征，对城乡差异、城乡差距、城乡偏向、城乡一体化、城市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城乡统筹的实现路径——城乡统筹；[45]徐同文分别在《地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和《城乡一体化体制与对策研究》两部著作中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对策和建议；[46]党双忍对制度对城乡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的具体建议；[47]孙久文分析了中国城乡失调的社会、经济根源，并对中国城乡协调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构思。[48]
三 国内外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因素；二是城乡发展的模式；三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途径、措施以及实证分析。但是，国内外学者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大多以“赶超战略”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为起点进行分析。从研究层面上来看，包括宏观层面的二元结构理论和微观层面的各种效应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国外现有研究多是以均衡思想的静态分析作为研究城乡关系的基础，没有在二元结构理论的指导下，立足于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内在的要求和条件，更没有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工农关系变迁的历史来进行研究，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明确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走出城市和农村的局限，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分析，因此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城乡融合是一个社会系统融合过程。经济融合是基础，但不只是经济融合，还必须在经济融合基础上进行政治制度、文化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融合。研究城乡融合内在因素不仅要从定性方面进行探讨，还应该从定量层面对城乡发展与其动力机制之间的耦合机理进行研究，将城乡经济本身看作是一个具有开放和关联特征的耗散结构系统，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来对城乡关系的结构系统进行分析，并构建科学的城乡评价体系，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静态和动态分析相结合、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这也是本书力争达到的目标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