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眼中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
【主讲人简介】韩强，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任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二级教授，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北京市“长城学者”，北京市高教学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干部制度改革、高校党的建设。出版专著9部，在《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各1项，主持完成其他课题20余项。
韩强：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海外中国共产党党建研究概论。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是对海外学者所做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进行的再研究，其目的是通过对海外学者的研究视角、方法、材料、成果、观点等进行跟踪和评析，对当前国内的理论研究以及党的建设工作起到启发、借鉴、促进作用，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同时通过中外学者的交流碰撞，传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理论和信息，消除海外学者和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引导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舆论，为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体既包括海外学者，也包括国内学者，海外学者的研究是基础，国内学者研究则以海外学者研究成果为对象，并结合国内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比较，是一种互动式的融合性研究。目前这一研究较关注海外学者的研究进展并进行分析评述，但对国内学界的研究情况还缺乏全面的整理介绍。实际上，国内学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建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学术活动逐渐开展，研究成果的社会关注度也得到提升，对此加以整理分析也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任务。
一 中国学者眼中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现状
伴随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日益关注，海外中国研究逐渐从注重传统文化转变为注重现实问题，也使这一研究完成了从海外汉学到海外中国学的转变，其中对中国共产党现实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地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者及时捕捉到这一变化，形成了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一新领域，其中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虽然这一研究起步较晚，并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但是一直在不断发展，近年来更是呈现兴起的趋势。
（一）国内研究机构、学者与学术活动
由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从总体上属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海外中国学研究又脱胎于海外汉学，因此国内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主要是由若干海外中国学、海外汉学研究机构和独立学者进行的。目前国内的海外中国学、海外汉学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4年2月10日成立）、北京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室（1975年成立）、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成立时间不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1996年11月成立）、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1996年11月成立）、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12年6月21日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1996年3月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2012年3月成立）、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的国际汉学研究所（2003年9月成立）、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成立时间不详）、四川外国语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所（1991年1月成立）等。这些机构各有其研究重点和特色，如北京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室以文献、文学研究见长，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以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为主，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为主要对象的只有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一家。
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6月21日，当年9月28日召开了中心成立大会和海外中国学学术研讨会，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2013年12月、2014年12月，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第1辑和第2辑，其中的主要栏目即为“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海外中共党建研究”；2014年6月28日举办了首次“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学术研讨会；2014年9月26日举办了“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海外邓小平研究学术研讨会”；2014年6月，学习出版社出版了梁怡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该书是2011年获批的第三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11FKS005）的最终成果；此外还发表相关学术论文50多篇。
目前从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如下各位。
梁怡，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教授，长期从事海外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各一项，代表作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学习出版社，2014）、《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情况评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6期）、《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特点》（《北京日报》2012年4月23日）、《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学术全球化趋势下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新视野》2012年第6期）、《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等。
韩强，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建研究，近年来亦专注于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主持北京市教委长城学者项目一项，项目名称为“海外中国学与完善党的建设学科体系研究”。围绕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发表了一批成果，主要包括：《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几个问题》（《理论学刊》2013年第8期）、《2013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几个热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5日）、《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中共党建研究评析》（《长白学刊》2014年第5期）等。
路克利，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曾公派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要从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代表性著作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发表论文有：《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费正清1946年对国共两党的预料与分析》（《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哈佛学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有关问题的研究》（《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论费正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刺激-反应”分析范式》（《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和两条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等。
王爱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代表作有：《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解读——〈中国共产党：萎缩与适应〉介评》（《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等。
乔君、陈鹤、翟亚柳三人均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三人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论著，并联名撰写了大量系列综述性论文，代表作有：《2007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2008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2009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2010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等。
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管永前博士，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武根博士，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许峰教授、周文华教授、马小芳教授、刘晓云副教授等也都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相关成果。
与此同时，这一领域的学术活动日渐增多。2011年6月6～7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由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和探讨；[1]2014年6月11日，“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研讨会在哥本哈根召开，正在丹麦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并发表讲话，表示中方以开放、包容、支持、合作的态度欢迎更多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议从历史、人民、文化、实践和世界等角度全面客观深入地加以研究。[2]除了上述及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活动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举办了一些活动，如2011年6月10日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外国记者开放日活动，让外国记者走进中联部，了解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联部派出多路代表团，分赴周边及非洲、拉美、欧洲、中亚等地区，对全会精神进行深入解读。这些活动增进了相互了解和理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主要研究成果
