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二战结束前日本中共研究的特点
【主讲人简介】韦磊，200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7月至2014年7月就职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2014年7月以来就职于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任副教授。2004年起开始从事国外中国学研究，主要侧重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工作。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主持及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韦磊：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接到路克利老师的通知时，我正好在关注日本的情况，就准备了一些关于日本中共研究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前，日本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成果在数量和影响方面均居世界领先地位。[1]20世纪20年代至二战结束，日本对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度关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 起步较早，持续关注
日本是海外对现代中国的研究起步较早的国家。早自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开始对现代中国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诞生后不久，日本就对新生的中共给予了关注和研究。
1923年，峰村新一郎翻译的甘露德（Rodney Yonkers Gilbert）编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由世界思潮研究会出版。[2]该书虽然不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却是日本出版的最早涉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著。
1925年，长野朗著《中国工人及工人运动：世界的威胁》一书出版。该书第十四章“工人运动”的第二节“政治团体间的关系”，专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3]该书是日本学者最早涉及中共并对中共进行论述的论著。
长野朗所著《中国的社会运动》一书于1926年3月28日出版。该书的第六章为“中共的诞生及其加入国民党”，第七章为“中共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的组织状况”，第八章为“国民党内讧”，第十章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第十一章为“广东共产党的建设”。[4]这五章主要是对1920～1926年的中共以及中共与国民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内容是日本研究中共及其历史的最早成果。[5]同年4月30日，佐佐木到一所著《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及其分析》一书出版，该书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别为“共产国民党”和“排斥共产主义的兴起”，主要记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排斥等情况。[6]
1926年8、9月，橘朴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一文。该论文是日本最早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专题研究论文，其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至1926年间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以及中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7]
日本最早出版的有关中共研究的专著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的佐田弘治郎组织编译、1926年12月10日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之现行条约观》。该书是根据当时中共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社编印的《不平等条约》翻译的，[8]因此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日本研究者的成果。由日本研究者完成的首部中共研究专著应为1927年出版的《近期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书。该书主要探讨了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其中与中共有关的章节为：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党的组织、政策的变更，新政策，土地革命，与国民党的关系，对共产党未来的各种预测。[9]
1924年，清水安三的《中国当代新人物：旧人与新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进行了介绍。关于陈独秀，该书主要分五个部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一，政治革命，主要介绍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其二，思想革命，主要介绍陈独秀从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并论述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过程，以及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尊孔复古逆流的思想文化背景等；其三，文化运动，主要介绍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活动；其四，反宗教运动，主要介绍陈独秀参加的反宗教活动，并说明了陈独秀反宗教的理由；其五，社会主义，简要介绍陈独秀参加的革命活动，并说明陈独秀为中共领导人。该书对李大钊介绍得相对简单，主要介绍了李大钊从早年求学至20年代的主要经历，其中重点介绍了李大钊参与的反宗教活动，同时也提到了李大钊与苏俄方面进行的联系等。[10]该书对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并没有完全从中共创始人角度加以深入分析，但将陈独秀、李大钊作为当时中国出现的新人物加以介绍，也显示了作者对他们的关注。
