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比较研究的价值与理论意义

回顾史诗比较研究的成果，我们较多见西方的荷马史诗与东方的蒙古族史诗或印度史诗等的比较，而较少见到东方史诗内部不同民族史诗的比较研究。事实上，在我们对蒙古族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的对比研究中，发现了诸多可比性和研究价值，进而确立了不同民族史诗比较的多种可能。由于几乎所有民族的英雄史诗都经历了从远古神话时代到封建社会的历史跨度，从口头传诵到文本传播的过程，其讲述的内容也都离不开为争夺领地、权力、财富、女人等而进行的战争，因此，古代史诗的同质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同为东方民族的蒙古民族和印度民族，其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相比更接近，因此，东方史诗的相似之处就更加普遍。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文学现象之间的相似点并不一定具有可比性，因此，如何确立存在诸多相似点的史诗比较的可能，就成为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不仅仅有同，而且同中还有异，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走进两个民族的史诗世界，扑面而来的是风格迥异的艺术天地，因此，何以同为东方史诗，其面貌却大不相同，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了。本书从两个民族史诗的生成开始研究，既找出史诗形成的共因，又辨析了不同民族史诗从出现便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进而挖掘史诗风格相异的重要成因。本书又从文学范围内的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入手，确立了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在主题与民族精神、审美、人物形象以及史诗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方向。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即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的视角透视两个民族史诗中蕴含的不同的宗教文化意识、原始思维特征、史诗的文学功能。研究方向的确立是基于两个民族史诗客观存在的异同现象，且能够从中寻找出史诗比较研究的一般规律。因此，本书基于文本的客观存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史诗比较研究的多种可能。

本书的理论意义首先体现在考察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外部与内部的相似性，从史诗本身出发，有针对性地确立比较研究的角度，突出东方史诗的独特之处。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卷帙浩繁，蒙古族史诗除了《江格尔》和《格斯尔》，还有众多篇幅短小的史诗，构成了蒙古族史诗群；印度两大史诗的长度也是少见的，《摩诃婆罗多》原书共十八章，约十万颂，《罗摩衍那》原书共七篇，五百章，二万四千颂。不仅如此，就印度史诗而言，内容之庞杂，更是罕见，印度两大史诗中存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宗教内容等。因此，如何将规模宏大、篇幅超长、内容庞杂的史诗进行比较研究，是有难度的。本书将这两个民族的史诗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立足史诗的特点，特别是东方史诗与神话、宗教、原始思维的密切关系，确立研究方向，即从发生学、文学人类学、宗教学、美学、诗学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本书选择宗教文化意识视角的比较，就是突出东方史诗的独特性。蒙古族史诗受萨满文化影响，印度“两大史诗属于印度婆罗门教文化系统”[5]，两个民族的史诗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又都渗入了佛教思想。虽然两个民族的史诗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混杂有较复杂的宗教思想，但萨满教对蒙古族史诗的影响与婆罗门教（后来发展为印度教）对印度两大史诗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不可低估的。故此，本书重点探究两个民族史诗与萨满教和婆罗门教的密切关系。

本书选择文学人类学的角度，也是基于东方史诗的共同特征。众所周知，东方古代文化中“万物有灵”观念十分突出，因此，蒙古民众与印度民众中延续着神秘文化。鉴于此，我们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透视两个民族的史诗，发现史诗中存有大量的禳灾功能和治疗功能。蒙古民族与印度民众都有言语治疗传统，蒙古族史诗作为口传活态史诗，史诗内容和讲唱过程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史诗表演，史诗的治疗功能在每一次具体的表演中被激活实现；《摩诃婆罗多》的故事结构本身就是由讲唱者“护民子”与史诗中人物的对话构成的，在讲唱与聆听过程中，发挥了文学的治疗功能，无论是史诗的讲唱者还是聆听者都能够从中得到心灵洗涤和道德净化，这也充分显示了“摩诃婆罗多”故事的神圣治疗作用。再有，两个民族的史诗中禳灾功能表现活跃，例如，蒙古族史诗和印度史诗都隐含这样的叙述模式：秩序混乱灾祸横行—英雄扫除祸患—收复人们身体和心灵的家园，此为文本中暗含的禳除灾祸的功能。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蒙古族史诗的讲唱过程可以说就是一次完成禳灾功能的仪式，许多蒙古民众都会通过请艺人演唱史诗来为自己家消灾避祸。印度史诗中也记载了诸多禳灾祈福的仪式，祈求神灵的助佑。

总之，由于东方史诗异于西方史诗的特殊性，选择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角度，对全面深入挖掘史诗的价值有着重要的学理意义。

其次，比较蒙古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史诗作品，辨析其主题、人物、审美、诗学等方面在宏观和微观上的异同，挖掘其异同的深层次原因，这是本书的又一理论意义。

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是产生在草原文化和森林文化中的古代文学经典，其中渗透着两个民族的文化、人们的生存状态、社会体制、宗教伦理、思维方式、民众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等方面的内容。本书主要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将两个民族的史诗进行比较研究，如此并置能够拓宽视野，全面地辨析异同。因此，在宏观上从史诗的形成、整体构篇与叙事方式，到史诗的内容，如主题、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再到史诗中蕴含的宗教文化意识、原始思维特征、文学禳灾与治疗功能等，如此研究涵盖了史诗研究的多种可能。从微观上来看，在研究每一个问题时，都深入文本之中，从细节入手，甚至对所用词汇逐字辨析。例如，在审美意识方面，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都诞生在东方广袤的大地上，同样蕴含着东方美学的一般审美特质，即都体现了在审美“同情观”制约下的审美意识，如“物我同一”的审美意识，但当我们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时便发现，蒙古族史诗的“物我同一”主要表现在人与物的互通互渗互变，而印度史诗的物我一体，既包括人与物的互通互变，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同情同构。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民族的史诗虽同受“万物有灵观”的制约，但印度史诗可谓真正达到了自然与人的交融。印度史诗常常描写人“触物”之后的主观感受，形成“物感”的自然审美观；而蒙古族史诗则很少有此种自然的审美意识。由此也就形成了两个民族史诗不同的叙事风格，一个是喜欢描写自然景物，且善于描写人因触物而引发的或愉悦或悲伤的情感，因之史诗具有抒情性色彩；另一个是多叙述战争场面，或英雄的聚会，因此史诗的叙事性较突出。这种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的研究，非常有助于异同的辨析。当然，本书并没有停留在此，而是进一步挖掘了两个民族史诗异同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地理气候与生存环境的差异、生存方式与民族性格的不同、宗教文化与伦理制度的相异、语言习惯不同、远古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活动等都会对史诗风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总之，本书将宏观的比较与微观的比较融为一体，在对细节的考察研究中辨析其异同，并挖掘产生异同的原因，如此研究使史诗的研究更全面、视野更开阔、基础也更扎实、论据更充分、结论更可靠。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2] 满都夫：《蒙古族美学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3] 季羡林、刘安武选编：《印度两大史诗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9页。

[4] 刘放桐等：《西方现代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5页。

[5] [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第1卷，金克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