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文学发生

人类从在地球上出现起，就有着共同的习惯、行为、思维和情感，这在文明发生的任何时间和空间内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类是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所以在相同文化状态中的人类经验成果，在一切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1]这种来自人类自身大致相同的经验成果特征投射到史诗创作中，就表现为了审美发生和文学创作的趋同性。史诗产生的年代，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人类自我意识开始膨胀，但对于自身和自然的认识又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日益频繁的部族战争、复杂矛盾的社会生活、不再单纯的婚姻家庭关系等，这些因素催使人们急于寻求某种艺术表现手段来记叙这些变化，填补精神上的惶惑与不安。于是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区域内陆续出现了史诗创作。但随着族群所选择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转变，民族的艺术形态和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这种同一性开始分化，史诗创作又开始呈现出异质特征。史诗的同质特征可以向我们透视人类共性以及史诗生成的普遍规律，异质现象则凸显出各个民族独特的精神个性。我们以此为视角去审视和比较两个民族的史诗文本，既能够获得对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共通性的认识，也能够深刻体会出其不同的民族文化性格和文化内涵。

史诗可谓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窥探到整个民族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精神的嬗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向我们展现了他对世界历史的观点，他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借助人类历史而展现自身的过程，他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历史。当我们沿着黑格尔的划分，把古代东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中可以宏观把握中国的蒙古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史诗文明的发生与传播状况。蒙古民族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等和印度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在产生、发展、传播等方面有诸多相似性。加强民族间的史诗比较研究，挖掘史诗的民族精神内涵，必将深化对人类古代文明的理解，消除文化隔阂，同时也有助于世界史诗理论的提高和完善。本章将探寻两个民族的史诗文化在发生学方面的同质特征，进而寻找史诗发生的规律，以求促进文化交融，并在跨文化视野中使史诗研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