日本对中共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自1923年开始就持续不断地进行关注和研究。笔者以“中国共产党”“支那共产党”等为主题词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馆藏著作和论文进行检索，排除重复后，累计获得1923～1945年日本的中共研究专著或论文496部（篇）。其中，各年度的研究成果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1923～1945年度日本中共研究成果统计
由表1可知，1923～1945年，日本研究者始终对中共给予关注、研究。其中，1923～1940年，除1935年、1939年较上年度有明显下降外，中共研究的整体趋势是逐年上升的。1930年、1937年还出现了较上年显著提升的现象。1941年之后，日本关于中共的研究出现了逐年下降的态势。1936～1942年是日本集中关注中共研究的时段，达到了每年30部（篇）以上，7年间的成果数量占整个时段全部成果的61.1%。
二 反应及时，服务现实
日本关注、研究现代中国、中共并非源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动机，根本原因是日本对华现实政策。为服务现实，必然要求日本对于现实中国有准确的把握，更需要对现实中国有及时的追踪、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提升，日本方面日益关注、研究中共也成为必然，其中共研究也相应体现出反应及时、服务现实的特点，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日本对中共的现状进行了及时的追踪、分析和研究。在近500部（篇）中共研究成果中，有270部（篇）是直接关于中共现状的介绍和研究的，约占全部成果的54%。日本对与中共相关的重大事件多数都及时进行了追踪、介绍和研究，如反映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与分裂》，[11]反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红军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进一步推却——瑞金的陷落及蒋介石的立场》，[12]反映1936年红军东征的《中国工农红军侵入山西与“防共”的意义》，[13]反映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整肃》[14]等。
第二，机构作者特别是政府部门在中共研究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就日本中共研究的总体状况看，机构作者的成果相对集中，个人作者的成果相对分散，机构在研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全部496部（篇）成果中，由机构完成的中共研究成果数量为226部（篇），分别由89个不同机构完成，平均每个机构2.54部（篇）。而另外的226部（篇）成果则是由153位个人作者完成的，平均每位作者1.47部（篇）。这说明机构作者相对集中，个人作者则相对分散。这一时期由政府部门完成的成果累计有120部（篇），占全部机构作者成果的53.1%，占全部研究成果的24.2%。这也说明政府部门在中共研究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政府部门在进行中共研究时，重点关注中共的现实问题。在270部（篇）有关中共现实问题的研究中，由机构作者完成的有146部（篇），占中共现实问题研究成果的54.1%，其中，外务省21部（篇），“满铁”8部（篇），兴亚院8部（篇），陆军省8部（篇），内阁情报部6部（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军方在中共研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军方相关部门共有20部（篇）相关成果，其中既有政府部门如陆军省等，也有侵华日军部队，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中国驻屯宪兵队司令部、多田部队参谋部、华北派遣宪兵队等。
第三，研究成果无论数量还是内容均围绕现实而变化，直接为侵华战争服务。众所周知，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因此，日本该年度的中共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直接打上了上全面侵华战争的烙印。1937年是二战结束前日本出版、发表中共研究成果最多的年份，中共研究的成果有70部（篇），占1923～1945年全部成果数量的14%，较上一年度的35部（篇）增长了一倍。其中，直接涉及中共与抗日战争并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论著就达39部（篇），占当年全部成果的55.7%。这方面的论著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其一，介绍与研究中共抗日政策，如《中共与抗日政策》。[15]其二，关于中共领导的军队的状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外务省情报部编写的《中共军队》（《支那共產軍を語る》）一文。该文先后发表于《周报》（《週報》44）、《宪友》［《憲友》31（11）］等期刊，当年还多次被其他论著收录，[16]主要内容包括：红军的改编、改编前红军的兵力及组织、中共军队的指挥（命令）系统、战术、军事政治教育工作、中共军队的重要性等。很明显，该文完全是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需要的。[17]其三，中共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运动的发展，如第二国民会编辑部编写的《動く北支》中就专门论述了中共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问题，[18]《日本经济年报》（第29集）中也专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运动的发展。[19]
1944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其中共研究也直接体现出其现实政治中的力不从心。因此，该年度的中共研究仅有9部（篇），较上年度的25部（篇）急剧减少。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其服务于侵华战争的中共研究也基本上完结。
可见，二战结束前，日本中共研究的主要动力就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服务现实是多数中共现状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
三 形式多样，方法先进
