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平洋商业帝国”与美国东亚战略

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刺激着美国人的扩张欲望与野心，促使美国人要与英国人在太平洋地区展开竞争，建立他们心目中的“太平洋商业帝国”，美国的“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成为美国东亚扩张战略的思想基础。[2]

美国独立之后，由于当时大西洋地区已被英国人控制，美国人只好将目光转向太平洋。在与太平洋西岸的贸易中，美国人逐渐认识到亚洲对美国未来的重要性——不仅是作为其大陆疆域扩展完成后的自然延续，而且与亚洲的商业贸易能够为美国带来好处。1815年，曾冒险进入太平洋的美国船长大卫·波特在给麦迪森总统的信中说：“我国与俄国、日本和中国交界，而与我国交界的那些群岛，与我国西北海岸关系就像西印度群岛与大洋沿岸诸国关系一样……”至1835年，随着与中国和东印度群岛交往增多，美国组建了一支独立的东印度海军舰队。弗德雷·默克提出“天定命运”的说法，认为它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向太平洋地区扩张”。19世纪40～50年代，“天定命运”的观点极其盛行，大多数美国人做着“天定命运”的美梦，认定美国一定会按上帝的意图把美国文明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3]

1846年，时任纽约州州长的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明确提出，美国不仅要统治西半球，还注定要势不可挡地冲破北美的坚冰障碍，在太平洋彼岸拥抱东方文明。他认为，“向国外销售产品与纺织品最多的国家，应该成为也必将成为地球上的强国”。美国的领土已经够大，“海上帝国而非陆上帝国才是唯一真正的帝国”，一个国家只有控制了海洋——包括太平洋和大西洋，才算得上真正的帝国。而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大西洋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太平洋包括它的海岸、岛屿和广袤的区域，今后将成为国际重大事务的主要舞台。他不再关心领土扩张，而是开始关心从西半球转向亚洲的商业扩张，呼吁为控制亚洲的市场做准备。西沃德非常清楚美国人在这个“太平洋商业帝国”中的作用，美国人贡献给世界的是政治和社会理念，对外贸易将代替军事征服成为构建美国“太平洋商业帝国”的主要途径。[4]西沃德的“太平洋商业帝国”设想——他的朋友称之为“西沃德主义”，实际上是欲以墨西哥城为首都、以美国为大本营向外扩张，主体包括美国本土、北美洲和太平洋，通过贸易手段实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利益。[5]

在西沃德的宏伟蓝图中，中国无疑是其最主要的扩张目标，于是开辟一条从美国经太平洋通往中国的航线成为必要。1848年5月，美国海军委员会的巴特勒·金（Butler King）向众议院提出一项报告，建议开辟从美国西海岸横渡太平洋到中国的航线。巴特勒认为，英国对华出口的纺织品依赖美国的棉花，美国的地位要比英国有利得多，只要美国的制造商更细心地研究中国人的需要和嗜好，美国在廉价布匹方面可以完全应付英国的竞争，而实现这种竞争优势所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运输，因此必须将电报线延长以横贯大陆，并“开辟一条自旧金山或蒙德勒至上海和广州的轮船航线”。[6]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也是横贯太平洋航线的狂热支持者，他设想开辟一条从旧金山经由日本到上海的航线。佩里认为，这条商业航线可以使美国商船节省数天的时间，在时间上取得优势从而可以击败英国。这将大大有利于美国的商业扩展，特别是“上海现在正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埠，而且与美国的贸易额确实已超过广州”。考虑到上海周围盛产优质茶叶、丝绸及其他名贵和有价值的商品，这些商品可以“通过汽船五周内运到加利福尼亚，八周内运到纽约”，所以这条航线对美国商业的价值无法估计。[7]