1.系列译著的出版
对于新兴研究领域来说，译著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大量译著的出版有利于国内学者了解信息，掌握动态，进行深入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比较早地开展了国外重要研究论点的摘编和评析工作，出版了《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译文集》（共两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时期）》、《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等，并编辑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未出版）。
一些学者个人也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已出版的主要有：侯且岸等人翻译的莫里斯·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俞金尧等人翻译的马若德和费正清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杜蒲、李玉玲译等人翻译的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刘路新、高庆国等人翻译的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等。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石仲泉、萧延中主编的8卷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其中包括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莫里斯·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约翰·布莱恩·斯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布兰特利·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杨炳章（华裔）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这套译丛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和深入开展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和魏海生主编的《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成果。
2.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受到关注，有关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开始明显增多，主要有：李君如、钱宏鸣、张彩云著《毛泽东研究在海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李君如、张勇伟著《海外学者论“中国道理”与毛泽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侯且岸著《毛泽东研究史论》（北京出版社，1995）；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4卷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8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何培忠著《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尚庆飞著《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成龙著《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夏斯云、张云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韦磊著《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路克利著《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研究论文数量也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代表作有：向青《对美国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的印象》（《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杨世文《西方毛泽东研究前史简述》（《四川党史》1994年第2期）；沧南《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评施拉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点》〔《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赵勇《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12期）；邱观建、贾钢涛《论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尚庆飞《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矛盾论〉的复调式解读》（《现代哲学》2006年第4期）、《历史与结构：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8期）、《西方视阈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尚庆飞、韩步江《国外毛泽东研究第四次论战的再思考》（《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黄志高《施拉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张静、靳书君《美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概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李佑新、陈龙《继承、创新与挑战——沃马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探寻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迈斯纳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梁怡《俄罗斯学者看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哈佛学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有关问题的研究》（《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曹景文《浅析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国外学者论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开拓》（《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等等。
3.已立项的高级别科研项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各级别科研立项中有所增加，主要研究课题如下。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主要有：北京大学张注洪主持的国家“七五”项目“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梁怡主持的国家“九五”课题“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成龙主持的国家“十五”课题“海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南京大学尚庆飞主持国家的“十一五”课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研究”；梁怡主持的2011年第三批国家社会科学后期资助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韦磊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世纪以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评析”；曹景文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外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研究综述”等。
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要有：梁怡主持的北京市“十一五”重点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韩强主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2012年委托课题“国外对党的建设与组织工作的研究述评”（研究报告）；成龙主持的广东省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启民主持的教育部项目“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陕西省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陕西省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理论形态与逻辑结构研究”；尚庆飞主持的教育部一般项目“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教育部项目“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批评”；成龙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等等。
除国家级、省部级外，一些省级党校、高校和研究单位也加大了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为高级别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培忠的“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的“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现状与现实意义”；南京大学杨丹伟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方法、观点和评价”；西北政法学院杨永康的“国外著名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评析”；等等。[3]
（三）研究领域与代表性观点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宏观分析，包括研究背景、方法、阶段、总体进程等；二是对海外中共党史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海外学者关注的中共党史的重要人物、事件、作品、观点、比较等；三是对海外中共党建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海外学者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问题，如指导思想、五大建设、具体实践、工作创新等。国内学者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对国外学者的研究进行介绍和评析。
1.对海外学者研究进程的分析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但对这一过程如何进行划分和概括，国内学者有不同的判断。多数学者把它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期研究阶段，时间段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第二阶段为研究兴起阶段，时间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三阶段为研究消退阶段，时间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四阶段为回升阶段，时间段为1992～1997年；第五阶段为深入研究阶段，时间段为1997年至今。总体来说，研究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功有着直接的联系，如20世纪50～70年代，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充满好奇，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物、领导方法、组织构成、相关政策等进行了积极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1989年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多国共产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重蹈苏东国家共产党覆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相关研究一度归于沉寂。但随着中国共产党成功走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阴影，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执政成就日益辉煌，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在金融危机中举步维艰，有的甚至深陷泥潭，许多国外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4]