第一，主要采取了文章和著作两种载体形式。在496部（篇）中共研究成果中，累计有文章140篇，占全部成果的28.2%；著作类成果356部，占全部成果的71.8%。著作类成果实际又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以中共为主题的专题性著作，累计有161部，占全部成果数量的32.5%；二是部分内容与中共直接相关的著作累计有195部，占全部成果的39.3%。
第二，表现形式上既有专题型成果，也有非专题型成果。所谓专题型成果就是直接以中共为主题的介绍及研究成果。这类研究累计有文章140篇、著作161部，合计301部（篇），占全部成果的60.7%。所谓非专题型成果，就是成果并非以中共为直接研究对象，但内容涉及中共，中共研究构成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这类成果累计有著作195部，占全部成果的39.3%。
第三，既有介绍、研究型成果，也有文献资料型成果。在全部496部（篇）中共研究的成果中，有429部（篇）是关于中共的介绍和研究，另外67部（篇）则是日本方面搜集、整理、编撰的关于中共的各类文献资料，占全部成果的13.5%。虽然日本关于中共的文献资料在其全部中共研究的成果中比重不是很大，但在二战前国外中共研究中仍位居前列。
第四，既有日本本土学者、机构研究的成果，也有对其他国家中共研究成果、材料的译介。在496部（篇）中共研究成果中，由日本本土机构、作者完成的有451部（篇）[包括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相关机构完成的7部（篇）]，其他45部（篇）则是由日本相关机构或个人翻译的其他国家的中共研究成果或资料。日本译介的有关成果或资料有以下几类。其一，其他国家中共研究的成果，如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第八路军从军记》、威尔斯（Nym Wales）的《红色中国内幕》、米夫（Mif Pavel）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年史》。其二，有关中共的文献资料以及中共相关人物撰写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批判》，瞿秋白的《中国大革命史》，张闻天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年史》等。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输入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同时开始创办现代高等教育，培养掌握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人才。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中国研究开始走上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轨道。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在中共研究中也广泛采用了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
首先，大批经过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人员投入中共研究之中。二战结束前，日本的中共研究专家大多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这就使他们在中共研究中能够广泛地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这一时期，作为个人作者产出成果最多的波多野乾一就是1912年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政治系的。松元鎗吉、中保与作、村田孜郎等人同样也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伊藤武雄于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并于1926年赴美国留学。小竹文夫于1927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橘朴则是东京拓殖大学的毕业生。
其次，运用现代实证调查研究方法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研究。其中，“满铁”的调查是其中的代表。“满铁”强调对华开展“综合调查”，即从“日满华的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等进行多方面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20]这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特征。由“满铁”的“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开展的调查，被认为“成功地实现了基本调查与政策调查的综合，发挥了满铁调查的真面目”，[21]其调查成果中的第三分册政治篇（二之Ⅱ）就是关于“八路军及新四军”的。“满铁”关于中共的调查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还有1936～1939年由大塚令三、中西功等在原江西苏区收集有关中国共产党资料的调查研究活动，其调研成果主要体现为大塚令三执笔撰写的《中国现阶段的红色势力》（经济调查资料，第126编）。
最后，搜集、整理、编撰了一批中共的文献资料。除了编辑、出版上述实地调查资料外，日本方面还搜集、整理、编撰了大量的中共文献资料。严格意义上讲，文献资料并不属于研究成果，但是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撰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起步和基础。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前，日本累计搜集、整理、编撰了67部（篇）关于中共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中共会议的决议等文件，如1930年“满铁”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等。其二，中共领导人的报告、文章、著作等，其中毛泽东的有关报告、文章、著作等是日本方面关注的重点。1929年，《中国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中就刊发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22]关于毛泽东的文献还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新民主主义论》等。[23]其三，有关中共的文献资料汇编，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中国共产党文献汇集》。其四，编辑出版了既有介绍性又有一定研究性的调查资料或参考资料，这方面以东洋协会等着力较多。东洋协会调査部在1940年出版了《西安事变后中共军队的动态》《西安事变全貌》《中国抗日军队全貌》《中国宪政问题调查资料》，1943年出版了《中国国共两党政治思想史》等与中共相关的调查研究资料。
