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方宋墓的研究概况

（一）考古学研究概况

南方宋墓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零星发现，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则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学者研究问题的不同，可以将这些论文和专著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发现简述型研究。这类研究是指对某一地区已发现宋代墓葬的总体特征进行的总结和描述，根据论文形成的不同时期以及材料积累程度的差异，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I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学者们分别对本省或本地区已见的宋代墓葬特征进行了概括性研究，如四川地区[18]、江苏地区[19]、湖北地区[20]、湖南地区[21]、上海地区[22]等。这些认识既有针对某一地区宋代墓葬的总结，也有将宋代墓葬作为某个历史时期的一个阶段进行的总结。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广州小北和广西贵县发现的宋代墓葬上，其讨论焦点主要是这些墓葬是否为宋代墓葬，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学术界对宋代墓葬的认识[23]。

这一时期的总结和概括是在当时发现材料积累较少的条件下所得到的认识，但是，它们对当时的田野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一些认识也在后来得到了印证。受材料所限，这些认识还停留在较为简单的“说物”阶段，与历史背景相结合者较少。徐苹芳先生在当时材料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对宋元火葬[24]和唐宋墓葬出土明器[25]的研究，将考古材料与史料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当时“以物论史”的代表，其多数观点至今仍被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所引用。

第II阶段，1966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时期由于前期考古材料少有报道，因此也导致了相关研究的缺乏。

第III阶段，1979年至今。1979年出版了《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79年各地主要考古发现的介绍，同时也有一些简单的总结性认识，它的出版翻开了对宋代墓葬研究的新篇章。此后，《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和《新中国考古五十年》，都有一些关于宋代墓葬的总结性认识。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不同区域的宋代墓葬进行了总结性概述，如安徽地区[26]、厦门地区[27]、武汉地区[28]、长江下游地区[29]等，这些新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第I阶段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融入了一些历史背景的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这些地区宋代墓葬的特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第二类：器物考察型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材料不断增多，对各种随葬品造型和工艺的研究也成了南方宋墓的研究热点之一。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对瓷器[30]、铜镜[31]、金银器[32]、丝织品[33]、漆器[34]等器物的考察。此外，墓葬中出土明器俑的造型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35]。这些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宋辽金纪年瓷器》[36]，它以纪年墓出土的瓷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宋代主要窑场瓷器的时代特征、造型、工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对南方地区窑场瓷器的探讨引用了大量南方宋代纪年墓。

第三类：葬俗考察型研究。对于宋代墓葬葬俗的考察，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研究一直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可以将这些研究划分为两型。

甲型，对墓葬与社会历史背景关系的考察。例如，对四川地区宋代画像石墓石刻题材与社会习俗的关系问题[37]、夫妇合葬墓问题[38]、小型墓问题[39]以及宋代川陕四路墓葬区域特征的探讨[40]，对闽赣地区宋代墓葬及葬俗的考察[41]，对贵州宋墓分区及形成原因的探讨[42]，对宋代墓葬防腐技术的考察[43]，对南北方过渡区域宋墓文化因素来源的考察[44]，对湖北宋墓分布差异的考察[45]，对长江下游地区宋墓与时代发展关系的考察[46]等，都属于此类研究。

乙型，葬俗与道教关系的考察。一者是研究道教对丧葬习俗的影响，如对宋代墓志所见丧期与道教关系的考察[47]以及道教对宋代墓葬所见葬俗的直接影响[48]等。再者是对随葬品道教含义的考证，如对成都平原出土道教镇墓券[49]和俑[50]的研究、对湖南地区出土瓶坛类随葬品的研究[51]、对江西地区出土堆塑瓶的研究[52]、对福建地区出土谷仓类明器和俑的研究[53]以及对整个南方地区出土盘口瓶和多角坛的分区研究[54]等。在各类研究中，以《中国道教考古》[55]为集大成者，该书分门别类地对道教产生以来各时期墓葬所反映的道教因素进行了详细考证，其中包括了大量对宋代墓葬所见道教因素的考察。此外，对买地券[56]、钱币[57]以及镇墓铁牛、铁猪[58]的宗教含义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尤其以高鹏先生对宋代买地券的功能及其所反映社会心理的研究较为全面和详细[59]。

第四类：区域分期型研究。这方面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对不同区域宋代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进行分期，有的是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界进行分区，如对湖北地区[60]、四川地区[61]以及福建和江西地区[62]的分期研究，也有的以地理为界进行分区，如长江下游地区[63]、华南地区[64]、峡江地区[65]等。这些研究在分期的基础上对历史背景也进行一定的考察，其分期成果为当地宋代墓葬的断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类：其他综合型研究。关于综合性的区域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徐苹芳、秦大树和董新林三位先生。徐苹芳先生将南方地区宋代墓葬划分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广地区、闽赣地区以及川贵地区，但对各区分期的论述较少，多以南北宋分界为分期标准[66]。秦大树先生将南方地区的宋代墓葬划分为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以及闽广地区，对于各主要地区，秦大树先生阐述了分期，并列举了各期的一些主要特征[67]。董新林先生也在中国古代墓葬的总体研究中对南方宋墓的特点进行了考察[68]。关于综合性的专题研究，主要以笔者近年来所做的研究为主，例如对南方宋墓所反映的区域共性问题[69]、厚丧薄葬及丧期问题[70]、等级差异问题[71]、年代学研究问题[72]等，但相对较为零散。

根据上文对南方宋墓各类型研究的梳理，可以将这些研究及其发展历程归纳为表1-1：

（二）历史学研究概况

与考古学研究相并行，历史学者对宋代丧葬习俗和丧葬文化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

表1-1 南方宋墓考古研究历程表

（1）对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73]。这些研究涵盖的内容较广，主要讨论的焦点是宋代烧纸钱、做明器、丧葬佛道消费等习俗的成因，以及这些习俗对后世的影响。

（2）对宋代火葬的研究[74]。多数学者认为，佛教盛行、土地兼并、穷困潦倒以及政府监管不力是宋代火葬盛行的主要原因。

（3）对宋代少数民族葬俗的研究[75]。这类研究主要是针对贵州、湖南等宋代设立羁縻州地区考古发现的历史考证。

（4）将宋代丧葬文化作为文化史或丧葬史组成部分的研究[76]。这类研究的载体都是文化史或丧葬史等专著，宋代的丧葬文化在其中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其论述的概括性较高，但是就单个问题的研究而言，此类著作引证的史料却没有前三类历史学研究详细。在这些著作中较为翔实的是徐吉军先生所著的《中国丧葬史》，该书对于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包含了宋代佛释道三教合一对葬俗的影响、宋代厚葬之风、宋代火葬之风以及宋代丧葬中的风水堪舆等问题，书中引用史料丰富，同时也有一些考古材料佐证[77]。

上述历史学的研究，有许多内容涉及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的葬俗，但是其中能做到史料与考古材料并举的不多。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历史学者引证的史料广泛而翔实，这些史料可以为考古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或是以考古材料来印证其可信性，或是以考古研究来弥补史料记载的不充分或不真实。