2.对海外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研究的评述
中共党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自史华慈开山之作《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开始，陆续有鲍大可、史华慈、施拉姆、特里尔、马若德、齐慕石、托尼·塞奇、齐赫文斯基、季塔连科、竹内实、小岛朋之、格里戈尔·本顿等著名学者的著作出版。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时期党的奋斗历程研究，国共关系史研究，党史人物研究，党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研究等。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越来越关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建设经验的研究，这些方面的著述越来越多。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看，目前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研究进行评析。通过跟踪分析海外学者对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及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研究，国内学者逐步了解现状，把握进展，适时回击国外对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妖魔化”言论，维护党的形象。二是对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研究进行评述，重点关注海外学者对三大改造、“大跃进”、“文革”、“反右”、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三是对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重大政策的研究进行评析。党的历史上有许多重大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统一战线、整风、知识分子、改革开放等，对于海外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分析。四是对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重大问题的研究进行评析，如海外学者对不同时期党在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事件、政策等的研究，国内学者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3.对海外中共党建问题研究的评述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执政成就日益辉煌，引发了海外学者对中共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关注。以沈大伟、郑永年等为代表，一批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等陆续出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执政能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党的未来前景等多个方面，对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国内学者从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开始重点关注如下领域。
（1）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研究。海外不少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怀疑态度，虽然不为我们认同，但也可以提供启发，并具有警示作用。
（2）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问题的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思想冲击比较关注，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3）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问题的研究。海外学者对党的组织的收缩与调整、基层组织设置、干部管理、干部培养等问题较重视，其视角、方法、观点都值得借鉴。
（4）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问题的研究。海外学者很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腐败这一世界性难题，他们基于自身经验进行的研究和提出的建议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5）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未来走向的研究。政党不是永恒的，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因素究竟有哪些，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西方学者经常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虽不乏臆测成分，但其观点已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
二 引发国内学者积极开展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几个因素
引发国内学者开展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因素很多，国外学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具有基础性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中共中央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为加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提供了最有利的契机。
（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始于欧洲传教士来华，迄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早期的中国研究中，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中国的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等，人们习惯于称其为海外汉学研究。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国外学者逐渐把研究视野拉近到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从而逐步衍生出海外中国学研究。多数学者认同这一观点，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仅有称谓上的区别，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概念的使用。海外中国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研究对象、方法、体系、队伍、成果等方面都日趋丰富和定型，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性的学科，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自然而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其形成以哈佛大学东亚中心的成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不久，就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早期的成果包括1924年曾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写作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给美国国务院报送的报告——《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1937年斯诺（Edgar Snow）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此外，1938年伊罗生（Harold R.Isaacs）在伦敦出版的《中国革命的悲剧》，1947年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贾安娜（Annalee Jacoby）撰写出版的《中国的惊雷》等也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向世界介绍了中国革命，开辟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海外学界关于中共的研究开始兴起。20世纪50年代中期，海外学术界实际上形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5]
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认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其中仍有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海外中国学研究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关系，这一研究的总体特点、阶段划分及其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如何概括按国别区分的研究特色，以至海外中国学研究能否成为新的学科等，这些基础性问题研究的深化都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共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实施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任务，并强调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此后，党的十八大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新的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财政部制订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教社科〔2011〕3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推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一规定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正是在这一要求的推动下，一些高校成立了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并基于已有的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把自身的研究聚焦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开展了系列学术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明显特色。在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支持背景下，海外中国学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前景都是可以预期的。