四 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二战结束前，日本的中共研究基本上涵盖了中共的各个方面，同时，也体现了日本的关注重点。日本的中共研究从内容看覆盖了中共历史和中共现状研究以及中共的思想理论等，其中又以现状研究为重点。在近500部（篇）中共研究成果中，有270部（篇）是直接关于中共现状的，约占全部成果的54%；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成果有130部（篇），约占全部成果的26%。此外，关于中共思想理论的成果大约有33部（篇），关于中共的文献资料有67部（篇）。可见，1923～1945年，日本对于中共的研究重点是在现状方面。
第一，中共现状研究基本涵盖了中共的各个方面，其中关于中共的基本情况的追踪和把握是日本最为关注的方面。这一时期，日本中共现状研究的情况是：关于中共党内斗争的有3部（篇），关于中共动向与动态的有11部（篇），关于中共基本情况的有123部（篇），关于中共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有7部（篇），关于国共关系的有14部（篇），关于中共近况的有13部（篇），与中共相关的军事问题的有90部（篇），其他方面有9部（篇）。可见，在关于中共现状的研究中，日本最为关注的是对中共基本情况的把握。这方面的论著有123部（篇），占全部中共现状介绍、研究类成果的45.6%。这方面的研究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中共的总体性、概括性介绍和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长野朗的《中国共产党》，[24]波多野乾一的《中国共产党概观》《中国共产党透视》[25]等；二是关于中共现状的介绍和研究，如草野文男的《中共现状调查报告书》第10号、中保与作的《中共现状》等。[26]
此外，与中共相关的军事问题受到重视，是日本中共现状研究中的一大重点。1931～1945年，日中关系的核心就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因此，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相关的军事问题成为日本方面关注的一大热点。这一时期的成果累计有90部（篇），占现状介绍、研究类成果的33.3%。这些成果基本上都完成于1931～1943年。其中，1936年和1937年分别完成了16部（篇）和20部（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陆军省新闻班编写的《近期中共军队的情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展望》，深田悠蔵的《中共军队的现状》，长野朗的《游击队与游击战》[27]以及1939～1940年日苏通讯社编辑出版的13部反共丛书等。
第二，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既有通史性研究，也有专题史研究，还有年度史研究。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和介绍累计有130部（篇），占全部成果的25.4%。日本对中共专题史研究有着更大的兴趣，这类研究成果计有71部（篇），占全部中共历史研究成果的54.6%。此外，年度史研究有10部（篇），占7.6%；通史类有49部（篇），占37.7%。
在专题史研究中，日本对中共人物特别是对毛泽东给予了高度关注。日本关于中共人物的研究累计有30部（篇），占全部专题史研究的42.3%，其中有20部（篇）是专门介绍、研究毛泽东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波多野乾一的《中国的红色旋风：毛泽东传》。[28]这是日本较早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成果。除对毛泽东展开集中研究外，日本方面还对中共领导人群体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如1937年出版的斋藤刚《中国：机构与人物》一书就对陈独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项英、李立三、贺龙、方志敏、秦邦宪、张闻天、张国焘等做了简单介绍和分析。[29]波多野乾一的《延安水浒传——〈中共领袖群像〉》则将中共领导人及中共领导的军队的主要将领比为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分别加以介绍，影响较大。[30]
第三，关于中共思想、理论、政策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日本比较关注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中共的抗战政策和土地、农业农民政策等。
毛泽东的思想的介绍方面，深田悠蔵在《中国共产军的现状》一书中对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思想和理论进行了介绍。[31]新井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进行了介绍；[32]1944年外务省调査局第二课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剖析》专门分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论的主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及战略、中共的民主建设等内容。同一期杂志中还刊登了关于中共土地、劳动政策的研究成果，具体内容包括：中共土地政策史概览、国共合作后的土地政策、中国农村实际状况、中共的新劳动观念的建立、变工扎工政策、变工扎工政策的意义等。[33]关于中共的农业农民政策，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农业农民政策》《晋察冀边区内中共的农业政策》《中共农民运动中经济政策的变迁》等。[34]
综上所述，日本是较早并持续对中共进行追踪研究的国家。其研究及时地反映了中国国内以及中共的最新变化，大多密切服务于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日本的中共研究采取了多种形式，其所运用的方法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日本对中共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进行了研究，同时研究重点也非常鲜明，即关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正因如此，随着日本战败，其服务于现实的中共研究遭遇到重大挫折，直到日本的内政外交重建后才得以重新开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日本是海外较早对中共展开系统研究的国家，其二战结束前的研究也为战后日本的中共研究、中国研究奠定了基础。