1853年，西沃德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声称，对美国的竞争“不是在美国大湖区，也不在大西洋沿岸，不在加勒比海、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而是在太平洋及其岛屿和周边的大陆”，在东方那些大陆和海洋上已能找到竞争者的战利品了。因此，他呼吁美国控制亚洲的市场，把美国的权利扩张到太平洋“并且控制东方发达的商业”，用美国的观念和影响去改造亚洲社会。1861年，西沃德出任国务卿后，积极支持任何扩张美国对外贸易的努力。西沃德坚信太平洋航线对美国的帝国梦至关重要，以致其不惜违背自己一向反对奴隶制的理念，同意加利福尼亚在保留奴隶制的情况下加入联邦。他推动美国对太平洋的考察，支持佩里远征日本，鼓励中国人移民加利福尼亚，建造横跨大陆的铁路，开通从洛杉矶经三明治群岛（夏威夷群岛）到日本和中国的邮轮。[8]

西沃德所提出的商业帝国的核心市场是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他认为，如果保全中国领土而西方国家在亚洲建立机会均等体制，那么美国将会得到最大的商业利益。因此，机会均等和保全中国领土就成为西沃德对华政策的两个指导思想。1868年，他和清政府赴欧美使团的代表、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在承认中国领土完整和关税主权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中国推行的“机会均等”的贸易政策，既保证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永远对美国开放，又避免了欧洲列强瓜分中国。[9]西沃德勾画了美国“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蓝图，还制订了一整套向东亚及亚太地区扩张的行动计划：美国和东亚是两个基本点，太平洋为连接两个基本点的通道，目标为从东亚获取商业利益。这套“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实际上成为美国对东亚及亚太政策的重要基础。[10]

1853年，美国政府派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为驻华专员（Commissioner to China），去贯彻西沃德的“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构想。此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在中国南方兴起，清廷内外交困，国力进一步被削弱。马沙利担心英国和俄国会乘机侵蚀中国领土，进而影响整个亚洲政治格局的走向，并使美国的太平洋扩展计划受阻。他向美国政府建议采取干预政策。他主张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在仁慈的愿望指引下（适合美国人在世界上扮演的特殊角色），将和平带给中国，保护中国人来对付无情的欧洲侵略者，‘通过对其自然资源的合理的、和平的和科学的使用来提高它的人民的素质’。……也会促使中国对美国棉制品的兴趣，这样，我们有朝一日会使曼彻斯特的竞争者黯然失色”。[11]但是，美国政府当时还不想采取这么大胆的建议，觉得克制政策加适当的强硬也许更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一年后，马沙利被召回国，他的继任者麦莲则比较谨慎。

美国精英阶层一方面在构建着他们的“太平洋商业帝国”蓝图，另一方面也在东亚整体格局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积极寻求扩大自身的利益。看到英国在对华战争中节节胜利，1842年，美国政府派遣加尼（Lawrence Kearny）率领海军到达广州，加尼到达中国后便致力于寻求在华最惠国待遇。1843年，美国政府派出顾盛使团来华。1844年，顾盛与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望厦村签订《望厦条约》，美国得以分享到英国通过战争获得的在华权益，也可以在五口通商、居住和派驻领事。所以，巴特勒·金不仅计划开辟一条至广州的航线，还计划开辟一条至上海的航线。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鸦片战争的积怨，也因为一些英国人的骄横跋扈，1843年、1846年和1847年，英国人几次企图进入广州城进行贸易和居住都遭到了广州绅民的激烈抵制，而清政府则坐视不理。因此，直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人仍只能在广州外城活动。[12]既然英国人不能进入广州城，美国人也不会例外，其驻华专员及驻广州领事分别长驻黄埔和澳门。

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不得不先在广州之外建立一个基地。这个基地最好距离广州比较近，甚至是从海上到达广州的必经之地。英国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割占了香港岛[13]，1843年美国在香港设置了领事。虽然香港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但美国出于对英国的防范，宁可将军舰驻泊在澳门，又怎么会将英国人控制的香港作为建立“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支点呢？相对来说，澳门不受中国政府控制，同时也不受劲敌英国的管治，国力已经衰落的葡萄牙也构不成对美国在东亚的威胁，而且葡萄牙在澳门的殖民扩张受到中国官民的抵制，正需要西方强国的声援，美国无疑是一个可以拉拢依靠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