（三）中国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坚强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基层民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形成，依法治国方略进一步实现；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创作生产更加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所有这些为中国赢得了更广泛的国际声誉，全面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的改革发展成就一方面为国外学者提供了研究对象和依据，不仅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发展并力图学习和借鉴，而且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及普通民众也更加关注中国，试图从中国的改革发展中找到解决本国问题和困境的出路、办法。他们看到中国改革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和领导者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执政正是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海外学界政界开始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仅注重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找寻中国变化的根源，而且越来越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执政思路、系列政策变迁、组织结构变化、党员干部问题等，由此使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逐步拓展，认识更加深入。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发展也为国内的人文社科研究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从学科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多门学科得以恢复并取得了较快发展，同时各种交叉学科、新兴学科涌现出来，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势头，也促成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引入。从资金项目支持看，目前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从国家到地方各层次投入逐渐加大，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数量到资金支持力度都有显著增加，此外还有教育部系统的项目资助、各省市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等，在项目类别上又有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出版项目、外译项目等给予支持。可以说，对国内学者学术研究的资助力度已经实现质的飞跃。从对外学术交流看，随着研究实力的提高和资助力度的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大量学者走出去，进入国际主流学术殿堂，同时也有大批国外学者来到中国开展学术交流。双方交流的深入使得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性、影响力，从而促进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繁荣。
（四）党建科学化的推动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量。党的十七大向全党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这里的科学理论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党的建设理论，也包括政治文明视野下的一般政党发展理论和各国政党治理的实践升华。此外，海外学者基于自身的价值观、政治经验和理论体系研究中国共产党形成的观点也是需要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这可以使我们避免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同时这些理论不仅对于我们研究以现代问题为主的党的建设有借鉴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大决策、事件、人物等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因此，党建科学化命题与任务的提出，极大地开阔了国内党史党建研究工作者的视野，使人们看到了海外学者研究的价值，相当于我们找到了一条用海外学者研究这一“镜子”来反观自身的途径。因此，加强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的再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我们开阔眼界，从别人的研究中找出不足，加以注意和改进，从而提高党的建设及党的一切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当然，在对国外学者研究的再研究中，我们要注意国外学者背后的价值观差异及可能的政治用意，在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为我所用，盲目迷信、照单全收和怀疑一切、一概排斥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三 几点思考
从国内学者关注研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动因、进程和热点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一）党的执政业绩是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最坚实土壤
海外学者之所以关注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领导革命还是建设、改革的过程中，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捧杀”和“棒杀”的论调，甚至有的人始终不怀好意，但是，作为学者要客观看待研究兴起的必然性，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要善于对国外学者的研究进行筛选、甄别，深入挖掘可以引为借鉴的东西，并及时进行翻译介绍，做进一步的研究，形成相关成果，以供领导决策之用。
（二）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争取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话语权
目前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话语体系都是西方学者建构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也是如此，这直接导致一些国外学者仍在使用错误的理论和视角进行研究，如党内权力斗争理论、性格决定论、派系影响论等一直拥有主流话语权，一些学者则以其权威地位影响着本国和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这就要求中国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工作者要用科学的理论、客观的事实、积极的态度、创新性的观点去影响海外学界，使其认识到自身研究的缺陷，逐步改弦更张，从而更好地与我们进行交流合作，最终为党的建设和国内的改革开放营造出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加强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对策性研究和专业队伍建设
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及时回应问题和解决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突出问题，研究工作者要能够为中央出主意、想办法，不断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升华认识、丰富理论、构建体系，以更好地指导后人的研究和实践。当前，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很多，包括如何应对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言论、如何树立良好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和政策、如何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既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又与世界政党发展相兼容相协调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工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做出回答。因此研究工作者要加强问题意识，善于把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问题和国外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从不同学科入手，发挥自己的研究优势，提出创新性的学术结论。当然，目前的研究队伍还存在不足，学科不够多元，水平也还有限，我们要吸引更多学者投身这一研究领域，大力扶持年青学者，重视专业研究阵地建设，充实外语翻译力量，利用团队力量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尽快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四）构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目前虽然有一些学者专门从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但由于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许多基础性工作有待展开。比如，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培养更多相关人才、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就有必要构建起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对研究的进程、方法、领域、观点、特色、人物、评价等都要做出概括性的说明，以更好地推进研究工作。目前研究还处于分散的阶段，研究工作者由于个人占有资料的局限，往往观点出入较大，研究的科学性不足，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把这一基础性工作做好，尤其应列入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部门的常规工作，利用推进中国特色智库建设这一有利时机，使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机构更好地发挥思想库的资政作用。
（五）加强与国外一流学者的直接交流对话
在中国共产党研究方面，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专业人士，如美国的沈大伟，新加坡的郑永年等人，他们的观点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力，虽然多数观点都是积极和客观的，但也有的认识和我们有差距，我们应加强与他们的直接对话，用我们的事实、理论去影响和说服对方，当然也要注意吸收对方有益的论断，这样我们无疑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们的学者要勇于利用国际学术平台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对方的不足，得到对方的尊重，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如果我们能有自己的学者和国外代表性人物一样站在领域的前沿，发挥主导作用，那么我们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也就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提升将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总之，国内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是一个亟须重视和扶持的新领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进一步壮大力量，加强交流，重点扶持，打牢基础，使其纳入中共党史党建和海外中国学，实现学科上的良性发展，同时发挥咨政作用，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这不仅是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更是提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影响力的迫切需要。
路克利（主持人）：谢谢韩老师。下面我们欢迎韦磊老师为大家讲解二战结束前日本中共研究的特点。
[1]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新华网，2011年6月7日，《人民日报》2011年7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观点摘编》，《人民日报》2011年7月4日。
[2] 尚军、杨敬忠：《刘云山出席“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hqxx/yw/201406/t20140613_1209930.shtml，2014年6月13日。
[3] 参见梁怡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学习出版社，2014，第22～28页。
[4] 韩强：《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
[5] 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