以上我抛砖引玉，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各位老师和同学有兴趣的话，关注一下这个领域，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路克利（主持人）：刚刚韦磊老师对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做了一个很翔实的介绍，发现了很多新的材料，也有很多新的观点，讲得非常好。下面我们先休息10分钟。
路克利（主持人）：老师们、同学们，我们继续。我们有请管向前老师为大家做报告。
[1] 关于20世纪上半叶日本现代中国研究兴起的原因、影响等可参见拙文《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兴起与侵华战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二战”前日本现代中国学的生成动因分析》（《东疆学刊》2014年第2期）。
[2] ロドニイ·ギルバート，峰村新一郎訳《支那と共産主義》，世界思潮研究会，1923。
[3] 長野朗：《支那労働者及労働運動：世界の脅威》，燕塵社，1925。
[4] 長野朗：《支那の社会運動》，行地社出版部，1926。
[5] 目前，中国学术界认为日本最早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是收录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一书中的伊藤武雄《中国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政党》一文。同时，这一观点也为伊藤武雄自己所坚持：“说到关于‘大革命’的研究，在我离开日本以前，向《社会思想丛书》第一卷《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寄去一篇《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文章，这与同年细川嘉六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明天》，同是向日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最初论文。”（伊藤武雄：《生活在满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长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第4辑，1984，第64页）伊藤武雄所著《中国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政党》一文发表于1926年12月8日（同人社書店）。实际上，在伊藤武雄的论文发表之前，日本已经有多部有关中共研究的论著发表。
[6] 佐々木到一：《中国国民党の歴史と其解剖》，東亜同文会調査編纂部，1926。佐佐木到一后来成为日本陆军中将，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
[7] 橘樸：《中國共產黨の階級鬪爭觀》，《新天地》1926年第6（8）、（9）期。该文后收录于橘朴的《中国革命史论》一书中。
[8] 佐田弘治郎：《支那共產黨の現行條約觀》，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调查课，1926。
[9] 長野朗：《最近ノ支那共産運動》，日華実業協会，1927。
[10] 清水安三：《支那当代新人物：旧人と新人》，大阪屋号書店，1924。
[11] 金井清：《国民党と共産派の離合》，1927。
[12] 《支那共產軍の一步退却——瑞金の陷落と蒋氏の立場》，《国際写真新聞》1934年第86期。
[13] 中村常三：《支那共產軍の山西侵入と『防共』の意義》，《国際評論》1936年第4期。
[14] 草野文男：《中國共產黨の內部肅淸》，《月刊ロシヤ》1942年第8（4）、（82）期。
[15] 日本外政協会：《支那共產黨と抗日策戰》，《世界と我等》1937年第7期。
[16] 收录该文的还有：外務省情报部《国際時事解説》，三笠書房，1937；佐藤隆徳《国民精神総動員と戦時戦後の学校経営》；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研究部教育科《非常時局下に於ける青少年教育第8輯地理·歴史教材資料》。
[17] 外務省情报部：《国際時事解説》，三笠書房，1937。
[18] 第二国民会編輯部：《動く北支》，1937，第113～135页。
[19] 東洋経済新報社：《日本経済年報》（29），1937，第15～24页。
[20] 野间清等：《满铁调查部结合调查报告集》，亚纪书房，1982，前言，第4页。
[21] 满铁上海事务所：《关于时局和调查部运营的若干考察》，《部报》第13号（通卷），昭和16年9月，第2页.
[22]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査課：《支那国民革命に於ける農民運動》，南満洲鉄道，1929年。
[23] 《论持久战》，《揚子江》，1938，1（2）；《论新阶段》，《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共再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1939；《当前时局的最大危险》，《大陸》1940（新年號）；《新民主主义论》，東亜研究所，1941；《新民主主义论》，人民社，1945。
[24] 長野朗：《中國共產黨》，《日本読書協会会報》第77号，1927年3月。
[25] 波多野乾一：《中国共産党概観》，東亜研究会，1932；《中國共產黨の透視》，興亞院政務部，1941。
[26] 草野文男：《中国共産党の現状調査報告書》第10号，日本外交協会調査局，1942；中保与作：《支那共産党の現状》，善隣協会，1943。
[27] 陸軍省新聞班：《支那共産軍の近情》，1936；《抗日人民戦線運動の展望》，中国資料月報社，1936；深田悠蔵：《支那共産軍の現勢》，改造社，1939；長野朗：《遊擊隊と遊擊戦》，和泉書院，1940。
[28] 波多野乾一：《支那の赤い旋風毛澤東傳》，《大陸》1930年5月號。
[29] 斎藤剛：《支那：機構と人物》，太陽閣，1937。
[30] 波多野乾一：《延安水滸傳——〈中國共産黨領袖群像〉》，《大陸》1940年9月號。
[31] 深田悠蔵：《支那共産軍の現勢》，改造社，1939。
[32] 新井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东亚论丛》1940年12月號。
[33] 外務省調査局第二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剖析》，《露西亜月報》，1944年（97）。
[34] 石田達夫：《支那共產黨の農業農民政策》，《帝国農会報》1938，28（3）；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北支経済調査所：《晉察冀邊區に於ける中國共産黨の農業政策》，南滿洲鐵道調查部，1941；華北綜合調査研究會：《中國共產黨ノ農民運動ト經濟政策ノ變遷過程》，華北綜合調査研究會，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